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参考】

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现状

在新经济组织不断壮大的情况下，各地各级党组织积极探索新经济组织这一新领域的党建工作，填补了基层党建工作的空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以浙江省为例，在全省个体私营企业中，1998年有党员73万名，比五年前的2.6万名增加18倍。50名以上员工的企业有4200多家，其中有党员的54. 3%；100名以上员工的企业有2200多家，其中建立党组织的占30.9%，比五年前上升25.3个百分点。但是，从总体上看，与新经济组织的迅猛发展相比，一是新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明显滞后，特别是表现在党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创新不够；二是各地新经济组织在党建工作很不平衡，认识水平也不一致。具体地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些党组织和党员意识落后。少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非公有制企业的逐利原则与党的根本宗旨有根本的区别，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新经济组织，不论资产多少，均为私人所有，在私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工作无章可循，难度很大，搞不好容易犯错误，甚至会影响改革开放和当地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企业虽然发展速度比较快，但并不处于主导地位，党建工作放一放无碍大局。这种认识上的偏差，直接构成了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滞后的思想基础。

第二，党组织建设跟不上新经济组织发展的需要。一是党员比例低。拿民营企业来说，以上海市为例，根据抽样调查，民营科技企业中的党员占职工的比例不足5%，明显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再比如浙江省绍兴市，截止2000年6月底，全市非公有制企业共有在册党员10641人，只占职工人数的2.31%；在8838家私营企业中，没有党员的私营企业有3743家，其中职工人数在50人以上的无党员企业就有307家。二是党的组织空白点多，党的工作覆盖面小。据统计，在上海全市已经开业投产的800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的只有30%；在全市8万多家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的只有20%。再比如，在20875家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建立了党组织的企业仅占3.19%。同时，无党员股份合作制企业高达88.41%。在浙江省绍兴市，到2000年6月底，全市8838家私营企业共建立党组织689个，其中单独组建党组织的企业只有467家，只占私营企业总数的5.3%。也就是说，目前绍兴市近95%的非公有制企业没有建立独立的党组织。有正式党员3名以上但还没有建立党组织的有156家，在100名职工以上的企业中未建立党组织的有500家。三是不少企业存在着有党员无组织、有组织无活动的情况，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认识上的偏差和权威性规章制度的匮乏，造成一些地方新经济组织组建党组织的工作进展缓慢。当然，有些外商或私营业主的不理解、不支持也是造成新经济组织中党的工作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第三，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务工作人员难配备。从浙江省绍兴市的情况看，目前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负责人由企业主兼任，在单独组建的企业党组织中更是占了绝大多数。而在非企业主兼任的企业党组织负责人中，由中层以上干部兼任的有80人，由一般职工担任的有27人，这部分人或多或少与企业主有一些亲戚或朋友关系，总体上依附于“老板”，缺少从事党务工作的独立性。从非公有制企业党务干部队伍的素质来看，可以用“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来概括。据有关部门统计，在354名私营企业党组织负责人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只有28名，占8%；50岁以上的却有149名，占42.3%；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上的只有33名，占9.5%，而在初中及其以下的却有238名，占68. 3%。由此可见，在非公有制企业中要配备既能够为企业主所接受，又有文化、懂党务、年富力强的党务干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四，党的工作开展不力。有些新经济组织虽然建立了党的组织，但是，由于部分党组织负责人或因为在企业中缺少应有的地位，或因为自身素质偏低，党务知识缺乏，经营管理能力比较弱，因此不能积极有效地开展党的工作。从有些新经济组织的党员构成来看，党员文化素质低，在生产经营管理的重要岗位、关键岗位上分布少，加之有的党员“受雇”思想意识比较强，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职工，没有发挥或难以发挥共产党员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有些新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基本上不能开展正常活动，有的几个月都不过一次组织生活，甚至还出现了党员交党费都找不到组织的情况。另一方面，党员流动性增强，没有固定单位的党员增加，在客观上也加大了党建工作的难度。

（资料来源：《新时期党建的九大问题》蔡长水 刘振华，江苏人民出版社。）

江总书记谈修宪

十五大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现了新的局面。社会各界的许多人士建议，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和实践的发展，对宪法作必要的修改。中共中央对宪法修改非常重视，经过认真研究、慎重考虑，准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提请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这次修宪总的指导思想，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精神和实践的发展，只对需要修改的并已成熟的问题作出修改，可改可不改的问题不作修改。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国家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82年制定的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了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的根本任务，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是新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是法律体系的核心和基础，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

把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把依法治国这一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提升到宪法的高度，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这对于我们永远高举邓小平理论传大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这也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将在宪法的保障下，坚定不移地继续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讲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是依据宪法治理国家、建设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宪法的保证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的重大进展和成就，也无不闪耀着宪法精神的光辉。这些年来的实践表明，现行宪法，对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好宪法。

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宪法本身也需要向前发展。根据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发展的需要，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实践经验，对宪法个别同现实脱节的内容进行修改，是必要的。这种修改，将使宪法更加完备，更加符合实际，有利于维护宪法的权威，更好地发挥宪法的作用。这一点，已经为1988年和1993年的两次修宪所证明。

维护宪法的尊严、保证宪法的实施极为重要。这首先需要建立健全保障宪法实施的法律体系，把宪法的一系列原则性规定通过立法落到实处。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不懈努力。同时，要下大力量加强执法工作。他说，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发展，不仅立法成绩显著，而且执法工作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法治的社会环境正在逐步形成。“文革”时期发生的那种公然践踏宪法的事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宪法的权威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宪法的实现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地方和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相当严重，极少数干部公然置宪法和法律于不顾，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执法犯法，一些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也时有抬头，还存在着其他严重的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些现象和行为，损害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也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干扰。人民群众对此十分不满，必须认真加以解决。

我们要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的权威，建立健全保障宪法实施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最重要的，是依法规范和制约国家机关的权力，确保国家权力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去行使。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都不能滥用权力。一定要十分明确，任何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违宪是最严重的违法。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在这方面，我们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强宪法实施的有效保障，包括健全宪法实施的具体制度，开展对宪法实施的经济性检查监督，及时地纠正违反宪法的现象，切实把宪法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关键是要加强和致善党对这项工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和执行宪法，自身也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宪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也是党的主张的体现。执行宪法，是按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办事，也是贯彻党的主张。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也决不应当使党员在国家生活中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要在遵守宪法和其他一切法律中起模范作用，并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为宪法的实施而积极努力。

（资料来源：《党建文汇》1999.4）

对“老板”书记现象的分析

随着乡镇集体企业的改革，大量乡镇企业转换机制，上海市所辖的青浦县私营企业发展迅速，并出现了私营企业主担任党支部书记的现象，群众戏称为“老板”书记。为此，青浦县委组织部从1998年5月起，对私营企业主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据调查，截止到1998年7月，青浦县共有私营经济开发区28个，注册登记的私营企业达2.07万户，从业人员17.5万名。1997年全县私营企业上缴税收4. 53亿元，占全县税收收入的39.2%。在青浦县境内的私营企业中，有正式党员3名以上、应建立党组织的87个。目前，已建立党组织52个，占应建立数的59.8%；全县私营企业中党员总人数为1057名，占全县党员总数（2. 82万名）的3.8%，分布于343个企业中。现全县有私营企业主党员158名，占私营企业中党员总数的15%。因为乡镇集体企业转制过程中，按照“转制不撤支”的方针，企业党组织保留，于是成为私营企业主的原党支部书记，比较自然地仍担任党支部书记，现在全县共有“老板”书记36名。

1.“老板”书记产生的背景

一是目前在少数私营企业中存在着派不进党支部书记的现象；二是在非私营企业主担任党支部书记的私营企业中，党组织和党支部书记的地位不高，因为党支部书记受雇于私营企业主，难以理直气壮地开展工作；三是青浦县在确定党支部书记人选时，认为原企业的党支部书记个人素质比较高，工作经验比较多，群众基础比较好，这些人继续担任党支部书记，有利于转制过程中稳定职工情绪，党的工作不乱、不断。

2.“老板”书记的现状分析

青浦县委组织部的调查报告认为，“老板”书记是深化改革的产物，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特殊群体，现有的36名“老板”书记都是原乡镇集体企业的党政主要领导，有其特殊性。在这些人中，曾担任过原乡镇集体企业厂长兼党支部书记的有32人，占88.9%；曾担任厂长、副厂长的有4人，占11.1%。党龄在9年以下的有9人，10年至20年的有14人，21年以上的有13人。许多同志的乡镇企业工作时被评为镇、县以上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工作者及上海市劳动模范。这些私营企业主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时间最长的6年，最短的仅2个月。

“老板”任书记的党支部的工作情况。在36个由私营企业主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党支部中，好和较好的有20家，占55.6%，其特点是：(1)党支部领导班子成员基本维护转制以前的班子，党支部书记素质较好，转制后不忘自己是党支部书记，管理民主，能因地制宜地开展党的工作；(2)企业经营状况、企业效益良好；(3)人心稳定，企业内雇佣关系不明显，大多数党员及员工认为，党支部书记敢挑重担，为大家担风险；(4)党内活动比较正常，整个党员队伍的党性意识没有淡化，党建工作的制度能够落实；(5)党支部内有事业心、责任心较强，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党务工作者。党支部工作与转制前相比，活动内容更丰富，关心职工更具体，群众反映比较好。

党支部工作一般的有12家，占33. 3%。其特点是：(1)党支部领导班子能保持团结，党支部书记有做好党建工作的意识，但缺乏实际行动；(2)企业的经济效益尚可，能正常组织生产；(3)转制后减员的情况普遍，相互沟通较少，部分员工和党员员工有压抑感；(4)党内活动基本正常，但对“老板”书记的监督机制几乎形同虚设；(5)兼管党务工作的同志地位不同，很难有号召力。

较差的党支部有4家，占11.1%，其特点是：(1)“老板”书记党性观念明显退化，为谋求最大的经济效益，不愿设置一名兼职党务工作者，党组织也已成为“空架子”；(2)企业效益不好，职工人心浮动，企业内雇佣关系明显，职工流动性较大；(3)“老板”书记独断专行或在困难面前无所适从；(4)党员对企业没有指望，对党组织没有归属感，无法体现党员的先进性和模范作用。

“老板”书记的思想状况。调查报告中说，绝大多数“老板”书记能拥护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关心国家大事，参加上级部门的会议；能主动加强自身的理论、业务学习，并能组织本单位的党员进行学习；能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遵守党纪国法；能积极发展经济，改善职工收益，并能回报社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并认为自己的党员身份与私营企业主的身份并无大的冲突，作为党员也好，私营企业主也好，关键是要把企业搞上去，把职工、集体、国家三者利益关系处理好。

也有个别的党支部书记认为，时间就是金钱，政治学习、党内活动等费时劳神，不合算；认为自己受党够教育多年，思想境界比较高，能自我约束，无需再学习、再提高；现在企业变成私营企业，最大的愿望是大力发展壮大企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免遭淘汰；现在企业为个人拥有，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已过时，可以用经济处罚、辞退来代替，既高效又干脆等等。

总体上说，“老板”书记们普遍觉得精力、时间不够，企业经营管理发展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和空间，党支部工作有些力不从心。他们现在最关心的是企业的资金、业务；最头痛的是企业所需资金难以筹措；最担心的是企业转制后，上级党组织不再关心、支持他们；最苦恼的是周围同志对他们的举措不理解、指责，甚至责难。

3.“老板”任书记的利弊

调查报告认为，私营企业主担任党支部书记，其有利条件是：(1)企业党的工作和活动时间等方面可以得到一定的保证；(2)企业党的工作可以获得财力的支持；(3)有利于企业党群组织的配套设置，党群组织以及党务工作者地位的巩固。其主要弊端是：(1) “老板”的身份往往是第一位的，精力主要在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上，容易放松和忽视党的工作，而且一旦与员工发生矛盾时，就难以协调；(2)党的工作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板”个人的好恶，极易出现削弱和放弃党组织对他们的监督，不利于他们思想政治上的成长；(3)容易出现党支部工作走样，甚至出现党支部成为“老板”的附属工具的特殊现象。

调查报告认为，从长远和党的建设的角度看，“老板”担任党支部书记是利少弊多。因此，必须注意在私营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的非私营企业主党员中培养一批政治素质较好、业务能力较强、有一定影响力的党员骨干，并把他们逐步选拔到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来。

对于由私营企业主担任的私营企业党支部书记，各级党组织必须重视对他们的教育和管理工作，使他们处于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之下，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资料来源：《党建研究纵横谈(1998)》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党建读物出版社。）

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党的工作的科学性

江泽民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

多年来，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一再强调，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变化着的建设和改革的实际，不断探索解决新问题的办法，防止在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十年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但是也应该看到，从全党来说，还没有形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浓厚空气和健全制度。

现在有必要特别强调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由于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许多理论问题被搞乱了，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有的人甚至站到动乱一边去了。国际敌对势力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在国内，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也将长期存在。在当前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许多复杂的事物需要认识，许多重大的问题需要解决，许多未曾认识的领域需要开拓。因此，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越来越显示出紧迫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非常丰富。目前，我们要首先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比如主观符合客观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全面的辩证的观点、阶级分析的观点。我们一些同志在认识上和工作中，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这样那样的片面性之间摇来摆去，问题就在于没有掌握唯物辩证法。我们一定要反对形而上学，努力学习辩证法，深刻领会列宁所说的辩证法这一“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

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提高党的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的根本途径。各级党委都要考虑自己组织中党员的现有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结合自己的工作特点和需要，做出学习的具体安排，并加强指导和督促。对于领导干部，需要提出更高的、更严格的要求。要向同志们讲清楚，是否认真学习，是否通过学习和通过工作实践真正提高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有没有党性的重要表现。这同时也应该成为考察、任用领导干部的一个基本标准。社会科学研究和宣传、新闻、出版、文化、教育部门的党组织，要组织力量，写出一批有现实性、理论性科学性的文章和著作。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和干部，培养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各项事业的专门家，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

（资料来源：《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党的建设》江泽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尝试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其核心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实际，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一种工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众所周知，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1919年以后特别是俄国共产党人的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到中国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形态，首先是以强调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特色的列宁主义的形式传入到中国来的。而那些在维经斯基等人帮助之下组成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进而又在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之下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们，最初自然不能不以俄国共产党人为榜样。随着中国共产党很快成为同样依照俄国党的模式组织起来的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它所处的地位自然更加复杂。因为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规则，不仅中国共产党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最严格的国际纪律”和“毫不迟疑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而且还必须接受共产国际派出的具有“最广泛的权力”的全权代表的监督和指导。这样一来，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理论影响的中国共产党人，其头脑当中的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充满了俄国的味道”。在他们这时所起草的文件当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其中的浓厚的俄国色彩。这时的共产党人不仅几乎完全沉浸在对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之中，而且明确认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俄国革命的方法，必然也是中国革命的“不二法门”，俄国的革命靠的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产业组合”实行“总同盟罢工”，中国的革命也只能是一样，因为“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世界上的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的”。进而，他们甚至几乎一致认为，中国革命也只有象俄国一样实行社会革命才有出路，即必须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为最直接的斗争目标。

但是，中国是否具有与俄国同样的发展条件和革命条件呢？在那些明显地留有俄国人笔迹的中共最初的历史文献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早期共产党人把中国和俄国等量齐观的情况。他们显然认为中俄两国都处于大致相等的发展水平上，即两国都是“农业国”，只有“大”“小”有别罢了。既然并不比中国发达多少的俄国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条件相近的中国不能如此呢？何况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俄国革命的成功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入穷途末路，社会主义则方兴未艾，难道中国人能放着社会主义阳关大道不走，反而要去走资本主义的独木桥？当然，人们未必不了解中国还远比俄国落后的社会现实，未必不了解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主要依靠力量的产业无产阶级在中国还处于极不发展的状况之中，但他们却因此更加重视自己与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以致一些人竟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助”，即中国革命“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

“一切均借俄助”，这句话突出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心理和中国革命的初期特点。历史本身并没有为中国提供足够

的实行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条件与理论条件，然而时代和环境客观上却促使着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只能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毗邻俄国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及其援助，无疑大大地满足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需要。不过，“一切均借俄助”也是一种缺陷。它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人最初不能不完全按照俄国人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由于他们在理论、经验与物质条件上的缺乏，以致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以俄为师”的心理，并因此使得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最初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自身的独立性，使得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很大程度上竟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

由俄国人和共产国际中管中国问题的外国人来决定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这不可避免地要妨碍中国共产党人自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问题。但是，这是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最初只是在一种纯粹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马克思主义最初并没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呢？当然不是。实际上，还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一些人就已经或多或少地注意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了。他们早就明确提出了“把社会主义的本身下一番切实的研究工夫”，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底现状连起来研究一下”的任务。

甚至在中共“一大”召开之际，人们还明确地谈到了必须首先在中国联合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个阶级，推翻“封建老爷”和军阀统治，进而再“推翻那个获得了政权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比较切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政治主张。显然，到了1922年初，人们已经能够进一步提出“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观点，反对做“一定公式的奴隶”了。这种情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随着中国共产党实际地运用它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只是，由于人们最初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及其革命经验的欠缺，特别是由于最初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存在，并直接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监督和指导的局限，中国共产党人在具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最初不能不是相对缓慢的。

最初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不能不是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当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能够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提出切合于中国实际的革命任务之际，是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注意到中国等东方国家革命党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进而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迅速改变他们一度所高举的社会革命大旗，转而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并提出了第一步实行反帝反军阀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第二步实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的革命方针。同样，也是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率先提出了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并具体实行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策略主张。毫无疑问，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阶段论的思想和统一战张的策略主张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这是一次成功的范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接受并切实实行了这样的方针和主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20年代中期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

（资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

从深圳的实践看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的正确性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重要论断，在深圳广大党员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员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大家认真学习领会，感到无比振奋，深受教育和鼓舞。深圳20多年的实践，充分印证了江泽民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改革开放后，深圳在全国出现了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比较早地出现了大批私营企业、民营科技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比较早地进行了股份制、期权制、技术入股、员工持股等方面的探索。随着这些新的经济领域的不断出现和发展，一批批民营企业家、私营企业主、外企管理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社会中介从业人员大量涌现。1979年，深圳仅有6户个体工商户，年营业额不足3万元。到2000年全市个体工商户发展到15.9万户，从业人员36.98万，注册资本金达29.5亿元；非公有制企业总数7.6万多家，从业人员202.8万人，其中私营企业4.3万多户，占全市企业总数的45%，从业人员34.47万，注册资本金61.42亿元；民营科技企业855家，从业人员5.76万人，本科以上学历占从业人员总数的63%；外商投资企业1.5万家。

深圳的情况表明，新的社会阶层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善于把握先机，富有创新意识，经受市场经济的洗礼和考验，开工厂、办企业、求发展，他们在赚了钱的同时，对增加国家税收，推动科技进步，活跃城乡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扩大就业门路，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求，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去年为例，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达721亿元，约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43.3%。民营科技企业尤其突出，去年实现利税64.2亿元，创造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195亿元，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20%，为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42. 3%作出了贡献。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贡献也很大，去年市政府表彰的守法纳税大户中就有28家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新的社会阶层中的许多人致富不忘回报社会，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积极扶弱济困，参与投资、捐资光彩事业。近五年来，我市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工商界人士共向全国贫困地区投入项目资金18.4亿元，其中有10个项目列入全国光彩事业重点项目；为贫困地区办学和兴办各种公益事业捐款近亿元，安排就业23万人。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新的社会阶层人员总体上是好的，尽管他们中也有极少数人行贿受贿、偷税漏税、非法经营、欺压工人，但这只是个别现象。

深圳的情况表明，新的社会阶层的大多数主要收入来源是靠脑力和体力劳动、靠勤劳致富和守法经营得来的，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靠占有他人劳动而获取的剩余价值完全不同。而且在财富投向上，新的社会阶层掌握的财富和生产资料主要是用来扩大再生产，而不是进入消费。据抽样调查显示，深圳有86%的私营企业主第一选择是重新投入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江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这是非常精辟和完全正确的。在看待新的社会阶层拥有的财富问题上，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特别是要进一步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的认识。

深圳的情况充分表明，新的社会阶层是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们和旧社会剥削制度下产生和形成的私人业主、资本家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既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带头实践者，又是党的富民政策的受益者，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倾向和态度。他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党改革开放的政策不要变，希望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希望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衷心拥护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衷心拥护和爱戴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三代领导集体。去年深圳在莲花山顶广场竖立邓小平同志铜像后，许多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民营科技企业家组织企业员工或带着家人前往瞻仰，表达对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由衷的崇敬和感激之情。江总书记去年在深圳视察时临时来到老东门商业步行街，许多个体私营业主和人民群众自发地聚集在街道两侧，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不断地欢呼：“总书记好！共产党好！”场面十分热烈感人。新的社会阶层人员，他们大多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对党和国家充满感情，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其中一些人要求入党的愿望非常强烈。深圳近些年就有不少私营企业主、民营科技企业家向党组织表达了要求入党的强烈愿望。有一位私营企业主，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人，80年代初以200元买回一台旧的手扶拖拉机搞个体运输起家，勤劳致富，经过近20年的艰苦奋斗，现在个人资产已达数亿元，成立了集团公司，守法经营，依法纳税，善待员工，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多次受到各级的表彰，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多年来他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七一”重要讲话发表后，他非常激动，连夜向党组织写了入党申请书。他在申请书里动情地写到：“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我能走上今天勤劳致富的道路，成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完全得益于党的方针政策和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得益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英明领导。没有党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我反复学习江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受教育，深受鼓舞，感到信心百倍。加入党组织是我多年来的理想，我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还有一位私营企业主，有人劝他放弃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参加别的党派，他说“除了共产党，别的组织我都不加入”。“七一”讲话发表后，要求入党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员更加踊跃，短短两个月，全市就有37名私营企业主向党组织表达了入党的愿望或提交申请书。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阶级和群众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其构成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执政党要拥有自己强大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就必须始终反映和体现变化着的本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把广大人民群众凝聚和团结在自己的周围D列宁说过：“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领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从我们党发展的历史来看，从来就是高度重视社会阶层的变化，适时制定相关的政策。1935年瓦窑堡会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毛泽东同志曾在批评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时说：“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我们党在各个革命时期，都有各种成份的人入党，但这并没有改变党的性质，相反是党改变了各种成份的人，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伟大。因此，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会不会影响我们党的性质和纯洁性？会不会给党内带来消极因素？这种疑虑和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相信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对这个问题会很好地把握，真正把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入党之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党的大熔炉来提高全体党员的思想觉悟，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节选），2001年9月23日，张高丽。）

处于少数地位的列宁如何争取多数

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苏俄必须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交战国缔结和约。1917年冬，苏俄单独与德国及其盟国在布列斯特-里托来斯克举行谈判。开始，布尔什维克党多数中央委员不同意列宁关于立即向德国缔结割地赔款的和约的主张，中央委员会先后进行5次表决，前4次列宁都处于少数：1月24日是7票对9票，2月3日是5票对9票，2月14日是5票对6票，2月18日是6票对7票。到了第5次，即2月23日，由于局势更为严峻，经过一整天辩论，才以7票对4票，通过了列宁的提案。以后，于3月初召开党的第七次非常代表大会，以30票对12票，民主表决通过了和约；又经过3月14日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大会正式批准了和约。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新生的革命政权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到1918年11月13日，即协约国对德国停战协定签字后两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了这个和约。

现在，有的领导同志借口搞市场经济，时间紧，机遇稍纵即逝，因而决策时拍脑袋、拍胸口，个人说了算，把表决、把集体领导、把民主集中制抛到一边。请这些同志重温这段历史，看看列宁在那样严峻的环境中，是如何严格遵循党内的民主程序，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之间关系的。这对于维护党内生活正常化是有积极意义的。

（资料来源：《党风漫笔》周其若，党建读物出版社。）

把“三个代表”的要求落实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去

江泽民

（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面对新世纪的新形势，改革发展和各项事业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我们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取决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进入新世纪，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内改革和建设的任务也相当艰巨繁重，我们具有加快发展的难得机遇和有利条件，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困难，前进道路上也还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条件下，要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必须把我们党进一步建设好。

关于这个问题，我讲得很多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把“三个代表”要求切实落实到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中去，使我们党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目前，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要针对那些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加强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摸清突出问题，制定切实措施，抓紧加以解决。

这次来，我在三亚专门开了有关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座谈会。会上几位同志的发言，讲得都很好，我们来的同志听了很受启发。座谈会上，几位同志在发言中都谈到了一个体会，就是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好，带领群众不断开创改革和建设的新局面，领导干部必须有一个好的作风。我看，这是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高度重视。

党的作风直接关系到党的形象和战斗力。我们要完成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要始终履行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有好的作风。否则，不仅正确的路线不能得到贯彻，而且党的工作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意义十分重大。这一点，全党同志思想上都必须十分明确，工作中都必须切实落实。

加强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要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坚定不移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更好地发扬起来。要认真总结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抓住当前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学风和干部生活作风等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全党的共同努力，认真加以解决，切实把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这里，我强调一个问题。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基层组织，是我们党领导和执政的重要基础，是党的全部工作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如果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没有战斗力和凝聚力，那是十分危险的。各级党委都要高度重视基层组织建设，千万不能忽视了这个问题。抓基层组织建设很辛苦，如果因为怕辛苦，或者不容易出所谓面上的“政绩”，就不去抓或者不认真去抓，那是十分错误的。现在，基层组织建设遇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去研究和解决。

要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进一步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要认真解决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为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要进一步推进城市社区党组织的建设。要抓紧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建立党的组织和开展党的活动，加强党同在非公有制企业劳动的广大职工群众的联系。总之，党的基层组织坚强有力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了，我们各项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抓好基层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党的基层干部，处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时刻与人民群众打交道，他们的作风如何，直接关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落到实处，直接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各级党委必须切实抓好基层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广大基层干部必须坚持不懈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并带领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努力创造幸福生活。

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发展，要求广大基层干部坚持发扬求是精神和务实作风。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真正了解群众的愿望，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把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点；必须脚踏实地，苦干实干，多抓落实工作，多为群众排忧解难，以给群众带来更多的实惠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图虚名，不搞浮夸，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密切党群关系，赢得群众的拥护和信赖。

这几年，海南派出大批干部到基层去，组织“下基层抓落实”工作组，帮助基层解决各种问题，不仅为基层办了实事，而且也锻炼了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改进了机关的作风。这种做法值得提倡。

基层干部工作很辛苦，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往往很多，各级党委都要关心和支持他们的工作，同时要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只要切实把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了，我们党就一定能够更好地带领人民群众在新的世纪里创造新的伟大业绩。

中央决定，从去冬今春开始，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县（市）部门、乡镇、村领导班子和基层干部中开展“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这是我们党在新世纪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一项重要基层建设，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件大事。开展这项活动，要着眼于提高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整体素质，着眼于解决当前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着眼于维护和发展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把学习教育与促进农村工作密切结合起来。要加强领导和具体指导，及时总结经验，切实解决遇到的问题，按照中央的部署，努力抓出实实在在的成效。

（资料来源：《论“三个代表”》江泽民，中央文献出版社。）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成就综述

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一支能够担当新世纪重任，始终坚持“三个代表”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事关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各地各部门按照中央关于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大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力度，在扩大民主、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推进交流、任前公示、促进干部能上能下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

一、公开选拔制的推广，防止了跑官要官

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是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这项改革正逐步成为选拔任用干部的一种重要方式。10多年来，各地党委及组织人事部门按照中央的部署，不断总结经验，加大了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的力度。

1999年3月，中组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的通知》，这标志着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进入了深化阶段。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以来，全国公开选拔地厅级领导干部705名，县处级领导干部7509名。

实践证明，公开选拔领导干部，体现了“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拓宽了用人视野，选拔了一批优秀人才，推进了领导班子的年轻化进程，有利于防止和克服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二、竞争上岗，让更多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竞争上岗是在党政机关通过公开报名、考试答辩、群众评议、组织考察，产生竞争职位人选，然后按规定的程序和干部管理权限任用干部。推行竞争上岗是对传统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1994年以来，全国一些地区和部门在上一轮机构改革及推行和参照试行公务员制度入轨阶段的人员过渡工作中，积极在机关内部试行竞争上岗，收到了良好效果。在过去的两年中，中组部、人事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党政机关推行竞争上岗的意见》、《关于在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做好人员定岗分流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积极稳妥地在党政机关推行竞争上岗。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竞争上岗，极大地改进了机关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优化了机关中层干部结构，推动了机关干部队伍建设。

目前，中央国家机关和全国31个省区市党政群机关都不同程度地推行了竞争上岗，用于竞争上岗的职位十分广泛。据统计，截止到今年4月底，全国29个省区市实行竞争上岗的机关单位有4. 87万多个，用于竞争上岗的职位有近35万个，各地实行竞争上岗的县处级和科级领导职位17.9万多个。

如今，竞争上岗已成为机关选拔任用干部的一种重要方式，北京、上海、河北、广东、浙江、湖南、辽宁、山东、江西等省市党委、政府已明确规定，在此次省级政府机构改革中，政府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职位，原则上都要通过竞争上岗确定人选。

三、干部选得准不准，先让群众审一审

干部任前公示制的实行，增强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透明度，扩大了群众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使群众对干部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为党委在用人问题上正确决策提供了民意“晴雨表”，有效防止和避免了用人失察失误。

江苏省从1997年8月开始试行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全省共公示各级干部6564人，有203人因群众反映有较为严重的问题经查实后被取消了任用资格。

实行任前公示制，促进了干部思想作风的转变，每次公示对被公示的干部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对未被公示的干部也是一服清醒剂，切实改变了过去少数干部中存在的“不怕群众不满意，只怕上级不满意”

的现象。

四、调整不胜任现职领导干部，拓宽干部“下”的渠道

近年来，各地按照中央的要求，结合干部队伍建设实际，加大调整不称职、不胜任现职干部工作的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探索出了一些好做法。许多地方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有关调整工作的文件，明确具体标准、调整办法和程序，增强调整不称职、不胜任现职干部的可操作性。据统计，1995年以来，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调整处级以上不称职、不胜任现职干部10109名，其中厅局级干部366名。通过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建设进一步加强，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为推动改革和建设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在调整工作中，很多地方普遍建立和完善了考核制度，通过对领导班子进行年度、届中、换届考核，确定不称职、不胜任现职干部对象，及时予以调整。山东省改变“不换届不考察”、“考察就是要提拔干部”等思维定势，普遍实行年度目标责任制，强化年度考核，对那些不胜任现职的干部作出调整处理。一些地方还实行了干部试用期制，试用期满后经考核合格者才能正式任职。

针对干部“下”的渠道不畅的问题，一些地方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制定并推广了领导干部任期制、辞职制度及部分领导职务聘任制，使干部“能下”的问题逐步制度化。广西规定，属于委任制的县以上党政工作部门的领导干部，任期为5年，任期届满后职务自然解除；需连任的，必须考核称职才能重新任职。1998年他们公开选拔的30名厅级干部中，试用期满后，经组织考核，有2名因考核不合格被取消了任职。1999年以来，广西对1776名新提拔的干部实行试用制，试用期满后，有4名处级干部和7名科级干部因考核不合格未能正式任职。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2000年7月20日，翟伟 张严。）

关于改进党的作风

江泽民

（二〇〇〇年十月十一日）

今天，我想着重讲一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问题。党的作风问题，也是党的形象问题，作风不正，形象好不了，必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切不可小看了作风问题。我们要完成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好的作风，否则正确的路线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党的工作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希望全党上下要努力改进思想作风、学风和工作作风。

第一，关于思想作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是我们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在新的历史时期，全党必须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抓住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根本问题，大胆探索、实践和创造，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继续前进，我们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认识也要不断继续下去，永远不能停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适应国情与时代、形势与任务的要求而向前发展，始终兴旺发达。任何安于现状、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思想，都不利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应一以贯之。不解放思想，教条主义盛行，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离开实事求是，脱离实际，脱离亿万群众创造性的实践，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

第二，关于学风。中央反复强调，全党要加强学习，要结合新的实践，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是多方面的，首先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关键是要掌握其理论实质，善于把其基本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勇于创新。不能搞教条主义，不能拘泥于一些具体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是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理论创新的源泉在实践，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理论创新，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不能拿本本去框实践，而是要用实践去发展本本。这是我们树立和发扬好的学风的最根本的要求。只有抱着这样的态度，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学深学透，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用好用活。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学习和运用，不能搞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对国外包括西方国家东西的学习和借鉴，也要采取分析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能搞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一切都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

第三，关于工作作风。现在，在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群众反映最大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形式主义，二是官僚主义。这必须引起全党上下的高度重视，必须痛下决心把这两股歪风煞住，越快越好。我们做工作，需要有一定的形式，没有形式，内容也表现不出来，但不能搞形式主义。搞形式主义，要害是只图虚名，不务实效。比如，有的干部做工作，不去认真领会中央精神，也不去了解下情，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喊口号；有的沉湎于文山会海、应酬接待，不能深入基层；有的热衷于沽名钓誉，哗众取宠，应付上级，应付群众；有的搞各种名目的所谓“达标”活动，形式上热热闹闹，实则劳民伤财；有的只说空话套话，不干实事；有的报喜不报忧，掩盖矛盾和问题，以致酿成恶果。这种风气如果不纠正，不仅会导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法落实，而且必然会出乱子，甚至出大乱子。官僚主义作风，要害是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有的干部无所用心，有的作威作福、欺压群众，引起了干部和群众的强烈不满。我曾经说过，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好好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这些问题，我们每个领导干部都应经常想一想。我们共产党人是全心全意为党和国家、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有什么个人的东西不能拋弃呢？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形式主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风，是我们党的一大祸害。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必须狠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时时处处坚持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必须大力发扬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大家都要坚定地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创造性地做好工作，想群众之所虑，急群众之所难，谋群众之所求，扎扎实实地解决好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和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各种紧迫问题，以改进工作作风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资料来源：《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节选），江泽民。）

让党旗永不褪色——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综述

党的作风建设，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从延安整风到“三大作风”的确立，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的提出，中国共产党以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辉煌走向辉煌的实践证明，党的作风建设，不但代表着党的形象，也体现着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和路线；党的作风建设，不但是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作风建设是党与时俱进的保证

与时俱进，是一个政党保持先进性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关键时期，总能依靠加强作风建设，把党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942年，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开展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使全党达到了空前团结。延安整风及此后七大确立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为取得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8年，十年“浩劫”之后的中国百废待兴，面对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局面，邓小平同志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钥匙，开启了全国人民尘封已久的智慧、积极性和创造力，使中国走上了繁荣富强的崭新道路。

世纪之交，中国和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业稳步前进，人民生活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第三步战略目标即将实现。但同时，党内一些人产生了安于现状、贪图安乐、不思进取、脱离群众、贪图享乐的思想。一些党员干部甚至经受不住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考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国际和国内、党内和党外、历史和现实等方面，深刻认识并高屋建瓴地提出：要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保证我们党战胜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顺利实现，必须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加朝气蓬勃。

十多年来，江泽民总书记多次对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进行了精辟论述。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内容的“三讲”活动，通过全党上下学习检查，许多党员领导干部进一步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意识明显增强。

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面对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各种风险的考验，江泽民总书记鲜明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新时期党风建设指明了方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他再次对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建设提出殷切希望，对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严格要求。

在实践中开拓创新

党的作风体现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支部，每一名党员身上。近几年来，各地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结合“三讲”活动和“三个代表”的学习，大胆探索，积极创新，党的作风建设取得了新的成果。

记者在河南、山东、陕西、江苏、安徽等省采访时看到，各级干部深入农村，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化村级组织，帮助农村发展经济，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据了解，仅河南省今年就有近4.4万名省、市、县、乡机关干部深入相对落后的1万个村驻村工作。近半年时间，驻村工作队已调整村两委班子1800多个，组织党员培训班1.9万期，调解民事纠纷近1.5万起，引起扶贫项目7685个，扶贫资金9768万元，组织实用技术培训班1.1万期。

更多的地区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探索新形势下党风建设的新途径新方法。江西省永丰县干部深入村组农户，把群众所思所想及自己的所作所为以“民情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石马镇党委书记谭广仁在1月12日和2月11日的两篇日记里写到：“现在有的干部私心重，只想个人利益，不为群众着想，终究会失去民心。当个好干部要吃苦，不要怕吃亏，要做实事为百姓解难。”“这几天找农民交心谈心，像兄弟朋友式的沟通，在田头和饭桌上听到了许多过去听不到、农民不敢说的话，使自己对农村的实情、农民的心声有了进一步认识。”

在转变党组织的领导方式方面，许多地方作了成功探索。上海市形成了市委“总揽而不包揽、协调而不替代”、“一个党委、三个党组、几个口”的工作格局。市委努力把好方向、抓好大事、出好思路、管好干部，在工作推进中进行思想发动，落实组织保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贯彻市委常委会决议，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主张变为法律意志。市政府党组贯彻市委常委会决议，通过政府决策程序把党的主张变为政府的政令。市政协党组贯彻市委常委会决议，通过政治协商把党的主张变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目前，上海市委在规范决策程序、完善议事决策和提高决策水平等方面，都建立健全了工作制度。

河南省中牟县城关镇结合机关干部的工作职能，要求每人学会一两项实用技术，农办的同志学大棚种植、畜牧养殖；企业办的同志学市场营销、会计核算……全体机关干部通过电脑培训，拿到了技术等级证书。有的机关干部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网上招商，为农民提供农副产品购销信息和科技信息；有的搞家庭蝎子养殖，以市场最低价为养殖户提供种蝎，并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有的积极参与农产品的贮运、购销、冷藏等，成为农民经纪队伍的带头人。

针对一些干部吃喝严重、作风不实的现象，有些地方制定了“村里吃派饭、乡里吃份饭、同城不吃席”的规定；有的地方要求干部的驻村笔记要有农民的“签字回执”；有的机关部门实行挂牌上岗，不少市县设立了“领导接待日”、“领导热线电话”……

在大力倡导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风气的基础上，一些地方还在清理不合格党员方面作了成功尝试。河南省中牟县从1999年起，对一些长期不履行党员义务、起不到模范带头作用的党员，通过定期评议进行清退，至今已清理、处置不合格党员500余名。江西省宜春市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建立了不合格党员淘汰机制，目前已对3159名不合格党员进行了组织处置。

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革过程中结合实际，积极实践，为党旗增添了新的光彩，为新时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作了可贵的探索。

（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节选）2001年9月25日，令伟家 沈虹冰等。）

后天下之乐而乐：毛主席的领袖情怀

毛泽东有一件毛衣和一条毛裤。不知穿过多少年了，转战陕北时就已经破得不像样了。到了西柏坡以后，大家看到毛衣毛裤上都有几个大窟窿，不少地方都脱了线，实在不好再补了，就商量着，想给他到石家庄去买身新的。李讷的阿姨韩桂馨说：“如果买毛衣毛裤怕不合身，你们就买毛线，我可以给主席织，保证天冷的时候让主席穿上。”大家都同意小韩的建议，但是没有毛泽东本人的同意，是不能花钱给他买东西的，于是大家一致推荐小韩和李银桥去向他请示。到了办公室，他们俩对毛泽东说明了大家的想法后，毛泽东说：“我的衣服破了，补一补还可以穿，就是这样，我们从生活上来说，比前线也好多了。”又对小韩说：“还是请你辛苦一点，把我的毛衣毛裤织补一下，能穿就行了。”小韩说：“你的毛衣毛裤实在太破了，就是能补上，穿上多难看呀。”毛泽东对她说：“穿在里面不讲什么好看难看，能穿就行了。外衣破了，补补还不是可以穿嘛？艰苦奋斗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呀！”小韩和小李一看再也没有希望，就不再坚持了。

1949年3月毛泽东进了北平，一次，要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代表和知名人士，其中有知名的民主人士张澜。要见张澜前，毛泽东对李银桥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李银桥把毛泽东的全部家当翻了遍，翻来翻去，就是找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他十分为难地对毛泽东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的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李银桥仍想给毛泽东找件好点的衣服，他问毛泽东：“现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去借一件？”毛泽东回答说：“不要借了，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就这样，毛泽东穿着带补丁的衣服见了张澜，后来又穿着这件衣服见了沈均儒、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等人。他一直没让人给他做新衣服，还常对大家说：“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可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心里总是有些难过，我们共产党打了天下，共产党的主席竟连一件没补丁的衣服都没有。直到毛泽东准备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才让李银桥找人为他做了一身新中山服。

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国家主席，衣着之俭使我们难以想象。从外表看来，毛主席身着整齐的外装健步走在国际友人和人民面前，神采奕奕，但里面穿的毛衣、衬衣可没有那么“完整”。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拿了件驼色的毛衣请河南省的丁石同志找人给补一补，洗一洗。丁石接过毛衣一看，上面已是东一块补丁，西一块补丁，简直快成“百纳衣”了。丁石实在没有见过这么破的毛衣，心想，破成这样的毛衣还不如扔了换件新的。李银桥大约看出了丁石的心思，不等丁石开口就说：“这可是主席的毛衣，主席从延安时期就穿着的。”丁石根本没想到是主席的毛衣。我们伟大的领袖时刻关心着人民的冷暖，想不到他自己却穿着这样补丁加补丁的衣服！丁石立即向李银桥建议：“我们给主席买件新毛衣，就说原来的毛衣弄丢了……”李银桥一听就急了：“那可不行，回去要挨主席批评的，我可吃罪不起。”丁石一看李银桥态度这么坚决，只得拿着毛衣找缝纫店去补。毛衣补好后，丁石又派人把毛衣拿到军区洗衣店去洗，结果洗衣店却不接这件毛衣，嫌它太破，怕洗坏了。没办法，只好对洗衣店说：“它是一位首长的，洗这件毛衣也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完成！”洗衣店这才接收下来给洗了。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鉴览》，吉林人民出版社，标题为编者所加。）

抵制腐败第一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如果说处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枪声，是中国共产党在和平建设时期打响的反腐倡廉的第一枪，那么，这一枪恰恰也就是党在和平建设时期打响的抵制腐败的第一仗——“三反”运动中的最大的枪声。

当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脚步刚刚启动时，党和国家机关的少数工作人员，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腐蚀，出现了严重的蜕化变质倾向。1951年10月，在全国开展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各地暴露和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有的部门生产缺乏计划，大量积压资金和物资，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而不作处理；有的缺乏严格管理，损坏机器，浪费原料；有的保管不负责任，使大量物资霉烂受损；有的工程设计勘察不周，造成窝工停产返工；有的机构重迭臃肿，人浮于事；有的生活铺张，侈奢成风，大量浪费国家财富。另外，贪污现象更是屡屡发生，并有逐渐上升之势，刘青山、张子善的重大贪污案件就是突出的典型。

这一切，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刘青山、张子善贪污犯罪事实被揭露，华北局着手处理时，毛泽东于1951年11月30日批示：“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发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此前1个月中，党中央陆续收到各中央局有关发现大贪污犯和已初步在本区域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

据此，中央于12月1日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又发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

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充分强调了开展“三反”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深刻地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应该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为了对运动实施强有为的领导，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军队系统都成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由各级首长亲自负责，广泛发动群众，对各机关、团体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检查和揭露。

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简称中节委）由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财政部长薄一波任主任。彭真、李富春、沈钧儒、谭平山任副主任。

在运动中，党中央要求对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问题必须严肃处理，同时又坚持采取“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和惩治相结合”的方针。

从1952年1月起，“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

整个“三反”运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检举掲发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各级领导反复向群众宣传开展“三反”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讲清方针政策，号召群众以主人翁的态度，大胆坚决地检举揭发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并检查本单位存在的问题，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同时，责令贪污者限期坦白交待，检举其他贪污分子，也向他们指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出路。各地召开了很多公审大贪污犯的大会，对拒不交待的贪污犯起警告作用。

第二阶段是处理阶段。这一阶段自1952年3月开始。3月后，政务院又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关于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及《惩治贪污条例》等文件，为案件处理工作提供了较完备的政策、法律依据，从而使其较顺利地开展，至1952年6月，处理工作基本结束。

第三阶段是建设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制度上巩固“三反”运动的战果，使广大干部树立和发扬廉洁朴素、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作风。

“三反”运动**期间，曾经出现过斗争扩大化的苗头，有的单位和地区出现逼供信的现象，误伤了好人，影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毛泽东及时地提出警告，强调：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并说：“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毛泽东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保证了“三反”运动的健康发展并取得重大胜利。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经核实贪污1000元以上的共有10.5万人，贪污总金额达6万亿元，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

“三反”运动，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揭露了一批蜕化变质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教育了广大党员和干部，保证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加强了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建设。通过打这反腐倡廉的第一仗，党积累了进行党风廉政建设的经验，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更加生机勃勃。

（资料来源《留在党旗上的记忆》刘传增，中央文献出版社，本书有删节。）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