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怎么办？如果收入不平等，那前述三种可能性并无差别。但无论AI机器人是否替代所有的工作、部分工作或不会替代任何工作，收入不平等都将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让我们探索一下原因。

“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是老生常谈的论调之一。然而，数据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两位意大利经济学家将1427年佛罗伦萨的税务记录与今天的税务记录进行了比较，发现当时最富有的家庭现在仍然是最富有的。在英国，使用同样的方法，其他经济学家发现，1170年的富人似乎仍然是今天的富人。但为什么会这样呢？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富人控制着政府，并在社会上施加影响，从而能够在经济层面为自己谋取利益。第二种理论认为财富创造财富。在大富翁游戏中，通常每个玩家是从1500美元起步的。现在我们试试玩一个不同版本，让有些玩家从50美元开始，另外一些从5000美元开始。

这两种对富人变得越来越富的解释很可能都是正确的，但在现代，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在起作用。富人能够调配更多的技术，从而能够更快地增加财富。工人吉尔(Jill)有了手机，是的，她的经济潜力增加了。老板简(Jane)给她的1000名员工中的每个人都下发了一个新的生产力管理软件，然后将提高了1000倍的生产力收入囊中。但要做到这一点，她首先必须有钱购买1000份软件。这就是在现代社会用财富产生更多财富的方式。

此外，今天的技术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因此，投入很少的钱创造巨量的财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容易，然后再利用这些财富创造更多的财富，生生不息。现在活着的亿万富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他们中靠自己赚钱而不是继承遗产的比例还在继续上升。你怎么能在1000年前白手起家，然后不断创造出10亿美元的价值呢？但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谷歌创造了七位亿万富翁，脸书创造了六位。所以在现代，旧的财富得以保存，新的财富得以创造。仅仅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但事情不仅如此。

事实证明，新技术的经济效益对富人的帮助大于穷人。这是怎么回事？从技术中获得的经济收益有三种不同的分配方式，只有其中一种可以帮助穷人。

首先，当技术被企业采用时，所有生产率的提高都会通过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率来推高公司股票的价值。因为在美国，70%的股票由20%的人持有，所以这一经济利益就落入了这20%的富人手中。与此同时，这些企业的工人以固定价格出售他们的劳动力，在经济上并不分享新技术带来的效率收益。如果你在零售巨头公司工作，它安装了一种新技术，可以在结账时更快地扫描商品价格，那么这家公司的成本就会降低，但小时工却不会因此而加薪。所以，技术能够而且经常能够提高企业利润而不提高工资。这就是为什么在收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股市可以上涨。

其次，对于个体经营者或能够出售其产出(而不是按小时计算的劳动力)的人来说，他们能够获得技术带来的效率收益，因为他们可以说是自己公司的所有者。这些人大多属于中高收入阶层，包括律师、会计师和建筑师。他们能够有效利用技术来减少他们必须做的低价值单调乏味的工作，从而腾出时间来做更多高价值的工作。律师过去花费大量时间研究法律判例，如今可以在瞬间完成这一搜索，并以此收回数小时或数天的生产力，再将其卖到其他地方。

最后，富人和穷人都受益于他们消费的商品的低成本和高质量。例如，所有的消费者都能买得起比上次大两倍的电视机，不是因为他们赚了更多的钱，而是因为电视机的价格没有随着电视机尺寸的增大而上涨。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在15年的时间里，伴随生产效率的提高，价格降低，质量提高，T型车(Model T)的价格下降了近75%。这种实践今天还在继续，只是速度更快。

当然，即使在最后一种情况中，富人受益也比穷人更多，因为他们消费得更多。但对穷人有好处并不是一件小事。以互联网为例。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人要付你多少钱才能让你不再使用互联网？假设你回答“100万美元”。在某种现实意义上讲，这意味着互联网对你来说价值100万美元。但是你可以从当地的宽带供应商那里以每月49.95美元的价格买到它。这对你来说是巨大的利润!我们的现代技术确实提高了几乎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如今，一个拥有智能手机的人可以获得比10年前地球上任何人更多的信息，而且拥有比20年前大多数人更好的相机。智能手机的通信能力还会让几年前的国家元首和军队首脑羡慕不已。事实上，它们的计算能力比1950年地球上存在的任何东西都要强。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便携设备，你可以通过一个为期两年的合同免费获得。除此之外，还有其他10 000种技术可以改善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从抗生素到止汗剂再到防抱死刹车，这样的技术数不胜数。因此，科技对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和经济生活水平都大有裨益。

这三种机制全都讲的是技术生产率的提高如何直接惠及高收入人群，而只间接地帮助低收入人群。这并不是某种阴谋，而是事情的发展方式就是如此，也是技术需要投资，投资需要财富这一事实的结果。所以这就是技术进步如何在政策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加剧收入不平等的原因，更多的技术只会导致更多的不平等。

另一个进一步加剧经济不平等的因素是，目前技术投资的回报超过了劳动力投资的回报。换言之，如果你是一名企业主，准备用1000美元投资你的企业，总的来说，你把钱投资在新技术上会比把这1000块钱花费在支付员工加班费上赚得更多。有许多政策举措可以抵消“劳动力投资回报低”这一影响，包括通过培训提高工人生产率，减少劳动所得税，从而降低劳动力价格，以及取消鼓励资本投资于技术而非劳动力的人为低利率。

一定会有人问，收入不平等是否真的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为什么不去关心诸如“非富人的绝对收入”呢？技术让一些人比以前更容易创造数10亿美元的财富，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穷人的收入翻一番，富人的收入翻三倍，这加剧了不平等。但如果有人提出让穷人的收入翻番，我猜穷人会欣然接受。在我看来，美国的收入中位数持平而国民生产总值却在上升，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是这样总结的：

富人做得非常好，企业做得也很好，利润率与历史水平相比非常高，但对于占总人口20%的最底层的2400万人来说，最高年收入只有2.2万美元。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让每个人分享我们所拥有的财富。

好消息是，考虑到我们即将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贫困和工资停滞是我们应该能够解决的问题。

社会动**

无论机器人和工作岗位发生了什么，都不太可能发生动**，因为社会动**的代价远远大于防止其发生的代价。如果出现第一种可能性所设想的情况，我们都是利益共同体。但从逻辑上讲，要实现这一设想情境，还必须经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如果我们制造机器来做几乎所有的事情，只有当机器比工人更便宜、更好用时，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因为机器而失业，那么按照逻辑，这将是一个国民生产总值飞速增长的世界。

但有一个担忧。史蒂芬·霍金说得好：

如果可以分享机器生产的财富，那么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奢华的休闲生活，可如果机器所有者游说反对财富进行再分配成功，大多数人可能最终会陷入悲惨的贫困境地。

可能会发生什么？如果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一边是0.1%极端富有的机器拥有者，另一边是99.9%的人，这些人现在失业了，破产了，对整个悲惨的事态很不知所措怎么办？

当富人听到“暴民”们第一次抱怨时，会发生什么？他们肯定了解足够多的历史，知道暴徒会惹是生非、急躁激进。毫无疑问，像法国人不久以前所做的那样，砍掉几个脑袋的渴望仍然潜伏在暴民心中，几乎不受到文明的制约。富人将知道他们没有国王的神圣权力来约束愤怒的暴民。

因此，富人和有权有势的人有两种选择：贿赂或武力。在过去，他们要么用面包和马戏团收买穷人，要么用暴力镇压他们。你会怎么做？还记得吗？这一切都是在数万亿美元新增财富的背景下发生的。你会试图冒险去镇压那99.9%的穷人吗？还是让富人接受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12]的扩张？

我不认为理性的富人会选择“镇压”选项。毕竟，这99.9%的人也拥有求偿权。在民主国家，他们可以推选令货币贬值的领导人，这样就可以将财富从债权国转移到债务国。他们可以制定充公赋税(coniscatory taxes)，就像二战后的英国一样。他们可以贬低财富，这种力量尤其强大，因为在现代世界中，公众舆论是最强大的社会力量。

因此，我不知道富人是如何一边避免“分享财富”，一边维持动**发生的低概率。

第二种可能性设想的情况怎么样呢？记住，那个世界就像大萧条时期一样，只是它是永久性的。然后会发生什么呢？

大萧条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这个时期各种各样的坏事发生了：犯罪率上升，卖**率上升，营养不良率上升，自杀率上升，等等。但并没有大范围的动**。那些害怕会发生社会动**的人，他们的担心主要来自大量工作岗位的过快流失。虽然我们的农业人口从90%减少到2%，但这花了200年的时间。可是未来呢？我们会发生戏剧性的、闪电般快速的工作岗位流失吗？不太可能。在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失业率在短短四年时间内从5%上升到20%。即使是那些最担心技术导致失业的人也不认为我们会在四年内失去15%的工作岗位。

但如果我们真的有像大萧条那样的永久性失业怎么办？社会会做何反应？这和可能性一的答案相同，在可能性一中，社会动**的代价远远大于避免社会动**的代价。如果你回顾历史上的社会动乱时期，只有当没有足够的财富来平息它时，它才会成功发生。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君主政体被打破了。当俄罗斯公民起义时，俄罗斯一贫如洗。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所有失业都是源于财富的大幅增长，而不是财富的缺乏。问题的关键不是缺钱，而是资金分配不均匀。

最后，如果第三种可能性发生，那么我们不会看到动乱，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大范围的动乱。可能性三的情况就像现在的情况一样，只是我们都更富有了。

普遍基本收入

为什么穷人穷？叫我普林斯顿·皮特(Princeton Pete)吧，我主张他们很穷是因为他们没有钱。普遍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直接办法。顾名思义，这是每个人的最低保障收入。

UBI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最近又流行起来。支持这一观点的人是一群同床异梦之人，他们很少达成一致意见，彼此都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对方。自由派人士认为，当前的政府扶贫项目体系本质上是有辱人格的，需要反复对无数官僚封地的小暴君们卑躬屈膝。支持这一项目体系的保守党人已经屈服于福利国家，但没有屈服于其错综复杂性，以及所有代价高昂的低效和冗余。甚至一些自由论者也喃喃地赞同说，这“至少不会扭曲边际激励[13]”(自由论者经常这样说，甚至在党会上也是如此)。

让我们看看这个想法从何而来，它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是否会实现。

正如我所说，这是一个古老的想法。没有经过经济情况调查的经济性政府津贴，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任何愿意排队领取面包的公民都可以领取大量补贴面包。

反对UBI的声音同样由来已久。就在2000年以前，西塞罗(Cicero)[14]在为普布利厄斯·塞斯蒂乌斯(Publius Sestius)[15]辩护的演讲中说：

盖乌斯·格拉古(Gaius Gracchus)[16]提出一项谷物法。人们很高兴，因为它不用劳动就能提供丰富的食物。然而，真正的善人却反对它，因为他们认为此举会引导群众从努力工作转向懒惰，他们会眼睁睁看着国库耗尽。

在其现代的化身中，UBI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哲学家，他们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普遍观点。第一，没有人应该“谋生”，也就是说，没有人需要争取生存权。所有人都有生存的权利，无论他们能否在经济上养活自己。他们赚取收入的能力应该与他们生存的权利脱钩。这是基本人权的观点。

另一种观点则完全不同，它与人权无关，而是与财产权有关。这种观点认为存在大量科学知识、社会制度和共同的惯例，如语言、金钱和法律，这些都应该被合法地视为人人共享。那些创造了一个新部件并赚了100万美元的人是利用这些共同拥有的资产赚了100万美元。事实上，可以认为几乎所有的财富都是由这些资产创造的，因此每个人对几乎所有的钱都有平等的所有权。对于那些正在推进这一进程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条便捷的思路。

美国的开国元勋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相信这两种观念的变体。他在1797年写的一本名为《土地正义论》(Agrarian Justice)的小册子中，提出了普遍收入的主张。这一主张的前提是，在我们作为狩猎采集者的自然状态下，地球是“人类的共同财产”。除此之外，水、空气和动物也是如此。但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财产制度，超过半数的人口不再拥有任何土地。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他没有拒绝财产所有权本身；相反，他主张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国家基金，当每个人年满21岁时，应该从这个基金中得到总计15英镑的款项，作为每个人因为引入土地财产制度而遭受的自然继承物损失的部分补偿”。

UBI的想法从未完全受冷遇。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17]非常坚决地表示支持：

我们必须完全地摒弃貌似有理的观念——每个人都必须谋生……我们不断创造新工作都是因为这种错误的想法，即每个人都必须从事某种苦差事，因为马尔萨斯-达尔文主义(Malthusian-Darwinism)认为人必须工作证明自己有生存权。所以我们有检查“检查员”的检察员，和为了让“检查员”检查“检查员”而制造工具的人员。人们真正的工作应该是回到学校，在有人出现并告诉他们必须谋生之前，思考随便什么他们在思考的事项。

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一份名为《三重革命》(The Triple Revolution)的备忘录提交给约翰逊(Johnson)总统时，美国似乎到了实现普遍基本收入的时候了。这份名单由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政治家、未来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技术专家在内的精英人士共同签署。报告称，在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世界里，“掩盖一个历史性悖论变得越来越困难：在有足够的生产潜力满足美国每个人的需求的时候，相当大一部分人口靠最低收入(通常低于贫困线)生存”。

报告最后呼吁建立UBI：

在通常被认为是工作的地方……因此，我们敦促社会……做出无条件的承诺，作为一项权利，向每个人和每个家庭提供足够的收入。

这份报告不止表明了经济匮乏的时代即将结束，还认为“公平分配”将取而代之成为一个新的经济问题。

作为对备忘录的回应，约翰逊决定成立一个蓝带委员会(如果你决定设立一个委员会，不要搞红丝带或白丝带，直达蓝带)，并称其为“国家技术、自动化和经济进步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chnology， Autom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其任务是了解自动化对工作的影响，并提出政策建议，以减轻其有害影响。

仅仅几年之后，在尼克松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就成为了有史以来最接近UBI的国家。尼克松和参众两院一样支持这项法案，但它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夭折，成为政治内斗的受害者。

UBI如何执行的？在其最纯粹的形式下，UBI不进行经济情况调查。每个人都能得到它。在这方面，它就像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一样，每年一次向阿拉斯加的每个人支付同等份额的本州产油资产收益。无经济情况调查UBI的支持者认为，这是UBI获得政治保护的唯一途径。他们指出，社会保障之所以神圣不可侵犯，正是因为它具有普遍性。此外，社会保障和阿拉斯加永久基金也不被视为福利，因此不会比在一家新汽车经销店盛大开业时抓一个免费热狗吃更让人感到耻辱。他们认为，经济情况调查将使其成为一个政治目标，并使其蒙羞，并仍将要求穷人“毕恭毕敬”地接受测试。

不进行经济情况调查的原因显然在于成本。让我们来看一些数字。在美国，我们有17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联邦预算是4万亿美元，州预算是1.5万亿美元，地方预算是1.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在一个17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中，我们的政府成本是7万亿美元，或者说正好是40%。

美国的贫困线是每年人均1.2万美元。UBI要确保没有人低于这一水平。因此，它将每月支付1000美元给每个美国人。考虑到我们的人口是3.2亿，每月将花费3200亿美元，即每年大约5万亿美元。所以，在经济体量还是17万亿美元的前提下，政府的成本却将增加到12万亿美元，大体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70%。当然，在理论上，当你有UBI的时候，你会取消一些其他的政府项目，比如食品券，这可以贴补一部分UBI成本。

现在，这个分析有点误导人，因为政府将会收集大量的现金并在扣除手续费后立即支出。但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这都将使政府获得前所未有的经济总量。70%的总税率意味着中产阶级和富人的税率超过70%，以抵销穷人的较低税率，因为穷人大概不希望税率达到70%。当然，世界以前也经历过高税收。20世纪60年代，英国政府对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的大部分收入征收98%的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歌曲《收税员》以“让我告诉你怎么做/你留一块，十九块给我……百分之五是不是好像太少了/我没全部拿走你就应该心存感激了”开头。这种税收水平显然是令人窒息的，创作这样的歌词也不足为奇了。

关于UBI的成本，有人建议，应将其系统安排在现有的成本总额制度范围内。即通过缩减其他成本，为UBI集结资金，因此他们要求废除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食品券，以及所有其他涉及向个人转移或补贴的政府项目。随着收入的增加，他们还打算适度减少福利。批评这一安排的人士认为，它将从本应有资格享受这些服务的穷人那里收取资金，并支付给富人，而后者同样也能获得UBI。

另一种情况是，我们最终采用了UBI。考虑到教育、医疗和住房的价格都在上涨，政府也许只能以一种有效的方式补贴这三个领域。先例已经树立：事实上，在美国，房屋税减免的利息代表着一种事实上的补贴。其理由是：普遍的房屋所有权对其本身是有益的，国家通过这种方式鼓励人们添置房产。同样在健康和公民教育领域也是如此。

UBI的另一种选择形式就是不保证收入，只保证工作。这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形式之一。首先，我们可以重新定义什么是工作。目前，哪些活动能给你带来收入、哪些活动不能给你带来收入、哪些活动能把你归类为就业者，哪些活动不能把你归类为就业者，这似乎有点随机。如果你照顾自己年迈的父母，那就不是一份工作，你处于失业状态，但如果你照顾别人年迈的父母，你就算有工作了。在当地食品银行做全职志愿者的退休人员算是无业人员，而同一家食品银行的兼职办公室经理就是就业状态，并领取工资。我们可能会想出办法，让所有以任何身份“工作”的人都被认为是被雇用的，并能得到报酬。虽然这样的制度有可能被滥用，但通过一系列的代金券和信用额度，它将是切实可行的。它保留了工作所能带来的尊严和目标，并肯定了每个人都有某种贡献社会的方式。

对政府来说，致力于为失业者提供培训和教育的项目更合理、也更能给予失业者力量。几乎所有人都认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真正实现经济转型，这些项目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大幅增加。

另一种保证就业的方法是政府雇用失业者，就像它在大萧条时期所做的那样。政府作为一个最后兜底的雇主，可以雇用1000万人，每年付给他们每个人35 000美元，政府还要管理这个项目，并保证其大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试想一下，1000万人是如何被安置工作的：建造基础设施、粉刷壁画、种植树苗，以及其他100万项活动，这些活动绝不是“无用工作”。在大萧条时期，工程进度管理署(the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雇用了数百万人，并利用他们的联合劳动将19世纪的美国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带入了20世纪。类似的推动我们进入21世纪的努力或许也即将到来。

什么样的社会力量会反对UBI？富人吗？也许会。但是，对于未来不得不在生活区域设置路障，以隔离日益**的暴徒的设想，可能足以激励一些人支持UBI。若非如此，怎么连亿万富翁中最铁石心肠的埃比尼泽·斯克鲁奇(Ebenezer Scrooge)[18]也赞成对富人征收高税率并配以UBI呢？UBI将为埃比尼泽的产品创造客户，因此他可能会推断，他可以把所有的税款连同其他亿万富翁支付的一大笔钱一起收回。

UBI的批评者对它的评价往往是很尖刻的。奥伦·卡斯(Oren Cass)在为《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撰写的文章中写道：“依赖政府救济的下层阶级将不再是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是将被重塑为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其他针对UBI的批评包括，它剥夺了人们从事生产性工作所能得到的尊严，它破坏了自力更生，它让每个人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于他人，从而破坏了家庭。此外，没有工作的人容易成为没有目标的人，长期的休闲会导致大脑和身体机能衰退。简而言之，谋生需要促进自力更生，赋予生活以目标，并使我们每个人都能作为一个整体中相互依存的一部分参与社会。目标在这里非常重要。著名记者、风险投资家埃丝特·戴森(Esther Dyson)就这个话题展开了雄辩：“我在俄罗斯生活过一段时间，我发现那里的女人比男人好过得多。男人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漫无目的地讨生活，做着无用的工作，挣得很少的工资，然后他们的妻子拿着卢布，排队领取食物并抚养孩子。”

UBI会引起通货膨胀吗？可能。如果所有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突然被提高到贫困线以上，他们就会花钱。因此，富人不会花掉的钱将重新分配给穷人，而穷人会花掉这些钱。这将导致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急剧增加，从而引发通货膨胀。

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升时，贫困标准也会相应拉升。然后建立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每个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上。那些居住在美国的人是幸运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足够富裕的国家，甚至可以参与今天这样的辩论。全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9000美元，但在美国，我们将贫困线定义为人均12 000美元。换句话说，我们是如此富有，我们贫困线比全球平均收入高出33%。

但是，对于那些无力就UBI或“重新定义就业”或“重新培训人口以适应未来就业”展开辩论的国家会怎样呢？“最底层的10亿人”会发生什么？也就是那些每天设法靠不到两美元维持生存的人，他们会永远贫穷吗？他们确实提出了一个看似棘手的问题：教育缺乏、基础设施差、营养不良、医疗保健不足以及政府经常功能失调的困扰，他们仍然必须在无情的世界里竞争，在这个世界里，一个人可以赚取的最高工资上限在他可以创造的价值内。他们现在必须和机器人竞争吗？技术将再次引领向上的道路。我们会在第五部分中更详细地探讨这一点，但现在只需要说，那些赋予人们能力并促进人们自给自足的技术，诸如互联网、3D打印、手机和太阳能，给予了这个星球上最贫穷的人心怀希望的真正理由。虽然对于富人来说，技术为其提供了500个分散注意力的渠道，但它会给穷人带来干净的水、便宜的食物和100种释放他们潜能的方法。

那么，我们会采用UBI吗？如果第一种可能性发生，是的，我们极有可能会采用。

如果第二种可能性发生，也很大概率会采用UBI。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所言：“在(UBI)被认真对待之前，中产阶级需要经历比以往多得多的工作岗位和工资流失。不幸的是，这些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将在大约10年后就最低基本收入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

如果第三种可能性发生，那么UBI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经济增长将缓解其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