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不出所料，两三天之后，使小六陷于苦恼的佐伯家送来了回信。内容极为简略，不过是婶母亲笔写的。本来用一张明信片就足够了，却郑重其事地用了封口的信，贴了三分钱的邮票。
宗助从机关下班回家，把紧身的筒袖工作服扒下来，换了衣服刚在火盆前坐下，看到抽屉处插进了一封特意留了一些在抽屉外的信。宗助喝了口阿米斟好端来的粗茶，立即启封看信。
“哟，安弟到神户去了啊。”宗助一面看信一面说。
“什么时候的事？”阿米就这么保持着把茶碗端到丈夫面前时的姿势，问道。
“信上没写具体日期，只是说反正不久就回东京的。看来就会回来的吧。”
“什么‘不久就怎么、怎么’的，毕竟是婶母的说话口气呀。”
对于阿米的这种看法，宗助不置可否，而是径自把看过的信卷好，随手一扔，摩挲着自己那四五天没刮过胡子的脸颊，感到有些扎手。
阿米随即把信拾起来，却不大想读，只是把信放在膝上，望着丈夫的脸。
“信上说不久就要回东京，这算是什么意思呢？”阿米问。
“那就是说，一俟回来就同安之助商谈，然后当来拜访。”
“这‘不久就要’嘛，真够含糊的。应该写清楚什么时候回来嘛……”
“是啊。”
阿米出于慎重，把膝上的信纸展开来读了读，然后按原样折起来。
“请把那信封拿给我。”阿米把手伸向丈夫。宗助拿起位于自己同火盆之间的蓝色信封，递给妻子。阿米朝信封中“噗”地吹了口气，使封口张开，把信纸装进去，然后到厨房去了。
宗助就此把来信的事抛到脑后，不再理会了。他想起今天在机关上班的时候有同事谈及“在新桥旁碰见了不久前从英国来日本的基钦挪尔[6]元帅”，似乎成了那样的人物后，走遍全世界都会引起社会的轰动，不，实际上这种人也许生来就是那样的人物吧。宗助把自己迄今为止在人生道路上的遭遇以及紧接着将在自己眼前展开的未来，同基钦挪尔这种人物的境遇对照着比较了一下，觉得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宗助心里这么想着，同时不停地抽着香烟。屋外，自傍晚起刮风了，传来的风声仿佛是从远方认准目标奔袭而来似的。风不时停歇一下，碰到这种间歇时，显得寂静极了，竟比狂风大作更觉凄惨。宗助抱着两臂，想到现在已临近鸣警钟防火灾的时节了。
宗助走到厨房看看，见妻子把炭炉烧得很旺，在炒鱼片；阿清则弯着腰在水槽那里洗着咸菜。这两个人都一声不吭，专心致志地干着自己的事。宗助推开拉门，站着听了一会儿从鱼片上滴下油汁的声音，然后默默地关上拉门，回到原来的坐处。妻子是目不转睛地只顾炒菜。
吃过饭后，夫妇俩面对火盆相向而坐。
“佐伯家那里真伤脑筋哪。”这时阿米又搭讪道。
“嗯，毫无办法。看来只好等安君从神户回来再说了。”
“是不是先去见一见婶母，把事情说一说呢？”
“是啊。哦，我想这几天应当会有消息来的，暂且等一等吧。”
“小六弟要生气的呀，你说是不是啊！”阿米特别提醒丈夫注意这一点之后，微微一笑。宗助垂着眼，把手中的牙签插到和服的衣襟上。
隔了一天，佐伯家总算来了信，宗助便写信告诉了小六，并在信末按常例添上了表示这几天大概会有着落的话。这么一来，宗助感到在这件事上暂时松了口气。宗助的脸上露出“在事情的自然趋势未再逼至眼前时，还是把这事忘掉，免得烦神”的神情，每天到时候上班、到时候下班。他下班回家已经不早，一般回家后就懒得再出去了。来客几乎没有。没什么其他事情的时候，他就在十点钟之前让阿清去睡了。夫妇俩每天晚饭后都要面对面地坐在火盆的两侧，作一个小时光景的闲聊。话题不外乎日常生活上的事。不过从来不谈及诸如“这个月底如何付清米款”之类的家计窘境，也不作青年男女间那种艳情蜜语，关于小说或文学评论方面的话就更不用说了。他俩的岁数都不算大，却已像是那种过来人似的，天天过着朴实无华的日子。看上去，好像一开始就是两个极平常、极不显眼的人为了结为例行的夫妇关系而凑合到一起来似的。
从表面上看，夫妇俩都是无忧无虑的人。从他俩对小六的事情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就不难想象了。但阿米毕竟是个女流，她曾经提醒过宗助一两次：“安弟还没有回来吗？你这个星期天去番町走一次行不行……”
“嗯，去一次也好。”宗助只是这么回答而已。等到这“去一次也好”的星期天到来时，却又像忘掉完事了。阿米见状也没有责难的表示。
如果哪天碰上好天气，阿米就说：“去散一会儿步吧。”碰上刮风下雨，又会说，“今天幸好是星期天哪。”
总算走运，小六此后没有来过。这个青年人有些神经质，执拗得很。他一旦有什么想法，绝不肯半途而废。这与学生时代的宗助十分相像；但有时也会突然变卦，现出把昨天的事完全忘却的神情。毕竟是同胞弟兄，凡此种种，小六极像早年的哥哥。此外，小六的思路比较清晰，他是把感情掺进了思路呢，还是在感情上套了理性这个框框呢？这虽然不得而知，但是不讲清楚理由，小六绝不罢休；如果理由充足，他就一心要使这些理由起到作用。加上他的精力充沛，在程度上超过了他的体质强度，所以大都能凭他那年轻人的血气行事。
宗助每次看见弟弟小六，总感到那是昔日的自己再次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眼前似的。宗助有时候会产生惴惴不安的情绪，有时又会觉得心里很不痛快。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宗助心里就会想：“这是不是上苍故意把小六摆在我眼前，以便尽量反复地唤醒我对往事的苦痛回忆呢？”这是多么可怕！“难道我这个弟弟就是为了重蹈我的命运而降临人世的吗？”想及这一点，宗助越发感到惴惴不安了。有时候毋宁说是感到很不愉快。
但是迄今为止，宗助既没有对小六提出过什么说得上是意见的话，也没有对他的前途指点些什么。他对待弟弟的态度，是极其平庸的。宗助现在的生活是消沉的，以致不能想象他是一个有过那种过去的人，他在对待弟弟的态度上，也不大摆出自己乃是有过什么不凡经历的长者腔。
在宗助同小六的中间，本来还有两个兄弟，但是都过早地夭折了，所以这兄弟之间竟相差了十岁光景。再说宗助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因故转学京都，兄弟俩一起生活的日子遂告结束，那时小六是十二三岁。那时候小六是一个脾气犟、不听话的捣蛋鬼，这使宗助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父亲还活着，家境也不坏，家中的下房里还住有长雇的包车夫，一家的生活过得很宽裕。包车夫有一个比小六小两三岁的孩子，这个孩子老是同小六在一起玩。有一年夏天，太阳火辣辣的，两人在长竹竿的一端安了个装点心的袋子，到大柿树下捕蝉。宗助见状，叫道：“小阿兼，你这样脑袋顶着太阳，会中暑的啊。喏，把这个戴上！”说着，把小六的旧凉帽给了那个孩子。小六见哥哥把自己的东西擅自给别人，很恼火，一下子夺过孩子接下的帽子，摔到地上，同时一个箭步踩住帽子，把一顶麦秸草帽踏得不像个样子。宗助赤着双脚从廊庑上奔下来，揍了小六的脑袋。自此以后，小六在宗助的眼睛里就成了一个可恶的坏孩子了。
二年级的时候，宗助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大学，而且不能回东京的老家。他从京都径直去了广岛，在那儿生活了半年光景，父亲去世了。母亲是六年前先于父亲去世的，所以老家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父亲的小老婆，二十五六岁；一个是小六，十六岁。
宗助接到佐伯家拍来的父死讣电，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东京。在葬仪等事宜了结后，宗助觉得应把家务处置一下，清查之后，发现家底竟出乎意外得可怜，而且债台高筑，简直令人大吃一惊。他去同叔叔佐伯商量，说是别无办法，只好卖房子。最后商定，付一笔钱给父亲的小老婆，打发她立即离开这里；小六嘛，则暂拜托叔叔家照顾。但是，主要的问题——那房产绝不是想卖掉就顿时可以脱手的。无奈之下，宗助只好央求叔叔暂且张罗一下，先把眼前的难局打发过去。叔叔这个人染指过各种事业，都失败了，可以说是个爱冒险的事业家。宗助从前在东京的时候，叔叔会时常把事情说得天花乱坠，说动宗助的父亲拿出钱来。宗助的父亲也可能有他自己的贪欲，但他掷到叔叔事业里的钱，确实相当可观。
在父亲已经去世的当时，叔叔的情况好像没多大改变，不过碍于父亲生前的情谊，加上这一类人的一般规律——碰上某些场合，还是表现得比较能够通融的。叔叔很爽快地接受了侄子的委托。而宗助就把变卖房地产等一切事宜，交给叔叔全权处置了。换言之，宗助仿佛是把房地产当作急于取到钱而给人的一种报酬似的献了出去。
“反正我看哪，要是没找着这些东西的合适买主而卖掉的话，是会吃亏的呢。”叔叔说。
至于家具之类只会占地方而又不值钱的东西就悉数出卖了，只有五六幅挂轴和十二三件古董交付叔叔保管，宗助接受叔叔的意见——还是耐心地物色到适当的需求者再卖，以免吃大亏。除去一切开支后，宗助那次净得了两千元左右。但是，还必须从中拿出一部分来给小六作学费，如果将来分月邮寄给弟弟，那么，在自己尚未站稳脚跟的当时来说，恐怕会陷于难以兑现的局面。所以，宗助虽然感到有些进退两难，还是断然分了一半钱交给叔叔，作为照料小六之用。他想，自己已经半途失学，至少该让弟弟就学成材；并且抱着一线很不可靠的希望——手头这一千元钱用完后，总有办法可想的，也有可能从别人那里得到些钱的——回广岛去了。
大概是半年之后吧，叔叔寄来了一封亲笔信，信上说：“房子终于卖掉了，请放心。”但是压根儿不提卖了多少钱之类的话。宗助回信去询问，隔了两个星期才来了回音，说是“反正足够还清上次垫付的款子，别挂念就是了”。宗助看了这封回信，颇感不满，但是见信里还写着：“详情日后面告……”便想立即到东京去一次。他半带商量地对妻子说：“其实是这么回事……”阿米现出了不胜同情的神色，说：“不过，你去不了呀，真没办法呢。”她又照例笑笑。宗助这时才像是从妻子嘴里听到宣判的人似的，抱紧着两臂沉思了一会儿，确实，自己是处于绞尽脑汁也无法摆脱的境遇之中，只好听其自然了。
事不得已，又通了三四次信，结果毫无新的进展，对方的回信老是像印出来似的，一味重复着“详情日后面告……”的话。
“你看，毫无办法啊。”宗助现出一肚子气恼的神情，看着阿米。大约三个月之后，宗助总算碰上了机会，可以带着阿米到阔别已久的东京去一次。不料在出发前夕受了风寒，只好卧床。后来竟转为伤寒症，在病**躺了六十多天，病后衰惫得厉害，又有个把月无法好好工作。
等到身体康复没多久，宗助竟又不得不离开广岛搬到福冈去了。宗助本想利用搬移之前的好机会，到东京去一次，但又碍于种种的事情而未能如愿以偿，只好把自身的命运系到了下行列车[7]上，奔赴福冈而去。这时候，他从东京带来的那笔典卖房地产的钱已经花得所剩无几了。在福冈生活了两年光景，日子过得拮据不堪。宗助时常缅怀自己在京都求学时，可以随时以各种借口向父亲索取大笔的钱来随心所欲地花费，同眼下的情况对比一下，不免感到一种受因果宿命所控制的恐惧。有的时候，宗助暗中回顾一下已经逝去的青春，就会像如梦初醒时眺望远处的烟霞似的，领悟到那是自己的荣华正处在顶峰的时期啊。
宗助在苦恼不堪的时候，会对妻子这么说：“阿米，事情搁置了很久了，上东京去交涉试试怎么样？”
阿米当然是不予拦阻，只是垂着两眼，有点儿忧虑似的答道：“看来是徒劳啊。因为叔叔这个人太靠不住了。”
“也许对方认为我们靠不住呢，而我们又认为对方靠不住。”宗助先是自以为是地说道。但是望望阿米低垂着两眼的样子，顿时又显得有些气馁了。
这样的对话，起先是每月出现一两次，后来是两个月出现一次、三个月出现一次，再后来，终于出现了这样的对话：“算了，算了。只要小六能得到照顾就行。别的事嘛，哪一天上了东京，当面总能解决的呀。嗯，阿米，这样不就行了吗？”
“这当然行啊。”阿米答道。
宗助便不去理会佐伯家那头的事了。他觉得，即使从自己的过去来说，也不能贸然向叔叔启口索取钱。所以有关这方面的事情，宗助始终不曾在信上交涉过。小六虽然时常有信来，也多是极短的形式性的话。宗助脑海里的小六形象，一直是父亲去世时在东京所见到的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的形象，也就当然不会产生让这样的孩子作代理人去同叔叔交涉的念头。
宗助夫妇宛如在沐浴不到阳光的世间抱在一起取暖御寒的生物似的，相依为命地生活着。
碰到艰辛难挨的时候，阿米总是对宗助这么说：“唉，日子真是没法过哪。”
宗助听后，就对阿米说：“我说，还是忍耐忍耐吧。”
两人的生活里，总是笼罩着这种“听天由命”“忍耐忍耐”的气氛，几乎看不到“未来”“希望”的影踪。他俩不大谈往昔的事，有时甚至像是商量好似的，有意避开这个话题。
阿米有时像慰藉丈夫似的说道：“我看不久一定会好的，不能老是这么一味地倒霉下去吧。”
宗助听了这话，简直感到这是命运的毒舌借着真挚的阿米之口在嘲弄自己，便一声不吭地只报以苦笑而已。要是阿米没有留意到而继续说些什么，他又会怫然地说：“难道我们连期待日子稍稍好转的权利都没有吗！”
妻子这才觉察有异而闭上嘴不作声了。于是夫妇俩相对而坐，默默无言，不知不觉地让自己陷在那自己造就的“往昔”的大黑窟窿里了。
他俩自作主张地抹掉了自己的未来，绝望地认为不会有美好的前途，只是这么手携手地生活下去罢了。对于由叔叔卖掉的房地产，他俩本来就不抱多大的期待。
但是宗助时而会想到似的说：“不过，依照近来的行情，即使大甩卖，也要比叔叔那时作给我们的价钱多一倍呢。真是太不公道了。”
阿米听后，会凄然而笑地说：“你又提这些事啦？怎么老是丢不开呢！当时还不是你自己拜托叔叔，一切请他照料的吗？”
“那时候毫无办法呀。当时若不那样做，事情解决不了啊。”宗助说。
“对呀。所以叔叔当时很可能认为这些房地产是作为他拿出钱来救急的代价呀。”阿米说。
宗助听阿米这么一解释，似乎觉得叔叔的做法也不无道理。可是嘴上还要为自己辩护：“他那么认为总是不像话的吧。”但这个问题的轮廓毕竟是谈到一次而淡薄一次了。
夫妇俩就这样寂寥而和睦地生活着。到了第二年的岁末，宗助同一个名叫杉原的同班老同学不期而遇。两人在学生时期情谊甚密。杉原毕业后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及格，眼下在某个部里任职，因公事到福冈和佐贺出差，特意从东京来此地。宗助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了这一消息，很清楚杉原是什么时候抵达这里和在什么地方下榻。然而宗助自惭形秽，觉得失败者在成功者面前是低人一头的，而且宗助本就要特意避开同旧时学友的见面，所以压根儿不想到杉原下榻的旅馆去拜访。
但是杉原方面却从某种不寻常的关系，探悉宗助在这儿过着清贫的日子，坚决要同宗助晤面。宗助不得已，只好放弃了初衷。而现在宗助之所以能从福冈移居东京，完全是借助了杉原的力量。
当宗助接到杉原的来信，获悉事情都已办妥，便放下正在吃饭的筷子，说道：“阿米，去东京的事终于成了。”
“啊，那好极了。”阿米望着丈夫的脸。
在到达东京后的两三个星期里，宗助夫妇忙得焦头烂额。大凡重新安家落户、着手新的工作的人，无不由于日常事务的繁忙和夜以继日受市嚣的刺激，弄得对什么事情都无暇好好想一想，也无法从容而有计划地进行。
夫妇俩乘晚间的火车到达新桥站，见到了分别多年的叔叔和婶母。也许是灯光的关系吧，宗助觉得叔叔和婶母的神情并不欢快。老夫妇俩显出一副等得很不耐烦的样子，仿佛火车因中途碰到了意外而晚点了半个小时乃是宗助的过错似的。
这时婶母说了这样一句话：“哟，阿宗，这些年不见面，你可真是见老不少啊。”
阿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由宗助介绍，第一次拜见叔叔和婶母的。
“这就是那个……”婶母游移了一下，望望宗助。阿米什么寒暄的话也不想说，只是默默地行了个礼。
小六当然是随同叔叔、婶母一起来接宗助夫妇的。宗助一眼瞥见小六，顿时吃了一惊，想不到弟弟已经长得这么大，简直超过自己了。其时，小六已经初中毕业，正打算进高级中学。他同宗助见面时，既没叫声“哥哥”，也没寒暄一句“你回来了”，只是笨拙地点了点头。
宗助和阿米先在旅社住了大约一个星期，然后才移居现在的这个住处。在这段时期里，叔叔和婶母从各方面照料了宗助夫妇。老夫妇表示：“那种琐碎的厨房用具之类的东西就不必买了，旧的尚能对付着用的话……”于是送来了足够小家庭用的全套用具。
“你们是重起炉灶，要花费钱的地方一定不少。”于是，老夫妇俩又给送来了六十元钱。
宗助夫妇有了新家，在忙乱中，不知不觉半个多月过去了。而对于没上东京来时那么耿耿于怀的房地产事项，竟然至今没向叔叔提起过。
“我说，你没向叔叔提过那事吗？”有一次阿米问宗助。
宗助仿佛这才想起来似的回答说：“嗯，还没有提过。”
“这可奇怪了。你那么放心不下，怎么……”阿米嫣然而笑。
“可是……我没有空闲同叔叔好好地谈这件事呀。”宗助作着辩解。
又是十天过去了。
“阿米，那件事我还没有提。我觉得真够烦的，不想提它了。”这次是宗助主动同阿米说了。
“你不愿谈，我看就不必勉强了。”阿米答道。
“这行吗？”宗助反问。
“你是问我行不行？这本来就是你的事嘛。我本就是无可无不可的啊。”阿米回答。
“嗯，我是觉得一本正经地提出来的确有些别扭，还是改日有机会时再提吧。嗯，不久一定会有机会问问看的。”宗助说。事情就这么拖延着。
小六生活在叔叔家中，并没有什么不满意。如果通过考试能进入高级中学，就得住读。为此，小六似乎已预先同叔叔商量过了。小六也许是觉得新来东京的哥哥不能特别顾及自己的学费问题吧，所以有关自身前途的事，同叔叔交谈得最为亲切。小六同堂兄弟安之助的关系也一直非常好，倒好像是亲兄弟似的。
宗助自然而然地不大上叔叔家中走动了。偶尔去一趟，也多为礼节上的应酬，所以每次在归路上都甚感无谓。后来发展成真想只寒暄几句就回来。宗助感到在这种场合坐下来闲聊半个小时，实在是如坐针毡。对方也显得有点儿不自在。
“哟，再坐坐吧。”婶母照例是这么留客。而宗助在这种情况下更加坐不下去了。不过，隔一段时期不去一次的话，宗助又会感到于心不安，所以还得去。
“小六真是多蒙照顾了。”宗助去时，往往主动行礼致谢。但是有关弟弟日后的教育费问题以及自己远游他乡而拜托叔叔卖去房地产的价款问题，宗助终感难于启口。但是，宗助一面对去叔叔家不感兴趣，一面又要不时勉强去走一次。很明显，这并不是单纯地为了维持叔侄关系而抱有什么世俗性的义务心理，而无非是想伺机解决一下梗在心中的事情。
“阿宗可真是完全变了个人哪。”婶母曾经对叔叔这么说。
“是啊。毕竟是因为有过那种事嘛，这种伤痕大概永远不会消弭啦。”叔叔回答。好像因果报应不胜令人心寒似的。
“实在可怕啊。阿宗本来是个活泼得乱蹦乱跳的孩子，不是这么没精打采的。这两三年来没有见面，谁知竟会未老先衰，变得像是换了个人。眼下看来，似乎比你这个老头儿还要老些呢。”婶母又说道。
“不至于吧……”叔叔答道。
“不，且不说他的脸相，你就看看他那神态吧。”婶母还是要辩解。
自宗助上东京来之后，上面的这番对话已经在老夫妇之间有过好几次了。实际上宗助每次到叔叔家去，举止也确实像老夫妇所感觉的那样。
阿米自到达新桥时见过老夫妇俩一次后，迄今不曾踏进过叔父之门。也不知她是怎么想的。从老夫妇俩的角度来看，侄媳妇虽然在拜识长辈时彬彬有礼地叫过“叔父母大人”，但是分手时老夫妇俩对她说“欢迎你常来”，她只是低头致意地答了一句：“谢谢。”而迄今一次也不曾去过。
“我看你还是到叔叔家去一次吧，你说呢？”后来连宗助也这么动员过她一次。
但是阿米神情异常地答道：“可我……”
宗助见状，也就从此不再提了。
两家人家就在这种状态下过了一年左右。这时候，一向被认为精神状态比宗助年轻的叔叔突然死了，患的是一种名叫脊髓性脑炎的急症，只是像患了感冒似的在**躺了两三天，那天上过厕所回来想洗手时，竟手持水勺子昏倒了，不到一天的工夫就咽了气。
“阿米，叔叔竟什么话也没留下，就这么死了。”宗助说。
“你是老不死心，总惦念着向叔叔询问那件事啊！也真够执着呀。”阿米说道。
大概又过了一年吧，叔叔的儿子安之助大学毕业了，小六也已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婶母同安之助一起迁居中六番町。
在第三年的暑假里，小六去房州的海滨洗海水浴。他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就跨入九月份了。他由保田径朝对面插去，由上总海岸沿九十九里浜到了铫子，可是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事似的，就此由铫子回到了东京。小六到宗助的家中去，是在回到东京两三天后一个天气还十分热的下午。小六的脸被太阳晒得黑油油的，神采奕奕，一派南方土人的样子，简直叫人不认得了。小六走进那间平时不大能晒到阳光的客堂，一头躺下，静候哥哥回家来。他一眼瞥见宗助回家的影子，立即站起来。
“哥哥，我有点儿事要找你谈谈。”小六猝然很认真地说。
宗助带着些惊讶的神情，顾不得去换下身上那件颇感闷热的西服，听小六叙说。
据小六说，两三天之前，也就是他从上总回来的那天晚上，婶母正式通知他：“你的教育费用到今年年底就完了，虽然很过意不去，但也没法再给了。”小六是在父亲一死，就由叔叔领养的。这些年来，小六不愁上学，不愁吃穿，还能得到一定的零用钱，所以日子过得挺自在，仿佛同父亲在世时一样，以致养成了一种依赖心，因此在这天晚上之前，头脑里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什么教育费之类的问题，眼下听婶母这么一宣布，简直不知如何对答才好了。
婶母毕竟是女人家，花了一个小时之久，不无同情似的向小六仔细解释了为什么无法再予以照料的缘由。说是什么你叔叔突然去世啦，家庭经济上随之发生了变化啦，以及安之助的毕业和毕业后面临的婚姻问题等都接踵而至啦。
“我是想尽力而为，至少让你念到高中毕业，因此想方设法维持到了今天，可是……”
小六对哥哥复述着婶母的话。又说，自己当时忽然想到哥哥当年来东京料理父亲的后事，在事毕要回广岛的时候，曾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你的教育费，我已交给叔叔了。”因此自己向婶母提起了这一点。
可是婶母听后，露出吃惊的神情，回答说：“这个嘛，阿宗当时是留下了一些钱，而这笔钱早已用完了呀。在你叔叔还活着的时候，你的教育费已经是设法垫上的啦，所以……”
小六当年没有问过哥哥“自己名下的教育费一共有多少数目，交给叔叔时又是说好供多少年用的”，所以听了婶母这一席话后，他是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但是婶母最后补加了这么一番话：“你又不是孑然一人，你还有哥哥在嘛，我看你可以去找他谈谈。而我呢，我见到阿宗，也会把事情的原委仔细告诉他的。近来，阿宗不大到这儿来，我也好久没碰到过他了，所以你的事情嘛，我就没能同他谈啦。”
宗助听小六把事情讲完后，只是瞅瞅小六，吐出了一句话：“真伤脑筋！”
宗助既没有往昔那种顿时怒从中来、立即去找婶母交涉的情绪，也没有因为弟弟一改以往认为无须哥哥关心也照样过日子而有所疏远的态度，就表现出讨厌的样子来。
小六面对自己一厢情愿安排而就的美好前程已有一半处于崩溃的现状，抱着这都像是旁人所造成似的态度，心乱如麻地辞别了宗助。宗助目送着小六的身影，站在光线不足的正门门槛上，朝格子门外的斜阳望了好一会儿。
当天晚上，宗助从后面庭园里剪来了两张大大的芭蕉叶子，铺到客堂间外的廊庑上，他同阿米并排坐在上面，一面乘凉，一面谈着小六的事情。
“婶母是不是打算要我们今后照料小六？”阿米问道。
“嗯，在没有当面听她谈出来之前，无法知道她打的什么主意啊。”宗助说。
“肯定是这么回事呢。”阿米接口回答，同时在背光的暗处啪嗒啪嗒地摇着团扇。
宗助不再吭声，伸长脖子注视着露在屋檐同山崖间的那条窄窄的蓝天。夫妇俩就这么沉默了好一会儿。
“不过，这样做也太过分了吧。”阿米又启口说了。
“凭我现在的能耐，是根本无法支持一个人念完大学的。”宗助毫不隐讳自己的能力。
谈话就此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而且再也没有回到与小六、与婶母有关的方面来。过了两三天，恰好是星期六，宗助由机关回家，顺路到番町的婶母处去了一下。
“哟，今天可真是难得呀。”婶母说道。她接待宗助，比往常殷勤得多。宗助克制着厌恶情绪，把这四五年来憋在心里的问题向婶母吐了出来。婶母听后，当然竭尽全力地辩解一番。
据婶母的说法，叔叔把宗助的房地产悉数卖掉时究竟到手多少钱，已经印象模糊，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扣除宗助当时派急用而借下的钱之后，余下的钱，不是四千五百元就是四千三百元。但是叔叔认为：这房地产是宗助典给他的，不论余下多少钱，把那余下的部分看作是他的所得，也是受之无愧的，但想到会被人议论，以为是从典卖宗助的房地产中赚了钱，心中感到很不安，于是用了小六的名义，代管着这笔钱，算是小六的财产——这样一来，宗助简直像一个被废黜的继承人，无权得到一个铜板了。
“阿宗，你别不高兴哟，我只是照原样复述你叔叔的话啊。”婶母特意声明。宗助没有吭声，听婶母往下讲。
“说来不幸，以小六的名义代管的这笔钱，由叔叔经手，很快买进了一所坐落在神田的繁华大街上的房子。不料这所房子在尚未办理保险手续的时候，竟遭火灾而烧毁了。这件事当初没告诉小六，后来就索性继续瞒着，有意不让小六知道了。
“所以嘛，事至如今，尽管万分对不起你阿宗，这也是无可挽回的事，毫无办法。命运如此安排，你就想开些吧。当然，要是你叔叔能活着，好歹总还有些办法，你说是吧？我想，多一个小六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说，即便你叔叔已去世，如果我眼下的境况还能过得去，我可以把相当于那所被烧毁的房子的东西还给小六，纵然做不到这样，至少也可设法培养他到学校毕业的，然而……”
婶母说到这里，向宗助谈起了一项内幕情况，也就是有关安之助的职业问题。
安之助是叔叔的独生子，小伙子今年夏天刚刚大学毕业。安之助在家娇生惯养，与他有所交往的人，只有那些同班的同学。因此，安之助对待社会上的事情，毋宁说是迂阔的。但是在这种迂阔之中，却也具备着某种落落大方的风度。他就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社会上的。安之助学的是工科，专业是机械学。虽说眼下的企业建设正处于低潮阶段，但是偌大个日本尚有许许多多的公司，其中当然不无一两处是能同他对口的。然而安之助的身上大概是潜有某些遗传的冒险心理，他极想当个创业者。恰巧在这个时候，他邂逅了一位比自身年资高的同科毕业生，这位老大哥在月岛那边办了个规模不算大却是自己独立经营的工厂。安之助利用这个机会，经过商谈，决定在对方的厂中入股，一起经营。婶母的所谓内幕情况，就是指的这件事。
“嗯，家中仅有的一点儿股票都转投到这方面去了，眼下简直可以说是家无分文哪。在别人的眼里看来，认为我家人口少，持有房地产，生活一定很宽裕。人们这么看，也是难怪的。不久前，阿原的母亲来这儿时就说道：‘哦，论舒适，你们可数第一啦。我每次来，总看到你在专心致志地清洗万年青的叶子呢。’她也真会信口开河呢。”婶母说道。
宗助听了婶母的解释后，不由得直发愣，一时无言以对。他自觉这是自己患有神经衰弱症的缘故，证明自己的脑袋已无法像从前那样逢事能马上作出敏捷、明快的判断了。婶母好像是觉得宗助并不相信她方才所说的话，就把安之助入了多少钱的股也说出来了——大约是五千元，而安之助眼下就不得不靠着那为数不多的工资以及这五千元股份的红利过日子。
“而这种红利呢，到底怎么样还很难说。顺当的话，也只能拿到股款的一成或一成半吧，一旦有什么意外，说不定就成了泡影。”婶母附上了说明。
宗助觉得婶母并不像是那种死要钱的人，所以感到难以对付。但是自己对小六今后的问题只字不提就一走了事，也实在于心不甘。于是，宗助不再理会方才的那些话，而追问起当年留交叔叔作小六的教育费的那一千元钱来。
婶母听后，答道：“阿宗，那笔钱是完全用在小六身上了啊。光从小六进高级中学算起吧，这样那样的也已经花费了七百元啦。”
宗助又顺势问起当年同时委请叔叔保管的书画和古玩的去向。
婶母答道：“说起那些玩意儿嘛，可真是一肚子晦气呢。”然后看看宗助的神情，问道，“阿宗，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件事情他不曾对你说过吗？”
宗助回答说：“没有。”
“哎哟哟，这么说来，是你叔叔忘了告诉你啦。”
婶母接着把事情的经过讲给宗助听。
宗助回广岛去之后，叔叔立即委托一位叫真田的熟人代为物色买主。据说这个熟人素谙书画古董这一行，平时为接洽买卖这些东西而四处活动。此人立刻接受了叔叔的委托，没隔多久就对叔叔说，某某人很想买件什么，得看一看货色；某某人亟望得到某件东西，给看看实物吧。不料这位熟人把东西拿走后就不拿回来了。催催他呢，就推托说对方还没有还来什么的，总是含糊其词。最后呢，看看搪塞不过去了，便一躲躲到什么地方，避而不见了。
“不过嘛，现在还有一架屏风在这儿。前一阵子搬家的时候，阿安注意到了这东西，还说过：这是宗哥的，日后有机会便送去还了吧。”
婶母在话里表现出根本不稀罕宗助寄存的这种东西。宗助呢，他觉得一直把东西搁在别人家中，时至今日，本已不抱多大兴趣，所以看到婶母一点儿没有自疚的神色，倒也不怎么气恼。
可是婶母又说道：“阿宗，这东西放在这里，我们也没有用处，我看你还是拿回去吧，你说呢？不是说近来这种东西很值钱吗？”
宗助听后，觉得把它拿回去也好。
东西由堆房里搬到亮堂的地方，宗助一看，确实是那两扇颇眼熟的屏风。屏风的下端画满了胡枝子、桔梗、芒草、葛藤和败酱草，在这些植物的上面有一轮银色的明月，旁边空出来的地方题有“野径月空败酱草其一[8]”。宗助以膝支地，仔仔细细察看那以行书落的款——“抱一[9]”。这个落款是题在一个大如豆馅年糕那样的红色圆圈里，位于银色已经发黑发焦的地方，色泽犹如叶背翻在外的已经发干的葛藤叶子。这时候，宗助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当年父亲在世时的情景。
每逢过年，父亲一定要把这架屏风从光线不足的堆房里取出来，立在正门里面起遮挡作用，并在屏风前置紫檀木的方形名片箱，供拜年的人投放。那时候，为了表示吉祥如意，客堂间里的壁龛前一定悬挂一对老虎画轴。父亲曾告诉过宗助，说画轴的作者不是岸驹[10]而是岸岱[11]。这事宗助至今记忆犹新。画轴上那伸出舌头在喝溪水的老虎鼻子上被墨汁玷污了一些。父亲为此感到非常惋惜，每次看到宗助，就说什么你难道忘了墨汁是你涂上去的吗，这是你小时候淘气的杰作！说着，父亲现出一种啼笑皆非的神情。
宗助在屏风前正襟危坐，回味着自己往日在东京生活的情景，说道：“婶母，那么，这屏风我就拿回去啦。”
“噢，噢，当然该拿回去。你看是不是让人替你送回去呢？”婶母好意地补充道。
宗助拜托婶母酌情办理，这天便就此告辞回家了。晚饭后，宗助又同阿米一起到廊庑上乘凉，两人的白色夏季和服在昏黑处显现出来。他俩谈起了白天的事情。
“你没有碰见安弟？”阿米问道。
“哦，说是安弟每天要天黑才离厂回家，星期六也不例外。”
“真是够受啊。”
阿米就这么感慨了一句，而对叔叔和婶母的所作所为，不置任何褒贬。
“小六的事，怎么办呢？”宗助问道。
“是啊。”阿米没再多说。
“若是评起理来，我们这一边是有理由的，不过一旦交涉起来，最后只能诉诸法律解决，而我们手上一点儿证据也没有，又非输不可啊。”宗助从最极端处着想。
“不能胜诉也没关系嘛。”阿米接口说道。
宗助听后，只是苦笑笑。
“反正都怨我那时候没能上东京来呀。”
“到了能上东京的时候嘛，事情又太晚啦。”
夫妇俩这么交谈着，从檐下望望呈狭长形状的天空，聊了聊明天的天气会怎么样，便进蚊帐就寝了。
到了星期天，宗助叫来了小六，原原本本把婶母说的话搬给小六听。
“婶母之所以没把详情告诉你，是因为知道你的脾气太急躁呢，还是认为你尚是个小孩而特意避而不谈呢，这一点我也搞不清楚。反正事情就是刚才说的那样啦。”宗助说。
对小六来说，不管解释得怎么详尽，他还是满腹的不乐意。
“是吗？”小六就这么应了一句，满脸不愉快地看着宗助。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呀。婶母和安弟都不是怎么存心不良嘛，所以……”
“这一点我是明白的。”小六严正地说。
“那么，你是在怨我不好吧？我是很不好的。我从来就是个浑身有缺点的人。”
宗助躺下来抽烟，没有再说什么。小六也一声不吭，眼望着竖立在客堂间角上的那两扇抱一绘的屏风。
“你认得这屏风吗？”过了一会儿，宗助问道。
“嗯。”小六回答。
“这是佐伯家在前天送过来的。父亲生前的东西，眼下就剩它还在我这里。要是它可以充作你的求学费用，现在就给你。但是凭这旧屏风，总不可能让你读到大学毕业呀。”宗助说道。
接着，宗助一面苦笑一面不无感慨地说：“天气这么热，我却竖着这种东西，真像是发疯了。可我没有收藏的地方，只好如此。”
小六看到哥哥这种满不在乎、磨磨蹭蹭的样子同自己的心情实在相距太远，感到很不称心。不过搞僵时，兄弟俩倒也绝不会吵架。这时候，小六来了个大转弯说：“屏风是无可无不可的，倒是我今后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不管怎么说，最好能在今年年内得到解决。嗯，得好好琢磨琢磨，我也来想想办法。”宗助说。
小六恳切地告诉哥哥：自己生性不耐烦这种不着边际的情况，就是进了学校也无法专心学习，也不能安心预习功课。但是宗助的态度依然如旧。小六显出肝火很旺的模样来。
宗助这才说道：“为了这点儿事，你都这么认真，看来到哪儿去也不会吃亏了。就是上不了学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你已经比我不知要强多少倍呢！”
事情就此告一段落，小六终于回本乡[12]去了。
宗助接下来是洗澡，吃晚饭，晚间同阿米一起去逛了附近的庙会，并买了两盆大小合适的盆栽花儿，夫妇俩各拿着一盆回到家中。说是应该沐浴到露水，便把位于崖下的套窗打开，把两盆花儿并排放在庭园前。
进入蚊帐的时候，阿米问丈夫：“小六弟弟的事情怎么样了？”
“还没有眉目呢。”宗助这么回答。十分钟之后，夫妇俩都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晨，一接触机关里的公事，宗助就无暇去思及小六的事情了。下班回家，尽管比较悠闲了，宗助也害怕正视这个问题而竭力躲开它，他那密盖着头发的脑袋不堪承受这么烦神的事。他想起自己从前很喜欢数学，当时可以很耐心地把相当复杂的几何习题清晰如画地储进脑袋里。所以宗助觉得很可怕——时间相去并不长，自己身上出现的变化真是太迅猛了。
然而小六的身影每天会隐隐约约地在宗助的脑海深处浮起。只有在这种时候，宗助才会想到得为小六的日后想想办法。但是常常马上打消自己的这个念头——唉，何必要如此着急呢。于是，宗助就像一颗心儿被钩子挂在胸中似的度着日子。
不知不觉间，已到九月底了。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银河横空。一天晚上，安之助仿佛从天而降似的到来了。这真是大大出乎宗助和阿米意料之外。夫妇俩不禁揣测：大概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吧。果然，他是为小六的事来的。
据安之助所说，不久前，小六突然到月岛的工厂去找安之助，说是已从哥哥那里详悉有关自己的教育费的事情，觉得迄今为止自己一心一意埋头书本，最后竟不能上大学，这实在是遗憾至极点的事，总希望能够念完大学，即使为此借债也在所不惜，所以跑来找安之助想想办法。安之助听后回答说：“当同阿宗兄好好商量商量。”小六立即加以拦阻，说：“哥哥无论如何不是可以商量的人，他自己没能大学毕业，就认为别人中途辍学也是理所当然的。按说，这次的事情，追根溯源，哥哥该负责任，可是他竟然那么若无其事，你磨破嘴皮，他也不予理睬。所以嘛，除你之外，我是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了。当然，婶母大人已经正式表示拒绝，我还不知趣地跑来求你帮忙，这似乎有点儿滑稽。但我想，你会比婶母大人更能体察实情，因此跑来找你了。”小六是铁定了主意来找安之助的。
安之助听后，便竭力安慰小六，说：“不会如此的，阿宗兄为了你的事，真是焦虑不安，最近准会再来我家交涉的。”就这样把小六劝回去了。小六临走时，从和服衣袖里拿出几张半纸[13]，说“需要交请假条”，恳请安之助为他签章，说是“自己在就学和退学的问题未解决之前，无法安心学习，所以不想每天去上学”。
安之助好像很忙，同宗助谈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告辞了。而关于小六的问题，两人没有谈妥任何具体方案。临分手时，说好“改日再碰头好好谈出个办法，最好能让小六也参加”。
阿米见没有旁人在场了，就问宗助：“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宗助把两手插在腰带间，肩部微微抬起，说道：“我也很想再当一当小六这样的人。你看，我在为小六的命运可能要步我的后尘而惴惴不安，可是这位老弟就没把我这种哥哥放在眼里。了不起啊！”
阿米拾掇了茶具，端至厨房。夫妇俩没再继续谈下去，铺床就寝，梦见太空中银河高悬，发着寒光。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小六没有来，佐伯家也没有什么消息来，宗助的家中又回复到往日的清静状态。夫妇俩每天在朝露未干时分就起身，视线沿着屋檐向上，仰望美丽的旭日。晚间，把煤油灯置于熏竹制的灯架上面，夫妇俩坐在灯的两侧，身子映出长长的投影。每每在交谈出现间隙的时候，周围只有挂钟钟摆的声响清晰可闻。
不过夫妇俩最近商谈过小六的事了。如果小六坚持要把书念完，那当然无须多言。如果不再继续求学，眼下也必须让小六搬出现在下榻的寓所。这么一来，小六又得回佐伯家，或者住到宗助这里来。佐伯家虽已表了那样的态度，但是如果央求央求，在这一点上还是会表示同情，让小六回去住的。问题是，如果让小六继续学业，每月的学费及零用钱等，就得由宗助承担，否则是说不过去的。然而从宗助的家计来看，又是无法承担的。两人把每月的收支情况做了仔细的计算。
“实在不行啊。”宗助说道。
“确实困难哪。”阿米说。
夫妇俩坐着的这吃饭间的隔壁是厨房，厨房的右邻是女仆的房间，左邻有一间六铺席面积的房间。宗助家很简单，包括女仆才三口人，阿米感到这间六铺席的房间没多大用处，便在朝东的窗下搁着自己的梳妆台。宗助早上洗漱和吃过早饭之后，只是来此地更衣。
“莫如把那间六铺席的房间腾出来让小六住，你看行不行？”阿米提议。她是这么考虑的——这样的话，我们承担了小六的住和吃，每月的其他一些费用嘛，就恳请佐伯家补助一下，那么小六就可如愿以偿，读至大学毕业了。
“衣服嘛，只需用安弟穿过的旧衣服，或把你的衣服改一改，就能对付过去。”阿米做了补充。其实宗助也有过这样的念头，但顾虑到阿米会有什么想法，遂没有积极、主动地提出来，想不到她竟先这么提议了，宗助当然不会有二话。
宗助便如实通知小六，在信里征求意见说：“只要你同意，我就再到佐伯家去商谈一下。”小六在接到此信的当晚，立刻冒着雨跑来了，雨点打得雨伞直响。小六高兴得仿佛教育费问题已有了着落似的。
“唉，婶母这个人呀，认为我们一贯对你的事漠不关心，所以讲出了那一番话。唉，你哥哥要是境况稍好的话，早就设法替你解决问题了，可是你也知道的，我们实在是无可奈何呀。我想，由我们出面去说，婶母和安弟当不至于拒绝，我敢担保一定能成功。你就放心吧。”
小六获得了阿米如此肯定的担保，又顶着雨点打在伞上的响声，回本乡去了。但是隔了一天，就跑来询问“哥哥还没有去商谈吗”。又过了三天吧，小六这次是自己跑到婶母处去了，当获悉哥哥还不曾去谈过，便去催促哥哥务必尽快走一趟。
宗助老是说“就去，就去”，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已是秋天了。这时，宗助觉得去佐伯家的事已拖得太久，便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星期天的下午，写了一封要去番町商谈这件事的信，发了出去。婶母回信说：“安之助不在家，到神户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