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回归之路
归途漫漫，历尽沧桑。盼回归，澳门走过了十二年的过渡时期。在这条回归路上，中国人民收回澳门的决心和努力、四十多万澳门同胞矢志不渝的回归情怀始终不变。
澳门的专属
澳门，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从而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澳门的共同愿望。
《联合声明》中声明，在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时，设立特别行政区，并制定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和政策。《联合声明》正式签订后，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制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1988年，中国政府组建了包括澳门代表参加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以及一个由90名成员组成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征集各界人士对制定基本法的意见。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通过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
9月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起草委员会由来自中国内地和澳门的48位委员组成，其中内地26人，澳门22人（包括3名中国政府驻澳机构负责人）。委员中不但有有关部门负责人，也有法律、工商、劳工、专业、教育、新闻及宗教等各界代表人士，还有两名著名的澳门土生葡人代表，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10月25日，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举行首次全体会议，通过了起草工作的大体规划和步骤，并委托在澳门的起草委员筹组一个民间性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广泛收集澳门居民的意见和建议。
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受到了澳门同胞的热烈欢迎和普遍关注。他们以各种不同方式积极参与其中。各个社团相继成立了基本法的关注委员会，并推荐其代表担任咨询委员，更有不少社会精英人士毛遂自荐。最后经过反复磋商，从工商界、金融地产界、法律界、专业人士、传播媒介、劳工及社会服务团体、宗教界及其他八个界别中邀请90位人士担任咨询委员。1989年5月28日，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宣告成立，并选举出常委会及三个职能委员会，即工作程序委员会、专题小组委员会和财务审计委员会。咨询委员会还聘请了澳门12位著名人士担任顾问。
5月9日至10日，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审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工作规划》，同时就基本法的结构和内容初步交换了意见和看法，并决定成立基本法结构（草案）起草小组。同年9月，结构起草小组的内地委员到澳门进行为期13天的咨询工作。在此期间，小组成员广泛深入地访问了工厂、学校、居民区，举行了13次座谈会，了解了澳门居民的生活，听取了基层群众的心声。在对了解到的情况进行总结后，起草小组于10月下旬拟订了《澳门基本法结构（草案）讨论稿》，继续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进行修改。
经过前后八次全体会议的讨论，1992年3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并决定从3月16日至7月31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为期四个半月的第二轮咨询工作。在咨询期内，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姬鹏飞率领内地委员访问团于5月16日到达澳门，进行为期八天的访问，同澳门各界人士广泛接触，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轮咨询期结束后，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五个专题小组于1992年9月23日至28日在兰州举行会议，对基本法（草案）再次进行了认真地修改，使之更加完善。
1993年1月13日至15日，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进行逐条表决，以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票通过的修改条文取代了原来的条文。会议还通过了区旗、区徽设计图案（草案）和提请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澳门基本法的决定。至此，历时四年之久的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终于顺利结束。
3月20日，起草委员会主任姬鹏飞向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和有关文件起草工作的说明》的报告。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其附件，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区徽图案。同日，国家主席江泽民以第3 号主席令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回归祖国，澳门与香港将共同执行“一国两制”的方针。在基本法的制定上，两地在总体结构上基本相同，根据澳门的特点，具体内容需要有所差别。驻军方面，澳门基本法并没有如香港基本法一样对驻军问题做明确规定。而是根据澳门的社会情况，单独制定了澳门驻军法，其中明确规定“澳门驻军人员在维护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时，行使与其执行任务相适应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相关执行人员的权力”。
在政治体制方面，澳门基本法也有一些特别之处。澳门行政长官的职权更为广泛，比香港基本法中的规定增加了五项：一、制定行政法规并颁布执行；二、委任部分立法会议员；三、依照法定程序任免检察官；四、依照法定程序提名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检察长，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免除检察长的职务；五、依法颁授澳门特别行政区奖章和荣誉称号。
澳门基本法规定，大部分采取选举方式选出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委员，少数由行政长官委任。澳门境内的土地，除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前已依法确认的私有土地外，都属于国家。而香港基本法却没有此类规定。
除此之外，澳门基本法内还包含关于居民的权利和自由的规定，这是香港基本法中没有涉及到的。为了维护澳门的繁荣与稳定，澳门基本法在旅游娱乐业方面做了专门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本地整体利益自行制定旅游娱乐业的政策”。
澳门基本法（草案）是在经过多次广泛听取澳门居民的意见、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了全国人民和澳门同胞的智慧，体现了“一国两制”的方针和中葡《联合声明》的精神，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照顾到澳门的历史和现状，确保了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同时照顾到了土生葡人的利益，因而反映了澳门居民的愿望和要求，是专属于澳门的基本法。
过渡时期的变迁
1987年，中葡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从此澳门进入了过渡期。在过渡期内直到1999年12月19日，葡萄牙政府负责管理澳门，而中国政府保证澳门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此外，中葡两国政府还保证为实现澳门的平稳过渡而努力。为了实现平稳过渡这一目标，有关方面提出要解决澳门过渡期的三大问题，即中文官方化、公务员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在漫长的过渡期内，三大问题的转变，见证了澳门的变迁。
首位华人女司长——蔡美莉
1997年11月21日，处在过渡期的澳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澳门政府行政架构内出现了第一位华人女司长——统计暨普查司司长蔡美莉。此前，澳门政府已有几位司长级华人担任官员，但真正出任司长一职的女性华人只有蔡美莉。
澳门经济协调政务司员在主持蔡美莉就职典礼上对其作出如是评价：蔡美莉晋升为统计司最高职位，不仅是该司内部的一次自然晋升，而且还是根据她在统计司勤劳的职业生涯里，担任不同程度的主管和领导职务中一直表现出的专业能力、奉献精神和忠诚态度而决定的。
蔡美莉，1958年6月出生于澳门，是土生土长的澳门华人。她的父亲名叫蔡光，曾出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董。蔡美莉从小性格活泼，喜爱体育运动，擅长多种田径项目，是一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
作为家中的长女，蔡美莉尽量帮助父母分担家务，并且很早就表现出独立自主的一面。她认为，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能随波逐流，听天由命。蔡美莉的青少年时期，那时的澳门还没有大学。为了读大学，蔡美莉来到香港，进入一所中学修读高中的课程，并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了理科。在各种课程中，蔡美莉对数学和电脑很感兴趣，并且下功夫钻研。
高中毕业后，蔡美莉选择了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的数学统计系。在校期间，蔡美莉边学习边打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大学毕业后，蔡美莉决定继续深造，考取了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的统计及统筹学硕士研究生资格。经过几年的学习，蔡美莉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
1985年初，蔡美莉回到香港，先后在中学和大学担任老师，教授数学及统计类课程。两年后，蔡美莉得知澳门政府即将实施“公务员本地化”的政策，并且在为筹划赴葡萄牙就读计划招收学员。蔡美莉深知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成为了首批赴葡萄牙就读计划学员中的一位。
但是，在20名学员中，只有蔡美莉一个人半句葡语也不会讲。过语言关是蔡美莉的当务之急。为了尽快掌握葡语，她独自一人搬出宿舍，选择了在一户葡萄牙人家居住。与葡萄牙房东一起生活，蔡美莉的语言能力大有进步，没过多长时间就运用自如了。
赴葡萄牙就读的课程结束后，蔡美莉回到澳门，找到了一份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1988年进入澳门统计暨普查司工作。澳门统计暨普查司是官方机构，它所提供的就业情况数据、酒店入住率、消费物价指数等资料，以及做出的普查行动等，都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由于工作努力，成绩突出，蔡美莉先后担任了该司的高级技术员、组长、厅长和副司长等职务。
经过几年的历练，蔡美莉以其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了澳门统计暨普查司的业务骨干，被大家称为“澳门的统计专家”。从1989年到1997年，她先后六次参加了在各地举行的国际统计会议，并发表了价值突出的论文。在工作之余，蔡美莉还参加了很多专业培训课程，前往美国参加人口普查局的抽样调查设计。于1997年6月参加了澳门行政暨公职司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公共行政培训课程。
升任澳门统计暨普查司司长后，蔡美莉强调，“提高资料质量，加快公布统计结果是我们的工作目标”。对于能否为澳门统计暨普查司带好头，蔡美莉充满信心。她说，首项重点工作是1998年3月至1999年4月的家庭预算调查。1998年底，将开展“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筹备工作。另外还有两项工作：公布新的消费物价指数和按生产法编制澳门的生产总值。
在澳门的过渡期内，能够升任司长这一职务蔡美莉感到很荣幸。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澳门人，她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被委任统计暨普查司司长是我的另一个人生阶段，任重而道远”。
首位华人律师——林笑云
1987年，中葡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为澳门回到祖国怀抱制定了时间表，从此澳门进入了长达十二年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有几个任务要完成。其中之一就是法律的本地化。
澳门很小，律师很少，少到八十多位就能担负起澳门的法律业务。林笑云，澳门律师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她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等备委员会法律政务小组的成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澳门首位华人女律师。
澳门自上世纪中叶被葡萄牙管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律问题都没能得到很好地解决，一直是葡萄牙法律和华人法律共同使用。也就是说，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适用葡萄牙法律，居住在澳门的华人适用华人法律。
为了保证澳门的平稳过渡，1998年5月，经全国人大批准，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林笑云作为筹委会成员之一，在法律政务小组工作。这个小组的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为特别行政区搭起组织架构，提出高官人选，另一是根据《基本法》审查澳门的法律。
在筹委会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林笑云的工作十分紧张。在审查法律前，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有的认为，筹委会只存在一年半的时间，要审查几千条法律，如果再对不适合澳门社会实际的法律进行修改，时间将不允许。更多的人则认为，筹委会的法律政务小组是在为未来的特别行政区建构法律体系，如果仅仅将与《基本法》相抵触的法律剔除，把适用于澳门实际的法律不予修改便给予过渡，那将会给今后澳门的社会发展带来不便。
经过激烈地讨论，最终大家达成了共识，在不与《基本法》相抵触的前提下，在有限的时间里为澳门留下最新的、最适合澳门社会生活实际的法律。目标已定，大家日夜工作。
法律本地化中还有一个内容，就是司法人员本地化。对此，林笑云表示乐观。在澳门公务员中的高官以及很多司法官，以前都是由葡萄牙人担任，华人没有机会。澳门回归后，为华人提供了大量管理社会的职位和机会。林笑云说，由于公务员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一样起步较晚，难以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既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又是澳门永久性居民的司法官员，这是葡萄牙人留下的现实，任何人都不能回避。但从另一方面看，就是政府年轻，有活力，有尽力做好工作的热情和信心，相信他们会在短时间内成熟起来。当他们能够熟练地运用新法律时，法律本地化的任务也就真正完成了。
作为澳门首位华人女律师，林笑云却说自己从没想过从事这个职业。林笑云，生于浙江省青田县，在香港接受教育，后随家人到葡萄牙。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到了澳门，从此就留在了这里。在澳门，她当过教师，但未成为终身职业。她因成绩优秀，获得了免费赴欧洲进修一年测量课程的机会。回澳门后，她进入政府的统计厅，成为了一名政府公务员。
1987年，澳门开始进入过渡期。为了解决本地法律人才匿乏的现状，1989年澳门大学开始招收第一届法学院学生，凡年龄在40岁左右的政府公务员，都可通过考试免费就读。那时，林笑云只是出于工作的需要，想学习些法律知识而去报名，没想到竟成了自己一生的为之付出的事业。开学之初，班上有75名学生，五年下来，有些人退却了，有些人被淘汰了，只有九名学生毕业，林笑云就是其中之一。
澳门从此有了自己培养的法律人才，打破了以前律师必须在葡萄牙读法律的规定，林笑云也在此时开始了她的律师生涯，成了澳门首位华人女律师。林笑云说她很幸运，如果不是澳门回归，四十多万人口的澳门不会建立法学院，她也不可能成为律师。
澳门进入过渡期后，1996年1月1日本地化的《刑法》开始生效，1997年4月1日，本地化的《刑事诉讼法》生效；1999年1月1日本地化的《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开始生效，但有了本地化的五大法典和配套的法律，仅仅是法律本地化的开始，真正的实现还有待于司法实践。在这当中，律师责任重大，还有许多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在原来的澳门社会中，许多华人不懂葡文，更不懂葡萄牙的法律。很多涉及法律的事务，都需要律师帮助翻译和办理。有人担心，澳门法律本地化后，法律翻译成了中文，华人自己会读了，就不会再找律师，从而造成律师的业务量下降。林笑云却不这样认为，“这些年，国内公民受教育程度有很大提高，律师业发展的也很快。在澳门，也许华人的法律意识
提高后，律师的业务量还会增加呢”。作为在澳门知名度很高的大律师，林笑云对澳门未来的律师业充满了信心。
中文要“扶正”
澳门被葡萄牙占据后，尽管葡萄牙人只占全澳总人口的极少数，但葡文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成为澳葡政府的唯一官方语言。澳门政府行政、立法、司法等机关中，一直使用葡文。然而，占全澳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所使用的中文却在法律上没有地位。
由于汉语长期以来不是官方语言，所以，汉语在澳门的主要使用领域包括：家庭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以及教育领域和社会服务领域，而在业务关系领域中则不具有法律效力，甚至很少或不能使用。
中葡就澳门问题展开谈判以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前景促使人们提出了中文在澳门的官方地位问题。1991年，中葡两国外长在里斯本达成协议，同年12月，葡萄牙部长会议通过法令，确定中文在澳门地区享有官方地位，并具有与葡语同样的法律效力。1992年1月，上述法令在澳门《政府公报》刊登，正式在澳门生效。可以说，澳门中文官方化的问题，在法律意义上已经获得解决。也就是说，中文要在澳门成为官方语言之一。
所谓官方语言，就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关系领域均可以使用的正式语言，尤其是在立法、司法和公共行政等领域使用的正式语言。澳门是一个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社会，其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是华人（占总人口的95%），因此，汉语（粤语）从来就是澳门居民的主要语言。
从1991年12月起，中文已经成为澳门的官方语言。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语言。”也就是说，1999年之后，葡语仍然是澳门地区的官方语言，而澳门将是一个拥有两种官方语言的地区。
只有实行双语政策，才有可能逐步提高中文在事务关系领域里的实际地位和效力，从而使中文在澳门的官方语言的法律地位得以真正落实。在过渡期内，澳门已经把中文的地位“扶正”了，而语言的传播和使用仍然需要更多人共同为之努力。
安邦为先
澳门准备回归，心系祖国的澳门同胞盼望着那一天早日到来。然而，在阳光的背后，黑暗的潮流在不停地涌动。随着澳门回归日期日益临近，澳门黑社会妄图大捞一把后转移海外，所以澳门的治安状况不佳，刑事案件不断发生，其中包括枪击、爆炸、谋杀等恶性案件，甚至有些黑社会分子公然向政府部门挑衅，十分猖狂。这些罪案的发生，不仅使澳门社会治安恶化，民众的生命财产缺乏保障，影响旅游业，而且破坏了澳门的声誉与形象，对澳门的回归形成了不稳定因素。
在葡萄牙人的长期管治下，澳门成为了全世界为数不多的不设防城市之一，维持社会治安只靠警察部队。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澳门的社会群体较为特殊，其中就包括“黑帮”。
澳门黑社会的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其产生、发展的根源涉及到澳门的政治、法律、社会经济等多方面。鸦片战争前后，澳门便成为殖民主义者贩卖华人“猪仔劳工”的基地与转运站。澳门黑社会分子与殖民主义者联手控制、垄断这一活动达数十年之久。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澳门已有十多个黑社会帮派，分别控制码头、黄包车、茶楼等行业。各大小黑社会组织间不时展开火拼、冲突，各自不断扩展势力，进行各种非法活动。
在澳门这块不足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暗藏着大大小小的帮派，其中最为出名的要数“十四K”。
“十四K” 是澳门最大的黑帮组织，前身为国民党军统成员葛肇煌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创立的 “洪门忠义会”。其会址位于当时的广州市宝华路14号，故又名为“十四”。因一次与粤东另一黑社会组织火并获胜，“十四”后面又增加了字母K。1949年葛肇煌前往香港，十四K的大本营也从广州迁往香港，不久其主要势力从香港转移到澳门，成为澳门一霸。澳门回归前，“十四K”的掌门人已换为尹国驹，人称“崩牙驹”。
“崩牙驹”根本没把警方势力放在眼里，不但毫不惧怕，还上演了一出“十四K”人马伏击枪伤博彩监察司司长布理路的大戏。这出戏以“十四K”取胜结束，“崩牙驹”的名声大振。然而，得意洋洋的“崩牙驹”却因此上了澳门警方的黑名单。澳门警司以司长白德安为首，全力围剿“十四K”人马。1997年6月，澳门警司发出通缉令，通过国际刑警全球通缉“崩牙驹”及“十四K”的主要人员。
在此之前，“崩牙驹”收到警方将要缉拿自己的消息，便带人迅速离开澳门，转赴欧洲藏匿。几个月内，澳门警司均没有获得“崩牙驹”的消息。与此同时，澳门当地的一些赌业人士都希望两拨人平息干戈，便出面说和，使警方撤消了通缉令。
警方的通缉令撤销不久，“崩牙驹”就不声不响地回到了澳门，并开始拍一部电影《濠江风云》。《濠江风云》讲述的是“崩牙驹”前半生的故事，也可以算是他的电影自传。为此，“崩牙驹”不惜出资1700万澳元，调动大量人力物力。看着巨大的场面，“崩牙驹”又开始飘飘然，狂妄自大的本性暴露无遗。
由于投资拍摄电影，“崩牙驹”很快成为新闻人物。1998年的3月底，“崩牙驹”接受了两本国际性杂志《时代》及《新闻周刊》的访问。得知“崩牙驹”本性难改，继续张狂，澳门司法警察司司长白德安忍无可忍，亲自到澳督府申请批准剿灭“崩牙驹”，并得到了同意。
这时，“崩牙驹”也收到警方要抓捕自己的消息。他不但毫不收敛，还不断制造事端，公然向警方挑衅，挑战法律。
从1996年4月份开始，澳门土地工务运输司高级主管慕拉士的宅门被炸坏，文化司职员施利华被摩托车枪手狙击受伤，博彩司检察厅厅长马发诗后脑中枪身亡……血案屡屡发生，澳门人谈黑色变，无不胆战心惊。
1999年发生的一次爆炸案，更是使澳门地区陷入一片恐慌。领头抓捕“崩牙驹”的白德安遭到袭击，险些丧命。
5月1日清晨，白德安像往常一样带着爱犬驾车到海边晨跑。7时40分，当他边擦汗边向泊在路边的轿车走去时，突然，跑到车门边的爱犬狂叫着跑了回来，白德安追着爱犬刚跑出不远，就听到身后“轰”的一声巨响，转头一看汽车已被炸成粉碎。
此次恶性事件的发生，彻底引发了澳门警方和黑帮的大比拼，并持续一年多之久。经过周密的计划和部署后，白德安亲自带人在葡京酒店逮捕了“崩牙驹”，而那些漏网之鱼——“崩牙驹”手下开始疯狂的报复。
从5月8日凌晨开始，澳门突发20宗纵火烧车和投掷燃烧弹案，袭击目标包括警察总部和澳督府。之后，澳门治安形势一日不如一日，可谓枪声不断，火光冲天，伴随着澳门回归的进程而愈演愈烈。这一切引起了中国政府的特别注意。
7月1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不得不以“全体会议公报”的形式，敦促澳葡政府在过渡期内对社会治安负起责任。9月14日，刚刚由葡萄牙抵达澳门的罗明素夫妇被枪击，而罗明素正是“崩牙驹”案司法委员会主席。当天，恶化的案情通报到中国公安部和澳门回归安全保卫工作领导小组。
随即，广东省公安厅在全省境内彻查逃粤的澳门黑帮人物，大搜捕立即展开，许多黑帮头面人物纷纷落网。11月7日晚至9日凌晨，广东省公安厅组织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江门六地警力展开代号“F-3”扫黑行动，查处澳门黑帮成员13名，摧毁黑社会团伙25个。22日，“十四K”的另一个头目崔权在成都被抓获。23日，澳门法院判决“崩牙驹”数项罪名成立。
对“崩牙驹”等人的审判是澳门20世纪审判的最大宗的黑社会有组织犯罪案。一审后“崩牙驹”被裁定为黑社会首领、侵犯函件和电讯、放高利贷及不法资产或物品转移或掩饰四项罪名成立，判囚15年。判决后，尹国驹等人上诉至澳门中级法院，但中级法院驳回大部分上诉理由，支持少部分理由，最后，法院裁决尹国驹减刑至13年零10个月。“崩牙驹”被判重刑后，澳门黑帮受到极大震慑，没人再敢“冒头”。这宗大案的判决，宣告了粤澳中葡合作扫荡澳门黑社会势力、保证澳门顺利回归和维持稳定繁荣的决心。
在澳门回归前一个月内，葡澳政府及大陆警方联手出击，基本肃清了澳门的黑势力。随后，已接受国务院任命的澳门特区候任行政长官何厚铧，提出管治澳门的方针——“稳定压倒一切。”他说：“我不会为自己订立很大的目标，要在五年任期内达到什么成就，可是治安却是我上任的首要事务。”何厚铧明令特区政府首要任务是恢复社会秩序，并且警告一切黑势力不得“乱说乱动”。
在何厚铧发出警告后，特区政府把整顿治安作为重点的施政项目。治安部门在各个方面的配合和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严厉打击犯罪，维持社会治安。不久，“十四K”另一骨干“大佬”黄达豪被广东警方抓获，并移交澳门警方。至此，澳门最大黑帮的主要头目全部被抓。随即，令人谈虎色变的黑社会敛踪匿迹，凶杀和纵火案件均有减少，动荡不安的社会情况迅速得到扭转，澳门社会人心趋向安定。
关键的步骤
1998年5月5日，人们期待已久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成立。筹委会的成立，是澳门过渡期中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的准备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是澳门回归祖国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当天，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大厅灯火辉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郑重宣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他说，刚刚结束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产生办法的决定》，审议通过了100名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单。其中国内委员40人，澳门委员60人。九位副主任委员排名依次为：谢非、马万祺、廖晖、王启人、王英凡、何厚铧、吴福、曹其真、何鸿燊。
在热烈掌声中，李鹏委员长向筹委会主任委员钱其琛、副主任委员谢非、马万祺、廖晖、王启人、王英凡、何厚铧、吴福、曹其真、何鸿燊以及全体委员一一颁发了任命书。当日上午11时30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举办了澳门回归祖国倒计时牌揭幕仪式。这意味着澳门回归进程进入了一个崭新且关键的阶段。
根据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决议，成立澳门筹委会成为了澳门回归路上关键的步骤。其使命是为1999年澳门回归做好准备，铺平道路，为落实“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保持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奠定基础。
澳门筹委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下设机构，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产生办法的决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有关事务，制定第一届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的具体产生办法。筹备委员会由内地委员和不少于百分之五十的澳门委员组成，主任委员和委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任。
筹委会成立后，筹建澳门特区实质性的工作即刻展开。实现“一国两制”是筹委会的根本核心，而创造“澳人治澳”则是其根本原则。在这方面，从筹委会的人员组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澳门筹委会共有100名委员，其中来自澳门的委员比例占到60%。这些澳门地区委员代表包括了澳门社会各界的优秀人才，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联络澳门各个社团各个阶层广泛听取意见，为绝大多数澳门人争取利益。
1998年5月6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参加澳门特区筹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全体委员并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首先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对荣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表示衷心的祝贺。他说，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澳门回归祖国的准备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实现澳门回归，是继香港回归祖国后中华民族的又一盛事，将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
江泽民同时指出，邓小平创立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是我们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根据这一构想，香港已于去年7月1日顺利回归祖国。香港回归十个多月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江泽民强调，澳门回归祖国，也将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方针，由澳门居民当家做主，依照澳门基本法的规定自行管理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这一方针将长期保持不变。我们相信澳门人能够管理好澳门。澳门同胞一定能够继续保持澳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一定能够创造出澳门更加美好的明天。澳门回归祖国，将为“一国两制”再次创造一个光辉的范例，有利于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当时，距离澳门回归祖国怀抱的时间还有不到600天，筹备会面临的工作极其繁重。其中有九项主要任务：一、筹组澳门特区第一届政府，包括制定第一届推选委员会和行政长官人选的具体产生办法，并按此办法产生推委会，推选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决定第一届政府机构的设置等。二、制定第一届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三、制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的具体产生办法。四、提出与平稳过渡有关的重大法律问题的处理办法，包括与基本法抵触的澳门原有法律的处理办法，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五、制定市政机构的过渡办法。六、关注并提出澳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平稳过渡及治安稳定应采取的重大措施和有关政策性建议。七、提出关于国籍法在澳门特区实施的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八、提出澳门特区成立庆典仪式和庆祝活动方案。九、处理与筹备澳门特区有关的其他重大事宜。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为澳门回归树立了榜样。尽管肩上的担子很重，但是筹备会的工作人员们全都满怀**，他们说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共同为1999年12月20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成立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紧张工作，筹委会先后召开了十一次全体会议，圆满完成了上述九项任务。随着回归日期的一天天临近，筹委会于1999年11月19日举行了回归前最后一次全会。国务院副总理、筹委会主任委员钱其琛对全体筹委会工作人员所付出的努力表示了肯定。他说，筹委会工作的成功，是在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指引下取得的，是同广大澳门同胞的参与和支持分不开的，也凝聚了全体委员的智慧和辛苦。
至此，澳门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筹委会的功绩历史将永远铭记。
都为回归忙
时间进入1999年，澳门回归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在忙碌地进行中。宗光耀，澳门回归前负责担任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澳门政权交接和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在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宣誓就职及特区政府成立的会场选址期间，宗光耀被指派回北京，参加由钱其琛在中南海召开的会议。此次会议的议题是有关澳门政权交接和特区政府成立的准备工作。
会上汲取了香港回归的经验，大家都认为政权交接和特区政府成立在不同的场地举行为好，有利于布置、筹备。之后，宗光耀针对澳门的实际情况作了简要地汇报，并建议把综艺馆作为特区政府成立的主会场。
综艺馆定为特区政府成立的主会场，需要进行全面改造和必要的装修。主持会议的钱
其琛首先想到一个实际问题：“装修的钱从何而来？”宗光耀客观地表态：“特区政府的成立，特首和主要官员的宣誓就职是中央的事，与葡方无关系，因此不便向澳葡政府要钱。澳门同胞爱国爱澳的热情很高，乐于奉献。随着回归的临近，出钱出力的事很多。如果综艺馆的装修经费由中央拨款，这对澳门同胞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增强他们回归祖国的光荣感。”
“中央出钱？”钱其琛边思索边问，“预算是多少？”
“我们已经找人估算过，大约要四五千万元。”宗光耀回答得很肯定。
钱其琛与身旁的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和财政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低声交换了意见，然后表示同意宗光耀所代表的澳门工委的意见，由中央财政拨专款装修综艺馆，但是也提出了要求，钱数不能超过5000万，如果超支了也不能再向中央申请追加。
听了钱其琛的话，宗光耀心里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们一定遵照钱副总理的指示办好这件事。”
宗光耀带着这个好消息回到澳门后，很快和新华社澳门分社办公室主任华建和副主任张春昉组成三人小组，负责综艺馆改建主会场的工作。因交接仪式场馆属临时性质，为方便日后拆卸，采用钢架结构，包括大纲柱16条，最高达25.8米；小钢柱10条，主要用作支撑天幕；以及跨度达36米，重37.5吨的钢横梁4条。
场馆工程虽然是临时建筑，但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却是历史盛事，所以马虎不得，虽施工期限只有百余天，但工程对质量、特别是安全系数的要求比永久性建筑物还要高。为了确保主会场的质量和安全，除了业主和有关机构对工程质量进行严格监控外，还聘请了国际著名的公司作顾问监控工程质量，并从外国聘请了一批高水平的专业焊接人员，指导钢结构的焊接工程，培训工地人员。而工程所需的2000多吨钢材则全部是“武钢”、“柳钢”、“马钢”等内地大钢铁公司生产的优质钢材。施工人员表示，“为了那世人瞩目的庄严时刻，洒多少汗也值”！
工程自8月25日起全方位施工，至12月5日基本完工，用时整整100天，被誉为“百日工程”。主会场基本建设完工，一座华丽壮观、椭圆型顶部的建筑物屹立在一个大花园内，钢结构的造型更使这座建筑物充满浓郁的现代气息。场馆占地6000平方米，高20米，除了供举行交接仪式的大礼堂外，还设有多个辅助室、接待要员的设施以及传媒专用区等。夕阳西下，辉煌灿烂的灯光将会透过这场馆用透光材料制成的上截外墙和顶部，使整个场馆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与此同时，场馆建设的后续工作也在紧张忙碌地进行着。场馆外的大花园中，工作人员在装灯、摆花。众所周知，绚丽的荷花绽放在盛夏时节。然而，交接仪式的举办时间正值隆冬，如何让数百盆夏荷在隆冬开放呢？
1997年7月，澳门莲艺协会成立，在致力于推广莲花的种植和与莲花有关的文化艺术活动的同时，就是要在澳门广种莲花，使澳门“莲花宝地”之说名副其实；并要在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时，能使莲花反季节开放，使本澳居民和嘉宾看到“百莲盛放迎回归”的奇景，为盛事增光添彩。
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即是该会首任会长。经他亲自联络安排，他的家乡番禺莲花山于1997年7月相赠千盆莲花。为了实现莲花应时绽开之梦，莲艺会在中国荷花研究中心的专家指导下，进行了科学试验。同时，莲艺会还在珠海、深圳、三水等地进行相关的试验，以确保届时梦圆。
1999年11月，这些地方的莲花冬季反季节开花生长的实验陆续取得成果；12月3日，深圳市洪湖公园首先向莲艺会赠了花；随后，三水市荷花世界和珠海市农科中心也分别向莲艺会赠送试验成功的反季节莲花。到12月中旬，莲艺会收到三地赠送的莲花总数逾千盆。
为了确保莲花能为盛事添彩，莲艺会11月下旬在首批莲花抵澳之前就已建立了四个设备齐全的临时温室，使上千盆莲花抵澳后，继续在适育的环境下养护、生长。
临近回归时，在市政厅前地等处摆放的“冬荷”成为了澳门居民和各路记者们的焦点。夏荷在冬日绽放，不但为澳门回归这一盛事增光添彩，还成为了回归中的一段佳话。
为了迎接澳门回归，工作在相关岗位的人们都在夜以继日地忙碌着，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是他们都甘心为此付出，就像他们常说的那句话——都为回归忙。
何鸿燊助力“盛世莲花”
澳门的博彩业令世界瞩目，而博彩业的“老大”非何鸿燊莫属。何鸿燊是澳门博彩史上权势最大、获利最多、名气最响、在位最长的赌王。澳门人把赌王称作“无冕澳督”，可想而知何鸿燊在澳门的地位非同一般。
葡京酒店，从1970年落成起就成为澳门博彩业的标志性建筑，被誉为澳门的“象征”。其装修富丽堂皇，云石大堂、巨型水晶吊灯、古董及工艺珍藏，亚洲罕见，也被称作澳门市中的“小都会”。这里的主人正是何鸿燊。
身为赌王，何鸿燊却不爱赌博，他曾意味深长地说自己不需要上赌桌，走进赌场的所有人都在和他对赌。身家过亿的何鸿燊不止把钱用于商业，还常常为公益和慈善出资赞助。
1999年，随着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场馆的相继建成，其周围的装饰也在不断完善。主场馆完工后，宗光耀奉命到北京出席中央关于澳门政权交接和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主任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澳门回归、特区政府成立，中央赠送什么纪念礼物。1997年香港回归，中央向赠送的是6米高的金紫荆花，效果很好。大家不约而同赞成也向澳门赠送6米高的金莲花。
经过几个月的铸造，6米高的金色莲花在人们眼前绽放，名为“盛世莲花”。“盛世莲花”主体部分由花茎、花瓣和花芯组成，青铜铸造，表面贴金装饰，形似莲叶的基座部分则由23块红色花岗岩相叠组成，寓意澳门三岛。
可是，这朵金莲花放在什么地方最为合适呢？综艺馆改造而成的主场馆位于市中心，政权交接、特区政府成立都将在这一地区举行，有关领导多方面听取意见，决定将其安放在综艺馆附近的露天场所供人参观。
接下来，筹委会副主任宗光耀专门负责安置“金莲花”。他经过了解，综艺馆附近的土地已经被娱乐公司买下，计划建造商品住房。但是由于房地产形势不断下滑，所以迟迟未开工建楼。基于此，宗光耀决定亲自找到娱乐公司老板何鸿燊商谈借地的事情。
宗光耀在普京酒店的办公室见到了何鸿燊。两人刚见面，何鸿燊便直言宗光耀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希望他开门见山地说明来由。既然如此，宗光耀省去了寒暄，直接把中央希望把金莲花安装在综合馆右侧空地的事情说了出来。
“这是件好事，我愿意以低价转让这块地皮。”何鸿燊不假思索地说。
“不是买你的地，而是向你借用，是无偿借用。”宗光耀解释说。
何鸿燊似乎明白了什么，问道：“借多长时间？”
“至少一年。”宗光耀接着说，“因为特区政府成立后，要办的事情很多，恐怕顾不上马上着手处理金莲花的搬迁事。到时候特区政府有关官员和部门会与你商谈的。”
宗光耀的话音刚落，何鸿燊说道：“这样好了，我无偿借地一年。”
宗光耀在何鸿燊办公室待了不到半个小时，借地的事情就谈妥了。宗光耀把事情向上级做了汇报，有关安放金莲花的设计方案的工作随即展开。
设计方案很快有了雏形，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些问题。作为澳门回归的标志，金莲花不能单独安放，一些相关的配套设施，诸如喷水池、灯光、旗杆、台阶、广场等缺一不可，以此来形成迎接澳门回归的一道独特风景。
为了长期保持这道美丽的风景，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上，以永久性建筑物为标准，预算为1000万元。宗光耀已经向中央申请了改造主场馆的费用，如今还需要这样一笔巨额款项，到哪里去筹钱呢？
新华社的领导们为此专门召开了谈论会，决定派宗光耀到娱乐公司去找何鸿燊，看看可否由娱乐公司和新华社共同出资修建金莲花的周边景物设施。鉴于此，宗光耀再一次找到了何鸿燊。宗光耀说明来意后，何鸿燊问道：“需要出多少钱？”
“估算总数不超1000万元。咱们两家三七分摊。”
何鸿燊半开玩笑地说：“就是新华社七，娱乐公司三了？”
“娱乐公司是七，新华社是三。新华社用的钱是国家的钱，数额有限。”宗光耀解释道。
何鸿燊保持着微笑，边听宗光耀说话，边点头，然后说：“就按照你说的办，我很乐意。这也是为迎接澳门回归祖国做的一件大事嘛！”
得到这样的答复，宗光耀感到很欣慰，他握住何鸿燊的手说：“十分感谢何总经理的配合和支持。”宗光耀后面的话还没出口，何鸿燊就说道：“千万不要这样讲，是我应该感谢。这件事关系到澳门回归祖国，庆贺特区政府成立的大事。能为国家、为社会尽一点微薄之力是我和娱乐公司同仁的光荣。”
设计和款项的问题解决后，金莲花的安置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安置于金莲花广场上的大型盛世莲花雕塑高6米、净重6.5吨，花体部分最大直径3.6米，这些尺寸和赠送给香港的永远盛开的紫荆花是一样，寓意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和澳门是无分大小的。“盛世莲花”盛开在金莲花广场，亭亭玉立、冉冉升腾，象征澳门永远繁荣昌盛。
碧波中绽放白莲花
“一国两制，澳人治澳”，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成立意味着澳门的一次新生。在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之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象征和标志的澳门特区区旗、区徽将正式使用。
1990年底至1991年初，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通过了有关办法，公开征集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设计图案，并专门成立了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草委会副主任委员钱伟长为主任的区旗区徽评选委员会。五个月的征集期内，应征作品达782幅。
几百幅的作品各有千秋，评选委员会很难做出选择。澳门周边环水、绿色生态好，加之澳门以和平的方式回归，它又是和平美好的象征。因此，评委会的总负责钱伟长建议澳门区旗、区徽以绿色为底色。他强调，澳门是一个小地方，自古以来没发生过大的战乱。虽然被葡萄牙人占据、管治，还算平静，日本侵华战争攻占了香港，也没攻打澳门。澳门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和平地区。从这个角度讲，我也认为区旗、区徽底色用绿色不用红色。
钱伟长把这一意向与副主任姬鹏飞进行了讨论。姬鹏飞从另一个角度想到：如果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的旗面用红色，与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保持一致，当然没问题。但是并没有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区旗一定是红色，或其他颜色。他转而说：“国旗是红色，区旗是绿色，红花配绿叶。”看来，姬鹏飞对钱伟长的想法并无异议。基于此，两人的心中都有了底，决定多听听其他委员，特别是澳门委员的意见。
在此之后，区旗、区徽用绿色为底的提议得到了澳门委员会的认可。于是，澳门区旗、区徽的评选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范围也缩小了很多。经过初选和三轮无记名投票，选出区旗、区徽图案各15幅，分别在澳门和北京展出。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评委们又认真严谨地反复推敲，从中选定三套图案提交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讨论。根据体现“一国两制”精神、反映澳门特点且美观大方的原则，草委会于1992年3月评出获奖作品，河南肖红设计的区旗图案获一等奖、区徽图案获唯一的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北京张磊、澳门吴卫坚设计的区旗、区徽图案均获二等奖，其他13位作者设计的12套图案获三等奖。
肖红设计的区旗、区徽图案主体形象为：上方呈弧形排列的五个五角星，象征中国对澳门的主权；下方由三片莲花瓣组成一朵盛开的莲花，代表澳门领土由三部分组成，并预示澳门特区的未来必将繁荣发展。
张磊的基本构图是：与五星相辉映的荷花从平静的海面升起。五星代表中国的主权；荷花是澳门人民喜爱的形象，三片花瓣寓意着澳门三岛；桥和海又代表澳门独特的地理环境。整体采用对称形式，以突出庄重大方的风格。在颜色的选择上，绿色象征春天，代表着和平安宁，澳门和祖国人民都在企望和平安宁，盼望澳门平稳过渡，于是张磊大胆地采用了绿色。在众多参评稿件中，这是唯一设计为绿色的方案，独具匠心。
殊不知，两位设计者推出如此优秀的作品，却从未到过澳门。肖红，自幼喜爱画画。18岁时考入河南大学艺术系学习，后成为河南大学教授、全国人大代表、全国青联委员，曾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90年，肖红就获得了香港特区区徽设计优秀奖（最高奖）。从那时起他就定下了新的目标——为澳门回归再尽一份力，投入到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的设计中。当时，澳门的相关资料很少，他只能把历史、地理教科书及一些旅游杂志上的只言片语汇集起来。从资料中得知莲花是澳门的市花、澳门由三个岛组成后，肖红的脑海中便浮现出用五星和三瓣莲花作为区旗区徽的主图案的画面。
张磊，从小受到画家父亲的熏陶，对画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生时代就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澳门区旗、区徽设计征集活动开始时，张磊年仅26岁。作为一名青年设计工作者，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加入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设计大赛。
为了更加了解澳门，张磊从仅有的几张澳门风景明信片里，获得了唯一了解澳门的视觉形象资料。当他看到奇特而美丽的澳凼大桥时，就被此桥所具有的独特造型和连接贯通的良好寓意所吸引，使得澳凼大桥在澳门著名的大三巴牌坊、妈祖阁等标志性建筑中脱颖而出。选定主题标志后，张磊又查找了有关澳门的大量图书文字资料，从中了解澳门地理、人文、历史等，从而很快做出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区徽图稿的线描底样，并参加了设计大赛。
虽然获奖作品已经选出，但作为澳门区旗、区徽的最终设计还需要改进。评委们根据草委会关于“修改必须在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集体进行”的意见，决定以张磊的方案和色彩为基础，结合肖红的方案和花形，进行修改完善。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并由江泽民主席颁令公布了澳门基本法，同时颁布了区旗、区徽图案。基本法第十条明确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是绘有五星、莲花、大桥、海水图案的绿色旗帜。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徽，中间是五星、莲花、大桥、海水，周围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葡文‘澳门’。”
澳门回归祖国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规范制作和使用的标准等工作又被提上议事日程。1998年11月，肖红受有关部门委托，对旗徽图案又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琢磨，绘制了区旗、区徽标准制作图参考方案。1999年初，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了制作和使用区旗、区徽的两项国家标准。
1993年4月，当肖红走上澳门特区区旗区徽设计颁奖仪式的领奖台，连任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姬鹏飞拉着他的手慈祥地说：“上次为香港区旗区徽图案评选颁奖时就见过你，这次你又获了两个大奖，祝贺你！”肖红则谦虚地说：“能成为三项最高奖的获得者，不在于我的艺术造诣深浅，而是自己对港澳情感的一种凝结。艺术创造来源于灵感，而灵感源于真情。我深情地祝愿澳门在五星的映照下，像区徽上盛开的莲花一样，永远繁荣昌盛，永远稳定平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