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济南人，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

辛弃疾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动**不宁的政治时代。自1127年“靖康之乱”发生后，北宋灭亡，南宋建立。此后，以淮河为界的南宋和北金，就一直处在一种活性对峙状态中。所谓活性对峙状态，也就是说，宋金两家时战时和，对峙不是铁板一块。前期，因为金人把战火燃过长江，南宋王朝面临存亡的危机，宋与金之间经常发生大大小小的战斗。而等到辛弃疾诞生的次年（1141），以杀害、黜退抗金英雄岳飞、韩世忠等人为代价的“绍兴和议”订立之后，保住了偏安局面的南宋王朝，就基本上走议和的道路了，充斥政坛的声音也是以“和”为主。其间也不是没有局部的战斗，孝宗时代就发生过一次失败的北伐，结果是签订了屈辱的“隆兴和议”（1164）；宁宗时代也有过一次草草北伐，结果是在更加屈辱的情势下签订了“开禧和议”（1208）。在南宋政坛上存在着主战、主和与主守三派的声音，随着主和派执政时期的到来，主战派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抑制，他们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所谓“以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议论，是辛弃疾所生活时代中流行的政治舆论。究其原因，除了“东南妩媚，雌了男儿”的地理文化影响和南宋君臣耽于一角山水间的享乐外，南宋对金作战的胜机较少，以及由此而生的“恐金心理”，也是重要的原因。一位与辛弃疾同时期的词人姜夔，曾在词里记录下了时代的感伤：“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扬州慢》）连无声无言的废池乔木，都厌惧“言兵”即战争，这足见时代的创伤有多深、恐惧有多深，并且这个“厌兵”的民族危机有多深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南北隔膜，南宋文武百官对于金人内政不了解，对金人的军事威胁不能作出知己知彼的分析和判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能对金人的威胁和南宋的胜机作出精确分析和有说服力判断的辛弃疾，就显得十分可贵了。尽管他作为一个北来人，作为一个有刚直不阿性格的英雄豪杰，在南宋政坛上常常遭到疑惑、猜忌，统治者从来也没有把他的谋略心血认真对待过。

辛弃疾为什么会对于当时宋金的军事问题有那样清晰精锐的眼光？怀有这样的军事韬略和胆气理想的人，是怎样度过他坎坷不平的一生的？他是南宋第一流的词人，并且能诗能文，其文学成就与他的生活和生命感受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了解辛弃疾的一生，有助于我们弄懂这些问题。辛弃疾的一生，大概分为四个时期。

（一）二十三岁以前的青少年时代，是他一生最为意气风发的时期。出生在金人占领区的辛弃疾，少年时代就受到他很有民族感情的祖父辛赞的爱国思想的熏陶。他的祖父辛赞，虽然不得已做了金人治下的官，却难以忘怀那一场给汉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靖康之乱”，常常带着他们“登高眺远，指划山河，思投衅而起”，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辛弃疾的民族感情。其后，辛弃疾又因为参加科举考试，在十四岁、十八岁两赴金都燕京。这些经历，使他对于金国山川、国情的了解，远远超过南宋的文武百官。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同时在全国大起徭役，强征民丁，践踏良田，搜刮军需，其中汉人受害尤深。这为本来就具有民族感情的辛弃疾等人，提供了一个反抗金人残暴统治的机会。于是，已经二十二岁的辛弃疾，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背景下，聚合了二千义军，树起抗金旗帜。不久率部归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大军，为掌书记，并且力劝耿京归属于南宋的节制，以图得到宋朝的支持，实现抗金复土的大业。第二年，他奉表入宋，高宗召见。后来在北归途中，得知义军叛徒张安国杀耿京而投降了金人，他于是集合了五十余骑，奇袭五万人驻守的金营，生擒叛徒献俘行在，又号召万余被胁降义军反正归南。他的这件别人万万难以做成的壮举，使南宋畏怯金人的风气为之一振。连宋高宗见了他，也“一见三叹息”。此后，他开始了自己“江南游子”式的南方宦游生活。

（二）从二十三岁到四十二岁，是他宦游南方而不得志的时期。宋孝宗即位后，起用张浚这位主战名将，准备北伐。然而因为各种原因，张浚很快就因兵败被罢职，“隆兴和议”成。从此，主和派人物掌握了朝政权柄。辛弃疾虽然雄心勃勃，壮志不减，先后上奏《美芹十论》和《九议》这些胆气韬略胜过常人、谋划审度富有说服力的抗金政见，但是在“厌言兵”的时代中，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这不免让他感慨愤郁，心中充满了一个失志的爱国者的牢骚和悲凉。他的主战爱国、感慨时政的词作，有一大部分是作于这个时期。

在此期间，他的职务在辗转不定中渐渐升迁。由江阴签判而知州事，由提点刑狱而安抚使。这不是因为他善于像一些官场投机者一样夤缘钻营，而是因为他实实在在地做出了政绩。在滁州任上才半年，他就能把当地凋敝、荒陋的气象一扫而空。在湖南任上，他创置的“飞虎军”“雄镇一方”。在江西任上，他举办荒政，严明果断，卓有成效。此外，他在为南宋政权剪除“盗贼”的过程中，意识到了杜甫所说的“盗贼本王臣”的道理，洞悉了贪浊官吏迫使百姓为盗的事实，希望天子“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弥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这就说明他不仅有军事才干和治理地方的才干，而且也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忧国忧民的可贵思想。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忧患意识和清醒头脑，他才难以忘怀自己的政治使命：抗金复土，安邦兴国。然而由于他独立、耿直的性格和操守，在等级森严而又本质平庸的南宋官场上，他所面临的，就不能不是敌对政治力量的合谋闷杀。他在最成熟的中年时代被迫退隐长达十八年，就是他不能见容于藏污纳垢、钩心斗角的南宋官场的证明。

（三）从四十三岁到六十三岁，他在带湖和瓢泉度过了近二十年最成熟、最丰美的岁月。这对于他的思想变化影响极大。他一方面难以平息失志的苦闷，对于南宋官场加诸他的打击愤郁不平，也难以忘怀抗金复土的英雄之念。另一方面，他又借山水徜徉来安慰自己的精神苦闷，借学道问佛来化解自己因壮志难酬和壮心不已的冲突而生的沉痛感。这样，在不断的精神冲突和对于冲突的化解与超越中，随着时光的流逝、年华的老去，他渐渐地由一个志在抗金复国的英雄人物，一个与现实生活对立的理想主义者，转而成了一个以道家思想为镜筒重新观察人间生活的理性主义者。这个转变，是在第一次归隐即四十三岁开始归隐于带湖的后期显示出迹象，而在第二次归隐即在五十五岁归隐于瓢泉时基本形成的。说是基本形成，就意味着：如果没有什么外力的推动和激扬，在他日常的情感状态和心理状态中，儒家的拯济之念已经退处于意识底层。那些上浮的部分，基本上已经是不免于激愤的“看破”和“放手”了。这由他称许弃官归隐的陶渊明由偶尔变为常态，甚至直接以庄子的“齐物思想”来重新解释人间生活可知。他的理趣词，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写作的。

当然，在这一时期中，并不是完全没有外力的激扬。如他与坚持抗金的前吏部尚书韩南涧的唱和，就重新激起过他整顿乾坤的热情。特别是他四十九岁卧病时，奇士陈亮从浙江来访，更激起了他精神的狂涛巨浪。他把自己压抑许久的爱国复土**，吐发成词中的横空硬语：“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这巨浪狂涛的余波，久久未息。但是这样的英雄豪语，与那个根本不给机会的偏安时代实在是太不相容了，它缺少必要的现实养分作补给。所以，在他此后写给陈亮的“壮词”中，已经沁出了浓郁的生命悲剧意识。一句“可怜白发生”，把英雄的豪语化为志士的凄凉。这就使出世思想得以乘虚而入，在安慰他的痛苦时也使他改变，成为他在缺乏外力激**时思想情感的显性状态。

他在这一时期里的词作，可说是题材与主旨最为丰富复杂。除了早期常作的爱国复土词、政治感慨和身世之感的词外，写景词、农村词、理趣词加入进来，并且成了他这一时期集中表达的题材内容。

（四）从六十四岁到六十八岁这最后的四年，因为抗金复土的一捻心火难以自灭，加上新当权的韩侂胄起用大批主战人士，给人造成一种时移势易的感觉，老病交缠并且世界观里已经具有“外物”、“放手”思想的辛弃疾，再度出山用世，希望一生沉沦的志愿能有实现的机会。他由起帅浙东直到改任抗金前沿的镇江知府，并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对待时事。行在召对，他重申《美芹十论》《九议》的观点，并且在智慧上更为成熟。在镇江，他一方面积极备战，派遣间谍了解敌方情势，更谋划建立江上万人劲旅；另一方面，他又对于韩侂胄急躁冒进的态度忧心忡忡，借古讽今，希望能够纠正执政者的这一危险态度。可惜，韩侂胄不仅没有重视他这一老骥的智慧，还因细故再次将他罢免。这最后到来的打击，把他的入世拯济之念化为齑粉。后来，他还被授以兵部侍郎、枢密院都承旨的要职，但本不以求官为荣的他，则以年老多病而力辞不就。现实的不可为，使他早已形成的出世思想再次占据上风，直到去世。

辛弃疾善于诗文，而尤以词名世。其传世之词六百余首，数量之丰，质量之高，面目之丰富，风格之独出与兼美，都堪称两宋词人第一。他取得这样高的文学成就，并不是来自于他对于文学事业的甘心俯首，他也从来没有把文学事业作为他生命的至上追求。他的门生范开曾经在《稼轩词序》中发出过知己般的感慨：“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他是把自己的生命追求定位在平戎恢复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是他最为向往的境界。但是辛弃疾事实上的“不遇”，即没有能够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成为挽救民族危机的英雄人物，却使他把一腔热血化为文学上的“英雄感怆”。他把自己冷落不遇的压抑感和屡遭谗陷的悲愤感一吐于词，把自己对于恢复中原的热望一吐于词，把自己对于时代政治生活中的夤缘、苟且风气的批判一吐于词，把自己不得已而自我排遣、自我化解痛苦与矛盾的心理努力借词倾诉，还有他在调整世界观时必然要感受到的对于功名价值、历史价值的疑惑借词表达，这就使他的词成为其思想情感的活生生表达。读他的词，无论是打算接受还是不打算接受他那体兼各派、才近铺张的独特风格，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为他所蕴涵的强大感情势能所打动。因为读者在其词中读到的，是一个生龙活虎的真实存在。他的形象并不隐藏在文字的感伤纱幕后，也不扁平无力地“躺”在纸面上，而是活生生地立在那里，等待着撞击读者的精神之门。清代词学家陈廷焯称他为“词中之龙”，如果这不仅是指稼轩词在艺术风貌上的变幻无穷，还兼指其词所反映的主体风貌真力弥满的话，那么，这个评价可谓触摸到了稼轩词的本质与魅力所在。

就内容来说，稼轩词可谓是既表达时代主旋律，又具有生活多样性的典范之作。我们把他的作品分为十一类：主战爱国词，政治感慨词，身世之感词，赠别会友词，归隐词，理趣词，怀古词，写景词，农村词，爱情词，遣兴词。

稼轩的主战爱国词，念念不忘家国之恨。他“举头西北浮云”，“要挽银河仙浪”；他“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他夜不成寐，听着屋檐下的铁马儿，想起“南共北，正分裂”的无情事实；他梦见沙场，抒发自己虽失意潦倒却不忘“天下事”的烈烈胸怀；他见到青山，想起战马的联翩而来；手抚长松，幻想它们是长身挺立的十万部下。无论是在地方官任上，还是废职家居时；无论是独自面对剩水残山，还是与朋友对酒慨谈，他心中最炽烈的精神关怀，都是收复那被金人铁蹄践踏的中原故地。

稼轩的政治感慨词，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对自己被频繁调遣，难有作为，他悲愤郁闷，意识到其“不偶然”，即意识到了朝廷对他的防范和猜忌；作为独立而孤独的人，他也曾产生过屈原《离骚》式的痛苦。对于朝廷主和派抑制主战派的态度，他以为朋友筹划未来曲致讽刺：“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纵得封侯万里，憔悴老边州”。对于南宋政权内部主战派越来越少的局面，他表达出知音难觅的惆怅：“朱丝弦断知音少。”对于整个士林特别是政治高层崇尚清谈的风气，他借古讽今，以西晋士林的清谈误国来针砭当世。对于执政者借主战派之名以求时望的阴暗心态，他讽刺得十分辛辣：“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对南宋官场上流行的苟且自保、随俗俯仰风气，他更是痛下针砭，一首《千年调·卮酒向人时》，画活了沆瀣一气的宦林群丑图。

稼轩的身世之感词，是他的主战爱国词和政治感慨词的余波。因为他的生命追求，本来就是以光复神州为目标的。当然，爱国慨时之情，不再是此处的中心内容，而“江南游子”式的惆怅悲愤和壮志未酬的情感痛苦，才成为最震撼人心的内容。他称自己是江南“倦客”，他嘲笑当年叹息天涯沦落的“江州司马”，他把自己比拟成遭妒的“蛾眉”闲居无为，他叹息朝廷“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还像杜甫一样叹息“儒冠多误身”。他总结自己的人生履历，难免叹息其“羊肠九折歧路”的艰险。而他那“少年不识愁滋味”与“而今识尽愁滋味”的强烈对比，“壮岁旌旗拥万夫”与今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惨痛体验，写尽了一生不遇带给他的身世沉沦之痛。为了排解这深沉的生命痛苦，他开始学习用出世思想来解释世界。这就为其归隐词、理趣词及农村词与部分写景词的创作，提供了心理背景。

稼轩的归隐词，经常用归隐生活的乐趣与官场生活的险恶为对照，在陶渊明式的“意倦须还，身闲贵早”的洒脱中，又以“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的图景，隐喻南宋官场带给他的深刻精神挫折。他经常以遭遇“打头风”的隐喻，来表现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受阻的痛心。他的归隐不是自觉的。在归隐之初，他所用的抒情意象，是佩春兰簪秋菊；他所借的抒情典故，是“卜居”的三闾大夫。这表明，此时他的情感是屈原式的忧愤。但是也应该注意到，随着时间流逝和罢职次数的增加，他的思想倾向也发生了变化。他渐渐通晓了“进退存亡，行藏用舍”的道理，他有时甚至以“身后虚名，何似生前一杯酒”的放纵，来排解功名不谐的创伤。在借典上，他由追慕屈原而企踪陶潜。由作意的“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到直接以渊明自称：“万事纷纷一笑中，渊明把菊对秋风。”这说明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裂变。裂变的程度，与他在不得已的状态下勉强平衡自己精神痛苦的努力趋于同步。他多次以周颙讽刺假隐士的《北山移文》自嘲，以学道参禅的所得自解，就都是努力的表现。他在归隐词中展现的思考和觉悟的轨迹是清晰的，又是发人深省的。

稼轩的理趣词，虽然其间接的源头是苏轼的同类之作，但其直接的触机，却是伴随着他的归隐生活而出现的。它们以个人存在为关注的原点，向历史、向他的原来信仰，提出了多层次的质疑，充分体现出理性主义者的深思品质。“笑尘劳、三十九年非，长为客。”“叹人间、哀乐转相寻，今犹昔。”“此会明年谁健，后日犹今视昔，歌舞只空台。”“细看斜日隙中尘，始觉人间、何处不纷纷。”“无穷宇宙，人是一粟太仓中。”这些显出悲哀感情印记的精思妙语，其实是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与觉悟。它不是被动的再现，而是词人主动的获取，表明了他不再是一个单纯而执着的理想主义者。此外论齐物、谈喧静、喻心性、说刚柔的词篇，本来应该是以散文去作的大题目，但因为作者改变了说理的门径，或为取譬喻理，或为就象点击，所以能以感性化的图景，隐含着深邃的哲学精神。

以农村生活、田园风光入词，在宋代由苏轼描写徐州农村生活的《浣溪沙》首发其端。而稼轩则大其门庭，所写较苏轼更为深广。在稼轩笔下，农村四季田园风光，春秋农事，田野劳作，男婚女嫁，民风乡俗，乃至与野老的交往，无不毕见。这些词，写得清新脱俗，余味隽永。

稼轩的写景词，不仅记载着他江南宦游或归隐的经历，而且表现出他独特的审美情趣，与其他词人笔下的风景了不相混。他或者借山水以寄情，或者写山水以自娱，笔下风景，达到了千姿百态、动静皆美的非凡境界。他写青山，时而如“联翩万马来无数”，时而“如对文章太史公”。写溪水：“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写透了溪水的清澈幽美。写钱塘怒潮，一会儿写它如半空白鹭飞翔，一会儿写它如白甲壮士与浪山鏖战，把江潮从上升到铺天盖地而来的惊险壮美，写得酣畅淋漓。他写明月、白雪、红莲、白鸟，无一不构思得天趣盎然，个性化色彩鲜明。他那幅“松共竹，翠成堆，要擎残雪斗疏梅。乱鸦毕竟无才思，时把琼瑶蹴下来”的风景小品，通过勾摄景物的“意念”，将静态的风景点画得栩栩如生。

稼轩的怀古词，分为两部分：一是借古讽今之作，有现实针对性；一是没有明显目的的单纯怀古之作。在他的借古讽今之作里，忧国之念、忧谗畏讥之心最为突出。他经常以汉代名将李广的有功而不遇，抒发自己有才而被投闲置散的悲凉：“汉开边、封侯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更以李广遭遇的不公，来影射现实政治的不公：“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他以东晋名臣谢安晚年功高震主时的沉痛感受，表达遭到压抑或违志逆意的痛心：“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他以历史为鉴，警告韩侂胄不要好大喜功草率出兵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写得大气包举，感慨深沉。他的单纯怀古之作，写得虽然不多但也很有特色。如怀念大禹治水的万世之功，令人想见他的胸怀气度；而他对于历史价值虚无的沉痛：“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归根到底是由于生命的创造力受到现实抑制的表现。

稼轩的赠别会友词，将单纯的别情和友情，与他的爱国情怀和人生感悟融会在一起，增加了情感的深度和浓度，也增加了情感的吸引力。他对朋友和亲人，或激励，或劝慰，或排解，充满了真诚的关怀。“秋晚莼鲈江上，夜深儿女灯前”，是多么体贴温馨的关怀；“明朝放我东归去，后夜相思月满船”，是多么浓郁深沉的相思；“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又是多么令人激动的勉励！“富贵何时休问，离别中年堪恨，憔悴鬓成霜”，中年不堪的离情，壮志成空的忧恨，打成了一片；“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离别就像是一个触媒，引动了他更深的人生忧患。“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一句，则传达出他对友情无比强烈的体验。稼轩赠别会友词的魅力，在于它传达出了作者独特而精诚的情感体验和着眼友情、放怀人间的开阔胸襟。

稼轩的爱情词作数量不多，品质也有雅有俗。总的来说，其雅词兼有柳永词的流丽和秦观词的婉约。那种缠绵悱恻的儿女情怀，那种人人心中所有而口中难言的微妙感受，稼轩能手到擒来，这当然显示出他有出众的情感体验能力和对于语言情味的高超把握能力。“料得明朝，樽前重见，镜里花难折。”写尽缘短情长、对面难堪的幽恨；“小楼春色里，幽梦雨声中。”真不逊色于晏几道的笔下名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措辞质朴而写情至深。对于他那些无法验明“本事”的爱情词，尽管前人多愿意为之找出寄托的意义，以显示作者作为一个爱国者在人格上的单纯性，但他的大多数爱情词，是没有所谓寄托的，至多也只能说其中含有作者比较复杂的人生体验。

此外，他还有许多不能归为以上类别的词，如咏物词、饮酒词、动物小品词等等，可以归类为遣兴词。这是一个宽泛的类型概念。因为宽泛，所以主题并不集中，但这一点儿也没有影响这类词的情感和艺术魅力。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对于稼轩词所作的分类，是依据其词中的主要情境内容或情感趋向而为，并不是绝对的标准。这是因为稼轩词的内涵一般都不单纯，不少作品都兼有几个类型的内容。

稼轩词的艺术风格，以豪郁为主。这是一种兼有豪放（外向性）和悲郁（内敛性）的富有张力的风格。张力或者说词中情感动**、冲突幅度的巨大，是他与苏轼豪放词风的根本不同之处。他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独具个人面目的抒情风格，关键就在于：一方面，他有着炽烈深厚的爱国**，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另一方面，这种激烈奋发、渴望将个人的生命追求融合于抗金复土的时代需要之中的感情，由于主和派执政而受到了抑制，他失去了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外部环境，这形成了他心中内情与外势的强烈冲突。另外，他不仅是作为一个失志的爱国者感受着他的时代生活，还以被猜忌的敏感的自北投南者感受着它。这使他胸中常蟠结着一股勃郁愤懑之气，随处辄发，触物而鸣，并形成了其词时而怒张、时而愤郁、变化激**的抒情效果。这是苏轼笔下所没有的境界。苏辛虽被称为同宗，但是苏轼的词风主自然雄放，清旷超逸，颇有几分“仙气”；而稼轩的词风则主悲壮沉郁，感慨苍凉，更多的是“力气”与“霸气”。他和苏轼的区别，是英雄之词和才士之词的区别。至于豪放风格，那种恣放的单向度的抒情，他的笔下也不是没有，它主要表现为以放言议论的笔法来抒写自己作为理性主义者的悟得。此外，细致朴素的田园词风，柔婉流美的婉约词风，机智幽默或风趣辛辣的谐趣词风，都是足以构成辛词复杂性的类型化词风。

在表现手法上，稼轩词杂取众长，融会贯通，为我所用，又自成一体。其最主要的特色有三：一是合理汲取香草美人的诗歌抒情传统的养料，善于运用比兴象征的手法，通过抒情主人公形象的改造，来传达他心中沸郁幽怨的政治感慨；在他的笔下，蛾眉芳草、烟柳夕阳、怪石起舞、伤春怨燕乃至典故中的陈皇后等等，无不有比兴意义，无不暗示着他自己的政治遭遇、政治感慨或国步堪忧的感情。二是熔铸经史百家语典、事典，更精深曲折地传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是个北来人，是政治上的不得志者，他在抒愤写怀的时候不能不有所顾忌；另一方面，是因为“百药难治书史**”的他，具有异常渊博的文史知识可资选用。他用典拉杂宽博，指使古人古语如使唤小儿，即使少数篇章不能不遭人异议。但总的说来，他的用典却是加深了语言所能包含的意义层次，增加了短篇小幅的情思容量，令人含咀不尽，久而知味。他在这方面的成绩斐然不凡，根源在于：他以炽炽燃烧的感情“洪炉”，把许多本来不相关的生僻的语典事典的“药石”，融化成了有效而完美的艺术“金丹”。三是将散文化的手法引入词中，扩大了词的固有表现领域。所谓散文化，是指以理趣代替情趣，以议论代替抒情，甚至以松散的语言结构来代替精致的语言结构。这集中地体现在他的理趣词、归隐词和部分写景抒怀词中。如《哨遍·秋水观》《踏莎行·赋稼轩，集经句》，这些词中的理性思考内容，本来都应是散文措手的。还有具有散文化因素的作品，比如用典故时，完全移借前人口语或散文中成句，比如在描写抒情中突然出现醒目的议论。以散文化的手法写词，这是对于词体的一种冒险。稼轩的词，冒险成功时多于失败时。其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无论采用什么手法写词，只要作者具有充沛、激烈的感情，其抒情文学的品性就不会有本质的改变。而稼轩正是做到了这一点。这样的词章，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不够优美精纯，但它比因循守旧或不敢稍越雷池的作品，还是更富有生气。当然，具体到某篇作品，其是成功还是失败，还有待于具体分析，此处只是对这些深具个人风格的手法运用作一总体评介。

本书选词一百五十余首，作品依上文介绍，分成十一类并据类编年，力求显示出稼轩词的丰富情貌。同时，希望通过分类与编年，展示作者思想感情变化的轨迹，因为它虽然不是足本，但大体上反映出作者对于某类作品的集中写作时间、写作兴趣与质量高低。

作品编年，主要依据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少量篇章有调整。

作品笺注，以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和朱德才先生《辛弃疾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为基础，力求简明扼要。

本书附有《辛弃疾诗选》和《辛弃疾简明年谱》。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199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