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杰出的文学大家、一代文坛盟主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出生于四川眉山县一个比较清寒的文士家庭。父亲苏洵是个大器晚成的散文家，由发愤读书而入仕。母亲程氏是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很有文化教养，深明大义，曾对苏轼“亲授以书”，并以历史上的正直名臣激励他进取。弟弟苏辙，字子由，是苏轼一生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同道。苏轼成长于富有文化气氛的环境中，从小就受到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接受了正统儒家经世济时的政治理想的教育。他勤奋好学，刚进成年，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苏轼与父亲一起到京城，次年与弟弟苏辙一同进士及第。嘉祐六年，又应制科考试，列为三等。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官至太常博士。此时，正值王安石变法。苏轼也是主张政治改革的。他曾经撰写过一系列策论，针对北宋王朝财乏、兵弱、官冗、赋制不均、边防空虚等问题，提出了改革主张。他认为应当抑制豪强地主的兼并，这与王安石的观点是一致的。但他强调“择吏任人”，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别》十八）；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而这些观点却同王安石的新法针锋相对。他反对新法，在朝廷很难立足，便请求外任，通判杭州，后来又知徐州、密州、湖州。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一伙混入变法派的奸人罗织罪名，诬陷他以诗文讪谤朝廷，使他被捕入狱，酿成了著名的“乌台诗案”。由于宋神宗爱惜苏轼的才华，元老重臣上书营救，王安石也反对圣世杀才士，苏轼幸得释放并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政，任用旧党领袖司马光为宰相，尽废王安石新法。苏轼因属于旧党而被召回朝廷，连续升官，做到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他在多年的地方官任上，了解到王安石新法对国家和人民有许多好处，不同意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做法，结果遭到了新旧两党的夹攻，于是又被放外任，历知定州、杭州、扬州。高太后死后，哲宗亲政，新党再度执政，苏轼再次遭到迫害，先被贬惠州，继而被贬到天涯海角的琼州（今海南岛）。直到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苏轼才遇赦。次年，苏轼病逝于北归途中。苏轼一生，时时处处都以国计民生为己任，屡遭诬陷迫害却始终不渝，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他的崇高人格，将永远赢得中国人民的敬仰和热爱。

苏轼的思想以儒家为本，但受道家和佛家的影响也很深。他少年时就“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十分赞赏杜甫“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王定国诗集叙》）的精神，钦慕屈原、诸葛亮、陆贽等经世济时的人物，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想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儒者，实现辅君治国、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但他又博览佛道两家典籍，同许多和尚道人交往。他酷爱陶潜，追求老庄的隐逸生活，并热衷于道教养生之术。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主要方面是矛盾的，苏轼却将它们融会贯通。他善于从日常的人情事理着眼来把握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相通相近之点，又善于依照致用的原则融合三家思想，借以圆通地观照事理和明达地处世应物。例如，他一生遵循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却扬弃了孔子等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迂执作风，也不赞成儒生高谈性命之学的空疏行径；他吸取了庄子追求自由超脱的精神和独立不倚的人格，而批评其否定社会厌弃人生的悲观论调；他学习佛家“静而达”的观物方法和达观的处世态度，却不沉溺于其玄奥难测的佛学教义之中。他习惯于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当他入仕从政时，特别是在地方官任上，主要信奉和推行儒家的政治思想；而当他被贬谪在野时，佛老的人生哲学又成为他的主要思想倾向。随着生活遭遇的不同，苏轼交替使用这三种思想武器。总的来说，苏轼能博采儒、道、佛三家之长，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佞佛，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实质是以儒为体，以佛老为用。这使得他的思想博大精深而又简易圆通。古代许多怀抱理想却在现实中碰壁的士大夫文人，诸如陶渊明、李白、白居易，包括与苏轼同时的王安石，只能做到儒家所主张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苏轼却能做到穷达如一。他居朝市时则为民请命，处山林仍心怀魏阙。无论穷还是达，都能既行兼济，又行独善。这是因为苏轼能以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看待穷和达，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不论“兼济”还是“独善”，都不从主观上要求向外在的社会准则认同，而使之成为丰富自我、发展自我的两种手段。

苏轼个性正直坦率。正如他自己所说：“予欲有言，言发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率吐之。”（《录陶渊明诗》）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不虑祸福，言人所不敢言，行人所不敢行，坚持真理，忠实自我，决不随风偃仰，更不苟合趋利。不论是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当权，他都提出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结果受到排挤打击。这种忠言谠论、正直不阿的品格，却使他受到历代忠直之士的尊敬。

苏轼以民为本，勤政爱民，能以自己的心体察民情，又能以民心处理政务。他的足迹所到之处，都能泽及万民；即使身处困境犹如涸辙之鲋，仍能濡人以沫。他在诗中一再自豪地歌唱：“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吏民莫作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庆源宣义王丈》），“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天其以我为箕子，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而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他把自己当作人民中的一员，以识字耕田夫自命，将贬谪之地作为自己的故乡，因而所到之处，百姓们也都将他看作乡亲。在中国古代的诗人中，很少有人做到像苏轼这样与普通百姓如此亲睦。苏轼一生始终怀抱着爱民济世之心，鄙视富贵荣华，淡泊名利爵禄。他爱惜声名，但不汲汲于求名，宁可“实浮于名”，不要名过乎实。在物欲的需求上，他不赞成节欲，更反对强求，主张“游于物外”而不为物所役。他还提出要“善于处穷”，在艰难困厄中悠然自得，处之坦然。苏轼是一位幽默大师，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罕有的“快乐天才”（林语堂《苏东坡传》语）。他生性诙谐，智慧超卓，对生活怀抱着健康开朗的幽默感。他的风度飘逸洒脱，言谈妙趣横生，充满了平凡而温馨的人情味，不仅令文人士大夫倾倒，也使下层民众感到亲近。苏轼乐天知命。他浮沉宦海，多灾多难，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却能以旷达自适的人生态度，置穷达、生死于度外，从容地排遣忧愁痛苦，化解内心的矛盾，随遇而安，以苦为乐，苦中求乐，坚持对人生和美好事物的追求，从而使坎坷的悲剧的人生化作充满艺术审美情趣的人生。苏轼以其过人的才华将自己的人格精神与诗意人生表现在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创作中，使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风格，有经久弥新的人格魅力和艺术魅力。

苏轼才华横溢，创作精力旺盛，建树了多方面的文学艺术业绩：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诗歌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开有宋一代诗歌的崭新风貌；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是豪放词风的开创者。在书画艺术方面他也是名家：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四大家”，绘画与文同、米芾一起建立了宋代文人写意画派。苏轼对诗文书画的创作、鉴赏、批评都作了广泛而精深的探讨研究，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不愧为宋代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苏轼又通晓音律，深谙园林艺术，精于鉴赏金石。他涉猎的领域如此广阔，又能同时取得高度的成就，这在我国文学艺术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苏轼的诗保存下来的有二千七百余首。他一生于诗用力最勤。他的诗歌和词与散文相比，题材更广阔，内容更丰富，风格更加多样化。它们广泛地描写了十一世纪后期中国的社会生活，在读者面前展开了琳琅满目的艺术画卷，其思想与艺术成就都显示出对前辈诗人欧、苏、梅和同时代诗人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超越，堪称一代宋诗之冠。

他的政治讽喻诗揭露社会矛盾和政治弊病，表达他对于祖国前途和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从早年写的《岁晚三首》《和子由蚕市》，在凤翔作的《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到贬谪黄州时作的《五禽言》《鱼蛮子》等诗，都是“悲歌为黎元”的感人之作。直到晚年贬谪惠州，诗人还写了七古长篇《荔枝叹》，从历史上向朝廷进贡荔枝写到当朝风行的贡茶和贡花，对皇帝穷奢极欲、官吏媚上取宠、百姓横遭盘剥摧残的黑暗现实予以尖锐的抨击。诗人敢于指名道姓地指斥当朝大臣，充分表现出他屡贬不屈、至老不衰的政治斗争精神。他还在不少诗中表达出要为人民扶危救困的满腔热忱。他的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是同不满新法的情绪交织在一起的，如《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赠孙莘老七绝》《寄刘孝叔》《戏子由》等。它们表现了诗人的思想矛盾：他真心真意希望人民生活能够有所改善，但又竭力排斥能给他们带来一定好处的新政。由于苏轼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这些诗中对于人民疾苦的描写都是真实生动的。如“风霜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吴中田妇叹》）的深沉感慨；“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鼍漫战鼓。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质斧”（《寄刘孝叔》），对官府扰民惨状的描绘，不仅渗透了诗人同情人民的泪水，而且客观地反映了王安石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的流弊。

苏轼还在诗中表现出他对社会生产的重视和对民生问题的关切。《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等篇描绘了生产救灾、兴利除弊的情景，《石炭》写徐州人民采煤的热烈场面，《秧马歌》赞颂农民创造的新式农具，《游博罗香积寺》表达对利用水力改善劳动条件的憧憬。这些诗篇取材新颖，生活气息浓郁，给人别开生面之感。

在苏轼的生活时期，赵宋王朝对辽和西夏的进逼一味妥协退让，加深了边陲危机。苏诗中也表达出忧心边患、坚决抗御外敌的爱国热忱。《阳关曲》《郭纶》《将官雷胜得过京代作》等诗，热情地歌颂了勇于赴敌的爱国将士；《和子由苦寒见寄》《和王晋卿》抒写了自己请缨报国的雄心；《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期望出使契丹的苏辙像苏武那样不辱使命，为通好北辽、安定边境做出贡献；《获果庄二十韵》祝贺宋军收复洮州的大捷，又建议宋廷用宽厚政策招抚边疆部族，使他们同汉族和睦相处，表达了汉族和边疆民族广大人民的共同心愿。

然而苏轼的政治诗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足以代表他的诗歌的基本面貌和成就。苏诗的思想和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大量抒发个人情怀和歌咏自然景物、题书品画等作品里。

苏轼的一生是政治失意者的一生。他把“一肚皮不合时宜”在对乡土的怀念、亲友的交往和自然美的抚慰中排遣与解脱。他在这些平常的生活中发现并且艺术地表现了亲切动人的意蕴，表达了诗人对于人生的执着和深挚的感情。例如，“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游金山寺》），抒发对故乡的深切怀恋和归乡的强烈心愿；“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倾吐兄弟手足的深厚情谊；“莫嫌荦确坡头路，自觉铿然曳杖声”（《东坡》），**诗人不畏险阻、傲视磨难的豪迈乐观情怀；“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将人生的飘忽虚无与友情的诚笃温馨对照交织，既惆怅悒郁，又旷达超脱。他晚年渡海北归时写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抒发出饱经危难侥幸生还的畅快，显示出倔强幽默的性格和阔大豁达的胸襟。总之，这些抒写个人情怀的作品多方面地表现出苏轼的精神品格和风神气度。诗中真情坦露，个性突出，感受深刻，内涵丰厚，写得灵动洒脱，最能拨动读者的心弦。

苏轼的一生，“身行万里半天下”（《龟山》），每到一地，都以极大的兴趣，登山涉水，探访古迹名胜，饱览自然景色之美，使自己的身心与大自然相通相融。他用一支生花妙笔，把雄奇的三峡、壮阔的长江、妩媚的西湖、怒涛如雪山的钱塘潮、变幻莫测的登州海市、黄州的海棠、惠州的荔枝、儋耳的椰林黎寨，一一生动地收摄进诗卷之中。这些山水诗、咏物诗、记游诗最为脍炙人口。苏轼善于迅速、敏锐地捕捉自然景物千姿百态的不同特征，表现瞬息变幻的动态意象，触摸自然的脉搏，摄取自然的灵气，传写自然的奇美。如脍炙人口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和《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都表现杭州西湖的晴雨变幻。前者写由云成雨，忽又转晴，用“翻墨”与“跳珠”的意象分别描状黑云与白雨，传写出它们的光色、动态、气势，全篇景色倏忽转换，笔墨跳脱飞动，最能体现苏轼擅长从动态中捕捉景物特征的高超手腕。后者写由晴转雨，绘出明媚秀丽和迷茫朦胧两幅山水图画。特别是把西湖比成西子，新鲜奇妙，赋予西湖活跃的生命与美丽的灵魂，成为咏西湖的千古绝唱。细加品味，两首诗都妙寓哲理：前者寄托诗人笑看社会人生风雨倏忽消散的坦**乐观襟怀，后者揭示了天然本色的美自具无限生动丰富的形态，可谓诗情、画意和哲理水乳交融。

苏轼创作了不少在日常生活和自然景物中融入理趣的作品，表现出他对自然、社会、人生的哲理探求，显现出他作为诗人兼哲人的独特气质与风采。这些诗绝大多数饶有诗的情趣韵味，又以诗人对事物新颖独到的见解而启人灵智。例如，《赠刘景文》以菊拟人，赞颂傲霜的风骨，又借秋去冬来的时空变化，暗示人生的宝贵，启迪人们珍惜美好年华；《题西林壁》描写游庐山观景的感受，揭示只有“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才能认识事物的全貌和真相；《琴诗》连用两个设问，表明有好的琴又有高妙的弹技才能奏出动人的乐曲，暗寓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有赖于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此外，《和子由渑池怀旧》《法惠寺横翠阁》《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东坡》《慈湖夹阻风》《泗州僧伽塔》等，也都是哲理诗。这些诗，意象有的鲜明有的淡薄，表现手法亦有侧重描写或议论之别，有的还吸收了禅偈的机锋和形式，但都能即景寄意，因物寓理，使情、景、理三者融为一体，见解精警，意蕴深长，使人读起来兴味无穷，又深受哲理的启迪。苏轼这些优秀的哲理诗，奠定了宋诗重理趣的一大特色。

咏物诗也是苏诗中很有特色的一种。苏轼喜爱咏花，集中咏花的名篇佳构甚多，如《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红梅》《月夜与客饮杏花下》等。他和黄庭坚都爱题咏与文化活动有关的事物，例如笔、墨、纸、砚、扇、手杖等文化用品，古代的文化遗址以及茶、酒、奇石等。他初入仕途到凤翔作的《凤翔八观》，所咏内容都属文物范围，这使他的诗的意象涂上了一层浓厚的人文色彩，也显出宋诗新的特色。他的咏物诗大都倾注了自我的生活情趣，如《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东栏梨花》《壶中九华诗》《双石》《雪浪石》《和钱安道寄惠建茶》等，或咏花卉，或吟山石，或记茶芥细事，都能使事物的准确描绘和诗人的性格融合无迹。他还继承和发展了唐代诗人李颀写人物素描诗的传统，在大量的抒情诗和少数叙事诗中刻画出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其中写得最成功的，是那些落拓不羁而又耿介拔俗的下层人物，如《和董传留别》《戏子由》《赠狄崇班季子》《赠潘谷》《赠眼医王彦若》等，显示出他以诗笔捕捉和凸现人物性格神采的艺术才能。

苏轼的题画诗、评书诗、论诗诗也有很高的成就。这些作品在对诗书画的鉴赏中寄寓着他的艺术见解、审美情趣和人生体验，表现出他深厚的艺术素养。其中题画诗数量最多，写得尤其出色。诗人善于发挥诗歌的想象与联想，生动地再现画面，补充画意并融入诗情，对画中意境进行再创造。如《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开篇十二句并不点明咏画之意，把画境当作真山水来描写；接下去，却把自身经历的真山水写得宛然如画。全篇亦真亦幻，相互映衬，迷离恍惚，流露出诗人被贬谪后的归隐之意。又如《惠崇春江晓景》（其一），诗人不仅描写出视觉所能见到的画面春景，而且妙用联想表现鸭子最先对春江水暖的触觉，以及河豚沿江逆流上行的动向。真是春意浓郁，生机勃勃，趣味横生。

苏轼认为，诗和画都应做到“天工与清新”，不应当拘泥于具体形状的肖似，而要达到“神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他强调诗歌创作中的灵感，要求诗人“神与万物交”（《书李伯时山庄图后》），指出“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他认为诗人要有“写物之功”，须“求物之妙”（《答谢民师书》），即捕捉事物微妙的特性；又指出诗画都应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等等。

苏东坡的诗歌，既是他洒脱的个性和横溢的才情的自然流露，也是他上述诗歌美学理想的自觉实践。因此，苏诗立意新颖，诗思敏锐，笔锋爽利，感受独到，无论述怀、写景、抒情、状物，均能意到笔随，巨细必达。例如他的千古名篇《游金山寺》突破历来咏金山诗专以刻画摹写寺景为能事的窠臼，对寺景不着一笔，而写登临望远所见高旷绵邈与奇幻壮美之景，借以抒发深挚的思乡之情。开头六句：“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信笔挥洒，思绪飘忽，境界开阔。细细品味，句中有情景、声色、古今、虚实、时地，言简意赅，精彩动人。施补华《岘佣说诗》评起首二句：“确是东坡游金山寺发端，他人抄袭不得。盖东坡家眉州，近岷江，故曰‘江初发源’；金山在镇江，下此即海，故曰‘送江入海’。”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亦云：“起二句将万里程、半生事一笔道尽。”全篇诗情曲折，波澜横生，诗笔犹如天马行空，挥洒自如，却又笔笔扣题，字字精妙，章法结构极谨严、浑整。又如七律《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到寿州》诗，全篇如冲口而出，一气呵成，纯用白描，无一典故。中两联对仗既工整，又自然流转，写舟行情景如画，富于动态美。特别是“青山久与船低昂”一句，写船随波起伏，人在船中，只觉得两岸青山亦忽上忽下，将极难状写之景表现得那么新颖生动。诗人被迫离京的沉痛、怅惘与身在大自然中的宽闲、畅快之情，不露痕迹地融入景中。诗人又将古诗的声调运用于律体，以表达其郁勃不平之气。全篇情景浑融，自然高妙，所以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一称此诗“有古趣兼有逸趣”，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〇赞曰“奇气一片”。苏轼灵动洒脱的才情，使他的诗具有恣逸俊爽的独特风格。正如纪昀评点《苏文忠公诗集》所评：“意境恣逸，则东坡本色。”“神锋骏利，东坡本色。”赵翼《瓯北诗话》卷五对苏诗这一特点说得最精当生动：“（苏轼）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无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支，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为一大家也。”

东坡挥洒自如的才情，常常体现在奇幻的想象、惊人的夸张和新颖的比喻上，这使他的诗富于浪漫色彩，在偏于写实的宋诗中显得格外鲜明突出。东坡的艺术想象和联想敏捷、丰富、跳宕、飘逸、奇特。“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从眼中所见长江绕郭和好竹连山，立即联想到鱼味鲜美嫩笋清香；“春畦雨过罗纨腻，夏垄风来饼饵香”（《南园》），看到春雨洒过田畦，便好像触摸到像丝绸般细腻润泽的质感；见了南风吹拂麦苗，似乎闻到了饼饵的香味；“玉花飞半夜，翠浪看明年”（《和田国博喜雪》），半夜里看见雪花飘舞，便想到明春翠浪千叠；“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空”（《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每次一听到文长老那熟悉的四川乡音，眼前便闪过翠岚扫空的雄秀峨眉山；“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桠生竹石”（《郭祥正家醉画竹石》），酒入空肠，立即感觉到自己画兴勃勃，肝肺间生长出锋芒尖利、峥嵘杂乱的竹石。《游博罗香积寺》写他看到一条平常的小溪，想象的彩翼就腾空而起，仿佛听到水力碓磨的隆隆舂声，看到洁白如雪的面粉、晶莹如云母的大米从磨上纷纷飘落，甚至闻到裂着十字纹形的蒸饼散发出的香气。这些想象和联想，既敏捷又富于生活气息。想象和联想在修辞上的表现就是夸张和比喻。苏诗中的“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有美堂暴雨》），“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坏如崩涛”（《中秋见月和子由》），“朝来白浪打苍崖，倒射轩窗作飞雨”（《大风留金山两日》），“神游八极万缘虚，下视蚊雷隐污渠。大千一息八十返，笑厉东海骑鲸鱼”（《送杨杰》），都是妙用艺术夸张的诗句。这种夸张有强烈的感情和动人的描写作基础，显出特殊的真实感。苏轼更是比喻的大师。他的比喻新奇丰富又妥帖自然。他用“雪泥鸿爪”比喻往事所留的痕迹，暗示人生的偶然无定（《和子由渑池怀旧》）；把一年将尽的最后时光，比成一条游向幽壑只剩下尾巴在外的小蛇（《守岁》）；用几个历史人物的性格来比拟不同的茶味（《和钱安道寄惠建茶》）；用专吃同类甚至吃自己母亲的“鬼车”即鸱鸮比喻酷吏（《异鹊》）。这些比喻无不新颖巧妙，奇趣横生，神乎其想，又天机洋溢。苏轼尤擅运用博喻。《求焦千之惠山泉诗》《无锡道中赋水车》等篇都是妙用博喻的作品。《百步洪》中“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诗，连用七个比喻来表现洪水的汹涌湍急，真是错综利落、新颖奇警、气势飞动，令人目眩心惊。正如清人施补华《岘佣说诗》所评：“人所不能比喻者，东坡能比喻；人所不能形容者，东坡能形容。比喻之后，再用比喻；形容之后，再加形容。”苏轼新奇、丰富的想象往往又与缜密的观察和传神的描绘结合在一起，这是他的艺术创造力超乎常人之处。

苏轼诗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文为诗”。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发展了韩愈的诗歌散文化倾向，但他们相当多的以文为诗之作流于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苏轼吸取了他们的经验教训，基本上纠正了这种弊病。苏诗议论英发、精警动人，同诗中充沛的感情、生动饱满的意象、骞腾夭矫的笔势以及流畅宛转的节奏相互融合。其早年写的《石鼓歌》《王维吴道子画》即堪称宋代以议论为诗的典范作品。《石鼓歌》以古文笔法叙述自己见到石鼓的经过和石鼓的状貌，而议论也就在这些具体的叙写中逐层展开，最后点出全诗主旨：“暴君纵欲穷人力，神物义不污秦垢。是时石鼓何处避，无乃天公令鬼守。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见解新颖精警，议论挟带情韵和气势。汪师韩评曰：“澜翻无竭，笔力驰骤，而章法乃极谨严。”（《苏诗选评笺释》卷一）由于借鉴吸收了古文的章法、笔法、句法、词语入诗，苏轼的许多古诗和一些律诗都能做到以意运笔，意脉贯通，笔力纵恣，转折顿挫，诗意层次之间的承接转换如行云流水，自然畅达，把情意表达得淋漓尽致。

苏诗的语言清新、博洽、鲜活、灵动。举凡经史诗赋、佛老道藏、生活口语、民间俚语，无不汇聚笔端，任其驱遣。苏诗中的佳句，或以用字准确新奇见长，如“风来震泽帆初饱，雨入松江水渐肥”（《次韵沈长官三首》之三），“归路春风洒面凉”（《同柳子玉游鹤林招隐》），“尺书真是髯手迹，起坐熨眼知有无”（《喜刘景文至》）；或以句意凝练精警制胜，如“清寒入山骨，草木尽坚瘦”（《栖贤三峡桥》），“饥来据空案，一字不堪煮”（《虔州吕倚承事》），“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白水山佛迹岩》），“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等。苏轼胸藏万卷，善于使典用事，常常随手拈来，灵活妥帖，如水中着盐，浑然无迹却内含深味，如《赠王子直秀才》的“水底笙歌蛙两部，山中奴婢橘千头”，《过永乐，文长老已卒》的“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的“盆山不见日，草木自苍然”，都是用典精切巧妙、自然无迹的例子。苏诗中的对仗，工整新奇，自然灵活，常以语脉的流动和上下句意的疏离或反差避免了呆滞，如“诗书跌宕悲年老，灯火青荧语夜深”（《次韵柳子玉过秦绝粮》），“闻道骑鲸游汗漫，忆尝扪虱话悲辛”（《和王斿》），“龙骧万斛不敢过，渔舟一叶从掀舞”（《大风留金山两日》），“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章质夫送酒六壶》），“先生卜筑临清济，乔木如今似画图”（《傅尧俞济源草堂》），都是对仗工整新奇、气机流走、天然凑泊的联句。

苏轼驾驭自如地运用古、近各体诗来抒怀写志。苏诗以七言见长，七言古诗最为出色。这种没有严格格律约束也不受篇幅长短限制的七言歌行，更适于他自由驰骋才情和想象。他的七古波澜浩大，变化不测。五古稍逊于七古，也写得才气喷涌、气韵流动、精神饱满。律体不如古体，但七律七绝也很精彩。七律具有刘禹锡、白居易的流丽圆转，却更自由洒脱。七绝清美精妙，常具尺幅千里之势，有更多的佳作古今传诵。他对五律、五绝用力很少，偶有佳作，大多平庸。

作为宋代最杰出的诗人，苏轼能够转益多师，在广泛学习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创新，从而形成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正如刘克庄所说，苏诗“有汗漫者，有典丽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翕然开合，千变万态”（《后村诗话》）。总而言之，苏诗境界大、笔力豪、变化多，大致以清雄旷放、自由驰骋为主调而兼具多种特色。前期诗歌以豪放为主，主要受李白、杜甫、韩愈、刘禹锡、欧阳修、苏舜钦的影响；后期诗风渐趋平淡，更多地吸收了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白居易以及梅尧臣诗的长处。

苏轼是宋诗大家，他的诗又有超越宋诗的一面。他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创造精神，他的诗天成、清新、简洁、自然，充满即兴、行云流水、挥洒自如，是一般宋诗所缺乏的。正如钱钟书先生在《苏东坡的文学背景及其赋》一文中所说，苏诗是宋诗中“最真朴出自然”的（《学文月刊》1934年6月，一卷二期）。

苏诗在思想和艺术方面，也存在局限和不足。有些作品带着政治偏见或流露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情绪。有些作品议论过多，粗率冗长，或矜才炫学，用典太滥，造成枯燥艰涩。他写了八百多首次韵唱和诗，其中有往返酬和至四五次的，虽穷极技巧，倾动一时，其中佳作却很少，损害了他的诗的整体成就，引起有识见的评论家对于诗人浪费才华的深深惋惜。

苏轼词今存三百四十余首，是北宋词人存词最多者。在评述苏词的成就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苏词创作时期的一个成见做出澄清。朱祖谋《东坡乐府》和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对苏词编年自神宗熙宁五年（1072）始。多年来中外论者对此习而不察，几成定论，遂有苏词之作晚于其诗之说，更于其间殚精竭虑，探寻其原委。1998年，薛瑞生撰成《东坡词编年笺证》（三秦出版社），书中对原未编年的《浣溪沙·山色横侵蘸晕霞》词，经细加寻绎考索，系于仁宗嘉祐五年（1060）正月，仅晚于编年诗三个月；又对龙著误编为神宗元丰二年（1079）之《南歌子》（“雨暗初疑夜”“日出西山雨”“带酒冲山雨”）三首，以其中有“乱山深处过清明”句为端绪，将东坡成年至卒之每年清明行实一一排比，复按之以词中地理景观，始断为作于仁宗嘉祐八年（1063）清明前后送虢令赵荐归蜀至宝鸡深山复回凤翔时。《东坡词编年笺证》又对朱、龙原未编年之《点绛唇·闲倚胡床》以史证之，知作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自海南北归经九江时，数月后东坡即长逝。在有了充分证据的基础上，薛先生在《东坡词编年笺证》序文《论苏东坡及其词》中，提出了“东坡词与诗文创作同步说”。这是符合实际的崭新创见，纠正了旧说之误，对进一步研究苏词很有参考价值。

苏东坡对传统词风作了重大变革，在我国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词的诗化是东坡的大胆尝试。词的诗化即陈师道说的“以诗为词”。他批评苏词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然而正是“以诗为词”，显示出苏词的本色，也体现了苏轼解放词体、开拓词境、提高词的品格的巨大功绩。苏轼“以诗为词”的思想、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内容和题材的扩大。词最初在民间产生，内容原是很广阔的，它与诗的不同主要在于必须配合音乐、能够歌唱。但后来文人词的大量发展，却把描写女性和男女恋情作为词的专业，词被称为“小道”“艳科”，在人们的心目中比诗“体卑”。宋初承晚唐五代余绪，词的题材很狭窄，内容贫弱，词体仅仅是歌楼酒宴娱宾遣兴的工具。其间仅有范仲淹《渔家傲》一词写塞外风光，王安石《桂枝香》一词借怀古抒兴亡之感。就连倡导诗文革新的欧阳修，其词内容也主要是男女恋情。柳永对词作了变革，大量创作慢词，运用赋的手法和俚语，较多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情趣，使词从贵族官僚的华筵走向旅舍歌馆，但其词作的主要内容依然是艳情旅愁。词要继续发展，就必须扩大内容，开拓题材，苏轼正是适应了这一要求进行革新。苏词大大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除了男女之情、离别之恨、羁旅之愁等词的传统题材外，举凡山川景色、纪游咏物、悼亡赠友、怀古感旧、伤时论世、谪居谈禅、咏史游仙、农事村景等诗人惯写的题材内容，都被他大量写进词里。词从“花间”“樽前”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同诗一样，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的境地。

苏轼用词抒发慷慨激昂的爱国豪情。《阳关曲·赠张继愿》中，发出了“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的激昂心声；《南乡子·旌旆满江湖》中，写了一位“帕首腰刀是丈夫”的从军壮士；《江城子·密州出猎》更是在词史上首次以健笔劲毫塑造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词中的太守在出猎中洋溢着“酒酣胸胆尚开张”的豪情，他渴望手挽雕弓，像射虎一样回击侵略者，为国立功。苏轼在徐州太守任上所作的《浣溪沙》五首，是北宋词史上第一组饶有风味的农村风景画和风俗画。苏轼的山水词或某些词中的景物描写，如“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水调歌头》），“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虞美人》），“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八声甘州》），“我梦扁舟浮震泽，雪浪摇空千顷白。觉来满眼是庐山，倚天无数开青壁”（《归朝欢》）等，境界澄澈、壮美、开阔，饶有气势。这对传统词只写那种愁山恨水或亭楼园林，也是一种发展。

其二，主体意识的强化。词同诗一样长于抒情，但苏轼以前的传统词所抒之情不是创作主体独特的自我感受，而是带共性的情感，诸如**、相思离别、叹老嗟悲等；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往往不是作者自我，而是没有确切指定性的他人或“共我”，即使是抒发自我之情，也多是假托佳人思妇之口出之。而苏轼的大部分词作则是表现主体意识，词的抒情主人公就是作者自我；写自我之情，也以我之口吻声气出之，从而生动具体地表达出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抒发自我政治的和人生的理想。在苏轼词中，词人为了摆脱自我对于理想和现实、进取与退隐的内心矛盾冲突而采取的超越自适的人生态度，都得到了多角度多侧面的突出表现。如《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就宣泄出他青年时代“致君尧舜”的远大抱负无法实现的牢骚愤懑。《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以月夜中的“缥缈孤鸿影”自况，借以寄托他被贬后孤高自赏、不肯随人俯仰的心绪。《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写途中遇雨这一日常生活小事，抒发自己不畏风雨、泰然自若的旷达情怀。在许多词篇中，作者把强烈的主观意识和感情色彩渗透到写景叙事里，使他独特的感受、广阔的胸襟、倔强的性格以及对人生的达观见识，一一鲜明地凸显出来。词成了作者言志抒怀的工具。金代元好问说“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近人龙榆生说苏轼“悍然不顾一切，假斯体以表现自我之人格和性情抱负，乃与当时流行歌曲或应乐工官妓之要求以为笑乐之资者，大异其趣”（《两宋词风转变论》，《词学季刊》二卷第二号），都注意到苏轼词主体意识的强化，展示了苏轼自我的人格、性情和抱负。

其三，意境、风格的创新。传统文人词由于专写**、闲愁别恨，以清丽婉约为本色当行，又长于比兴手法，虽有词意含蓄、包孕深曲的长处，但境界狭小，风格纤弱。苏轼另辟蹊径，创造出高远清雄的意境和豪放旷达的风格，又多以直抒胸臆见长。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馀说·诗馀》说：论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大致说出了两类词意境、风格的区别。有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最能代表苏轼这方面的革新成果。前一首以问天、问月来探索人生哲理，抒发兄弟的手足情谊。上片写他不满现实而企图追求天上的自由、光明，然而终究离不开人间，表现出他对人生的眷恋；下片虽写了人生分离永远无法弥补的缺陷，但仍以乐观旷达的祝愿作结。词的想象浪漫瑰丽，境界清旷澄澈，风格奇逸高远，被誉为咏中秋的绝唱。后一首写于黄州谪居期间，唱出了对祖国河山热情的礼赞，对建树功业的英雄豪杰的衷心倾慕，全篇的基调是积极乐观的。作者以动**奇伟的赤壁江山景色和英姿勃发的周瑜形象，创构出雄奇壮阔的境界。这样气势磅礴、高唱入云的豪放词，在苏词中数量不多，却代表了苏词的独特面貌，显示出苏轼“以诗为词”提高词的意境和格调的巨大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对词的意境和风格的创新，还突出地体现在他将诗的理趣注入词中，创造出许多情、景、理相融的作品。这类富有理趣的词作，除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之外，还有《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等，都是苏轼在词中创构形而上的哲理境界的巨大收获。

其四，形式、音律的突破和表现手法的发展。词原是配合音乐歌唱的，它的格律在有些方面比律诗严，如不仅分平仄，还要分“五音”“五声”“六律”“清浊轻重”。如果死守音律，就不能适应词的内容的革新。因此，苏轼有意在一部分词中突破音律束缚，不为应歌而作，以便更充分地表情达意，使词成为一种独立于音乐而不完全离弃音乐的抒情诗体。晁补之说：“居士词，人谓多不协律，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能改斋漫录》卷一六引）陆游也说，苏轼“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老学庵笔记》卷五）；还说，取东坡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跋东坡七夕词后》）。这说明苏轼懂音律，苏词具有很好的音乐效果，只是有时他不愿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因迁就音律而受到损害。事实上，苏轼很善于利用长短句的错落形式，造成有韵律的节奏，用字造句也力求铿锵。据《铁围山丛谈》卷四说，《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曾由当时的歌手袁绹演唱过，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它的音乐美。在语言上，苏轼也打破了以前的一些清规戒律，因为那些规律只能使词保持纤弱的格调。只要恰当地表达他的思想感情，任何词语都可入词，形成一种清新雅练、劲健晓畅的诗歌语言。

苏轼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技巧，发展了柳永词的铺叙手法，开创了直抒胸臆甚至纯以议论写怀的抒情手法；他将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交织穿插，熔于一炉；他用宏大场面烘托非凡人物，借日常小景寄情寓理，化用神话故事并以虚幻情节表达现实的政治感慨；他首先将香草美人的骚赋手法运化入词，并且自由灵活地运用比兴寄托、象征暗示等婉曲手法；他创造性地运用词题和小序使之与词篇互补，开了在词中用典、和韵的风气，以及创作了词的隐括体、集句体、对话体，等等。总之，苏轼融会了前人多种艺术技巧，提高了词这一新诗体的表现功能。

其五，对传统婉约词的“雅化”。苏轼作为词坛大手笔，他的词有多姿多彩的风调，既有放笔挥洒、豪气干云的豪放词，又有幽怨缠绵、情辞妩媚的婉约词，还有抒发逸怀浩气的清旷之作、体现“灵气仙才”的瑰奇之篇、洋溢乡土气息的韶秀之章。他吸取了传统婉约词抒情的真挚和细腻，运以或沉着或疏放的笔墨，不仅显示出淳厚深沉的自家面目，还使它向士大夫所欢迎的“雅词”方向发展。如《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这首悼亡名作，深挚悲怆，回肠**气。又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清代王士禛《花草蒙拾》中说：“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爱情的主题，在苏词中有时通过咏物来表现。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咏杨花，《贺新郎·乳燕飞华屋》咏石榴，《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咏梅，都能以性灵语咏物，重在寄托，贵在传神，以沉着之笔写出。词中物的意象与其所比拟的女性形象关系表现得若即若离而又十分谐调，使词的风格轻清婉丽，缠绵悱恻，空灵蕴藉，韵味深长。清人刘熙载特别赞赏这些词具有“霜雪姿”和“风流标格”（《艺概》卷四）。由此可见，苏轼同时革新了婉约词风，使其“雅化”，基本上结束了婉约词中雅俗词风共存的状况，奠定了雅词为主的格局。

总之，苏轼对词的革新，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从题材内容到意境风格，直到形式格律技巧，都有除旧布新之功，从而赋予词以新的生命和灵魂，为其发展开辟了高远广阔的天地。南宋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稼轩词序》）在中国词史上，苏词与南宋的辛词是两座雄伟峻拔的艺术高峰。

本书选入了苏轼诗、词精品共二百五十二首，按其题材内容编为十类，按照五绝、七绝、五律、七律、词、古风的体裁先后排列。对每首诗词都作了简注和点评，点评侧重于艺术评析。在前言、简注和点评中贯注了选评者学习的心得体会，也尽可能吸收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凡重要的见解都注明出处。限于选评者的水平，本书可能有错误不当之处，恳请方家、读者不吝指正。

陶文鹏

1999年12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