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用民心衡量“政绩”
一个时期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在讲话中一再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并且强调指出：一切工作都要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怎样看待政绩，为人民作出“政绩”，还是为自己升官晋级造出“政绩”，体现着一个领导干部的价值观，体现着一个领导干部的原则立场，体现着一个领导干部的做人态度。
一、坚决反对急功近利、劳民伤财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各族人民为实现自身利益、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事业。党的领导、党的一切工作，都要依靠人民，相信人民，汲取人民的智慧，尊重人民的创造，接受人民的监督。这里既有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有共产党人的工作方法。我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做群众之所需，诚心诚意为广大群众谋利益，道理正在这里。个人的工作有成绩，首先应归功于人民，归功于党。现在，推进改革和建设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不少，好办法从哪里来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我们头脑里固有的，归根到底是来自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丰富多彩的实践。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谁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同广大群众结合在一起，谁就有力量、有智慧、有办法，就能够经受考验，战胜困难，做出突出的成绩。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特别是深入到艰苦的地区和困难的地方去，老老实实调查研究，老老实实听取群众的意见，老老实实改进工作，在领导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取得人民的支持，不断增强同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就是领导干部在任期内所做出的成绩。作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从其所肩负的历史责任，还是从党和人民的期望上看，都要求他们必须有所作为、做出成绩。因此，努力工作，干出政绩，这是领导干部不能不想、不能不做的事情。从党的宗旨和要求，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角度看，领导干部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出成果，出政绩，都是应该的，是领导干部分内的工作。据媒体报道，河北省有一位县委书记，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老百姓为他立了“功德碑”。但是，这位县委书记下令把“功德碑”砸掉了，他对老百姓说：这都是我的本职工作，没有功德可言。这位县委书记不愧是共产党的好干部，他的言行，与旧社会的县太爷“发动”老百姓给自己送“万民伞”，以示感恩的行为相比；与时下一些急功近利，总想着个人升官晋级，为达到目的甚至不惜劳民伤财地大搞所谓“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献礼工程”的人相比，不知要高尚多少倍。
在现实中可以看到，有的领导干部忘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记了当干部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不是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为了用所谓的“政绩”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为自己升官晋级铺块垫脚石，而大搞“政绩工程”，甚至不顾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样的“政绩”，主观上是为自己干，为自己增光添彩，客观上却侵犯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使人民群众受到了损害。这样的“政绩”，不但得不到人民群众的认可，甚至还要遭到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这样的“政绩”干得越多，人民群众就越遭殃，党群关系就越紧张，社会就越谈不上稳定，总之，实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像原辽宁省沈阳市市长慕绥新造“政绩”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年，慕绥新上任一年后接连搞了两项城市建设工程，一项是沈阳市的二环路和53公里的环城高速公路；另一项是百里环城水系。这两项措施一度使沈阳成为了全国的卫生城市，慕绥新也号称为“政绩市长”，1998年他本人还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然而，慕绥新的“政绩”是怎么来的，这政绩”背后的代价又是什么，这是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沈阳市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工业基地，许多国有企业步履维艰，职工下岗问题非常严重，由于缺乏资金，一些问题解决起来十分困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慕绥新大搞的“政绩工程”，而这些“政绩工程”给沈阳人民带来的究竟是什么？以二环路和环城高速公路为例，当时由于是港商技资，所以建成后每天就需付给港商五六十万元，要连续付十年。在此之后的二十年，港商还要按照52%的比例继续分成。这些路现实运营的情况是：1998年技人使用后，每天的收入只有二三十万元，与需付港商的相差三四十万元，一年下来就相差1亿～1.5亿。慕绥新搞的“政绩工程”三年就花了一百个亿，而沈阳市每年市政建设的财政拨款只有10亿元。慕绥新的“政绩工程”欠下了一笔数不清的债，一个人的“政绩”，使几代人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
实际上，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出现，就是一些人出于升官的个人目的，为自己树碑立传，为自己歌功颂德。人民群众对此是心明眼亮的，更是深恶痛绝的。连一个普通老百姓都明白，搞市政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要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相适应，否则就会出大问题。同样，解决农村的问题也是如此，必须因地制宜，量力而为。为什么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的道理，一些领导干部却不以为然呢？像几年前就被媒体曝光的河南省安阳市大搞“政绩工程”的事就是这样。早在1990年，那里就搞了一个“千村百万工程”；1993年又变为了“千村千万工程”，可谓目标越定越高。到1995年时，在全市的3249个行政村中，要有一千个村年产值创下千万元，而每个乡则要超亿元，年增长速度为45%，实现六年翻三番。由于这是安阳市委、市政府的“政绩工程”，当然是要各级政府齐心协力，层层定计划，下指标，压任务，并且与各级干部的政绩考核挂钩，乡乡排队，村村排队，奖惩分明。许多人并没有考虑也不想考虑这样做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仅仅是把它当成了一件关系到各级干部政治前途和经济利益的大事，于是，许多大大小小的干部们争先恐后，抢速度、上规模，惟恐自己的“政绩”不够大。经过短短的几年，在安阳市数以万计的所谓新企业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到处是不堪入目的小煤炭、小冶金、小水泥厂和小石灰窑，其中仅是那些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采矿业以及农副产品加工业就占了37%。这是严重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许多根本没有条件上马的、根本没有市场销路的或严重污染环境的小企业，开工之日就是倒闭之时。急功近利地大搞“政绩工程”不但劳民伤财，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地破坏了各种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破坏丁这一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广大人民群众对此非常气愤，人们说：“这哪是在造福？分明是在作孽！”
其实，在现实中，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许多问题都亟待解决，像群众最为关心的住房问题，特别是城市危旧房改造、拆迁、安置暴露出来的矛盾与问题；城镇职工的医疗、养老保险、失业救助等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子女
教育问题；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和再就业问题；农村中的村级财务、农民负担过重、宅基地所属权以及农村干群关系问题等等，不胜枚举。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就会使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信任，就会使社会增加不安定因素，就会直接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程口但是，一些领导干部却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放着眼前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不管不顾，尤其对短期内难以见成效，或成效不大的基础性工作，不肯花力气，不想下功夫，甚至千方百计地“躲开”、“绕开”。一些领导干部把出“政绩”作为干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脚点，为了使自己在任期内“政绩”显赫，专拣“造声势”的事情干，大搞“短期行为”，不惜“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只要是能给个人“贴金”之事，都很热衷，甚至为能出“政绩”而搞“假、大、空”。
一些领导干部即使是在人民群众不拥护，不支持的情况下，仍然一心要为自己出“政绩”，要搞“政绩工程”，全然不顾其他，以至于给党和人民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给党和政府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搞形式主义，要害是只图虚名，不务实效。比如，有的干部做工作，不去认真领会中央精神，也不去了解下情，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喊口号；有的沉洒于文山会海、应付接待，不能深入基层；有的热衷于沽名钓誉，哗众取宠，应付上级，应付群众；有的搞各种名目的所谓‘达标’活动，形式上热热闹闹，实则劳民伤财；有的只说空话套话，不干实事；有的报喜不报忧，掩盖矛盾和问题，以致酿成恶果。现在发生的一些严重的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有些让人想都想不到的事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工作不落实、不扎实、不切实。工作部署了，没有抓到底，口号提出来了，没有落实。结果流于形式，浮于表面，没有实效。这种风气如果不纠正，不仅会导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法落实，而且必然会出乱子，甚至出大乱子。”
在政绩观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既有一些领导干部的主观原因，也有一些客观原因，甚至是制度上的原因。树立科学的政绩观，既是领导干部的个人行为，也是各级党委的组织行为。当年，党的好干部郑培民同志曾经说过；少数领导干部陷入“政绩”误区，就与一些地方的有关部门的误导有关。一是狭隘的“职绩直接挂钩”，误导少数干部不顾经济规律和客观条件，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一些地方和部门在选拔任用干部的工作中，以偏概全，只看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完成的指标、数字等，不看经济效益和发展后劲，更谈不上看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以简单的经济数字代替干部抓两个文明建设的实绩，形成错误的导向。一些地方明文规定，对在某项经济工作中达到一定指标的党政主要负责人给予“高挂一级”的政治待遇，致使一些领导干部片面追求政绩，盲目上项目，负债搞建设，建成的项目又大多数效益不好，导致担保贷款无力偿还，财政资金有去无回。二是不切实际的“达标”，误导或引发了政绩浮夸的问题。近年来，升级达标活动屡禁不止，有的还严重脱离实际。“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三是目前考核干部政绩的标准、方法和手段还不够科学，不够系统，不够完善，给一些搞政绩浮夸的人提供了投机钻营的机会。特别是确有一些夸大政绩、“走捷径”的人得到了提拔重用，直接后果就是误导了干部。因此，各级党委必须改进和完善政绩考核方法，切实提高考察质量，力求全面准确地了解干部，客观公正地评价干部，以此来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
二、“为宫一任，造福一方”
现在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担负着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入党、当干部是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的幸福富裕，而绝不能为个人升官发财。为政之要，贵在务实。这是自古以来开明统治者的从政之道。这个“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获得实效。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就更要“务实”，要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而不是为个人升官发财做事。领导干部要自觉地增强责任意识，要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就在于我们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党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党。在建设时期，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勤政为民，扎实工作，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办得人心的事，为人民群众谋取实实在在的利益。要坚持走群众路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特别是要深入到艰苦的地区、困难的地方去，充分调查研究，虚心昕取群众的意见，努力改进工作，真正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增强同人民群众的感情。
关于如何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郑培民有过这样的分析，他说：政绩的表现形态有两种：一种是“显绩”，即显山露水，立竿见影，易见成效，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一种是“潜绩”，即那些虽有领导精力和财力的投入，但因周期长，一时见不到成效，而又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因此，一名领导干部既要努力创造出现实的工作成果，又要致力于长远发展，为下一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要坚决克服“一代人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的现象，脚踏实地，干当前，想长远，坚决反对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的恶劣作风。县委书记的好榜样，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同志，就在这方面给我们作出了最好的表率。焦裕禄担任兰考县委书记之初，正是当地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为严重的时候。面对这种情况，焦裕禄考虑的不是工作难显成效会对自己声誉有什么影响，不是应该干一点什么能立即见效的“花架子”，而是考虑的“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正是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高度的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使得焦裕禄不做任何表面文章，不拈轻怕重，不避重就轻，而是一头扎进调查“三害”的工作之中。他带头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查清了所有大小风口，丈量了所有大小沙丘，摸清了千河万流，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尽管焦裕禄活着时没有来得及治好沙丘，用时下某些人的眼光看，似乎“政绩”不突出，但是焦裕禄却为后来者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焦裕禄当年用生命绘制的那张蓝图，今天已经成为兰考大地的现实。
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共产党员要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领导干部在作决策、办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珍重民心，不办有违民心的事，更不办不得民心的事；一定要珍惜民力，不办与群众切身利益无关的事，不办劳民伤财、祸国殃民的事。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政绩的最高标准，使每一项政绩都能体现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意愿。群众利益无小事，要努力实现好、维护
好人民群众的利益，要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从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的具体问题入手，帮助群众解决看似小事实则是民生所依、民心所系的大事。要多搞雪中送炭，多解燃眉之急，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工作，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
“为官一任，就有造福一方的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固树立‘无功就是过’的思想，振奋精神，开拓进取，千方百计促进经济发展，理直气壮地讲速度、讲效益。反对安于现状，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碌碌无为，甚至坐吃山空败家业的行为。但抓发展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使决策适应财政和群众的承受能力。在为民办实事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既要防止不思进取守摊子，又要防止不顾民力乱铺摊子。”这是郑培民在其生前所写的→遍文章中曾经说过的话。郑培民还就领导干部的政绩与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问题进行过分析，他提出：党和人民需要的是以有利于整体利益为前提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高度统一的政绩。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全局观念，为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谋利益、办实事，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政策，符合整体利益。如果只从本地区、本部门利益出发，不惜损害全局利益，如搞破坏性资源开发、集体偷漏税、走私贩私、包庇纵容生产和经营假冒伪劣商品等，可能局部得利、小集体得利，但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损害了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政绩”越大、对全局的危害也就越大的行为。
三、政绩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领导干部的政绩如何，必须经得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行不通的，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像一个时期以来，有的地方为抓出所谓的政绩，大搞各种开发区建设，一时间，全国冒出了三千八百多个各类开发区，其中经过国务院批准的仅有二百多个，经过省级批准的也只有一千余个。这些开发区占用的土地面积的总量已达到3.6万平方公里，其中有43%是闲置的，超过了同期城市建设用地的总量。开发区过热带来的一些问题有的已经显现出来，有的隐患也是迟早要暴露出来的。实践证明，这样的“政绩”无论是对国家的总体规划和建设，还是对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无益的。一些围湖造田、伐木造田、毁房卖地之类的所谓政绩，让农民们无家可归、无地可种、负债累累，甚至有的地方在已经基本达到了小康之后，让“政绩”给毁得重又提出解决温饱的问题，这样的“政绩”能经得住实践的检验吗？！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用科学的发展观看问题，不但要注意事物的发展，还要重视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看待政绩，也要用发展的眼光，既要看其现在，也要看其将来，要把政绩放到历史中去检验，真正的政绩要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必须看到，目前某些地方的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像一些工程或项目是以牺牲宝贵的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像有些作为“政绩工程”的高楼大厦就是用毁坏或伤害文物古迹作为代价的，无论如何，这种做法都是不对的。这些事情提醒领导干部，作为一个领导者不仅要胸怀大志，还要胸怀大局，要避免在看待政绩问题上容易出现的主观性、片面性以及目光短浅和急躁情绪。领导干部要坚持把实事办实，把好事办好，真正解决好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制订建设方案时，一定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协调发展；要有前瞻性思维，切忌鼠目寸光；要坚决反对盲目蛮干，反对以牺牲国家的整体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换来的“政绩”，当然，那也就谈不上是政绩了，而是劣迹，甚至有可能是对人民的犯罪。
“成也民心，败也民心”，民心是最好的尺度，是最好的衡量标准。在六朝古都河南开封，有座著名的包公祠，祠中竖着一块碑，碑上刻的除了有被世人景仰的开封府尹包拯的名字，还有开封府历任府尹的名字。人们崇敬包拯廉洁无私、不畏权贵、执法如山，所以凡是到包公祠参观的人，几乎都抚摸一下碑上刻的包拯的名字。时间长了，石碑上的“包拯”二字，被抚摸出一片明亮的凹痕，而其他府尹的名字，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历史清楚地记载着，包拯任开封府尹的时间，只有一年零三个月。
同样，在距开封不远的兰考县，焦裕禄担任县委书记的时间，也恰好只有一年零三个月。但是，在几十年过去后的今天，当电影《焦裕禄》在全国放映时，有无数人是在含着眼泪观看，有无数人在心底呼唤着焦裕禄的名字。在20世纪90年代，穆青等三个当年采写焦裕禄事迹的老记者重访兰考，曾专程到焦裕禄墓前敬献花圈。当时焦裕禄去世已经26年了。兰考人民在明末黄河故堤的一个沙丘上，修建了焦裕禄烈士陵园。陵园里，参天的泡桐和郁郁葱葱的松柏交织环绕，白色大理石砌筑的基地上竖立着一面屏壁，上面镑刻着毛泽东的题字：“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每年都有几十万人来到焦裕禄墓前凭吊。兰考人民永远忘不了焦书记。在兰考人心目中，焦裕禄没有死。在村头、田间，在农舍、牛棚，在烈日当头，在夜半梦乡，他们似乎还在跟焦书记倾诉自己的心里话。“看到泡桐树，想起焦裕禄。”这是传唱在兰考的一首新民歌。焦裕禄当年为了防风固沙，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提倡种植泡桐。几十年过去了，兰考全境的飞沙地、老挂窝、盐碱滩，都已经长起大片大片纵横成网的泡桐林了。1963年焦裕禄亲于栽下的那棵麻轩粗的幼桐，已经长成双人合抱的大树，人们亲切地叫它“焦桐”。正像那重访兰考的三位记者敬献的花圈的挽带上所写，“焦裕禄精神永存”，焦裕禄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自古以来，为官一任是造福百姓，还是害民扰民；是功德无量，还是碌碌无为；是公义无私，还是贪赃枉法，不在于当官的自己如何评价或者上司领导如何评价，而是要由老百姓来评价。古代官吏包拯和现代领导干部焦裕禄，共同受到了人民的喜爱。但是，他们之所以受到人民的喜爱，绝不是因为在短暂的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为当地人民作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政绩”，可是，谁又能说包拯和焦裕禄没有干出为人民所称颂、所难忘的政绩呢？
历史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民心、实践、时间、历史都是政绩的最终裁判者。当年，老区某贫困县的县委书记离任时，当地人民群众依依不舍，因为，这位书记做的好事太多了，用群众的话说，书记的政绩写在太行山山水水间。一个领导干部在任期间能够让群众的生活离贫困远了一步，距温饱近了一步，生活水平提高了，发展基础增强了，这不就是最好的政绩吗？！民心如海，滴水汇聚成其汪洋。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成立后不久，胡锦涛同志就向全党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的过程，就是成就其伟大事业的过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