提起成都就无法回避重庆。自古巴蜀虽然在地域文化和人文性格上迥然不同，以至于直到今天这对欢喜冤家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成了人们乐此不疲的话题。但也许是上帝的造化，两座城市毕竟头顶同一片蓝天，脚踩同一个盆地，相距不过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在经济上的互补性也显而易见。

在300公里的范围内出现两个超大城市，重庆和成都之间的竞争不言而喻。首先，二者的城市定位就如出一辙。1993年国务院将成都定位于西南地区的“三中心两枢纽”，重庆的目标也是“三中心两枢纽”，并且还多了一个“现代化工业基地”。

成都和重庆都想当中心城市，因为都知道中心城市是高级资源最集聚的地方，结果也导致了城市之间的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但到底什么是中心城市呢？对此，王志纲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火锅理论。假如我们把中心城市看作一口火锅，那么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就在于火锅里的食物。如果火锅里烫的都是价值不菲的海参、鱿鱼，那么这个城市的聚集能力就越强，辐射半径就越广，经济就越有活力，相反，如果烫的都是些豆芽、白菜，那么城市的经营就越惨淡，城市的含金量也就越低。但是，谁都想提升城市的内涵，谁都想多烫些海参、鲍鱼，到底如何去做呢？这就需要大规模的“腾笼换鸟”，也就意味着城市的产业布局必须完成根本性的转型。

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正面临着价值的回归与再造。城市作为各种产业的超级聚合点，其空间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尽可能大的裂变效应，必然涉及到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也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大城市来说，首先是一个经济形态，其次才是一个空间形态，必须有别于其它城市，必须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充分发挥城市所应有的辐射和聚合功能。在城市圈中，这些大城市作为区域的中心城市如同心脏，心脏越发达，周边的城市作为四肢就越有活力，正如没有上海脱胎换骨的变迁，也就不会有今天华东经济圈的繁荣。

而随着中国城市群的大洗牌和时代的发展，决定一个城市能否最终中心城市的动力因子正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以前很多城市的目光只盯着GDP的总量，总是工业、工业还是工业。但到了今天，游戏规则开始变了。

首先，区域需求决定城市价值。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区域城市间的竞争关系已从你死我活的竞争，转化为互为依存、唇齿相依的联动发展关系，城市的价值和地位最终取决于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影响和作用，及周边城市对它的依存度。

其次，消费规模决定经济规模，在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今天，城市的经济规模不再取决于城市的生产能力，而在于城市能聚合多大的市场需求，创造多大的消费市场。

其三，要素流通决定城市能量，城市的辐射能量主要体现于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物质流等经济要素的流动速度和流动量。

其四，聚合能力决定城市地位。城市的领导地位首先取决于它的经济影响力，即它对外的经济辐射和集聚能力。

此外，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表明：早期的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孪生子，二者同频合拍，同步发展。这个时期的产业经济自然是以第二产业为主，随着第二产业的高速发展，逐渐催生出现代第三产业。当第二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在GDP的比重中接近一半的时候，此时第三产业的比重开始与第二产业相当，城市化的发展出现了第一个拐点。但翻过这个拐点之后，第二产业的产值无论如何增长，其相对值开始慢慢下降，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的推进作用日益凸显，这个时候的现代服务业不仅服务于城市自身和周边地区，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辐射更广阔的地区。根据物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科技流的集聚程度，城市在城市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开始出现分野，于是出现了所谓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国际都市等等。

此种背景之下，成都应该重新审视和重庆的关系。

重庆和成都其实是“公不离婆、秤不离砣”，尽管在民间的心态上谁也看不起谁，但事实上谁也离不开谁。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势影响下，成都与重庆最终必会走向竞合，加大互动，联手共同托起成渝都市圈，使之尽快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中国第四极。只有这样，才能“大河涨水小河满”，二者才能共同走向双赢。

事实上，直辖后的重庆，确实非同凡响，以空前的手笔实现着一个国际大都市的梦想。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进入三期建设，吞吐1500万旅客的机场正在扩建，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系统初具雏形。2002年时，计划10年内将要投资6000个亿，要打造名副其实的西部枢纽和大西南地区无可争议的窗口与龙头。

此时，成都与重庆正面硬拼，并不具备足够的资本，也毫无特色可言。相比重庆而言，成都的工业基础薄弱，几乎找不大任何大型的工业项目。所以，成都要想在和重庆老大哥的竞争中力拔头筹，就不能亦步亦趋地跟在重庆后面追赶，而必须根据自己的特点另辟蹊径，走有自身特色的道路。

仔细分析，成都也有诸多重庆所不可比拟的独家优势：

其一，在西部的穷山恶水中，成都是一片天赐的绿洲，注定是西部最适宜人居的都市；其二，成都还是一片人文绿洲，在人们越来越追求精神体验的今天，成都平原千年所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其三，成都的商贸经济源远流长，在汉代就与洛阳并列为五大都会之一，唐时与扬州齐名，有“扬一益二”之称，宋元以来一直作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一位长期驻扎在重庆的西方媒体记者在谈到重庆与成都这两个城市的竞争时也承认：如果是制造业，外国投资者一般会选择重庆，因为这里拥有所有的运输条件，而如果是服务业，则会更倾向成都，因为这里拥有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并有丰富的文化生活和娱乐活动。

成都具备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良好基础。对于成都而言，与重庆的城市竞争与其说是GDP的竞争，不如说是软实力的竞争，与其说是工业的竞争，毋宁说是新兴第三产业的竞争。

总之，成都与重庆的产业应互相支撑而不是互相抵消，重庆搞工业，成都就应该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重庆做实力，成都就应该做辐射和聚合能力，重庆打造硬实力，成都就应该构筑软实力，重庆开厂，成都开店，重庆强健骨骼和躯干，成都就要做心脏和神经中枢。只有这样，两座城市才能避免出现比拼资源、恶性竞争的局面，也可达到最终双赢的结果。

在成渝“双城记”中，成都应该演绎与重庆的差异化竞争之路。当成都沿着这种以柔克刚、以柔制胜的差异化竞争道路不断坚持下去时，会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重庆的经济实力越强，对成都的需求也就越强，重庆的硬实力越强大，成都的软实力的作用也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