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沧桑三峡梦

三峡大坝，一个让中国人憧憬了近一个世纪的水利工程。

1918年，革命先驱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这个宏伟的设想，从此开启了中国人的三峡梦。1956年，毛泽东大笔一挥，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诗句，让三峡梦得以重启。

如今，当这个百年梦想已经实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水利枢纽工程的时候，让我们回眸过去，寻找这个梦的起点。

峡江序曲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这段文字出自中国古代地理学家、散文家郦道元的名作——《三峡》。这位古人仅用短短二百余字，便把三峡青山飞瀑、秀峰奇石的自然风光展现在了世人眼前，令人向往不已。

三峡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组成，是万里长江中的一段大峡谷。它西起重庆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至湖北宜昌市的南津关。峡江两岸群峰连绵，悬崖峭壁，怪石嶙峋。江水横穿于群峰之间，奔流直下，蜿蜒曲折，极其险峻。

在万里长江上，再没有哪一段江流像三峡那样，能够吸引如此多的文人墨客留下宝贵诗句。

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写出了三峡的雄奇险峻。陆游的“十二巫山见九峰，船头彩翠满秋空”，让三峡的连绵青山跃然纸上。杜甫的“五更角鼓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更是为人们呈现出夜间三峡的雄伟壮丽。

除了独特的自然景色，三峡地区还流传着很多丰富多彩、奇幻瑰丽的民间传说。

传说在远古时期，天宫的云华瑶池里住着一位神女，名叫瑶姬。这位神女虽然长相温婉美丽，性格却十分刚强。她不喜欢天庭里刻板的生活，倒是十分羡慕人间的幸福和快乐。

一次，瑶姬带着自己的侍女到人间游玩，路过巫山上空时，正巧遇到12条恶龙在此地兴风作浪、祸害百姓。

原来，这12条恶龙都来自东海，它们看到巫山食物富足，便在这里长住了下来。平时，这些恶龙经常到田地里吃牲畜、毁庄稼，让当地百姓叫苦不迭。

这天，12条恶龙因为分食不均而大打出手，弄得巫山狂风骤起，长江巨浪滔天，两岸的房屋和百姓被大浪卷入了江水之中，人们在江中痛苦地挣扎着。

见到此情此景，瑶姬十分气愤。为了保护当地百姓，她引出一道闪电，劈死了这些恶龙，人间终于又恢复了平静。

可瑶姬没有想到，这12条恶龙的尸骨竟化作了连绵的群山，堵塞了长江的水道。时间一长，江水由于无处宣泄，便向四面八方涌去，变成滔滔洪水，淹没了两岸的田园和城镇。

此时正值大禹治水，他听说四川被淹，立即骑着自己的神牛赶到巫山，想要劈开群峰，疏通水道。可是，由恶龙化作的山体如钢筋铁骨一般，连大禹的开山斧也无法劈开这些坚硬的岩石。眼看当地百姓遭受洪涝之灾，大禹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

瑶姬得知此事后，赶忙找到大禹，把天宫的治水天书《上清宝经》交给了他，并派出自己的侍女协助大禹治水。

大禹依循《上清宝经》上记录的方法，在仙女们的帮助下，终于劈开了三峡，疏通了水道。四川的积水重新被引入东海，百姓也回到了故土，开始重建家园。瑶姬从此对三峡更加留恋不已，于是她化作神女峰，留在巫山，守护当地的百姓和来往的船只。

这段美丽的神话传说为三峡增添了不少远古文明的神秘色彩。同时，它也饱含了三峡百姓想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迫切愿望。

三峡水流湍急，江中滩峡相间，在其中行船十分危险，而连年的水灾更是让两岸的百姓苦不堪言。长江既养育了两岸百姓，又给他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水患。于是，人们开始想象神女手中的治水天书，可以帮助他们征服三峡的险滩和洪水。

这就是中国人最早的三峡梦。

在瞿塘峡口，曾经有一块矗立于江心的庞然巨石，它就是曾让船夫们望而生畏的滟滪堆。在三峡船夫之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滟滪大如象，瞿塘不可上。滟滪大如牛，瞿塘不可留……滟滪大如鳖，瞿塘行舟绝。”可见此地对船工而言，无疑是一道“生死关”。

南宋词人范成大晚年回故乡隐居，乘船经过滟滪堆时，恰逢水势大涨。他和船夫在迅猛的涡流中差点丧命，侥幸逃脱之后，范成大便把他的惊险遭遇记录在了《吴船录》里，并形容滟滪堆是“大水极险之滩”。

船行至西陵峡，更是让人心惊肉跳。西陵峡有三滩四峡，且以“险”著称。峡中有峡，滩中有滩，三峡船夫世代在此与险滩激流搏击。当地一直流传着“西陵峡中行节稠，滩滩都是鬼见愁”的说法。

船只行驶于三峡之中，实在是步步惊心。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还为此在宜昌江边修了一座“至喜亭”。他在《峡江至喜亭记》中写道：“舟人至此，必沥酒再拜相贺，以为再生。”船夫从三峡驶过，竟要为自己能平安闯出而庆贺一番，可见在峡江中行船的危险。

15、16世纪，中国人也曾尝试把征服三峡的梦想化为现实。当时，明朝的治水官吏带领三峡百姓，日夜奋战在川江上，他们在悬崖上开凿临江纤道，用火药引爆礁石、破除险滩。但面对着三峡中几处最为庞大的礁石和险滩，他们最终还是败下阵来。于是，峡江百姓只能继续在神话和传说中，寄托自己征服险滩、战胜恶水的梦想。

官员们再也想不出任何办法，他们只好回到府邸，收罗起关于在三峡航行的经验和方法，并把它们编著进地方志，以便后人借鉴。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开始迅速崛起，科学发展带动了他们的水上革命。16世纪20年代，麦哲伦的船队完成环球大航行。60年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航海九万里”，踏上明朝的土地，带来了让中国人惊诧不已的世界地图。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一场更大的变革即将发生。

惊世构想

18世纪，欧洲的英格兰岛上正发生着巨变。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一系列技术革命推动了工业发展，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业劳动，这就是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英国迅速成为世界头号产业大国，随着国家实力的壮大，对广阔市场的迫切需求使他们开始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古国。

1840年，英国人用大炮轰开了长江的入海口。恩格斯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中写道：“英军入侵横贯中国中部的大河长江……夺取这条重要水道就会置北京于死地，并逼迫清帝立即媾和。”

果然，当英国人控制住长江动脉的时候，清政府妥协了。中国使臣在南京江面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与此同时，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开展起来。美国依靠电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独占鳌头。连中国邻近的日本也通过明治维新，步入世界强国之列。各国列强纷纷把罪恶之手伸向中国，想在这片资源丰富的土地上分得一杯羹。

在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之下，上海、南京、九江、汉口、宜昌、重庆等沿江城市相继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长江这条母亲河从此打上了屈辱的烙印。

1918年，当孙中山看到英国、美国、日本的兵舰肆无忌惮地进出长江时，巨大的耻辱感强烈地冲击着他。面对滔滔江水，孙中山心中悲痛不已。他明白，要想洗刷中华民族的耻辱，必须要振兴实业。

这一年的夏天，孙中山在上海香山路7号的一栋小楼中，用英文完成了《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这份计划中包括构建四通八达的港口、纵横交织的铁路，以及星罗棋布的现代企业。孙中山为当时的中国构建了一幅通往现代化强国的蓝图。

实际上，早在24年前，孙中山的强国之梦便已初具规模。当时，刚刚弃医从政的孙中山向李鸿章呈上了一份《国事陈请书》。在文中，孙中山阐述了自己对于治理国家的见解，他认为应靠发展工业来振兴中华民族，并且把发展交通航运列为“治国之大本”。可惜，当时的李鸿章正忙于应对中日甲午海战，哪里有闲工夫理会这个28岁的毛头小子。这份饱含孙中山强国梦想的“陈请书”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多年之后，当52岁的孙中山看着黄浦江中不停穿梭的外国船只时，多年来未能实现的梦想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于是，他坐到书桌前，拿起手中的钢笔，为中国的崛起描绘出一幅更加完备的蓝图。

在孙中山绘制的这幅中国现代化工业蓝图上，长江是浓墨重彩的一个部分，他用笔墨标注出每一处港口的建设蓝图。这一次，他的强国之梦更加具体，也更加宏伟！

不久，这本《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被翻译成中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自宜昌而上，入峡行……急流与滩石，沿流皆是，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

孙中山是提出开发利用长江水资源的第一人。他计划在三峡筑起大坝，巨轮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产生的电能将成为实业救国的巨大动力。

1924年夏天，孙中山来到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进行“民生主义”系列演讲。他满怀**，从中国南方水资源的开发，讲到未来工业的电力需求，说到三峡所蕴藏的巨大水利资源时，更是兴致勃勃。

孙中山激动地说道：“像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生三千余万匹马力的电力，比现在全国所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不但可以供给全国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用来制造大宗的肥料。”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三峡水力发电的意义，孙中山对听众解释道：“一匹马力等于八个强壮人的力。”有了三峡的电力，便多出了一大批数量惊人的劳动力。这场激动人心的演讲，使得在场的听众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然而，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再美妙的设想也只是难以实现的梦。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者，还没来得及践行自己的梦想，就带着遗憾与世长辞了。可他的三峡梦却激励着后人不断向前。

1930年，国民政府根据孙中山的设想，准备在三峡一带建设水利工程。不久，工商部派人对三峡地区进行了第一次勘探。不料，这支队伍才刚刚收集了一点有限的地质资料，便因为接踵而来的困难草草收场。

1932年10月，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组建了一支水利发电勘测队。由电力工程师恽震奉命带队，对三峡水利资源进行勘探。他们的任务是：用二至三年的时间完成对扬子江上游的勘测和设计工作，并提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案。

此后，恽震带领勘探队翻山越岭，对三峡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实地勘测，并以严谨的工作态度编写了《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恽震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两个坝址：一个是现在的葛洲坝坝址，另一个就是如今三峡大坝的所在地——三斗坪。

恽震计划在这两个坝址分别建设两处低坝，并设置船闸。他预测，这两处大坝建成后，总发电量将达到80万千瓦，可以较为充分地利用长江的水利资源，并从根本上改善三峡航道的现状。

恽震迈出了实现三峡梦想的第一步。但当时，蒋介石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围剿”红军上，哪里还会关心水电建设？因此，当这份报告被送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时，他只是训斥道：“你们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党国将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你们却有心思去修什么电站……”

1933年，国民政府对这个方案给出了最终批示：“所呈计划尚属详明，应予存案备查。”然而，这一“备查”，就是漫长的11年。

萨凡奇计划

萨凡奇，20世纪美国著名的水利专家，因设计胡佛大坝而享誉世界，曾在美国垦务局担任总工程师长达27年之久。他先后主持设计了六十多处大型水电工程，且一人独揽了当时世界上四个最大水坝的设计工作。除此之外，萨凡奇还热心于公共事业，被美国政府誉为“特殊公仆”。

萨凡奇的一生可谓是顺风顺水、功成名就。然而，这位美国的高坝天才，却在中国留下了自己一生的遗憾：未能将中国人的三峡梦化为现实。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日军在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接连受到致命打击，胜利的天平逐渐向盟国倾斜。

此时，国民政府开始着手战后复建工作，并制定了五年工业发展计划。当时在国民政府任职的美国经济顾问提出：中国要恢复工业，首先需要大量的电力资源，美国政府愿意投资9亿美元，在三峡建设水力发电厂。三峡工程就这样被重新提上了日程。

1944年5月的一天，重庆珊瑚坝机场，一架大型美国运输机从天而降。舱门打开，一个外国人慢慢从飞机上走了下来。他看起来已经上了些年纪，一头银发略微有些卷曲，温文尔雅的脸上遍布着道道皱纹。这位老人正是应中方邀请，前来设计三峡大坝的美国工程师——萨凡奇。

萨凡奇似乎从走下飞机的那一刻起，就进入了工作状态。刚到重庆，他就马不停蹄地展开水力资源考察，并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对大渡河、马尾河、都江堰等地进行了实地勘测。中国丰富的水力资源让萨凡奇激动不已，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兴修三峡大坝的决心。不久，他便向国民政府提出：要亲自到三峡进行实地考察。

当时，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宜昌仍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日军轰炸机每日从南津关起飞，到三峡上空执行轰炸任务。国民政府出于安全考虑，起初并没有同意这次行程，可萨凡奇却毫无畏惧地表示：“生死在所不惜，三峡一定要去！”

1944年8月，在萨凡奇的坚持下，国民政府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并委派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吴奇伟将军一路陪同，以保障这位美国工程师的安全。临行前，萨凡奇把一封遗嘱交给中国政府。他交代，如果他这次没能回来，就把这封遗嘱寄给他的姐姐。面对有可能“朝行出攻，暮不夜归”的险境，萨凡奇表现出了一名工程技术

人员对求实、严谨的科学态度的执着追求。

不久，萨凡奇就带着他的考察队伍，乘船从重庆朝天门码头出发，沿着嘉陵江水向下游驶去。轮船到达西陵峡中的平善坝时，萨凡奇弃船登岸，开始了自己的地质考察工作。

萨凡奇带领考察队一路翻山越岭，从平善坝一直步行到三斗坪。他们用了十天的时间，勘测完三峡的山川地势，并从当地的中国守军那里得到了日军的三峡航测地形图。考察的过程十分艰苦，很多队员走得脚底板上全都是水泡，疼得整宿睡不着觉。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一路上并没有碰到日军，全部队员都得以安全归来。

回到重庆后，萨凡奇把自己关在一间闷热、潮湿的小屋里，耗时四十多天的时间，完成了《扬子江三峡计划的初步报告》，也就是著名的“萨凡奇方案”。

“萨凡奇方案”涵盖了水库、拦河大坝、溢水闸、泄水道路、引水道、厂房、船闸、开发方案、工程造价、综合效益、中美技术合作等16个部分的设想。他在从南津关到石牌18公里的峡谷中选择了五处坝址。

在萨凡奇的设想中，三峡大坝是一座混凝土重力坝，坝高225米，建成后可把水位抬升至160米，万吨巨轮可直达重庆。水电站厂房设在长江两岸，各安装48台水轮发电机组，装机容量为1050万千瓦（后经美国垦务局修正为1500万千瓦）。水库总蓄水量为617亿立方米，可容纳270亿立方米的洪水，灌溉长江下游6400万亩农田。工程造价估计为10亿美元。

萨凡奇完成报告后，立即把它交给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后来，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三峡计划之初步报告，是我从事工程40年来之一大快事，我能参与研究此项空前伟大的工程，至为欣幸。”

不久，萨凡奇返回故土，开始在美国垦务局、国务院和国会之间奔波游说，希望中美能够尽快达成合作，兴建三峡工程。他甚至还推荐自己的好友来中国主持三峡大坝的设计工作。萨凡奇曾说：“长江三峡的条件，在中国是唯一的，在世界上也不会有第二个。我已经65岁了，如果上帝给我时间，让我看到三峡工程变为现实，那么，我死后的灵魂一定会在三峡得到安息……”

1946年，萨凡奇再次来到中国，重新勘测三峡。由于他的积极推动，中国资源委员会与美国垦务局签订了三峡大坝设计合约：美国联邦动力设计总工程师柯登来中国任职，坝址的地质钻探由美国马力森公司承担，费其艾公司承包了库区的航测摄影。

同年6月，美国垦务局正式进行三峡工程的设计，中国先后派遣54名工程技术人员到美国参加设计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此与三峡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没有和平，又何来建设？不久，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悍然发动内战，萨凡奇的三峡梦最终还是在隆隆的炮声中破灭了。

1947年5月15日，国民政府中央社发布新闻：“凡属非短期内可见成效之工作，其需要经费均在停拨和缓拨之列，故三峡水力发电计划实施工作，资委会已奉国府令暂告结束。”不久，蒋介石再次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修建长江防御体系。传承自国父孙中山的恢弘三峡梦再次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萨凡奇得到这一消息后，长叹一声，老泪纵横。

1963年，一位中国专家见到了84岁的萨凡奇。萨凡奇动情地对中国专家说：“三峡大坝是一定会建成的。你们中国有许多聪明人，不会把巨大的财富长期搁着不用。只是对于我，已是一个失落了的美好而痛苦的梦境了。”

当然，“萨凡奇方案”并非尽善尽美，甚至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依然是个天才方案。新中国建国后，周恩来曾这样评价这个美国的水利专家：萨凡奇虽然是一个美国人，但他又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萨凡奇只搞了一个南津关坝区，可是他提出了问题，是有功的。

洪水漩涡

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季风区，夏季时会集中降雨，形成暴雨区。而长江中下游由于地势平缓，水流速度慢，一旦出现暴雨，很容易发生洪涝灾害。

从汉代起，史书上便有了关于长江水灾的记载。不过，那时的长江似乎还是一条比较温顺的河流，400年中只发生了四次洪灾，灾情也并不严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时的江汉平原上有一大片湖泊群，被人们称为云梦七泽。大水从三峡进入平原后，被云梦七泽吸收，之后再慢慢汇入东海。这样一来，长江下游的压力便减轻了不少。

到了唐朝，随着长江两岸人口的增多，云梦七泽逐渐被开垦成为农田。北宋时，云梦七泽已经退化为湖沼，蓄洪能力基本丧失。

洪水失去了休整的地方，水灾开始日益严重。根据记载，从唐朝到清朝的1300年间，长江共发生洪涝灾害223次，且频率越来越高，造成的后果也愈加严重。每年夏季，长江两岸的百姓都要在胆战心惊中度过。

奉节古城是三峡地区有名的诗城，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等著名诗人都在这里留下了千古绝唱，李白的《朝发白帝城》更是脍炙人口。诗中描绘的白帝城地势高耸，乘船从江中仰望，白帝城仿佛耸入云间。事实也确实如此，白帝城位于奉节县瞿塘峡口，三面环水，背倚高峡。可在1870年，这里却变成了一片汪洋。

古人喜欢用石刻来记录水位线，在奉节城中，也竖立着这样一块石碑，上书“同治九年季夏，洪水至此”。这既是一块极为珍贵的长江水文资料碑刻，也是一场噩梦的历史见证。

1870年5月，江西、湖南等地连降大雨，导致水患频发。6月上旬，雨区转移至长江中下游流域，江汉平原暴雨成灾，江河湖泊水位暴涨，而这场可怕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6月下旬到7月中旬，嘉陵江中下游和长江干流暴雨频袭，一时间洪水滔天。从流传下来的长江两岸各县县志中，似乎还可以看到当时的惨况。嘉陵江畔的合川县“雨如悬绳连三昼夜，六日大水入城深四丈余，仅余缘山之神庙、书院、民舍数十间……” 三峡腹心的万县“大雨彻霄，骤长平明，县地陆沉”。地处长江干流上的丰都县“全城尽没，水高于城数丈，仓谷漂失，官、民宅半为波涛洗去”。

7月下旬，暴雨区又移至汉江和洞庭湖地区，奔流而下的上游洪水与汉江洪水相遇，滔天巨浪从三峡奔涌而出，愤怒的洪水左冲右突，把长江下游的江堤撕开了19处决口。四川省30个州县田园淹没、房舍漂流。经过千年发展起来的城池、两岸百姓世世代代生活的村庄，在这次洪水过后，荡然无存。

几百万人在1870年的洪水中失去生命，这场可怕的噩梦留下了数十年才逐渐平复的伤痛。

中华民国成立后，长江流域成立了许多治水衙门。但是，这些官员并不忙于治理洪水，而是忙于收敛钱财。

1931年夏天，一场特大洪水冲垮了长江沿岸的堤坝，造成205个县受灾，仅是被洪水夺去生命的人就有14万，总受灾人数达到2800多万。湖北、湖南的灾情最为严重，武汉三镇成了水城，汉口的街道完全被洪水吞没，各种生活物品都漂浮在水面上。大批灾民直到冬天还无法回家。这一年，武汉因洪涝灾害而死亡的人数接近4万，整个江汉平原犹如人间地狱。

即便如此，一些贪官污吏竟然还在侵吞救灾物资，发国难财，让长江两岸的百姓彻底寒了心。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号角。然而，就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战役结束后不久，年久失修的长江堤防再一次被滔天洪水冲得千疮百孔。长江中下游2700多万亩的农田被淹没，近万人在洪水中惨死，800多万人无家可归。

新中国的诞生，本应是举国欢腾的大喜事，然而，当解放大军南下路过湖北、湖南两省时，看到的不是载歌载舞的欢庆场面，而是洪水肆虐过后留下的一片狼藉。长江中下游的平原地区几乎是一片连着一片的汪洋，到处都是无处安身的灾民。

两个世纪的噩梦，让中国共产党对水利工程有了与前人不同的认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水利专家们研究三峡的出发点是发电和航运。而新中国对三峡的研究，一开始就是从治理长江、消除水患的角度出发的。

20世纪50年代初，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了以防洪为主的治理长江的战略计划。第一阶段以加固堤防为主，恢复和提高已有堤防的抗洪能力。第二阶段主要以兴建平原蓄洪工程为主，用湖泊洼地分蓄超额的洪水，缩小淹没面积，减轻洪水灾害。第三阶段以修建山谷水库为主，既可用来调节洪水，又能发展电力和航运。

这一战略计划的前两个阶段，只能减轻洪涝灾害的影响，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想彻底摆脱水患，就必须兴建水利工程。兴建上游防洪水库，可以达到蓄洪的目的，使下泄的洪水减少。正是因为这份战略计划，新中国才有了兴建三峡大坝的最初设想。

周恩来看到计划后，当即表示：“若不修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长江防洪就得不到彻底解决，也更谈不上综合利用问题。我们修三峡大坝，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洪水的威胁。实现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宏伟理想，使它永远造福于人民。”

重启三峡梦

更立西山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毛泽东

1949年，开国大典还未举行，长江流域的水灾报告便纷至沓来。长江中下游受灾人口达到800多万，死亡近万人。巨大的损失震撼着新中国领导人的心。恢复国家建设的计划被暂停，为水患赈灾成为了新中国的头等大事。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召开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周恩来用“大禹治水”的故事，勉励水利工作者“变水害为水利，造福人民”。第二年年初，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武汉成立。

长江流域的洪涝灾害，历来是中华民族的重大忧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几乎对中国所有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有过具体的批示。1950年秋天，为减轻长江水患，毛泽东亲自批准了荆江新建分洪工程。

1952年，荆江分洪工程开始兴建，毛泽东为工程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恩来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与此同时，新中国的领导人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分洪工程“治标不治本”，要想根治长江水患，必须兴建更大的水利工程。

新中国建国四年后，毛泽东视察长江，孙中山的“三峡梦”在这一刻得以重启。

1953年2月19日中午，毛泽东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从武汉码头登上了早已等候多时的“长江”号军舰。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对长江中上游水域进行考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也在随行人员之中。

考察途中，毛泽东与林一山就长江水患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当林一山说到他们计划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来拦蓄洪水，从根本上解除洪水威胁的时候，毛泽东指着地图问道：“兴建这一系列的水库，它们的防洪作用，能不能跟三峡水库相比呢？”

林一山回答：“这些水库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的防洪效益。”

毛泽东便说：“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不如毕其功于一役，先修三峡水库！”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兴建三峡工程的设想。在之后的五年里，毛泽东一共召见了林一山六次，每次都与治理长江水患，特别是兴建三峡工程有关。

1954年，长江流域再次遭遇了百年罕见的大洪水，武汉市被困100天之久。虽然百万军民团结一心，昼夜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三次启用荆江分洪工程，但江堤仍多处决口。两湖地区再次遭受了巨大损失，受灾人口1800多万，死亡3万多人。

1954年的大洪水再一次刺痛了毛泽东的心。洪水消退后不久，毛泽东就在京汉铁路专列上第二次召见林一山，专门讨论兴建三峡工程的细节问题。林一山用一整夜的时间，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了有关三峡大坝的工程技术和坝址勘测情况。

毛泽东最后问道：“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我们自己能不能解决？”林一山回答：“如果现在建的话，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经验，需要请苏联专家帮忙。”

从1955年4月开始，先后有一百多名苏联专家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一年之后，三峡工程勘测工作基本结束。

1956年5月，毛泽东视察长江后来到武汉。滔滔江水激发了他“到中流击水”的兴致。6月1日，毛泽东从武汉造船码头跃入江水之中，在此后的四天之内，他连续三次畅游长江。不久，毛泽东写下《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首词的最后两句，描述的正是三峡大坝矗立在长江中的壮丽景色。毛泽东用这种方式抒发了自己希望兴建三峡大坝的愿望。

1958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南宁召开。会上，毛泽东听取了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毛泽东提出：对于三峡工程，要采取“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南宁会议之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亲自抓三峡工程，他对周恩来说：“三峡工程你来管吧，一年至少抓四次！”

这一年的2月底到3月初，周恩来召集一百多位中外专家，对三峡工程坝址进行了考察。周恩来指示：“要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以修建三峡大坝为主要工程，从根本上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

3月，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召开。25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报告，并获得通过。这是自1953年三峡工程被重新提出以来，中共中央对此作出的第一个正式决议。

周恩来在会议上明确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且可能修建的，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报告里还提出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具体方案，例如为确保重庆安全，要求三峡工程蓄水位不能超过200米；兴建丹江口工程，为三峡工程锻炼队伍等等。

毛泽东最后在报告上批示：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

1958年底，长江水利委员会完成《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要点报告》，确定三斗坪为三峡大坝坝址，水库正常蓄水位200米。此时，“三峡梦”似乎已不再遥远。

然而世事难料，1960年，一场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国民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与此同时，中苏关系也开始急剧恶化，苏联撤走了所有水电专家，三峡工程被迫搁置。面对困境，周恩来提出：对三峡工程要“雄心不变，加强科研，加强人防”。

在周恩来的鼓励下，长江水利委员会没有放弃研究工作，科研人员继续对三峡大坝的防护、泥沙、围堰发电等问题展开了研究。这些科研成果，为后来建设三峡大坝做了充分的技术准备。

选址三斗坪

要修建三峡工程，首先就要选好坝址。1954年春天，长江水利委员会对长江上游进行了地质勘察，目的就是为三峡大坝选择一个理想的坝址。

大坝选址之初，中苏两国的水利和地质专家们在长江上选定了15个坝段。经过初步的勘察研究后，两国专家最终把目光聚集在南津关和三斗坪这两个坝段上。

三斗坪位于湖北省宜昌以西，长江西陵峡中部南岸。关于这个地名的由来，两岸百姓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因为这里土地贫乏，只能种出来三斗玉米；也有的说是因为古时候这里横卧着三个斗形的山包。无论它的名称因何而来，这里都是从长江下游前往重庆的交通要道。

三斗坪位于一个古老的结晶岩地块上，河床覆盖层很薄。早在1924年，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察三峡时，就发现三斗坪一带的地层中分布着花岗岩。

花岗岩是由地下的岩浆冷却凝固而成，质地坚硬。每平方厘米的花岗岩，可以经得起1吨的重压，它也因此被认为是建筑高坝的最理想的地质岩体。

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没有一座高楼不需要坚固的地基，更何况是高逾百米的大坝。三峡大坝要以自身重量，抵御110多米水位落差所带来的水平推力，还要应对洪水、地震、战争等威胁的考验。三斗坪河谷开阔，基岩坚硬，结构完整，其优越的地质条件正适合建造这样的混凝土高坝。

三斗坪曾被瑞士一名水电专家称为“上帝送给中国人的礼物”。除了因为它拥有坚硬的花岗岩地基以外，还因为地段上的优势。

在整个长江的干流上，宜宾以上属于金沙江，这一段虽然存在良好的花岗岩地基，可由于太靠近长江上游，因此无法解决中下游的防洪问题。而宜昌以下大多是平原地区，如果修坝，就要淹没很大一片地区。专家们只得把目光放在从宜宾到宜昌这1000多公里的江段上。而在这一地区，只有三斗坪坝段存在花岗岩，对于修坝来说简直是得天独厚。

三斗坪的河床右侧有一个名叫中堡岛的小岛。传说上古时期，大禹在神牛的帮助下劈开夔门，疏通了四百里水道，使川江从此水波平静。两岸的百姓为了感谢神牛，用一艘大船拉来24头猪和一大坛美酒，想要献给它。可大船刚行驶到三斗坪，神牛就腾云而去。人们为了感怀它，让这艘大船一直停留江中，时间一长，巨船便化作了中堡岛。

神话传说固然美丽动人，不过，这个小岛最令人着迷的地方，是它“永不沉没”的神奇“事迹”。

1870年，震惊整个中国的大洪水淹没了三斗坪，而地势比三斗坪低得多的中堡岛却毫发无损，其中“水涨船高”的奥秘，至今也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无论经历过怎样的风雨飘摇、洪水滔天，这条“船”总能幸免于难，转危为安。

对于三峡工程来说，这个岛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对大坝的施工十分有利：如果想在长江上建造大坝，首先要在坝址的上、下游建立临时拦水堤（围堰）。把拦水堤中的水抽干后，暴露出干涸的河床，才能形成施工场地。而这个场地又占用了原来的主航道，所以必须先为江流和船舶开辟另外一条通道（导流明渠），才能保证长江干流的航道畅通。

中堡岛简直就像是专门为此准备的一样，它恰好把长江分为左侧的大江和右侧的后河，这对于建造导流明渠来说实在是太有利了。那位瑞士的水电专家说得没错，中堡岛就是上天赐给中国人的礼物，让炎黄子孙得以完成他们的三峡梦。

然而，在上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的专家却为了这个坝址争吵了五年。这又是因为什么呢？事情还要从建国前说起。

上世纪40年代，美国著名的建坝专家萨凡奇曾两次来到三峡进行勘探。当时，他把三峡工程的坝址选在了三峡出口附近的五个地方，其中一处正在南津关附近，因此萨凡奇计划也被称为“南津关方案”。

从此之后，“南津关方案”一直被视为经典方案。新中国建国后，前来中国援建的苏联专家也是这样认定的。然而，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经过深入的实地考察后，却否认了“南津关方案”，因为南津关地区的地基几乎全是石灰岩，这样的地质条件，对于建造大坝来说十分不利。

1951年4月，长江上游水文局组织部分专家对葛洲坝、南津关、三斗坪等坝址进行了勘察，并最后认定三斗坪附近的地形条件最适合建造三峡大坝。同年10月，一批苏联专家也对这些地区进行了考察，他们最后给出的意见是：三斗坪的工程地质条件十分复杂，根据推测，可能有深厚的风化壳存在，希望另行考虑坝址。

1955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在以前勘察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大坝的可能坝址进行了研究。经过细致的勘探，中国的地质专家们最终还是选定了三斗坪坝段。

在中苏两国专家的第一次坝址讨论会上，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程人员提出：南津关坝区是石灰岩的喀斯特地貌，溶洞太多，一旦蓄水，这些溶洞就是天然的漏斗，不适合作为坝址。而在三峡之上，只有三斗坪坝址存在二十余公里的花岗岩地基，是最理想的坝址。因此建议放弃“南津关方案”，重点考虑三斗坪。

苏联专家仍不同意放弃南津关方案，他们反驳道：“萨凡奇是世界著名的工程师，你们要改变这一方案，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还提出：“中国同志不要对喀斯特地貌谈虎色变，世界上的许多大坝都是在石灰岩地基上修建的，彻底查清情况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两国专家据理力争，最后谁也没能说服谁。会议最终决定，对南津关和三斗坪两个坝段进行充分的勘测调查，以便进一步论证。

周恩来得知这件事之后，发表意见道：“如果否定南津关坝址，还要多花一些力量，三峡大坝是世界性问题，有根有据也可以说服萨凡奇。”并表示：“应该多对世界上的高坝做些研究。科学家要摆出问题，再加以论证，三峡大坝的研究如果成功，是对当代科学的巨大贡献。”

1958年3月1日，三斗坪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当天下午，一艘轮船在三斗坪靠岸。不久，船上走下一行人，为首的花甲老人虽已两鬓斑白，却显得十分精神。这位老人正是周恩来。

此时正值长江的枯水季节，周恩来登上三斗坪后，穿过干涸的右岸河床，来到中堡岛。在一座土丘上，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总工程师李镇南向周恩来汇报了三峡工程的部署和施工等设想。周恩来听完之后，又详细询问了中堡岛的地质地貌和坝顶高度等问题。在得知三峡大坝建成后将会和对面的山头差不多高的时候，周恩来情不自禁地感叹道：“真是个伟大的工程！”

接下来，周恩来又来到勘探队的钻机旁，慰问了常年在野外辛苦工作的矿工们。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指着刚刚取出来的岩芯，对周恩来说：“三斗坪的岩层很完整，没有岩溶，在这里建坝是最好、最理想的！”周恩来听罢，便兴致勃勃地拿起一截岩芯，仔细观察了一番，然后又从地质人员手中要来一把地质锤，轻轻敲了敲，岩芯发出了坚硬的锵锵声。

周恩来笑道：“我能带走一块岩芯吗？毛主席一直在为三峡大坝的事操心，我想把它带给主席看看。”在场的工作人员纷纷点头称好，并当即选了一截岩芯，交给周恩来，然后在一个牌子上做下记录。

周恩来看着工作人员的动作，问道：“取走岩芯要办什么手续吗？”一旁的地质专家忙向周恩来解释了这里的纪律。周恩来点头道：“那我也要遵守纪律。”随即从工作人员手里接过笔，认真地在编号卡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不久，周恩来带着这截岩芯回到了北京，并最终确定将三斗坪列为大坝坝址。中苏之间长达五年的坝址之争终于落下帷幕。

“练兵”葛洲坝

时间一晃进入了20世纪70年代，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葛洲坝作为兴建三峡工程的实战练兵，提前上马。

葛洲坝位于宜昌市区西部的长江干流上，坝址距南津关2.3公里，距三峡大坝坝址37公里，因坝址横穿江心小岛而得名。坝址上有葛洲和西坝洲两个小岛，把长江河道一分为三。

自从1964年毛泽东提出“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的方针后，湖北省就迅速成为重点发展地区。从1964年到1967年的三年间，湖北共建立了十多个大中型企业，一大批国防军工企业和科研单位也落户湖北。用电大户的急剧增加，使湖北全省与邻近省份都陷入了电力危机。

电力紧张严重制约着生产的发展。为缓解这一情况，1970年5月，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向中央建议先修建葛洲坝工程。

实际上早在1956年，就有人提出了修建葛洲坝工程。当时，中国专家否定了萨凡奇的南津关坝址，选定了三斗坪坝址。然而，由于三斗坪坝区离峡口太远，上游筑坝后，下游还有40公里的险滩无法得到改善。在与苏联专家的争论过程中，中国专家提出了葛洲坝坝址。原来，只要在三峡大坝的下游建造葛洲坝，那40公里的险滩也会变得水平如镜。

也就是说，起初，葛洲坝是作为三峡大坝的配套工程被提出来的。但在现实中，这两个工程却“本末倒置”了。三峡工程还在酝酿之中，葛洲坝倒是提前亮相了。

1970年1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召集国家计委、建委、交通部等十余个部门到国务院中心会议室，商讨兴建葛洲坝的具体事宜。

周恩来进入会议室后，先是凝神看了一会墙壁上挂着的葛洲坝工程图纸，然后才转过身来，让与会人员就座。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询问了关于兴建这一工程的难点，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一一作了回答。

周恩来听完后陷入了沉思。当时，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主张直接修建三峡工程，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则主张先建葛洲坝，两个人互不相让。最终，周恩来让林一山和曾思玉各自写出自己的观点，由他一起交给毛泽东，他说：“先修哪个，由毛主席来决定。”

1970年12月26日晚，毛泽东在葛洲坝文件上写下批示：赞成兴建此坝。得到消息后，湖北迅速从全省各地区召集了10万工人，日夜兼程，赶赴葛洲坝工地。12月30日，10万工人在工地举行了开工典礼，葛洲坝工程正式开工。

然而，工程上马后不久，各种技术问题就显露了出来。原来，葛洲坝开工时，主管单位根本不清楚地质情况，也没有总体设计图，甚至连一个工程师都找不到。这样复杂、巨大的工程，事前竟然没有任何完备的施工方案。

于是，葛洲坝工地上就出现了边施工、边设计、边勘测的“三边”政策。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指挥人员还提出了“千人设计，万人审查”的口号，想用人海战术解决工程问题。而设计出来的图纸连署名都没有，无人负责。

工程漏洞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暴露出来：开工后才发现，葛洲坝地下有七十多层的风化夹层，就像“千层饼”一样，在上面建大坝，安全隐患很大；由于施工没有规划，造成了长江主航道上的交通堵塞；混凝土就像“蜂窝煤”，坝身出现了86条裂缝……

这些情况最终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周恩来勃然大怒，撤掉了葛洲坝工程的原负责人，并推举林一山担任新的总指挥。林一山临危受命，他上任后，葛洲坝工程才终于走上了正轨。

1974年夏天，葛洲坝工程正式复工。1981年，第一期工程完工，实现了大江截留、蓄水、通航和第一台机组发电。

大江截流的那一刻，简直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当龙口还剩20米宽时，从上流奔腾而下的江水，猛烈地冲击着龙口，25吨重的混凝土块刚投抛下去便被汹涌的江水冲走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还是没有任何进展。后来，截流现场的总指挥下令把四个混凝土块连在一起，两岸再同时向江底投抛，这才堵住了滔滔江水，完成了大江截流。

中国人第一次截断长江干流，只用了短短36小时。建设者们克服了许多复杂的地质、水力学和施工难题，展示了中国人独立解决大型水利工程问题的能力。

1982年，葛洲坝第二期工程开始，此后又经过六年的建设，整个葛洲坝水利工程终于基本建成。

自从葛洲坝工程建成蓄水之后，西陵峡水位上升，险滩江石自此永沉于江底，西陵峡滩多水急、船夫搏流的奇观壮景已不复存在。如今，人们乘船穿行于西陵峡中，只会为两岸恍如仙境的美景而沉醉。

虽然葛洲坝的建设过程充满了坎坷，但它对于中国的水利建设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通过建设葛洲坝，建设者们进一步熟悉了深水围堰、大江截流、大型船闸以及大型机电设备的设计制造和安装，为日后进军三峡大坝做了一次充分的“实战准备”。

一位国外专家在考察过葛洲坝工程后曾说道：“中国人有能力修建葛洲坝，以后，就有能力修建世界上任何一座水利工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