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812—858），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博爱），祖父时迁居郑州荥阳（今郑州荥阳市）。李商隐是我国唐代后期最为杰出的诗人，因卷入朋党斗争，终生沉沦使府，郁郁而逝。他的诗抒写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与苦痛生涯，深刻反映晚唐的政治斗争和衰亡破败的社会现实，揭露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同情人民的疾苦，于文、武、宣三朝，堪称“诗史”。他所独创的无题诗，含蓄蕴藉，音调谐美，深情绵邈，沉博绝丽，且富于象征和暗示色彩，将唐代诗歌的抒情艺术推上一个新的高峰。清初吴乔云：“于李、杜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唯李义山一人。”（《围炉诗话》）

（一）

李商隐出身于下层官吏之家，三岁时随父亲至浙东孟简幕府（绍兴），约三年转至浙西李翛幕（镇江），在江南生活了六七年。十岁时父丧，躬奉板舆，返回荥阳，“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过着“佣书贩舂”的生活。（《祭裴氏姊文》）少年李商隐勤奋攻读，求师问道，以期将来能报效朝廷。然而唐帝国进入晚期，各种矛盾交织，已是残阳夕照，无可挽回。李商隐有理想，有抱负，希望自己能匡国理政，回转天地。其《安定城楼》云：“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终因朋党小人猜忌，抱负难酬，理想破灭。

李商隐年轻时为牛党令狐楚所赏识，后又得令狐绹之力进士及第。观令狐父子之赏拔，实亦为牛党搜罗人才。而李商隐似不以此为意，从未将自己置身于牛党或“李党”（李德裕实未树党，此当别论）。其所交往有牛有李，其现存诗文对牛、李双方均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评，实未介入党局。然因娶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女，而被牛党目为“李党”中人。《旧唐书》本传云“宗闵党大薄之”，令狐绹亦“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新唐书》本传云：“茂元善李德裕，而牛（僧孺）李（宗闵）党人蚩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又云：“（郑）亚谪循州，商隐从之，凡三年乃归。亚亦德裕所善，绹以为忘家恩，放利偷合，谢不通。”一位有理想，有才华，且又同情人民的诗人就这样被“扼杀”了，终其一生，穷愁潦倒。“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穷冻。”（《樊南甲集序》）其《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云：“前溪舞罢君回顾，并觉今朝粉态新。”他对自己的处境和前程，即在赴泾原之回中道上，已有预感，言今日虽“为雨所败”，然“粉态”尚新；他时零落成泥，则求今朝之“粉态”并亦不可得矣。

李商隐一生官不挂朝籍，进士释褐，二为俗吏，三入幕府，淟涊依人，最后寂寞地死去。“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幽居冬暮》）他哀叹匡国无分，报国无门，夙心之期完全地破灭！其感怀及部分咏物、咏史、酬赠诗，主要抒写自己一生的遭际，反映了晚唐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安定城楼》《夕阳楼》《任宏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晚晴》《听鼓》《过郑广文旧居》《读任彦升碑》《流莺》《回中牡丹》《临发崇让宅紫薇》《晋昌晚归马上赠》《宿骆氏亭寄怀》等，是其人生遭遇的感慨之作。

李商隐对古典诗歌，特别是对近体诗的独特贡献，乃在于他的无题诗。纪晓岚《四库总目提要》云：“《无题》之中，有确有寄托者，‘来是空言去绝踪’之类是也。有戏为艳体者，‘近知名阿侯’之类是也。有实属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是也。有失去本题者，‘万里风波一叶舟’之类是也。有与《无题》相连，误合为一者，‘幽人不倦赏’之类是也。其摘首二字为题，如《碧城》《锦瑟》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乘本旨。”纪晓岚认为，对“无题”之是否有寄托，必须具体分析，其言固近理。但是，对无题诗之界定及对具体诗篇之诠释，则仍见仁见智，分歧较大。

无题之什，大多为恋情诗，主要应是抒写与女冠宋华阳氏之恋情；另有少数写柳枝及婚前恋念王氏之作。“幽人不倦赏”与“万里风波一叶舟”二首显为误入。“待得郎来月已低”及“户外重阴黯不开”则是戏为艳情。若必言有寄托，似只“八岁偷照镜”及“何处哀筝随急管”二首，且仍可作恋情解。

《李肱所遗画松诗》云：“忆昔谢四骑，学仙玉阳东。”考商隐行迹，学仙玉阳至迟当在文宗大和初（827—829），约十六至十八岁。其后二年入令狐楚天平幕为巡官。大和六年（832）二月，令狐楚调任太原，商隐当有复至玉阳之迹。大和八年（834）三月曾随崔戎至兖州幕，为崔掌章奏。六月崔戎病逝，秋返荥阳，路经济源，当重至玉阳灵都观访宋华阳。自大和元年（827），首尾八年。兹以“无题”为主，兼及他诗，略谱商隐与女冠宋华阳氏恋情之始末。

大和元年（827），十六岁。春间某日黄昏于玉阳山路信马而行，遇宋于七香车内，此钟情之始。有《无题》“白道萦回入暮霞”一首。

夏日有“凤尾香罗薄几重”及“重帏深下莫愁堂”《无题二首》。言“断无消息石榴红”，言“直道相思了无益”，可见自春徂夏，思之深矣。

七月初七，或因道事，稍有交接。《碧城》之三忆及“七夕来时先有期”。

七月十五中元节，似因道场道事，得诉衷曲，或有定情之物，而夫妇之事未谐。《中元作》云“羊权虽得金条脱，温峤终虚玉镜台”。

九月应有一次远别，或宋陪贵主返长安府第。商隐于宋氏行前，当潜至灵都观叙别，有《河内诗·楼上》一首。宋氏以“短襟小鬓”之晚妆迎之，两情密款，暗约后期，并言“停辛伫苦”，誓不相负。

大和二年（828），十七岁。宋氏陪贵主逗留长安，春间作“相见时难别亦难”一首寄之。

春暮，宋华阳先归山，商隐于日暮等待，夜阑相会，至华星临照始归玉阳东山，有《无题》“含情春晼晚”记其事。

夏日，或宋氏又赴长安，此前当有一次恣情欢会，《圣女祠》隐记其事。二句“龙护瑶窗凤掩扉”，此畏人眼目，故关窗闭户。

大和三年（829），十八岁。正月十五上元节，当有一次短暂相遇，《昨日》诗记其事，并约定正月十七相见，故又有《明日》诗，云“凭阑明日意，池阔雨萧萧”，是二诗皆正月十六所作。

春间，商隐当至灵都观参与道事，道场人众，未能交谈，其间目成而已，有《一片》（一片非烟隔九枝）记其事。

此后恋情当有波折，或为贵主所知而受阻。有《无题》“紫府仙人号宝灯”、《月夕》“兔寒蟾冷桂花白”与《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等诗。

年底令狐楚聘商隐入天平幕，商隐当于大和四年（830）春间离玉阳，与宋氏暂别。

大和六年（832），二十一岁。令狐楚调任太原尹。春间当再至玉阳山访宋，时隔二年有余，宋当“移情别恋”，或即永道士其人。商隐日后有《寄永道士》诗，言“君今并倚三珠树”，又有《春风》诗，云“若教春有意，惟遣一枝芳”，显有妒羡之情。再访之，宋“闭门谢客”，商隐有《日高》诗记其事。

大和八年（834），二十三岁。六月崔戎病卒，秋返荥阳，经济源访宋，冀宋或可下山还俗，事未谐，作《嫦娥》诗以抒慨，言其“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后知宋别恋已坚，最后作《银河欢笙》而断其情，言“不须浪作缑山意，湘瑟秦箫自有情”。

此后又有《曼倩辞》《重过圣女祠》《碧城三首》《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等作。

如此不厌其烦的系年编目，无非说明李商隐“无题”多为恋情之什，且多与女冠有关，故此隐去其题并写得如许朦胧婉曲！

（二）

鲁迅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题未定草·七》）李商隐绝不只是感怀身世或抒写恋情，他的诗是晚唐社会和政治斗争的一面镜子，是老杜、白傅之后，反映现实最为深刻的诗人。

中唐以后，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政权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统治阶层内部也存在三大矛盾，即朝廷与宦官专权，朝廷与藩镇割据，朝官之间的朋党斗争。这些复杂的矛盾与斗争，在李商隐诗中都有深刻的反映。

《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直可与老杜《北征》相匹。其所述京郊农村荒芜残破，农民生活悲惨的情景，令人怵目。“高田长槲枥，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存者背面啼，无衣可迎宾。”京郊尚且如此，他处当更为惨烈。造成如此破败情景，直接原因是“甘露之变”以后，官健为盗，节使凶残；乱自上作，祸及百姓。史载宦官以左神策大将军陈君奕为凤翔节度使，神策军四出剽掠，百姓备受残害。“凤翔三百里，兵马如黄巾。夜半军牒来，屯兵万伍千。乡里骇供亿，老少相扳牵。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农村早被官军抢掠一空，再无可供亿，只好扳牵而逃；儿孙出生才数日，尚不知“笑”为何样，即忍弃山野而毫无惨切之色。农民至此，但求全尸于深山野坳。李商隐描画了晚唐长安郊外的一幅残破景象，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千载后而知唐帝国之焉能不亡！

“尔来又三岁，甘泽不及春。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官健腰佩弓，自言为官巡。常恐值荒迥，此辈还射人。”三年苦旱，颗粒无收，而官健一到，即自为盗。何焯《读书记》评此云：“灾荒之时，兵即为盗，千古一辙！”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官健吏兵的抢劫掳掠，为自己挖掘了坟墓，这就是“官逼民反”。李商隐诗深刻地反映了这一规律：“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

李商隐并不停留在农村残破，人民生活凄惨痛苦的描写上，而是从现实扩展到整个帝国的历史，包括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专政，外族入侵，直至甘露之变；又从横的方面，从农村扩展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及诸如种族矛盾等等问题，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总结，得出结论：“我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从而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整个封建制度吏治的腐败，而当时李商隐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二十六岁青年。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文宗与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密谋诛宦官，伪称“金吾院石榴夜有甘露”，谋诱宦官往观而伏杀之。事未成，李训、郑注、王涯等皆为宦者捕杀，族灭十一家，诛死数千人，从此文宗更成为傀儡，史称“甘露之变”。李商隐以其思想之深邃和史家之冷峻，于事变后仅数月即写了《有感二首》和《重有感》等一组诗。“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指出李训诛灭宦官，本心实忠于朝廷，然托言甘露，近于胡来；“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指出当时诛杀宦官时机并不成熟；“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一方面肯定诛宦的正义性，同时又指出其未依靠朝中“老成”之元老重臣；“丹陛犹敷奏，彤庭飙战争”，言如此重重大决策，居然仓猝行事而招致失败……

李商隐于“甘露之变”所作诗，立论精严，评论精当，实可充形象之“史评”。一般说来，一起重大事件，当它发生之时或之后未久，是很难做出全面而正确的评价的。这不仅因为许多当事人尚健在，难免以甲就乙，言不由衷，更因为人们对事件之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而事件本身也必须经过历史的淘洗，才能显露其本质的真实。恩格斯极其称赞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还在“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结果”（《法兰西内战》导言）。我们也不得不佩服这位二十六岁的年轻诗人，对现实的准确把握及深刻的判断力。

李商隐不仅反对宦官专政，亦反对中唐以来的藩镇割据、分裂国家。他歌颂裴度平淮西吴元济的战争，称裴度为“圣相”；充分肯定韩愈的《平淮西碑》，为碑石之被推倒不平、翻案。会昌三年（843）四月，刘稹据泽潞自立，朝臣多主姑息纵容，李商隐作诗称其为“狂童”，为“微妖”，并代王茂元作《与刘稹书》，劝诫其输诚投降。对文宗以绛王李悟女寿安公主下嫁成德节度使王无逵，李商隐作《寿安公主出降》诗，指出节镇以强兵锐师索娶公主，而朝廷答应公主下嫁，其“事等和强掳”，认为此例不可开，因为“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时”。诗一方面反藩，同时指责文宗之政策失误，而其时文宗尚在世，是可见商隐之诗胆！

此外，李商隐还通过许多咏史、怀古诗，讥判时政，揭露最高统治者之昏庸无能，心胸狭窄，乐不知节，佞信仙道等，在其沉沦潦倒之时，仍不忘国家，关注现实！李商隐应是杜甫、白居易之后我国唐代的又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

（三）

李商隐诗旨意含蓄，情感沉潜，境象朦胧，隐篇秀句，呈现一种沉博绝丽、阴柔凄艳的艺术风格。

“含蓄大多用比体”。（孙联套《诗品臆说》）而贺裳《载洒园诗话》云：“魏晋以降，多工赋体，义山犹存比兴。”是商隐之比兴诗，大多含蓄不露。《乐游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作者抓住夕阳欲落未落之特征，以“日为君象”与暮年的悲叹进行哲理性的比附，既寄托身世之感，又兴怀家国之忧。所以杨万里以为这诗是“忧唐之衰”（《诚斋诗话》）。清人何焯则进一步解为：“迟暮之感，沉沦之痛，触绪纷来，悲凉无限。叹时无宣帝可致中兴，唐祚将沦也！”（沈辑评《李义山诗集》）二十个字表现了如此重大之主题，却又含而不露。商隐诗之意蕴又特重境象特征与兴寄之间的内在联系。《初食笋呈座中》之嫩笋，从形到神，与诗人之年华、抱负皆可比况兴寄。《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末云“留得枯荷听雨声”，显亦借枯荷以寄慨。曹雪芹于《红楼梦》第四十回借林黛玉之口，言最喜此句。大约曹氏以为黛玉其时与商隐有同一的身世之忧，故特表而出之。又如《蝉》云“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写蝉声稀疏凄断入神，以喻己之悲苦无援；而哀蝉自鸣，绿树自碧，显示了环境之险恶无情。李因培评曰：“追魂之笔。”（《唐诗观澜》）而其境象与寄托之不即不离，或形神兼具，或舍形取神，均为后之诗人所极赏叹。《流莺》之飘**参差，度陌临流，风朝露夜，千门开闭而巧啭择栖，是为流莺之“形”；而曾苦伤春，凤城之无枝可栖，则是“神”。设若无巧啭择枝而飞，则“伤春”之情便过于空灵。至如《十一月至扶风界见梅花》，仅于题中及首联点其开非其时（十一月），开非其地（匝路），通首舍梅之“形”，而仅取其“神”：“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此离形得似而蕴身世于其中。

张采田评李商隐诗有所谓“潜气内转”四字，实则言其情感表达之沉潜，而非倾泻或爆发型者。诗人将情感气势沉潜于心，只在体内胸中流**往复，抑其喷薄直泻，因而吐言为诗便形成一种不直不露，亦阴亦柔之情势。“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悼亡之苦，抑郁于心，回肠内转，而以荷生荷灭，春恨秋恨，身在情在，江头江水重言复沓为诗。而《夜雨寄北》之两“期”字，一问一答，绵延递接；三、四“巴山夜雨”之复叠，将眼前景与日后思，及日后所思今日之眼前景，不同时空之景象同纳于尺幅之中，均是潜气内转而以其情感脉络之内在线索与作品之同构对应。此种情感沉潜，常以诗句之复辞重言出之，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欲织相思花寄远，终日相思却相怨”；“只知解道春来瘦，不道春来独自多”；“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回肠九回后，犹有剩回肠”。“回肠”云云，为李商隐咏落花之名句，潜气内转而至于“九回”之后，犹有“回肠”剩下，则可见其愁思之情皆沉潜于心也。

境象朦胧是李商隐诗之重要艺术特色。商隐因其思想、经历与审美情趣之与众不同，其诗往往摄取天仙、神话、佛道、方外之事入诗，并以富有情韵与象征、暗示的手法加以表现，故其诗往往蒙上一层缥缈迷茫的色彩。据初略统计，李诗之采用神天仙道，世外传谈的形象约达八百多事。如《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云：“偷桃窃药事难兼，十二城中锁彩蟾。应共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晶帘。”短短二十八字竟用了东方朔、嫦娥、十二城、彩蟾、玉楼、水晶宫等六个神仙方外典故，故极具朦胧缥缈之致。但是，境象朦胧，而义蕴皆有所指向。如凡“十二”，则往往指道观。《集仙录》：“西王母所居宫阙在阆风之苑，有城千里，玉楼十二。”则“更在瑶台十二层”，“碧城十二曲栏干”，“云梯十二门九关”，“十二玉楼空更空”，“只有高唐十二峰”，“十二玉楼无故钉”等等，均与女冠之恋情有关。《圣女祠》《重过圣女祠》，显皆以祠喻道观而以圣女喻宋华阳等，如此解读，自会拨开“无题”之朦胧迷雾，得其真解。李商隐诗景象之朦胧，还表现在结联末句之以景结情，宕出远神，即不以理结，亦少情结，而多以景（境）、神结。“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无题》），“良宵一寸焰，回首是重帏”（《如有》），“平明钟后更何事，笑倚墙边梅树花”（《昨日》），是以神（情、态）结，所谓宕出远神；“归去横塘晚，华星送宝鞍”（《无题》），“五更又欲向何处，骑马出门乌夜啼”（《无题》），是以境结；“凭阑明日意，池阔雨萧萧”（《明日》），“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春雨》），是以景结。而无论神结、境结、景结，其篇终均为混茫、朦胧之象，其所蕴义亦特含蓄深广，是所谓“形象大于思想”。

《文心雕龙·隐秀》云：“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可见“隐”指篇中有言外之意，味外之旨；“秀”指语言独拔卓绝，警策秀出。以上就诗之旨、情、境论其“隐”，下面略言其“秀”。“逝川”“南云”，“杜鹃”“蝶梦”，“星娥”“月姊”，“团扇”“回雪”，“刘郎”“蓬山”，“伤春”“伤别”，“梦雨”“灵风”，“龙山雪”“洛阳花”，“前溪舞”“西南风”，“三宵露”“午夜风”，“青雀西飞”“梁间燕子”，“罗荐春香”“潇湘烟景”……等等，无不是熟事熟语，然作为概念外壳之词藻，由于历代诗人文士之反复使用，增殖了许多特定之情感与韵味。李商隐特别提炼此种富有情韵之语句入诗，宣泄其特定之情韵义，使诗句常会有言外之意，味外之旨，韵外之致。《文赋》云：“立片言以居要，是一篇之警策。”即刘勰所云之独拔卓绝之“秀句”。“汉魏诗只是一气转旋，晋以下始有佳句可摘。”（《说诗晬语》）李商隐诗音节流美，兼有一气转旋和秀句连篇之妙。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潇湘浪上有烟景，安得好风吹汝来”；“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怎拟惜长条”；“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思子台边风自急，玉娘湖上月应沉”；“一条雪浪吼巫峡，千里火云烧益州”；“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堪叹故君成杜宇，可能先主是真龙”；“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有咏物，有写景，有议论，有抒情；佳句、警句、秀句，叠出不穷。有的诗甚至三联、四联皆为独拔卓绝之秀句，如《无题》《锦瑟》等。即以“春蚕”“蜡炬”一联，就堪称千古绝唱，它已成为我国古代文人爱情诗的代用语。钱牧斋以为“深情罕譬，可以涸爱河而干欲火”，姚培谦以为“此等诗似寄情男女，而世间君臣朋友，若无此意，便泛泛然与陌路相似”，孙洙则云“一息尚存，志不少懈，可以言情，可以喻道”。是其评论已越出诗句固有之形象及旨义，以其警策独拔，意象深广而又高度典型化，故可以类比，可以演绎；可以理解为对爱情之坚贞，也可理解为对一种崇高理想之执著追求，不为一象一义所束缚。是所谓篇中独拔之秀。

晚唐社会的衰亡破败，个人事业的失意困顿，家中亲人的生离死别，决定了李商隐一生的悲剧性。悲剧在一个善良正直的诗人身上持续了近四十年，怎能不在他创作的诗歌上投下悲怆的影子呢？这个影子就是生活折射而成的他的诗作的阴柔、凄艳的朦胧美。读者不论是从“知人论世”方面纵观他的一生，还是从他所抒写的无数深情绵邈、凄艳欲绝的抒情诗中，都将从深切的哀感中产生一种悲悯的感情，从而以沉痛而冷静的眼光去分析批判晚唐的社会现实，总结李商隐一生思想、性格乃至创作上的得失。

最后附带说一下本集编选、注释、点评的有关问题。

李商隐现存诗五百九十四首，又《集》外诗十六首，陈尚君《全唐诗补遗》录入四首，零句不计，共诗六百一十四首，但有的诗显为误入，故所选多以正编三卷为据。

本集以《全唐诗》三卷为底本，个别字酌情参校其他版本，不另作校记。

本集分为八辑。首为无题诗；二恋情诗；三为婚情、忆家、寄内及悼亡之诗；四咏物诗；五送别、赠寄诗；六感怀诗；七咏史、怀古诗；八为反映晚唐社会现实及政治斗争之诗。

本集各首均有“简注”及“点评”。简注以征典、达意为准。点评则疏通诠解、短点长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拘一格。

李商隐无题诗约近百首：第一类以《无题》为题之诗二十首；第二类以首二字为题如《锦瑟》《碧城》《昨日》等计三十七首；第三类虽有题实亦无题如《春雨》《圣女祠》《银河吹笙》等约四十首。然摘首二字为题之诗，并非全是无题诗，如《井络》《潭州》，均地名，一为咏史言政，一为怀古诗，《龙池》亦咏史，《流莺》《高松》为咏物，《摇落》感怀，《滞雨》乡思，而《东南》《日日》《一片》（一片琼英）立意亦自明，非如《碧城》《春雨》《圣女祠》《银河吹笙》等之朦胧闪烁，似不宜称无题诗。纪晓岚所谓“摘首二字”之无题，其所指当以七律为限。故本集《无题》20首以外之非七律无题诗入选较少。

由于《无题》诗，同一题下有不同体裁，如《无题四首》有七律、五律、七古，故未按诗体为序，而以《无题》、摘首二字为题，虽有题实亦无题三类为先后顺序。每类大致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时间不明者附后。

无题诗为李商隐对古典诗歌的独特贡献，本集特弁之卷首。自第二至第八辑，则按不同诗体排列，首五绝，次七绝，次五律，次七律，末为五古、七古。各体之间也大致以时间先后为序，写作年代不明者，酌情处理。

各辑之首均取本辑内最有代表性之七言诗一句或五言诗一联为题，以清眉目。

末附李商隐简明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