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生活篇
“再不实行改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30年前，一个伟大领袖，一个中国新时期的设计者——邓小平代表亿万人民，顺应历史潮流，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中国从此走向世界，世界从此认识中国，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也从此开始……
从“洋食品”说起
在很多外国人眼中，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只有四种颜色：蓝色和绿色的衣服，橙色的橘子水，再就是鲜艳的红旗。
几十年后，改革开放的实行早已将中国装点得缤纷多彩。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各种商品在商店里随处可见，曾经的“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天的人们谁曾想到，时下的大众饮料——可乐，在过去却是与国人无缘的。
回首1979年，当时，一般的老百姓还喝不上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当时的销售对象严格限制在来华工作、旅游的外国人当中，销售地点主要是友谊商店。今天位于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友谊商店，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已无任何神秘可言，如今在这家商店的一角还可以买到可口可乐，现在的食品部经理说，他只听说1979年的可口可乐大概是4毛钱一瓶。在计划经济年代，友谊商店就是奢侈品的象征。很多媒体在回顾可口可乐进入中国的历程时，都认为从1979年起，可口可乐只能在友谊商店及涉外的旅游宾馆卖，是中方提出的强制条件。
不过，也有中国人提前喝到了这种洋饮料。据报纸记载，家住西城的周月明老先生的二儿子是外交官，用外汇券在友谊商店买了可口可乐和进口糖果招待亲戚朋友，结果这些“新鲜零食”让客人羡慕不已。
其实，1948年以前，可乐就曾在上海等地出现，很多中国人都尝过这种喝起来像止咳糖浆的汽水。不过，1949年可口可乐退出了中国市场。此后，尽管中美关系交恶数十年，但可口可乐公司一直对中国市场念念不忘。
邓小平复出后，中国的政治局势渐渐明朗。可口可乐公司再次传达出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想法。为表诚意，可口可乐公司总裁亲自访问北京，探讨在中国建厂的可能。当时，中方负责接待的是曾任对外经贸部副部长的佟志广。
佟志广回忆，当他问可口可乐总裁“你认为现在时机成熟了吗？”的时候，他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我们在中国设厂，并不是首先针对中国消费者，主要是针对国外消费者。到中国来旅游的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因为可口可乐差不多已经有80年的历史，现在这代美国人的爸爸、爷爷都是喝可口可乐长大的，因为欧美人习惯了它。美国年轻人不管到哪儿去，都只想喝可口可乐，有旅游者的地方就应该有它。至于你上次说到美国兵，我们和美国兵没有其他联系，只不过我们是生产者，他们是消费者，我们不过是个卖汽水加甜味来赚钱的公司。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有可口可乐工厂，20世纪60年代以后，非洲、亚洲也有很多我们的工厂，那里很多年轻人也都习惯喝可口可乐，因此哪儿有需要，我们就会到哪儿，因为我是商人。”
“因为我是商人”，这句直白但与政治脱离了干系的话，最终成了打开中国市场的敲门砖。
经过层层请示，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与可口可乐签署协议，允许其进入中国。根据《中粮志》中的记载，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时任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的张建华建议将可口可乐引入中国大陆，当时的外经贸部部长李强表示同意。1978年12月13日，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达成协议，采用补偿贸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设专厂灌装并销售。在可口可乐装瓶厂未建立起来之前，从1979年起，用寄售的方式由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安排销售。
随后，在香港五丰行的协助下，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于1979年底由香港发往北京。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允许可口可乐进入中国的协议签订4天之后，1978年12月17日，才和美国共同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中美双方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也就是说，可口可乐作为民间“大使”，先美国政府一步跨进中国。
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可口可乐这种“洋汽水”的进入引发了轩然大波，一时间“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打击民族工业”等等声音纷至沓来。甚至有一位老同志也提出了质疑：“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卖国主义。”
为此，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专门写了报告，阐述了以下五点理由：1.可口可乐是饮料，有名气是因为销售的成功。特别是美国人到世界各地都喝这种东西，改革开放外国人来得多了，成为一种必备的饮料，我们应该满足这种需要。2.可口可乐里用了我们中国的桂油。有中国的成分在里面。3.我们尚未掌握软饮料生产装罐装瓶技术，引进这套设施，有助于技术进步。4.我们每年花30万美元买浓缩汁，但是我们的利润要比这30万美元多出2～3倍。5.我们仅限其在北京设厂，不在其他地方设厂，也是对其有控制的。国家在政策上规定，可口可乐生产量不能超过我国饮料总产量的5%、建厂前需办理审批手续等。
通过这番解释，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
1982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的各大商场推销可口可乐，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一时间人潮如涌。据考证，这是中国现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很多普通北京市民就是在那第一次品尝到了“资本主义汽水”的味道。
可口可乐进入中国不久，另外一家饮料巨头“百事可乐”也进驻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在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外国饮料业巨头进入中国并迅速发展的30年，中国食品饮料行业也发生了巨变。
据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统计数字显示，1982年中国饮料产能仅为40万吨，2007年饮料产量已超过5110万吨。在28年间，中国饮料产量翻了128倍，饮料产业的发展速度基本上能保持在5年翻一番。根据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的估计，中国饮料业在“十一五”期间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年增长率将不低于15％。百姓的需求旺盛，使得中国的饮料行业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1987年，与可口可乐一样被称为“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典型代表的食品企业进入中国——肯德基。
1987年11月12日，位于北京前门的第一家肯德基餐厅开业。时任肯德基远东区总裁的美籍华人王大东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盛况：开业的当天，天气很冷，飘着雪花，“门口排队的人群快要挤爆了”，工作人员不得不打电话求助公安民警来维持秩序。最后公安民警出了主意，在外面排队，一次放几个人进去，当时队伍在外面绕了一圈，一排两个小时。排队近一个小时才能买到一块原味鸡，可是人们都兴致盎然。
这个规模14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可容纳500个座位，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肯德基快餐店，当时肯德基用一天1000元的价格租下来这家餐厅。前门店刚开业时，餐厅售卖的品种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原味鸡、鸡汁土豆泥、菜丝沙拉、面包、可乐、七喜、美年达、啤酒等8种产品，两年以后，才有4.5元的汉堡面世。
仅仅是一家美式快餐店的开张，肯德基却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当时那里简直成了北京旅游的一大景点，很多人都要去肯德基吃上一次，然后与门口的肯德基上校留影纪念。最有趣的事情是，前门肯德基的三楼每个礼拜天都给人家举办婚礼。在肯德基这样的快餐店举办婚礼，这大概是全世界都没听过的。不过那个时候能够到肯德基举办婚礼，在北京是一件比较有面子的事情。
在前门店开业后的两年时间里，肯德基在中国只有4家店，北京3家，而且其中的1家最终关闭；上海外滩有1家，但是当时的外滩几乎没有商业，仅靠少量的外国客人惠顾，生意并不红火。但肯德基的进入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成为世界商业大佬竞争和发展的舞台。
3年后，也就是1990年10月8日，中国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深圳开业。1992年4月，在北京的王府井开设了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麦当劳餐厅，当日的消费人次过万。之后，麦当劳和肯德基两大快餐在中国开启了你追我赶的商业竞争，到2004年底，麦当劳的连锁店在全国的总数约为600家。而同期，肯德基在中国的数量已经增至1200家。两家连锁餐厅的数量日前还在增长。
在麦当劳、肯德基逐鹿中国的时候，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已经进入快餐时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带来了高效的生产与商业运动，也催生了快餐产业。在工业化、标准化利器下，安全卫生、快速便捷的餐饮，成为现代生活的标志之一。
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从当初在北京前门那条长龙中等候近一个小时购买一块原味鸡，到20多年后满大街的连锁店，无论是可口可乐还是肯德基，这些曾经的洋食品早已经没了什么文化和身份标签，而成为中国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通信变迁
电报
“盼接”、“平安到达勿念”、“家有急事速归”……寥寥数言却意蕴无穷，这就是汉字文化的魅力。然而，这种极端简约的文字的出现，不仅仅是为了契合中国人崇尚简约的文风，更是为了省钱！提起这个话题，就不得不提到一种早已淡出现代人视线的通讯方式——电报。
1844年5月24日，华盛顿国
会大厦，美国人莫尔斯用他激动得颤抖的手，操纵着倾注十余年心血研制成功的电报机，向巴尔的摩发出了人类史上第一份有线电报：“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地球成为一个“村庄”的历程由此起步。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拍摄的很多战争影片中，电报都是很重要的通讯手段。电报那“滴滴滴”的声响中有一种特别的令人怀旧的味道。确实，电报曾经和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十多年前，电信厅里的电报窗口常常排起长龙，尤其是逢年过节或遇有突发事件，电报窗口24小时连轴转也常常忙不过来。”一位邮政职工回忆说。
年过半百的张天寿谈起电报，更是有着说不完的话。记得1978年的初春，他这个当了6年小学教师的知识分子回家过春节。村中一位年近花甲的老表姐病重，十分想念远在北方当兵的小儿子。当时根本没有电话，农村的每分钱都特别珍贵，写信虽然只花几分钱，但又恐来不及；发电报要多花点钱，但及时，他们全家和村邻们商量后决定发电报，这拟电报的事自然就交给他了。
电文既要告明事由，又要精练，张天寿和亲戚们反复推敲，最终确定电文为：“母病危，速归。”
电文拟好后，家里的大表侄拿出皱巴巴的5角钱请他去邮电所帮忙代发。于是，张天寿一路小跑到镇上完成了这个光荣的使命，而且没有收下他们的钱。有关电报的这一点点情意，至今还被亲戚们感恩于心。
惜墨如金，这个成语在发电报中被诠释得淋漓尽致。因此，有一些人认为电报是一种“特殊的说话方式”。
2494248004510079……这一串简单的数字是什么意思？50多岁的北京南区邮电局邮购公司经理王崇华会告诉你，这是“明日到京”。从19岁起，他就在邮政局的电报柜台周而复始地从事着“滴滴答答”的工作。随着手机、网络的出现，王崇华发现，电报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并且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窗台下那盆兰花长得还好吗？”报媒体报道，这是2002年成都发往中国台湾地区最后一封电报。2002年8月初，中国电信停止受理中国大陆到新加坡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公众电报业务。2005年11月，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和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联合下发了《关于取消公众礼仪和鲜花礼仪电报业务的通知》，公众礼仪和鲜花礼仪电报已经取消。
虽然目前电报还没有正式的取消通知，也没有取消业务的时间表，但是许多地方已经无法办理此项业务了。有人感慨，电报退出历史舞台，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消亡。但不能否认的是，电报消亡的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新的通信时代的来临。
呼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首歌悄悄在大街小巷流传起来：
我想现在正流行数字恋爱
忙碌生活仍要对彼此表白
想你爱你是那么简简单单
拿起电话心意传我这儿来
3155530都是我想你
520是我爱你
000是要kissing
7788250都是在骂你
570是我气你……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数字恋爱》。歌曲中这些数字代码都与呼机有关。
呼机，也叫“BP机”或者“BB机”，“有事您CALL我”，曾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流行语。
在20世纪80、90年代，流行着一句非常有名的广告语：摩托罗拉寻呼机，随时随地传信息。当时，在“大哥大”昂贵得让普通老百姓无法接受的年代里，从十几岁的中学生到做生意的老板，从热恋中的情侣到忙于工作的公司职员，几乎每人一“呼”。
在电影《甜蜜蜜》中，刚到香港不久的黎明发现张曼玉有一部BP机，黎明一脸羡慕地惊呼：“哇，BP机啊，你有BP机！你真行！”
这是当时的时代缩影。和最早买自行车一样，最初使用寻呼机也是一种奢侈消费，一部摩托罗拉数字型BP机售价在2000元上下。而早期“大哥大”使用的还是模拟信号，高额话费双向收取，没有来电显示，不少用户需要兼配一部寻呼机。
如果追溯历史，国内第一家无线寻呼台创立于1984年的上海。1985年11月1日，北京市电信管理局属下的北京无线通信局经营的“126”正式开通。
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让更多人认识了无线寻呼。当时，组委会的不少工作人员是“126”的“大客户”，126台为他们提供了“专项服务”。这之后，BP机时来运转，变得炙手可热。北京复兴门长途电话局南门东侧的一间小平房——“126”营业厅前，经常出现排队交费的长龙。
寻呼业向社会放开之后，到了1998年、1999年，寻呼机品牌多，选择多，价格也便宜了，三四百元就能买一部数字寻呼机。
1999年，中小型寻呼台开始萎缩，新的无线联络工具——手机抢走了寻呼台的业务。随着手机在生活中的普及，2007年3月2日，信息产业部公示称，鉴于中国联通的申请，除上海市外，无线寻呼网络在北京、天津、河北等30余个省市区将全部关闭。
从那时起，曾拥有世界上最大寻呼网络和用户群体的联通，彻底退出了寻呼的历史舞台。“先生您好，您呼的是……”曾经回荡在城市上空那些寻呼小姐甜美的声音已渐渐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
手机
1987年11月，刚刚20多岁的徐峰听到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在广东邮电局工作的亲戚告诉他，局里为了支持即将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准备推出100台手机。如果徐峰有兴趣的话，他可以帮忙办理。
年轻人都愿意尝试新鲜事物，于是立刻决定买一台玩玩儿。然而这看似不经意的决定却意外地使徐峰成为中国的第一个手机用户。
“当时邮电局的人还不知道这手机应该卖多少钱，他们叫我押下了一张2万元的支票，先把手机拿走。”徐峰回忆道。
当年徐峰拿走的手机远非如今人们熟悉的小巧设备。那手机像砖头一样大，几乎有2磅重。当时，这种手机经常在香港电影里作为黑帮大哥打人的武器出现，因此被人们称为“大哥大”。
“当时，大哥大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这种象征含义甚至远远超过了它的通话使用功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产业室主任史炜在2007年的一篇回忆文章里如是说。
确实，也许因为中国对无线通讯的管制，手机在那时极其昂贵。在黑市上，一台手机甚至被炒到了6万块，这还不包括每月高达1万元的通信费。1987年年底，像徐峰这样的手机用户总共有70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商人、官员和一些军方人士。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政府开始考虑在电信行业引入竞争。作为这项举措的一部分，中国联通于1994年成立。
为了应对联通可能带来的冲击，中国邮电部于1994年决定将其下属的电信业务独立出来组成一个独立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后来的中国电信。2000年，中国电信的移动业务又被拆分出来，成立了中国移动公司。如今，中国移动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运营商。
自此以后，移动电话用户扩张迅速，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通讯格局和人们的生活。到2007年底，移动电话用户数由1988年末的0.3万户增加到54730.6万户，年均增长89.2%；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41.6部，超过固定电话13.8个百分点。
当今，移动通讯已经变成普通中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而不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
谈起通信行业的变化，刘大姐更有发言权。她曾是中铁寻呼光信台的总领班，“通信”二字一直陪伴刘大姐左右。她说：“老话儿讲，人年轻的时候学会一门手艺，这辈子都不会饿肚子。但是这话绝对不适合通信行业，从我20世纪70年代做话务员第一次摸摇把电话起，到今天的寻呼机、手机、互联网、IP电话，仅仅三十几年时间，通信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是一个永远能带给我惊讶，让我一生都在不断学习的行业！”
服饰变革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来这里
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小燕子，告诉你
今年这里更美丽
我们盖起了大工厂
装上了新机器
欢迎你，长期住在这里
……
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提前完成。为展示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政府提出“人人穿花衣裳”的口号，一时间，“爱劳动穿花衣”成了人们生活的新口号。
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著名故事片——《护士日记》走俏大江南北，影片中最美丽的女演员王丹凤缝制衣服时唱的主题歌叫做《小燕子穿花衣》，这歌曲与花衣裳也在新中国大地流行起来。艳丽的花衣裳与革命的列宁装、苏式的布拉吉三足鼎立，成为20世纪50年代女装中的时尚。
那时的男装形式也很具有时代性。20世纪50年代，中国流行起一种哥萨克式斜开襟小立领的衬衣，并将它系扎在长裤里。春秋两季可以在外面套件西装上衣。哥萨克上衣的特征一是花条，二是不用扎领带。还有一种乌克兰式的条形花领衫，也风行一时。这都是从苏联电影上传来的流行男装。
另外，戴一顶鸭舌帽在头上，称作伊万诺夫式。当然，鸭舌帽也是模仿苏联工人老大哥的形象。沾一点儿苏维埃的边，就象征着布尔什维克精神。
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了。红
卫兵小将们凭着一股无知冲动的狂热拥向街头，大破“四旧”，责令商场、店铺不准出售“封、资、修（古典和外国）”的产品。虽然还没有文件规定什么属于“封、资、修”，但当时只要涉及名牌、洋气、古典（所谓名洋古）的服装，就足以定性为“反毛泽东思想”，一概横扫、打倒、砸烂。
那时，首先遭到冲击的是西服、妇女烫发、小裤脚管、尖头皮鞋等；至于化妆品、首饰等，更被贬斥为粪土。所谓“奇装异服”的资产阶级分子，动辄被大会批斗、游街示众、剃阴阳头等，受尽侮辱和毒打，甚至因此丧生。
总的说来，短衣短裤（典型的是劳动布工作服），即所谓的“短打扮”是自古以来属于“无产阶级”的服装形象。相对来说，长衫、旗袍乃至现代的西装、风衣等都是“反动”的。只不过长衫、旗袍源于中国古代，便批判为“封建主义服装”，而西装、风衣则批判为“资本主义服装”，布拉吉、鸭舌帽、哥萨克式斜开襟小立领、乌克兰式的条形花领衫，也就很自然地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服装”，一律撕裂、砸烂或烧毁。
当时妇女不得不跟男子一样，多穿灰色、蓝色的服装，青年女子常穿草绿色军便服。在极左思潮统治下，“老三色”——蓝、黑、灰，“老三服（装）”——绿军服、干部服、工作服占领了服装阵地，一统天下。当然，西服革履和旗袍高跟鞋就更没人敢穿了。
1977年以后，人们从“左”倾思潮统治下逐渐解放出来，服装穿着逐渐回到健康的发展道路上。到1978年，又出现了双排扣的西式驳领服装。各地一些闻名的服装店先后恢复了经营特色，开创了服装发展的新局面。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总书记胡耀邦和中央政治局的5位常委，集体穿着西服出现。人们在兴奋震惊之余感到中国服装文化的又一个春天来到了。
随即，一种新式服装在中国的大江南北开始走红。甚至有人说，正是这种服装的出现，才动摇了这个东方大国数十年的整齐划一和单调乏味。这就是——喇叭裤。
所谓喇叭裤，因裤型状似喇叭而得名。它的特点是：低腰短裆，紧裹屁股；裤腿上窄下宽，从膝盖以下逐渐张开，裤口的尺寸明显大于膝盖的尺寸，形成喇叭状，裤长一般盖住鞋跟。
当年喇叭裤在街头的出现引起过许多人的反对和抵制。但是引领时装新潮的，从来都是以青年人为主。人们从海外电影中受到影响，将裤腿悄悄放开，体现了一种青年人“后文革时代”叛逆的性格。
喇叭裤开始流行的时候马上就被禁止，说不许穿喇叭裤，喇叭裤是代表虚幻的，没落的，腐朽的，但是已经有很多人认为这跟思想意识没有关系。当时《中国青年报》写了一篇文章论证，根据中国唐代壁画飞天，中国舞蹈人物不都穿着喇叭裤吗？文章论证说这个喇叭裤是缘于中国的，不是西方的，是我们民族的。
这样，不让穿喇叭裤的人就不好说什么了。
1979年春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前，临时搭建起了一座“T”型台。在这里，来自法国的国际级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和他的12名模特上演了一场时装秀。这是新中国第一场时装表演秀，它在挑战了国人审美观念的同时，也诞生了一个崭新的职业。
皮尔·卡丹对中国的情谊，源于一幅挂毯。1976年，中国轻工产品博览会在巴黎举行，手工编织的挂毯《万里长城》，令皮尔·卡丹心驰神往。他斥巨资买下这幅挂毯。此后，皮尔·卡丹开始了进入中国市场的运作。
当时的中国尚未真正打开国门，皮尔·卡丹进入中国市场的念头不断被朋友们“泼冷水”：“中国没有时装，中国人不会给你一分钱！”
然而，事实并没有像“泼冷水”的朋友说的那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皮尔·卡丹在中国发展得很顺利。1981年11月，“皮尔·卡丹”品牌时装正式进入中国市场。1983年9月，皮尔·卡丹创建的马克西姆餐厅在北京开业。
继皮尔·卡丹之后，日本和美国的时装表演队也相继来到中国进行表演。见识了几场外国时装表演之后，中国人迈开模特步，开始打扮起来，中国式的时尚大戏开始上演。
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中国的服装流行趋势层出不穷，这已经不应该单独以服装而论，而是一个着装者整体生活方式的综合体，因而用时尚来概括更为合适。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服装显示出不同于任何一个时代的特色，人们更加理性。面对眼花缭乱的服装已经司空见惯。个性则越来越受到重视，显示出一种新的人生态度，一种看似无序实则井然的社会秩序正在向更高的文明发展。
互联网时代来临
1986年，北京市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实施的国际联网项目——中国学术网（Chinese Academic Network，简称CANET）启动，其合作伙伴是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
1987年9月，CANET在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内正式建成中国第一个国际互联网电子邮件节点，并于9月14日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走向世界）”，从而揭开了中国人使用互联网的序幕。
这封电子邮件是通过意大利公用分组网ITAPAC设在北京的PAD机，经由意大利ITAPAC和德国DATEX―P分组网，实现了和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的连接，通信速率最初为300bps，但是由于软件和硬件出现问题，直到6天以后它才被成功地发送出去。
当时，中国正值改革开放的第九个年头，对外交往活动日益频繁。正如研究者们所期盼的那样，这封电子邮件将中国与世界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许多人都将它视为中国互联网史上从国内发出的第一封电子邮件。
这封邮件拉开了中国互联网历史的帷幕。1990年11月28日，钱天白教授代表中国正式在DDN-NIC（国际互联网络信息中心Internic的前身）注册了中国的顶级域名“CN”。此外，钱天白也领导完成了中国国家顶级域名（CN）服务器的设置，改变了中国的CN顶级域名服务器放在国外的历史。从此，中国的互联网开始迅速发展。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一批面向教育机构的网络陆续建成，包括中国科研网、中国教育网等专属于研究院和学者的互联网站。1994年5月15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设立了国内第一个WEB服务器，推出中国第一套网页，内容除介绍中国高科技发展外，还有一个栏目叫“Tour in China”。此后，该栏目开始提供包括新闻、经济、文化、商贸等更为广泛的图文并茂的信息，并改名为《中国之窗》。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主任毛伟把ChinaNet的正式商业化运营称为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分水岭。他所说的ChinaNet 是1996年中国电信为公众提供网络接入而创建的骨干网。“从那一刻起，中国人真正地接入了互联网”，他说。
随着互联网商业化运营时代的来临，更多的人开始相信互联网终将改变通信行业的未来。如今很多的互联网业巨头，正是在那时毅然闯入，打造了中国的互联网时代。
1995年，张树新毅然决定向银行抵押所有财产，随后用1500万元成立了北京瀛海威技术有限公司，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和电子邮件服务。后来瀛海威甚至将互联网接入、电子邮件、电脑和调制解调器捆绑销售。
1997年，瀛海威占据了中国80%的互联网接入市场。瀛海威＝网络＝Internet，这是当时很多人对互联网的理解，而瀛海威的网站则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门户网站。
同样是在1997年，张朝阳注册了Sohoo这个域名。一年后，张朝阳得到了来自美国的一笔风险投资，修改了域名并推出了搜狐（Sohu）。同时，他也第一次将风险投资这个概念引入了中国。
2002年，搜狐成为在纳斯达克上市且第一个季度就已赢利的中国互联网公司。3年后，搜狐更是一举拿下2008年奥运会的赞助权，成为奥运历史上第一个互联网公司赞助商。
据2008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报告》显示，到2007年底，中国互联网IP地址数已从2001年底的0.2亿个增加到1.4亿个，全球排名由第9位上升到第3位；域名总数达到1193.1万个；其中国家CN域名在2007年里，以每天增长2万个的速度迅速崛起，已达到900.2万个，3年里增长20倍，创下了世界域名史上增长奇迹；网站数由2000年的26.5万个增长到150.4万个，年均增长28.1%；网页数达到84.7亿个。网民可以享用的信息资源越来越丰富。
如今，互联网应用越来越广泛。以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企业信息化等为代表的信息化应用热潮方兴未艾，信息技术、信息网络在各行各业得到了广泛应用，互联网已经极大程度地融入相当一部分人群的衣食住行、工作休闲之中。
据统计，2006年，中国各级政府网站平均拥有率达到85.6%；2005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12992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1%。
随着电子商务在支付方式、运营模式、物流配送、渠道建设等方面不断创新，相关的法律规章不断健全，发展环境逐年改善，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加入到电子商务活动中来，到2007年底，中国网民网络购物比例达到22.1%，电信运营商开发建立各类涉农互联网站超过6000个。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跨入信息时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