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那段时间，农场这一带的土著老人决定为我举行一场恩格玛舞会。

老年人恩格玛舞会是非常隆重的仪式，但现在已经不太举办了，我在非洲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所以我很乐意见识一番。吉库尤人非常看重这场舞会，认为老年人恩格玛选在农场举办，这是我们的一大荣耀；舞会还没召开呢，农场的土著人就已对此津津乐道起来。

法拉一直对土著人的恩格玛舞会不屑一顾，此刻也为这些老年人的决心而动容。“姆萨布，来跳舞的人都很老了，”他告诉我，“非常非常老。”

那些如雄狮一般健硕的吉库尤小伙子也对老舞者的表演充满期待，敬畏之情溢于言表，让我非常惊讶。

但有一个问题我事先并不了解——当地政府明令禁止老年人恩格玛舞会，出于何种理由不得而知。吉库尤人肯定很清楚这条禁令，但有意把它当成了耳旁风。我猜他们要么觉得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未必总要循规蹈矩，要么就是被对舞会的热切期待冲昏了头，把禁令忘得一干二净。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甚至都没对这件事保密。

老舞者的亮相真是一幕难得一见的庄严景象。大约有一百来人同时到场，他们肯定事先在远处集合过，然后才结队来到我家附近。土著老人都很畏寒，长年用兽皮和毯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但现在却都一丝不挂，仿佛在庄严地揭示着令人生畏的真理。他们身上的饰品和战争油彩都装点得很克制，但有几位老人在秃脑壳上戴了和年轻舞者一样的黑鹰羽头饰。其实他们完全不需要任何装饰，只要站在那里就已足够令人震撼。他们也不像某些上了年纪的欧洲美人那样努力把自己往年轻里打扮。对这些老舞者和观众而言，这场舞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这把年纪。老人的身上绘着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奇异标记：白垩画的条纹顺着伛偻的四肢延伸下去，好像出于绝对的坦诚，故意把皮肤下面僵直脆弱的骨头标记出来一样。在开场阶段，他们以非常怪异的姿态缓缓向前行进，我不禁好奇接下来会看到怎样的舞蹈。

我站在那里看着这群老舞者，曾经出现过的幻想又在心中浮现：要离开的一方不是我，我舍不得离开——离开的是这片山野，它像退潮时的大海，缓慢而庄严地从我身边离去。而此刻列队而过的这群老人，就是从前那些健壮勃发的年轻舞者，他们在我眼前凋萎、衰老，永远地逝去了。老人们继续以独特的姿态在我面前轻柔地舞动着，我觉得自己与他们相依相伴，感到无上满足。

老人们没有说话，彼此也不交谈，他们在积蓄体力，为下面的舞蹈做准备。

就在他们列好队，准备正式起舞的时候，一个土著士兵突然从内罗毕赶到，给我送来一封信，信上说：这场恩格玛舞会绝对不准举行。

这个消息实在来得猝不及防，我把信看了两三遍才明白过来。送信的士兵知道自己扰乱了一场重要的仪式，心生惶恐，一句话都没和老舞者或我的仆人说，也收起了平时大摇大摆的姿态。平时这些士兵总喜欢在别的土著人面前耀武扬威。

我在非洲生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心酸。从来没有一件事让我心中如此愤懑，我甚至都不想诘问这个要求；现在我彻底领教了语言的无力。

吉库尤老人像一群老绵羊呆立在当场，目光从皱巴巴的眼皮底下射出来，盯着我的脸。他们一时无法放弃自己尽心竭力要做的事，有几个老人的腿不自主地**起来；他们是来跳舞的，他们必须跳舞。最后我向他们宣布：恩格玛舞会告吹了。

我明白，这个消息在他们心里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但我不知道那是怎样一种面貌。也许他们马上就明白过来，这场恩格玛确实彻底告吹了，因为欣赏的人已经不在了。也许他们觉得这场仪式其实已经举行完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舞会，让万事万物黯然失色，它结束了，农场生涯的一切也就落下了帷幕。

场子里一片寂静，草坪上的一只小土狗趁机尖声狂吠起来，回声在我脑中回**：

……这些小狗：脱雷，勃尔趋，史威塔，

它们都在向我狂吠。[22]

之前我吩咐卡曼提在舞蹈结束后给老人分发烟草。他虽然不太爱说话，但感受力很敏锐，此刻他意识到正是分发烟草的好时机，于是便拿着鼻烟葫芦走上前去。法拉挥手示意他退下，但卡曼提是吉库尤人，了解这些老舞者的想法，所以他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鼻烟是很现实的东西，果然，老舞者拿到鼻烟之后很快就都散了。

我觉得，农场里最舍不得我的人要数那些土著老妇。上了年纪的吉库尤妇女都经历了不少坎坷，早就被生活锤打成得燧石一般坚毅，很像那种老骡子，逮着机会就反咬你一口。病魔要想杀死她们，可比杀死她们的老伴困难多了，这是我在农场给土著人治病的时候发现的。她们也比男人更粗野无礼，更不懂感恩。她们都生过很多孩子，也承受过不止一次丧子之痛；她们早已无所畏惧。她们往前额捆一条缰绳，拴到背上固定住足足三百磅重的柴火，重负把她们压得步履蹒跚，但永远压不垮她们。她们不分昼夜在自留地坚硬的土地里埋头苦干。“她[23]从那里窥看食物，眼睛远远观望。她的心结实如石头，如下磨石那样结实，她嗤笑可怕的事。她几时挺身展开翅膀，就嗤笑马和骑马的人。她岂向你连连恳求，或说柔和的话吗？”她们的身体里仍然充溢着生命的活力，对农场上发生的一切兴致勃勃，常常走上十几英里来参加年轻人的恩格玛舞会。一句俏皮话、一杯提姆布，就能让她们缺了牙的皱脸笑开了花。她们这种力量和对生活的热爱不仅可敬可佩，更令人深深着迷。

农场的老妇人和我相处得一直很好。只有她们才称我为“婕丽”，男人和小孩从来不这么叫我，除非是特别幼小的孩子。婕丽是吉库尤女性的常用名，但其中蕴含着一种很特别的意味——如果吉库尤人家生了一个小女儿，比她的哥哥姐姐都小很多，他们就会给这个女孩取名“婕丽”。我猜这个名字多半有几分爱怜之意。

老妇人们为我即将离去而伤心不已。最后那些日子，一个吉库尤妇女的形象始终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不知道她是谁，印象里她似乎来自卡瑟古的村子，是卡瑟古某个儿子的妻子或遗孀。她沿着平原上的小路朝我迎面走来，背着一捆细长的木杆。吉库尤人用这种杆子给茅屋铺屋顶——这是土著女人的活计。每根杆子长达十五英尺，吉库尤妇女要先把杆子两头弯过来，捆成一个高耸的圆锥，才能背在肩上。遥遥望去，草原上背着长杆的女人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剪影，像一头史前野兽，或者长颈鹿。面前这个女人背着的杆子乌黑如炭，那是茅屋的火塘成年累月熏出的烟火色；这说明她刚刚拆了旧房子，要把建筑材料背去新的住处。我们相遇的时候，她突然停住脚，一动不动地拦在我面前盯着我，眼神像极了长颈鹿——如果你在旷野上邂逅一只长颈鹿，你也对它的生平经历和所思所想一无所知。片刻之后，她忽然放声大哭，眼泪顺着面颊滚滚而下，好像一头母牛当着你的面在草地上便溺。我们两人都没有说话，几分钟后她把路让了出来，我们沉默地擦肩而过，走向两个方向。我想，好在她还有一些建房子的材料，我想象着她如何把这些长杆捆到一起，为自己搭一面遮风挡雨的屋檐。

农场里还有一些年纪很小的牧童，他们从记事起就见我在房子里住着，一听说我要走都非常兴奋，感到一种悬而未决的刺激。也许他们很难想象没有我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可能还会有点畏惧，就像听说了造物主要退位一样。我经过的时候，他们会突然从高草里蹦出来叫道：“姆萨布!您打算什么时候走？您还有几天就要离开我们了？”

离别的那一天终于来临，我忽然有了一种奇怪的领悟：事情可能以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式发生，无论是这件事发生前的预想，事发当时的体会，还是事后的回忆，永远都与事实本身有出入。推动事态发展的力量不会因人们的想象或忧惧而有所更改。你只能全神贯注地跟随着它的变化，才能保持与事态的联系。就像一个被人牵着走的盲人，只能茫然地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前面。一件事降临在你头上，让你心有所感，除此之外你和这件事毫无关联：它不由你控制，你也无法领悟它的深意。我觉得马戏团里表演规定套路的动物恐怕也有相同的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说，有过这种体验的人等同于走过了死亡——一条存在于想象之外的小径，但又落在经验的疆界之中。

临行那天，古斯塔夫·莫尔一早就开车来了我家，准备送我去车站。那是一个凛冽的清晨，天空和山野似乎都褪了色。莫尔面色苍白，不住眨着眼睛。我记起南非德班一位捕鲸船的挪威老船长说的话：再大的风暴也吓不倒挪威人，但他们的神经受不住风平浪静。我们在磨盘桌前喝了茶，就像以往无数次做过的那样。从这里向西眺望，山间的河面上飘着淡淡的灰雾，峰峦在我们眼前庄重地度过了数千年时光中的另一个瞬间。我觉得很冷，好像身处山巅。

我的仆人们还留在空****的房子里，但他们的生活已经搬去了新的角落，他们的家人和财物都已运走。前一天，法拉的妻子已经带着儿子艾哈迈德乘卡车去了内罗毕的索马里聚居区，而法拉自己要一直把我送到蒙巴萨。朱玛的小儿子顿波也坚持要跟过去，因为这是他在世上最想做的事。此前我想送他一份离别的礼物，问他是想要一头牛，还是一趟蒙巴萨之旅，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我和仆人一一道别。我平时总叮嘱他们别忘记关门，但这一次我出门之后，仆人却把门窗全部敞开。这是土著人典型的举动，也许是表示我一定还会回来，也许是在强调房子已经空无一物，不妨向四野的长风敞开怀抱。法拉开车载我离开，他开得非常慢，我觉得骑骆驼的速度也不过如此。车子拐过门口的车道，我的房子渐渐从视野中消失。

经过池塘的时候，我问莫尔还够不够时间停一会儿。我们下了车，在坝上抽了一根烟，看着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以后再来抓鱼的就是不认识老努森的人了，他们对这些鱼儿的意义一无所知。就在这时，卡尼努那个患癫痫病的小孙子西朗加突然跑了出来，向我说了最后一声再见。这几天他总在我家附近转来转去，一次又一次地向我道别。我们上车开走时，西朗加跟在车后拼命追赶，几乎要被风沙卷了起来，那瘦小的身躯仿佛是我生命之火迸出的最后一点火星。他一直追到农场小路与内罗毕公路的路口，我担心他还会追到公路上来；那一刻我觉得农场已经分崩离析，像谷糠一样随风飘散。但他终于在拐角处住了脚，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离去，直到我再也看不见那个路口。

开往内罗毕的途中，我们在公路上和草丛间看到了不少蝗虫，有几只还打着旋撞进了车里，看来它们又要卷土重来，为害乡野。

不少朋友到车站来送我。休·马丁来了，依然是胖大的身躯，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他上前和我道别，我从他身上看到了邦葛罗斯博士孤寂的身影，看到了付出一切换来这份孤独的英雄形象；其实他也算是非洲的象征。我们友好地互道珍重，我想起曾经共度的愉快时光和那么多场睿智的交谈。德拉米尔勋爵也来了，上一次我见到他还是战争刚开始那会儿，当时我押着牛车运输队深入马塞居留地，与他喝了一杯茶。现在他见老了，头发短了，也更白了，但他依然那么谦和有礼、风度翩翩。内罗毕的索马里人几乎都聚在站台上，老牲畜商阿布达拉从人群中走出来，赠给我一枚镶着绿松石的银戒指，希望它为我带来好运。丹尼斯的仆人伯莱亚郑重地托我向他故主的兄长问好，当年他在英国的时候曾在后者家里寄宿过。法拉在来的路上告诉我，他家那几位索马里女人本来已经乘人力车来了车站，但一看到站台上聚了这么多索马里男人就泄了气，掉头回去了。

我登上火车之后，古斯塔夫·莫尔和我握了手。火车要启动了，火车真的启动了，他才终于回过神来。他一心希望把他的勇气传递给我，激动得双颊通红；一双浅淡的眸子在燃烧的脸庞上朝我闪着光。

火车在桑布鲁站停下加水，我从车厢里下来，和法拉一起在站台上散步。

在这里向西南眺望，我又看见了恩贡山。高贵的起伏宛如平原上的怒涛，天地之间一片蔚蓝。但因为离得太远，四座主峰缥缈难辨，与从农场眺望的感觉迥然不同。在更远处，山峦的轮廓渐渐被距离之手抹平，最终融入大地，消失不见。

[1]引自雪莱《潘神颂》(Hymn of Pan)。

[2]经蜱虫叮咬而传播的家畜疾病，致死率极高，在非洲引发的牛瘟死亡率可达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百。

[3]即如今的埃塞俄比亚。

[4]引自莎士比亚传奇剧《辛白林》(The Tragedy of Cymbeline)，据朱生豪译本。

[5]引自雪莱的诗歌《祈求》(Invocation)。

[6]出自英国女诗人埃瑞斯·特里(Iris Tree， 1897—1968)的诗集《旅人与诗》(The Traveller， and Other Poems)，埃瑞斯是丹尼斯·芬奇-哈顿的友人。下文引用与原诗略有出入。

[7]1918年8月，协约国在巴黎北部一百公里处的亚眠市(Amien)向德军发起进攻，战果辉煌。亚眠战役是联军“百日攻势”的开端，随后同盟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8]严格说来，基督徒必须葬在由教会正式祝福过的神圣之地。

[9]《诗篇》121:1。

[10]伊顿公学(Eton College)：英国著名的贵族学府，位于伦敦泰晤士河畔。丹尼斯·芬奇-哈顿在1900—1906年间就读于此。

[11]引自莎士比亚传奇剧《辛白林》(The Tragedy of Cymbeline)，据朱生豪译本。

[12]霍雷肖·纳尔逊勋爵(Lord Horation Nelson， 1758—1805)，英国海军上将，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牺牲，其纪念碑位于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尔加广场，基座上有四头青铜狮像。

[13]《克罗姆庄园的铬黄》(Crome Yellow)，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14]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英国历史小说家、诗人，代表作《威弗利》《清教徒》。

[15]让·拉辛(Jean Racine， 1639—1699)，法国剧作家，代表作《讼棍》《昂朵马格》。

[16]《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Peter Schlemihl’s Miraculous Story)是德国诗人、小说家阿德尔伯特·冯·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 1781—1838)的代表作。书中的主人公彼得·施莱米尔穿着一双七里格靴，一步可以跨七里格远。里格为法国旧式距离单位，1里格约为4.8千米。

[17]英国诗人艾迪特·锡特韦尔(Edith Sitwell， 1877—1964)的诗集《乡村谐剧》(Bucolic Comedy)中的人物。

[18]黑白精灵是马里文化在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影响下创造出的神灵，其传说在尼罗河流域广为流传。黑精灵代表毁灭与死亡，白精灵代表保护与创造，二人为兄弟。

[19]原文为“an act of God”，也即合同条款中的“不可抗力”，字面意义即为“上帝的行为”。

[20]引自莎士比亚《李尔王》第二幕第四场。

[21]李尔王忠诚的仆从。

[22]引自莎士比亚《李尔王》第三幕第六场。

[23]作者改写了《约伯记》中对上帝的称颂，但把“衪”改为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