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曼提是个吉库尤小男孩，我农场佃农的儿子。我很熟悉佃农的子女，因为他们都在农场里为我做事，也经常来我家房子周围的草地上放羊，觉得随时都有好玩儿的事发生。但卡曼提应该已经在农场里待了好几年，我一直没见过他。我猜他之前一定像个患病的小兽一样躲了起来。
我第一次碰见他是在骑马横穿农场草地的途中。当时他在给族人放羊。他是你见过最可怜的小东西：头很大，身子瘦得怕人，肘弯和膝盖骨像树节一样支棱着，腿上全是溃烂的伤口，从大腿到脚跟淌着脓血。辽阔的草原衬得他格外矮小，让你从心底感到深深的震撼：这么多痛苦竟然能浓缩在这么一个小不点身上。我勒马和他说话，但他不回答，连看都没看我一眼。他的脸扁平瘦削、面色憔悴，但神态无比坚忍。他的双眼毫无光彩，死人一样暗淡，好像没几个星期活头了。你似乎已经看见秃鹫——那与死亡相伴的大鸟，正在苍白灼热的天空盘旋。我告诉他第二天一早来我家找我，我试试给他治腿。
每天早上九点到十点，我一般都在给农场的人们看病。名声传得很玄的江湖游医都不乏拥趸，我也一样。每天一到这个点，屋外就有病人候诊，少则三两个，多则十一二个。
吉库尤人安于命运的不测，所以习惯了迎接意外，这一点和白人很不相同。白人为保全自己不遗余力，尽量避免命运降下的横祸；而黑人一辈子都逃不出命运的掌心，也就坦然接受了。在某种意义上，命运之于黑人，是家园，是茅屋里熟悉的阴暗，是树根上的霉和藓。土著人对生命中的一切祸福安之若素。他在主人、医生或者上帝身上首先寻求的能力就是想象力。正是因为有这种渴求，非洲人和阿拉伯人才认为哈里发哈伦·拉希德[6]是君主中不二的典范，因为没人猜得到他下一刻会冒出什么奇思妙想，也猜不透他的行踪。非洲人说起上帝的口吻和《一千零一夜》或《约伯记》的最后一章一模一样，只有那种浩瀚无涯的想象力才能让非洲人由衷叹服。
而我在农场行医的名望也是拜这种特质所赐。我第一次到非洲是乘船而来，同船有一位很有名的德国科学家，那次是他第二十三次出国寻找昏睡病的疗法，随船带了一百多只小白鼠和豚鼠。他告诉我，给土著病人治病很不容易，不是因为他们胆子小——恰恰相反，土著人面临病痛或者大手术通常毫无惧色，却对规律性的诊疗和反复换药非常厌恶。这位伟大的德国医师对此百思不解。但等我真正了解土著人之后，我发现这个特点反而让我特别欣赏。他们那种对危险纯粹的热爱，诚可谓真正的勇气——那是子民对命运安排的悦纳，是尘世生灵对天堂谶语的应答。有时我甚至觉得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我们的迂腐，如果落在书呆子手里，他们就会抑郁而终。
病人三五成群，蹲在我屋外的石阶上候诊。瘦骨嶙峋的老人咳起来撕心裂肺、眼泪汪汪；身形细长结实、口舌灵便的小伙子厮打得眼圈乌青、嘴角带伤；还有抱着孩子来看病的母亲，小孩发着高烧，像一朵枯萎的小花悬在母亲的颈间。我经常要治疗严重的烧伤，因为吉库尤人在茅屋里烧火，夜里就睡在火堆近旁，烧着的木条或者滚烫的木炭一旦坍落，多半就会灼伤皮肤。有时烧伤膏用光了，我就试着改用蜂蜜，结果疗效竟然很不错。石阶上的气氛活跃而悸动，很像欧洲的赌场，但在我踏出门口的那一刹那，叽叽喳喳的低语就会戛然而止，但寂静中蕴含着无尽可能，这是万众瞩目的时刻。不过，土著人倒总是由着我选择先治哪个病人。
其实我只上过几节急救课，对医学知识所知甚少，但阴差阳错居然治好了几个人，从此行医的名望便传开了。虽然后来也犯了几次致命的大错，但丝毫无损于这种威望。
假如我能保证自己药到病除，谁知道求诊的人会不会减少？那时我肯定有了很高的声誉——俨然一位来自沃莱亚的杏林妙手，但这些土著人还会觉得上帝与我同在吗？他们对上帝的了解来自旷日持久的大旱、夜里游**在草原上的雄狮；来自小孩独自在家时出没在屋舍附近的猎豹；也来自不知从何而起、经过之处寸草不留的飞蝗。不过，有时蝗群飞过玉米田却没有停留；有时春雨早而丰沛，田块和草原上繁花摇曳、庄稼茁壮——他们也从这些难以置信的狂喜时刻中了解了上帝。所以，一名来自沃莱亚的医生医术再怎么高超，也不能与生命中真正伟大的事物相提并论。
第一次遇见卡曼提的翌日清晨，我惊喜地发现他出现在了我的屋外。他依然带着濒死的面色，笔直地杵在那儿，离三四个病人稍微远一点儿，似乎他终究对人世还有一丝留恋，决心孤注一掷试试看。
在治疗过程中，我发现卡曼提是个模范病人，让他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从不出错。我让他每隔两三天来换一次药，他也能准时上门，农场的土著罕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而且治伤那么痛苦，他居然一声不吭地挺了过来，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坚毅的病人。我原本打算把他树立成一个榜样，宣传给其他病人，但我没这么做，因为这孩子身上还存在着一些特质，让我十分不安。
我极少遇见这样的野物，这样彻底与世隔绝的人。他对生活秉持着一种致命的消沉，对周围的一切生命闭紧心门。我可以从他嘴里撬出答案，但他从来不肯主动开口，也不抬眼看我。卡曼提不会同情别人，听到别的孩子清洗包扎伤口的哭闹，他从来不正眼观看，反而报以低低的嗤笑，笑声里有一种轻蔑，因为他尝过更大的痛苦。他不愿与这个世界再有任何接触，因为他尝过那种滋味，实在太过残酷。面对痛苦，他的灵魂迸发出一种刚毅，仿佛久经沙场的战士。没有什么灾祸能令他惊慌失措，他的个人经历以及处事方式早让他准备好迎接一切艰难苦厄。
这一切汇聚成了一种恢宏的气度，令人想到普罗米修斯的信仰宣言[7]：“痛苦是我的本分，狠毒是你们的天性；来折磨我吧，我不在乎!”“啊!尽你的狠心去做吧，你本来就是无所不能的!”但这种气度表现在如此瘦小的身躯上，就令人格外心疼。我想，如果上帝见到这样一个小孩拥有如此恢宏的心态，他又会作何感想？
现在我还能清晰地记起他第一次正视我的双眼，主动跟我说话的样子。那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短了，我放弃了最初的疗法，打算另辟蹊径，试试医书上的热敷法。但我急于求成，把药膏烤得太烫了。我把它贴到卡曼提腿上，隔着敷料拍打，这时卡曼提向我投来深深的一瞥，说道：“姆萨布[8]。”土著人用这个印地语词汇称呼白人女性，但发音和含义都略有改动，把它变成了一个非洲词汇。它在卡曼提口中既是呼救，也是警告，仿佛一位诤友在规劝你别做傻事。后来我一想起这一幕，心中就满怀希望。我太想治好他的病，反而没控制好药膏的温度，真对不住他。但我也十分欣慰，因为在那一刻，我看到了与这个野物一般的男孩心灵相通的第一道曙光。这个坚强的受难者，从不奢望未来可以免于痛苦，但他万万没想到这痛苦竟然来自我。
可惜我给卡曼提治疗的效果并不乐观。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反反复复清洗和包扎他腿上的创口，但终究力有不逮，确实偶尔能治好几处溃疡，但很快又会有新创**发。最后，我决定带他去苏格兰长老会的医院看病。
这个决定一度让卡曼提以为自己命不久矣，它蕴含了太多吉凶未卜的可能，足以让卡曼提心生波澜——他不想去。虽然他的个人经历和处事方式决定了他几乎不会抗拒任何事物，但当我驱车带他来到教会，领他踏入医院大楼的长廊，他身处全然陌生和神秘的环境之中，不禁浑身发抖。
苏格兰长老会的教堂在我家西北方十二英里开外，比农场的海拔高五百英尺；法国天主教堂在农场以东十英里之外的平原上，比农场低五百英尺。我本身对这两个教会并不亲近，但和两方的私交都不错，为双方彼此对立的状态感到遗憾。
法国神父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和法拉经常会在周日的早晨一起骑马到教堂里听神父做弥撒，一方面是为了检验自己的法语，一方面也是因为从农场到教堂的这段路实在令人心旷神怡。这段路很长，要穿过林业部以前的金合欢种植园。清晨时分，金合欢树散发出浓郁的松木芬芳，让人精神一振。
不管走到哪儿，罗马天主教会都能把自己独特的气质带到当地，这一点实在令人大为叹服。这座教堂由法国神父亲手规划，在当地土著信众的帮助下一砖一瓦搭建而成，所以很有自矜的理由。这里有殖民地历史最悠久的咖啡种植园，多年来经营有方，一切井井有条。灰色的大教堂就坐落在咖啡园正中央，设计非常精致，顶上有一个钟楼，下面是宽敞的院落，教堂周围有精美的阳台和石阶。庭院两边分别是穹顶高悬的餐厅和女修道院，下游的河畔矗立着学校和咖啡加工厂。教堂的主路前方还有一座灰色的石拱桥，策马登桥四望，石拱桥在周围景致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匀整美丽，俨然瑞士南部或意大利北部的乡间风景。
做完了弥撒，友善的神父会等在教堂门口，邀我到庭院对面宽敞凉爽的餐厅里小酌一杯。我们在那里谈天说地。你能从神父口中听到殖民地各处的新闻，连最偏远的角落也不例外。他们也会借着热烈欢快的氛围从你嘴里套出你知道的一切消息，法国神父都蓄着浓密的长胡子，简直像一群毛茸茸的棕色蜜蜂缠着一朵花采蜜。不过，虽然他们钟情于殖民地的生活，但骨子里还是背井离乡的法国人，只是因为甘愿服从一种神秘的高级存在的驱策，才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如果没有这种未知的权威，他们根本不会出现在这儿，不会有这栋灰石建造的教堂，不会有钟楼、拱顶和学校，不管是整洁的咖啡种植园还是整个传教团都将不复存在。只要遣调回国的一纸文书抵达，他们就会立刻把殖民地的事务抛到脑后，一溜烟跑回巴黎。
我在教堂和餐厅里盘桓的时候，法拉一直牵着两匹小马在外面等候。返回农场的途中，他常常注意到我情绪高涨。法拉是个虔诚的穆斯林，滴酒不沾，但他很尊重我的信仰，知道饮酒也像做弥撒一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仪式。
法国神父有时也会骑着摩托车来农场吃午餐，席间会给我讲拉封丹的《寓言》，还会为我如何打理咖啡园出谋划策。
但我和苏格兰教会的人就没这么熟了。那里的视野非常开阔，登高远望，吉库尤居留地的风景尽收眼底。但教会的人却有种眼光昏聩的感觉。苏格兰天主教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土著人都穿上欧式服装，但我觉得这番努力不管怎么看都毫无意义。不过他们麾下有一间挺不错的医院，我在非洲那段时间，医院的负责人是一位仁心妙手的精神科医生，名叫亚瑟，他和手下的医护人员救了农场很多人的性命。
卡曼提在教会医院住了三个月，这期间我们只见过一面。当时我正骑马前往吉库尤火车站，中途有一段路要绕经医院的操场，我就在那儿看到了卡曼提。他独自站在一边，离最近的病友也有几步远。那时他的腿伤已经好多了，甚至可以跑上几步。他一看见我，就往围栏边上凑过来，像小马驹一样，一言不发地追着我小步奔跑起来，目光一直追随着我**那匹小马。在操场拐角处，他不得不停下步子，而我一边继续前行，一边回头张望。只见他仍然笔直地站在那里，高昂着头，凝视着我的背影，像一只小马驹目送我骑马离开。我朝他挥了几次手，第一次他完全没回应，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了一只手，像抽水机的摇柄一样笔直地竖在空中。不过他只举了这么一次。
复活节那个星期日的早上，卡曼提回到我家，递给我一封信。信里说卡曼提的腿已经大好了，医生认为他已痊愈。卡曼提肯定知道信的内容，因为我读信的时候他一直目不转睛地欣赏着我的表情。但他不想和我讨论，因为他心里在筹划一件更重大的事。往常卡曼提的表情总是内敛庄重的，但这一次，他几乎抑制不住自己兴高采烈的神色。
每个土著人都是天生的戏剧大师。卡曼提故意把旧绷带绑回去，一直包到膝盖以上，就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他显然也意识到这一刻意义非凡——不是因为他有幸摆脱了病痛的折磨，而是因为他无私地意识到自己的痊愈将令我心生欢喜。他也许还记得我因为疗法无效而大感焦躁的模样，所以他也明白医院的疗效多么神奇。他慢慢地解开绷带，从膝盖一直褪到足跟，露出肌肤光洁的双腿，伤疤尽去，只余寥寥几点细小的灰疤。
卡曼提带着一贯的庄重神情，不动声色地尽情享受着我的惊讶和喜悦，然后又给我送上一份惊喜——宣布自己已经成为基督徒：“我和您一样了。”他又问我能不能给他一个卢比，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在今天复活升天的。
他离开我家，去拜访他的族人，她的母亲寡居在农场一处偏远的所在。后来她告诉我，卡曼提那天一反常态，把他对医院里形形色色的怪人和各种治疗方法的印象，统统给母亲讲了一遍。然后，他转身离开母亲的茅屋，径直回到我家，似乎他理所应当地觉得自己今后就属于这里了。从那天开始，到我离开肯尼亚为止，他一直留在我身边当仆人，大约有十二年。
我第一次见到卡曼提，觉得他顶多六岁，但他弟弟反倒是八岁小孩的模样。兄弟两人都承认卡曼提年纪更大一点，所以我猜可能是多年的病痛延缓了他的发育，估计他当时已经九岁。现在他个子更高了，给人的感觉仍然是个小侏儒，但你也说不出来他哪里畸形。他的两腮随着年纪增长而渐渐圆润起来，行走坐卧也变得自如轻快。我倒不觉得他难看，或许因为我端详他的时候总带着造物者的眼光。卡曼提两条腿细得像麻秆儿，形象永远令人讶异，一半像小丑，一半像邪灵，稍微修饰修饰就能放到巴黎圣母院的檐头蹲着朝下看了。但他心中也藏着明亮、热烈的一面，像画里色彩最炽烈的斑点，所以他为我家带来了一抹亮色。他的想法从来异于常人，如果有白人也流露出同样的想法，你肯定会觉得他特别古怪。
卡曼提心思细腻，也许是多年的苦厄让他养成了反思的习惯，凡事都要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一直独来独往，与世隔绝，即使和别人做一样的事，他做事的方式也大异其趣。
我为农场的人办了一所夜校，请了一位土著教师，其他的老师都是从教会那里聘请的。后来我从罗马天主教、英格兰圣公会和苏格兰长老会这三个教会都请过老师。肯尼亚土著人接受的教育仅限于宗教知识，迄今为止，除了《圣经》和祈祷书之外，我没听说有别的书籍被翻译成了斯瓦希里语。当年我一直想把《伊索寓言》译成非洲本地话，觉得能让土著人受益，但始终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这个计划。不过，学校仍然是我在农场最喜欢的一角，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核心。所谓的校舍只不过是一栋狭长的旧仓库，里面堆着不少波纹铁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这里度过很多欢畅的夜晚。
卡曼提也会和我一起去学校，但他不会跟别的孩子一起坐到课桌后面，而是站开一些，似乎有意不听，又像是嘲笑那些单纯无知的孩子居然愿意坐下来认真听讲。但我见过他躲在厨房没人的角落里，凭着记忆默写在黑板上看到的字母和数字。他写得很慢，一笔一画很滑稽。我觉得即使他想让自己合群，也未必有这个能力。他年纪尚小的时候，生命中就有一部分被扭曲和封闭起来了。对他而言，正常的一切反而是不正常的。他自己也意识到了性情中的乖僻，但他的灵魂里有一种真正的侏儒式的傲慢：要是我和世界格格不入，那一定是这个世界出了毛病。
卡曼提在金钱方面很精明；他不太花钱，还与其他吉库尤人做了好几单精明的山羊交易。他很早就结了婚，而结婚在吉库尤人的世界里可是所耗不菲的事。他对我阐释过金钱无用论的哲学，讲得头头是道，不乏独到的见解。他和生活保持着一种非常独特的关系：他游刃有余地掌控着生活，但又对它不屑一顾。
卡曼提天生不知赞赏为何物。他或许会夸奖动物的智慧，但从我认识他以来，只听过他夸奖过一个人，那是一个后几年才来到农场的索马里少女。卡曼提有种嗤笑的习惯，随时随地都可能冒出来，但主要还是冲着那些自命不凡、夸夸其谈的人。每个土著人心底都藏着一股幸灾乐祸的恶意，这种习惯在欧洲人看来既伤人又讨厌，而卡曼提把它发展到了极致，变成了一种独特的自嘲：他会以自己的失望和灾祸来找乐子，就像嘲笑别人的不幸一样肆无忌惮。
土著老妇也有这种心态。她们承受过无数煎熬磨难，早已和命运水乳交融，仿佛成了命运女神的姊妹，能够随时随地附和她的嘲笑。以前我经常让仆人在星期日早上给农场的老妇分发鼻烟(土著人管它叫“淡巴菰”)，那时我一般还没起床。所以每到周日，屋外就会围上一圈奇形怪状的客人，好像鸡圈里面的一大群骨瘦毛秃的老母鸡。我卧室的窗户是敞着的，叽里咕噜的低语(土著人很少大声说话)就从外面飘进来。一个星期日的清早，吉库尤人活泼的低语突然变成了一阵轻笑，继而升级成了一阵狂笑，外面似乎发生了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我把法拉叫进来问他，他很不情愿地承认自己忘了买烟草。所以，那天一大早，这群老太婆走了很长的路，然后——按她们自己的话说：啥也没得着!后来这件事在吉库尤老妇之间传为笑谈，有时我在玉米地里遇上一个老太婆，她会在我面前站定，伸出一根骨节变形的手指指着我，又老又黑的脸上渐渐露出笑容，好像有根看不见的丝弦牵起了脸上的细褶。她问我还记不记得那个星期天的事儿，她和老姐妹相约来拿鼻烟，走了一早上才走到我家，结果我忘了买鼻烟，半根烟草都没见着——哈哈!姆萨布!
白人经常指责吉库尤人不懂感恩，但卡曼提绝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他甚至亲口说过欠我的情。我们相识之后，他有好几次不辞辛苦去做一些我没吩咐他做的事，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没有您，我恐怕早就死了。他也以别的方式表达过感激，对我一直很友善，尽心竭力地帮我做事，更贴切的说法大概是“他很包容我”。也许是因为他心里一直记得我们有同样的信仰。这个世界充满了傻瓜，而我觉得在他眼里，我可以算是最大的傻瓜。从他到我家干活，把他的命运和我的命运紧紧捆缚在一起的那天起，我一直感到他聪慧机警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不偏不倚地品评着我的整个人生：起初他大概觉得我给他治腿的种种努力很可笑，但他却向我展示出绝大的耐心与理解，并千方百计地开示我的无知。有几次，我发现他为了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事先会反复思量很久，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与我方便，好让我更容易地理解他的意思。
卡曼提刚到我家时负责喂狗，后来在我治病的时候给我打下手。我发现他的手掌虽然不好看，但非常灵巧，于是把他送去厨房，跟我的老厨师艾萨学烹饪。后来艾萨被人谋杀了，卡曼提就接替他成了我的厨师。只要他在我身边，就由他为我做饭。
土著人通常对动物没什么感情，但卡曼提在这一点上也与众不同。他养狗很有一套，简直和狗混成了同类。他会跑过来告诉我狗有什么期盼、有什么牵挂，平时究竟在想些什么。非洲跳蚤肆虐，但他居然能让我家的狗不生跳蚤。高原上有一种嗜血的大蚂蚁，土著人称之为“狩猎蚁”，喜欢成群结队前行，把挡在前面的一切生物吃干抹净。有好几次，我和卡曼提在深夜里被狗吠惊醒，我们借着防风灯的光，从狗身上把这种蚂蚁一只只扯下来。
虽然卡曼提对周遭的一切兴味索然，但他在教会医院养病时一定仔细观察了很多。因为他给我当医疗助手的时候很周到，也很有创见。就算后来他离开了这个岗位，偶尔还是会从厨房跑出来帮我治疗病患，而且总能提出非常中肯的建议。
他在厨房里的表现又是另一重境界，简直无可名状。仿佛造化之手直接从天才的序列里切下了一片，放入他的体内。当你遇上了天才，才能明白这种感觉多么玄妙。在厨房里，在烹饪的世界中，卡曼提拥有一切天才的特质，也深陷天才的宿命——无力驾驭自己的天资。如果卡曼提生在欧洲，有良师**，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古怪的名厨，在历史上留下鼎鼎大名。不过他已经在化外的非洲留下了一些名声。他对待厨艺的态度正是大师该有的态度。
我自己也对烹饪很感兴趣。我来非洲之后第一次返回欧洲，就在一家高级餐厅跟一位法国大厨学烹饪。我觉得要是能在非洲自己动手做美食，一定很有意思。当时我真是满腔热情，主厨皮罗切特先生甚至邀我和他一起经营餐厅。现在，身边有了卡曼提这样一个类似的灵魂相伴，烹饪的热情就再度攫住了我。与卡曼提的合作让我对烹饪产生了全新的理解。没有什么比一个野蛮人对欧洲的烹饪艺术怀有天然直觉更玄妙难测的事了，甚至让我对欧洲文明的看法都发生了改变：到头来人类的文明也许的确出于上帝的创造，是一种预定之物。我像一个重拾信仰的人，从颅相学家手底下看到了人脑中负责神学论辩的结构——如果能证明这种结构的确存在，那么神学自然也就存在，最终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上帝也存在。
卡曼提对一切烹饪事务无师自通。各种繁复艰深的招数到了这孩子黝黑蜷曲的手中，就像戏耍一般轻松，这双手自己就懂得如何做蛋卷，烙馅饼，调配各种调料和蛋黄酱。他有一种把东西变得轻盈的天赋，就像传说中的婴儿耶稣可以吩咐黏土捏的小鸟展翅飞翔。他讨厌繁复的工具，好像对七零八碎的构造不太耐烦，把我给他的打蛋机弃之不用，任其生锈，却把我修整草坪的锄草刀拿来打蛋白，打出来的蛋白居然轻盈如云。他有一双厨师的慧眼，可以从鸡圈里挑出最肥的一只鸡；他神情严肃地掂量一下鸡蛋的分量，就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产下来的。他也会想办法改良膳食。卡曼提有个朋友住得很远，在一名医生手下干活，也不知卡曼提怎么联系上了他，弄来了一些优质的莴苣种，正是我苦寻多年而未得的那一种。
卡曼提记食谱记得特别牢。他看不懂斯瓦希里语，也不会说英语，烹饪书对他来说没有用处，但他肯定自有一套我弄不懂的分类法门，把别人教给他的所有菜肴都存储在他那颗不怎么好看的小脑袋里边。他会用看到菜肴当天发生的事件给菜肴重新命名，比如他曾经提过一道酱汁，叫“闪电劈树的酱汁”，还有一道叫“灰马死了的酱汁”。但他从来不会把菜肴弄混。唯有一件事，怎么教他也记不住，那就是全餐的上菜顺序。但凡有客人来用餐，我必须先给他画一遍上菜的顺序，就像一张图片菜单：先上汤盘，再上鱼，再上一道鹧鸪或者蓟菜。我不觉得卡曼提的这个缺陷是因为他记性不好，而是他在心里认为凡事都有个度，他不屑于为这种琐事浪费时间。
与魔鬼共事是很令人感动的。这厨房在名义上是我的，但我们合作得越久，我越觉得，何止是厨房——我们合作领域里的一切都慢慢转到了卡曼提手中，因为他可以透彻完美地理解我的期待，经常没等我吩咐，就把我心里想的事情做完了。我不知道卡曼提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有人竟能在不了解真实情况下精通某种技艺，而且他对这种技艺的态度只有轻视，这多么匪夷所思!
卡曼提不知道欧式菜肴尝起来应该是什么味道，尽管他改信了基督教，与文明世界有了关联，但他内心还是个彻头彻尾的吉库尤人。他忠于部族传统，对其笃信不疑，因为那是他心中唯一有价值的生存方式。有时他也会尝尝自己做的食物，但马上就会换上一副狐疑的表情，好像巫婆尝了一口坩埚里的汤。他坚持只吃父辈那种粗粝的传统食物，在这一点上，他的天才也会失灵，有时他会跑过来给我奉上一份吉库尤美食——一块烤甘薯或一坨羊脂，好像一只通人性的小狗给你叼来一根骨头当作礼物。我猜卡曼提可能觉得西方人的饮食之道纯属自找麻烦，简直不可理喻，我试着引导他说出自己的看法，但他虽然喜欢直言不讳，对此事却始终三缄其口。所以我们最终只是各自怀揣着对烹饪的看法，在厨房里并肩合作。
我把卡曼提送到穆萨伽俱乐部学过一段时间的烹饪，而且每次我在内罗毕的朋友家里尝到了美味，也会让卡曼提去向厨师学这道菜。等他出师之后，我家的菜肴已经在殖民地小有名气，这让我满心欢喜。我渴望向别人分享我的厨艺，所以很乐意招待朋友一同进餐；但卡曼提不一样，他对一切赞扬都毫不在意。但对于那些经常光临农场的客人，他能记住每个人的独特口味。“我应该给伯克利·科尔勋爵做一道白葡萄酒烹鱼。他派人送来这瓶酒的意思，就是想让您拿它来做鱼。”他一脸严肃地说，仿佛在谈论一个入魔的人。为了得到权威人士的品评，我还从内罗毕请到一位忘年交来品尝美食——查尔斯·布彭先生。他是上一代的大旅行家，那群人个个都像菲利亚·福格[9]一样见多识广。布彭先生走遍全球，品尝过各地的珍馐美味，他的人生哲学就是享受当下，不必忧心未来的祸福。五十年前出版的好些关于运动和登山的书籍都提到了布彭先生的运动家生涯，以及他征服瑞士与墨西哥险峰的事迹；还有一本专门记载著名赌约的书，叫《来得快，去得快》，书里记载了布彭先生打过的一个赌：他最后居然身披睡衣、头戴礼帽游过了泰晤士河。后来他还干过一件更浪漫的事——效仿利安德和拜伦勋爵横渡“赫勒之海[10]”。得知他要来农场与我单独进晚餐，我简直心花怒放，因为能为自己心仪的男士亲手做一桌好菜，这里面有种说不出来的欢喜。而他也会在席间畅谈对美食与世事的看法，还会告诉我，他走遍天涯海角，从来没尝过如此美味的一餐。
威尔士王子也曾莅临农场，与我共进晚餐，席间对一道坎伯兰加仑酱赞不绝口。我多次向卡曼提转述客人对他手艺的褒奖，但唯有这一次，他露出了饶有兴趣的神色，因为土著人一向景仰国王，喜欢谈论他们的轶事。几个月之后他又心痒了，想再听一次赞扬，于是毫无来由地向我发问，就像在朗读法文读本里的对白：“苏丹之子喜欢那道‘猪酱汁’吗？是不是吃得一点也没剩？”
在厨房之外，卡曼提也对我流露出了善意，他想用自己对人生祸福的理解来助我一臂之力。
一天晚上，已经是后半夜了，卡曼提突然提着防风灯一声不吭地走进我的卧室，仿佛在为我守夜。那时候他一定刚到我家没多久，因为我记得他当时很矮；他站在我床头处，竖着两只大耳朵，像一只不小心闯到屋子里的黑蝙蝠，手里那盏灯又让他看起来像一小簇鬼火。他严肃地对我说：“姆萨布，您最好起来看看。”我一脸茫然地坐起身来。如果真有什么大事发生，也该是法拉进来叫我才对，于是我再次吩咐卡曼提回去睡觉。但他不为所动，坚持道：“姆萨布，您最好起来看看，我觉得上帝来了。”一听这话，我赶紧下了床，问他为什么这么想。他严肃地把我领到餐厅，餐厅西侧只有一个既是门也是窗的开口，正对着一簇簇山峦。我从门口向外望去，看到了一派奇异的景象。山间烧起了一大片野火，从山顶一直蔓延到平原上，从屋里往外看几乎就是一条垂直的线，确实像个巨大的身影一步步逼近。我站着看了一会儿，卡曼提也在一旁看。然后我开始给他解释这番景象，本意是想安抚他，因为我猜他肯定吓得够呛。但卡曼提好像无动于衷，他显然觉得能把我叫下床，他的使命就算完成了。最后他说：“好吧，也许是这么回事儿，但我觉得您最好起来看看，万一真是上帝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