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晚年为司勋员外郎时，著名诗人李商隐曾写过《杜司勋》一诗：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参差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

李商隐与杜牧堪称晚唐诗坛上光芒闪烁的双子星座，时人称为“小李杜”，以别于盛唐的李白与杜甫。李商隐赠杜牧的这首诗虽仅四句，却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晚唐社会那种风雨飘摇的政治形势和诗坛的寂寞，以及厕身其中的诗人那种砭骨的寂寞落拓和无可奈何的悲哀。李商隐将杜牧视为诗坛知己，也就在诗中极力地表现他对杜牧的满心倾倒与相互惋惜的情谊，更是对杜牧诗歌的深切理解与地位的确认。杜牧所处的晚唐时代，唐王朝已经急遽地走上了衰亡的道路。这时的政局表现出三大特征：一、藩镇割据。唐代自玄宗开元盛世之后，爆发了由盛而衰急遽变化的“安史之乱”，历时八年，虽最终被平定，但从此以后，河北被承德、魏博、幽州三镇节度使所瓜分，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其后由河北而至河南、淮西，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尽管唐宪宗在削藩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始终不能铲除这一祸根。最终导致了唐王朝的灭亡。二、宦官专权。这一政局特征更关系到唐王朝的命运。宦官专权的起因，是皇帝猜忌宿将，重用宦官造成的。宦官掌握军权，是宦官专权的标志。唐玄宗始用宦官监军，唐肃宗以宦官为观军容使，唐德宗直接授予宦官以武职。至贞元十二年（796），宦官窦文场等领禁军达十五万人。宦官权势达到了废立皇帝的地步。三、朋党之争。元和三年（808）之后，在宦官控制朝政的同时，朝臣因冲突分为两派，持续达四十年，而鼎盛于文、武、宣宗三朝。这两派就是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党魁的牛李党争。牛李两党的斗争，不仅在于其个人恩怨，而且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两党与宦官都相勾结，又鼓励了宦官滥用权力。三大特征的相互融合，造成了阶级与民族矛盾的激化。再加上皇帝的昏庸，给正在走下坡路的唐王朝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整个社会处于暴风雨前夕的低气压当中，时人许浑所写的“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句诗，非常形象地概括了这一时期的形势特征。这种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致使不少知识分子忧心如焚而不知向何方举步，心灵是极为苦闷的。“高楼风雨”就是当时政治形势的真实写照，伤春伤别则是以杜牧、李商隐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苦闷心情的具体表现。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仕宦之家，京兆杜氏历来就是豪门望族。这一世系可以追溯到西汉时的御史大夫杜周。杜氏在唐代威望更加煊赫。曾祖杜希望，玄宗时为鸿胪卿、恒州刺史、西河郡太守，官至凉州节度使，封襄阳公，赠左仆射。祖父杜佑，做过德、顺、宪宗三朝的宰相。父亲杜从郁，官至职方员外郎，早卒。他的从兄杜一生官运很好，位至宰相。

杜牧出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他年轻时很有抱负，在二十余岁尚未中进士之时，就写了《阿房宫赋》和《感怀诗》，表现出他对于时局的关切。唐文宗大和二年（828）杜牧二十六岁时，应进士试，受到了礼部侍郎崔郾的重视，以第五名及第，又连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授校书郎。在当时是传颂一时的佳话。其年十月，沈传师出镇江西，杜牧入其幕府为从事，因为沈、杜两家既是亲戚，又是世交。大和四年（830），沈传师移镇宣城，杜牧也随之前往。大和七年（833），沈传师内擢为吏部侍郎，杜牧又应淮南节度使牛僧孺之辟，至扬州为淮南节度掌书记，颇受其器重。唐代的扬州，已是非常繁华的都市。杜牧在供职之余，常游冶其中，故后世流传不少风流佳话。大和九年（835），由扬州调往京城，任监察御史。当时的朝政已潜伏危机，杜牧见到情况对他不利，就称疾分司东都。果然在当年的九月，就发生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这一事件对杜牧的心灵触动很大。开成二年（837），杜牧又应宣歙观察使崔郸之辟，为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宣州观察判官。三年（838）冬迁左补阙。四年（839），又为膳部员外郎，转比部。武宗会昌二年（842），受李德裕的排挤，出为黄州刺史。移池州、睦州。宣宗大中二年（848）因宰相周墀之力，内擢为司勋员外郎。四年（850），又转吏部员外郎，改授湖州刺史。在湖州一年，回京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六年（852）岁中，迁中书舍人卒，年五十。

少年时期的杜牧，生于宦门世家的书香中，长于钟灵毓秀的山川上，其幼小的心灵就萌发了经世的大志，也培养出文学的胚胎。十岁时，祖父杜佑去世，不久，父亲杜从郁也病死，家道中落，开始过着清贫的生活，故杜牧自称“某幼孤贫”。走上仕途后，做了十年的幕府吏，入朝不久，又受李德裕排挤做了七年的小州刺史。直至李德裕贬逐，才有出头的机会。大中二年（848），回朝任司勋员外郎。但又因家庭困难所迫，为京官并不得意，又自请出为湖州刺史。最后卒于中书舍人。人生在有幸与不幸、得意与失意之间，对于士人来说，都是忧喜所系的，而这一切对于杜牧性格及诗风的形成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杜牧的家世和经历对其思想影响很大。他继承祖父杜佑作《通典》那种经邦致用的传统，注意“探讨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对于政治、军事、地理形势、历史诸方面都非常熟悉。他反对宦官专权，反对佛教，主张削平藩镇。并于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写了《罪言》，纵论天下大事，提出了精辟深刻的政治见解。他还注重研究军事，在曹操注《孙子》的基础上，结合历代用兵的形势虚实，重新注释《孙子兵法》十三篇。另有多篇有关军事的文章，并为时相所用，在平定泽潞时发挥了作用。

一个人的生命情态与其家世及周边人物都是息息相关的，杜牧的世族家庭，他的家庭教育、骨肉情谊、一生中的交往，形成他那风流倜傥的人格与峻拔不群的诗风，这也是他在诗坛独步千古的因缘。

本书是对杜牧诗歌进行分类点评与注释之作，故而在这里作简略的介绍。

怀古咏史

他的怀古诗更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常常将哲理的思索与历史的议论融化于鲜明的形象之中，无迹可寻。其议论又一反常人，具有独到的见解与史识，还做到千变万化。这类诗在近体诗中居多，尤其是七律与七绝。七律情致俊爽，笔调轻利，在豪迈中流露感慨，读来又抑扬顿挫，情思起伏。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十说：“律诗至晚唐，李义山而下，惟杜牧之为最。”诚非虚语。我们以《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为例：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澹云闲今古同。

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笙风。

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杜牧在开元寺水阁登临凭眺，感慨苍茫，由此想到此地曾经有过六朝的繁华，如今却只见连天的秋草，其他什么也没有留下。古今千年，同样是天澹云闲，但人世已经经历过多少沧桑！当此风物长存而繁华不再之时，不由想起功成身退、泛舟五湖的范蠡，但东望太湖，也只有参差烟树而已。这首诗即景抒情，熔写景与怀古于一炉，并赋予深邃的人生哲理，涵容极大，且俊爽明快，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清人薛雪评论说：“杜牧之晚唐翘楚，名作颇多，而恃才纵笔处亦不少。如《题宣州开元寺水阁》，直造老杜门墙，岂特人称小杜已哉！”（《一瓢诗话》）

在杜牧的各体诗中，最受人称道的还是绝句。他的咏史绝句，不仅史识高卓，论断精警，而且风华掩映，具有含蓄清丽之美。如《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题商山四皓庙一绝》：

吕氏强梁嗣子柔，我于天性岂恩仇。

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

或对赤壁之战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周瑜的胜利完全出于侥幸，如果不是东风相助，孙吴的霸业将成为泡影；或以为项羽刚愎自用，缺乏男儿应有的气质，经不起失败的挫折，不然则该卷土重来；或言商山四皓扶助太子，名为安定刘家天下，实际上是促使其尽快灭亡。皆反说其事，独抒己见，议论惊人，不仅暗寓自己的感慨，还给当朝统治者提出警戒。

杜牧的怀古绝句，常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选取典型的历史事件并做出评价，再上升到对历史发展的哲理思索。如《登乐游原》：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

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

乐游原，在长安城南，地势很高，四望宽敞，京都士女多来登临游赏。杜牧登上乐游原，思绪已跨越漫长的岁月，万古之前，千秋万代，人世沧桑，都消失在澹澹的长空中。即使是如此强盛的汉代，也仅存留秋风萧瑟中的寂寞陵园而已。感慨既深刻又沉痛。尤其是前二句，“有包揽一切之概，犹岑参《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若置身阆风之颠，俯视万象，类泡影之明灭也。宋人词‘消沉今古意无穷，尽在长空澹澹飞鸟中’，即袭用此诗”（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

山水风景

杜牧的山水风景诗，在艺术上富有创造性，情韵悠扬，意境深邃，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以绝句最有代表性。如《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笔墨洗练，色彩鲜明，语言简洁，情景逼真。杜牧观察秋景，独赏枫叶之艳，谓红于二月春花，突出地表现了秋天富有生命力的一面，给人以一派生机。他的写景绝句最善于在俊爽清丽的语句中给人以豪爽明丽的悠扬情韵，也凝聚着作者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美好感情。再如《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

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

惊起鸳鸯岂无恨，一双飞去却回头。

《齐安郡后池绝句》：

菱透浮萍绿锦池，夏莺千啭弄蔷薇。

尽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

皆清新爽健，明快隽永，饶有风致，都是自然天成的上品。绝句之外，律诗也颇多佳作，如《柳长句》：

日落水流西复东，春光不尽柳何穷。

巫娥庙里低含雨，宋玉宅前斜带风。

莫将榆荚共争翠，深感杏花相映红。

灞上汉南千万树，几人游宦别离中。

描写柳之一年一荣，春光无尽，水流复返，未有穷时。古人往往折柳赠别，故杜牧在写景之中更寓别离之感。堪称景中有情，情景交融之作。

感慨抒怀

杜牧是一位卓越的诗人，他的感慨抒怀诗，往往通过叙事表现自己的政治见解。这类诗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古体诗中。如《感怀诗》是他二十五岁及第前所作，有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跋扈的局面，对于朝廷软弱、生民憔悴、兵连祸接、国无宁日的情况深表担忧，也表现出自己有志报国而无从施展才能的情怀。《李甘诗》不仅赞扬了李甘的气节，更重要的是写出了“甘露之变”前后极为阴沉恐怖的政治环境。这些诗大都是鸿篇巨制，又多选取社会政治题材，叙事洋洋洒洒，略无拘滞，格调豪健跌宕，寓风骨于流丽之中。这些诗明显受杜甫诗的影响，也是他的识见与抱负决定的。晚唐诗坛，诗人才短，写诗重近体，长篇古体极少佳者，古体能以自己的独特风格立于世者，只有杜牧与李商隐二人，这是相当突出的。后世学者对于杜牧古体诗往往多有异议，“牧之《樊川集》，古体常病猥杂率易”（《瀛奎律髓汇评》引许印芳语），实在过于片面。

亲情友谊

杜牧是一位很重感情的诗人，因而亲情友谊在他的诗歌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一类诗有表现兄弟的友情，如《送杜顗赴润州幕》：

少年才俊赴知音，丞相门栏不觉深。

直道事人男子业，异乡加饭弟兄心。

还须整理韦弦佩，莫独矜夸玳瑁簪。

若去上元怀古去，谢安坟下与沈吟。

杜顗是杜牧之弟，李德裕出任镇海军节度使，辟为试协律郎，其时为大和八年（834），这时杜牧在扬州，为淮南节度掌书记。杜顗从长安赴任时，经过扬州，兄弟二人欢会数日。在赴润州时，杜牧作此诗相送。诗对杜顗谆谆劝勉，充满手足之情。并勉励他干一番大事业。“直道”句是杜牧心灵迸发之语，也是他人格精神的具体表现。他告诫杜顗要“直道事人”，就是不阿附权贵，而要行自己正直之道，由此想见杜牧处于晚唐牛李党争极为剧烈的时代，自己又与二党有复杂的人事关系，但终不为两党所左右，保持自己的节操，是多么难能可贵。“异乡”句，虽平淡无奇，但内在感情至为炽热，体贴入微处莫过于此。

有的表现朋友之情，这在与张祜的诗歌中最为典型。张祜是会昌五年毛遂自荐到池州去拜访杜牧的，不久就离开池州。在短短的相会时间与分别以后，杜牧写下了好几首诗：《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残春独来南亭因寄张祜》《汴人舟行答张祜》等。

情诗恋歌

读杜牧的诗歌，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对于都市生活的反映。因为唐代都市发达，商业繁荣，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不断增长，因而唐代的文人，特别是新及第进士，生活较为**。在中晚唐商业经济发达的情况下，市民的生活气息，也给杜牧的诗歌染上了鲜明的色彩。

落拓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遣怀》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赠别》

这类诗或写**不羁的行为，或写与歌伎舞女的恋情，或对友人的调侃，都表现出一种市民生活的气息。这也是杜牧豪俊的性格与抑郁情怀的表露，是杜牧生命情态的真实表现。与其他诗相比，虽格调稍嫌柔弱，但在艺术上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古今学者对这一类诗毁誉不一，杜牧风流才子之名，或由这些诗而产生。

妇女生活

杜牧的诗歌中，妇女生活类的诗占有很重的分量。他极为同情不幸的妇女。《杜秋娘诗》通过杜秋娘一生的升沉变化，展现了唐代内部的宫廷斗争和藩镇的专横跋扈，反映出置身其中的下层女子不幸的悲剧命运。《张好好诗》，记述张好好的身世，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诗的大部分写张好好姿色美丽、乐技高超以供人娱乐的生活情况。最后写重见好好之后，二人境遇都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不禁感慨万千。在诗中，他没有鄙弃这些歌伎，而是流露出深挚的情感与极大的同情，写出了她们的理想与追求，她们的苦闷与悲哀。此外，杜牧还有不少诗写宫廷妇女的悲哀，如《出宫人二首》《宫词二首》《月》《秋夕》等。更值得一提的是，杜牧仅有的一首词《八六子》，也是表现妇女生活的。词的内容是写宫怨，这是晚唐词中常见的题材。但这首词是草创时的作品，就艺术上说，虽比较粗疏，稍欠精粹浑融，但由杜牧创始之后，长调至北宋以后逐渐蔚为风气，作《八六子》者也很多，其中不乏受杜牧影响而又精粹浑融之作。

羁旅思乡

杜牧虽出身高门，家于京城长安，但一生仕途坎坷，早年做了十年幕吏，入朝为官不久，又被外放为黄、池、睦三州刺史，晚年又为湖州刺史。计杜牧二十六岁入仕至五十岁卒于中书舍人的二十四年间，在外为官将近二十年。故诗歌中思乡之情就成为杜牧要表现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一类诗歌，或在赴任途中所作，如《将赴宣州留题扬州禅智寺》《南陵道中》《秋浦途中》《新定途中》；或在外任时所作，如《睦州四韵》《题齐安城楼》；或入京途中所作，如《商山麻涧》《途中一绝》《汉江》《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时牧欲赴官归京》。

追忆往事

杜牧有不少诗，是追忆往事的，这些诗歌，有的是追忆旧游之作，更重要的是对以往生活的回忆，最突出的应该是《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这首诗作于杜牧在睦州刺史任上。全诗集中描写“甘露之变”之事。“甘露之变”是由文宗做后台，李训、郑注策划谋诛宦官，而最后弄巧成拙的悲剧。杜牧对于李训、郑注等人，是持否定态度的。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甘露之变”以前，杜牧是一个具有经世致用抱负的人，而“甘露之变”后，四宰相被杀，惨祸震惊朝野，文人的心态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杜牧也由积极用世而逐渐变为全身远祸的心态。直至宣宗时，已时隔十余年，回忆此事，尚感不寒而栗。因此，这首诗是杜牧思想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作品，是研究杜牧的思想与创作过程时，需要深入挖掘的重要篇章。

褒贤刺时

杜牧是一位爱憎分明的诗人，他对于历史上有贡献的人物，都采取尊敬和赞扬的态度，不少诗歌称赞他们的嘉言懿行。比较典型的是对阳城、李甘、李中敏的褒扬。如《李甘诗》褒扬了李甘的气节与身世，更重要的是写出了杜牧这几年为朝官的极为不利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大和九年（835），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甘露之变”，这是唐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杜牧这首诗叙述的重点。《商山富水驿》诗是杜牧赴京任左补阙时作，作诗的目的不仅在褒奖阳城，还要效法阳城，以敢言直谏为己任。杜牧的刺时之作也不少，《早雁》诗，在黄州刺史任上，想到北方边境的人民因为回鹘统治者带兵南下，仓皇逃难，颠沛流离，而写了这首忧时感事的诗。表达了对北方饱受异族**的苦难人民的忧念和对时局的感伤。《泊秦淮》诗，是针对当时吟诗作曲流于绮靡的风气而发。在描写水上夜色的同时，透露出深沉的感慨。意在讽刺歌女，她们不晓亡国之愁恨，竟然隔着江，唱起了《玉树**》！故吴昌祺以为此诗“讥艳曲”，颇为得之。

时序节令

杜牧是一位灵心善感的人，故自然的变化，时令的迁移，无不触动他的心灵，并形之于诗。如《江南春绝句》即写出春之感受。诗人着意描写千里江南的锦绣春色，并触发了吊古伤今的感慨。刘永济《唐诗绝句精华》209页称：“此诗乃杜牧游江南时，感于景物之繁丽，追想南朝盛日，遂有此作。”《九日齐山登高》，作于会昌五年（845）重阳日。诗人与张祜九月九日一同登齐山，二人都怀才不遇，同病相怜，故登山时，感慨万千。但杜牧在诗中却故作旷达语，抑郁的情思难以排遣，而又不得不强自排遣。全诗爽快健拔而又含思凄恻，一向被推为佳作。

国家兴亡

杜牧是一位具有经世致用抱负的人，尽管一生不得志，但国家兴亡之感，时时萦绕于胸中。尤其是唐王朝在对外战争中胜利，杜牧就兴奋万分，形之于诗，情调明朗，给人以积极向上的精神，他的诗集中有几首写河湟诗，就是如此。《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诗，作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当时吐蕃内乱，久陷于河湟地区的汉人发动起义，唐朝廷也出兵响应，数月之间，收复了三州七关，河湟地区人民归回祖国。八月，河湟地区千余人到长安，唐宣宗在延喜门迎接，他们当众脱去胡服，换上汉装，观者皆欢呼雀跃。杜牧睹此圣功，故作这首诗。全诗赞扬了宣宗收复河湟的功业，表现了作者爱国主义的热情。《河湟》诗，是杜牧的感时之作，表达了关怀国家命运，要求收复失地的愿望。

论诗论艺

杜牧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学主张是“凡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提出了文章内容和形式的主从关系与构成诸要素。也就是说作文要以情意为主，既有真情实感，又要有气势，还要重视语言与结构。他“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所谓“不今不古”，就是要追求自己的诗歌风格特点，既不是中唐后期以元白为首的追求华美通俗的诗风，也不是以韩孟为首主要写古体诗，追求古奥奇崛的诗风。杜牧这方面的诗歌虽不多，但很有代表性。如《读韩杜集》：

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

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

这首诗就是杜牧写读韩杜集的感受，表现了对韩、杜文学成就的推崇。诗的前二句是正面抒写自己的感受。后二句是侧面描写，用奇特的比喻，说明无人能够继续杜甫与韩愈在诗文上的高度成就。杜牧这首诗，一方面表现对杜、韩的钦佩，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当时的文风有感而发。晚唐时期，伤时的诗篇日趋减少，代之而来的是“纤艳不逞”的“**言媟（xiè）语”。散文创作更趋于形式主义倾向，骈文再度统治文坛。杜牧这首诗颇有力矫时弊之意，是他文学主张与文学实践的具体表现。《屏风绝句》是他论画的诗，也很独具匠心：

屏风周昉画纤腰，岁久丹青色半销。

斜倚玉窗鸾发女，拂尘犹自妒娇娆。

这是一首题屏风画的诗。这幅画是唐朝大画家周昉所作。其画最擅长表现上层妇女的日常生活，故用之屏风较多。杜牧这首题画之作，前二句是正面描写，后二句是侧面描写。由倚窗少妇见到画中之人，顿生嫉妒之心，从而衬托出画之高妙。这是深一层的写法。读者由此可以想见，周昉“丹青色半销”的旧画尚且如此，则当其初画成时，其魅力就可想而知了。

杜牧的诗，主要收入《樊川文集》《外集》《别集》中。《樊川文集》是他的外甥裴延翰手编，其中有诗四卷，大致上可信。但该集收得不全，故自《文集》问世之后，后人常加补辑，以成《外集》和《别集》，因其抉择不严，混入不少伪作。选编杜牧诗者，对此往往不甚注意。清人冯集梧作《樊川诗集注》，堪称详赡，但仅注正集四卷，因《外集》《别集》真伪难以判别，故不加注，仅附于书末。清人所编《全唐诗》，对杜牧诗旁搜博采，共分七卷，计五百余首，其中伪作很多。故杜牧诗的真伪考证，是杜牧研究的一大难题。特别是有些名篇，如《池上偶见绝句》：“楚江寒食**时，野渡临风驻彩旗。草色连云人去驻，水纹如垮燕差池。”《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古今选本多加以选入。但据笔者考证，前者是刘禹锡诗，后者当是许浑所作，故本书仍不入选。

本书选编杜牧诗作109题共123首，大抵以《文集》为主，其余各集，凡能断定确为杜牧所作者，则酌量选入。注释重点是解决字词难点，说明典故含意，有时略作串讲，对于人名地名，尽量注释清楚。注释文字力求简明精当。有关每首诗的编年、写作背景、作品之特色、后人之评价等，均于点评中交代。原作文字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允吉先生校点的《樊川文集》为主，遇有疑义，则参照《樊川诗集注》《全唐诗》及其他有关资料加以校改，一般不作校记。

本书注释曾参考了清人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及时贤有关唐诗的注本，特于此说明。由于本人学识浅薄，错误之处，定然不少，敬祈读者不吝赐教。

胡可先

1999年7月写于杭州西湖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