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六十八岁。在卫国，碰到了一件让他生气的事。

那个后来被孔子称赞为“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卫国执政上卿孔圉（yǔ），和他的女婿太叔疾闹矛盾，要发兵攻打太叔疾，还向孔子讨教战术，孔子觉得深受侮辱。一个人做了没名堂的事却来向他讨教，这不就是侮辱他吗？所以，孔子很愤怒，就像当初回答卫灵公一样：“甲兵之事，未之闻也。”回来后，他马上命令弟子，备好马车，走人，还余怒未消地说：“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意思是，我能选择你，你岂能选择我？你这棵树我不稀罕了，我远走高飞了。

此时孔子已经年近古稀，脾气还那么大，还如此豪宕。孔圉已经感觉到了孔子的愤怒，赶紧来解释并道歉。孔子执意要走，孔圉坚决要留。就在这时，鲁国的使者到了，还带来了很多钱财，要礼请孔子回国。

十四年了，孔子一直在等这一天，这一天怎么就在这个时候来了呢？这还得从一场战争说起。

鲁哀公十一年春，齐国图谋攻打鲁国，军队驻扎在清（今山东省东阿县，大清河西），季康子对家臣冉求说：“齐国军队驻扎在清，一定是要进攻鲁国。怎么办？”冉求早有筹划，说：“你们‘三桓’三大家族，一家留守国内，两家跟着国君到边境抗敌，御敌于国门之外。”

季康子向冉求问计，可见冉求在季康子心目中的地位。再看冉求的口气，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且，如此自信，胸有成竹。

可是，没想到，季康子说：“我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第一，直面强敌，自己没有这个勇气；第二，说服两家，自己没有这个能耐。

别看这些人平时作威作福，好像一个个都能够为国作栋作梁，其实，这类人往往就是一个摆设。所以，很久以前，鲁庄公时代就有一位叫曹刿的，说过一句名言：“肉食者鄙。”

冉求也预计到这个“肉头”会这样，所以他还有第二种方案，说：“那就在国境之内迎战。”

季康子和孟孙氏、叔孙氏两家商议，那两家还不愿意。

冉求只好提出第三个方案。冉求说：“既然这样，国君也就不必出城。你就一家率军，背城而战，不跟随你的，就不配做鲁国人！（顺便插一句话：冉求就是在骂“三恒”都不配做鲁国人）鲁国都城里那么多的大夫，合起来兵车数量早就超过了齐国派来的军队。单单您一家的兵车数量，就超过齐国的来犯之敌，您怕什么！他们两家不想参战，也有他们的道理，平时大权全在您这儿，国难当头，也该您出头！齐人攻打鲁国，您不能迎战，您的人就丢大了，以后怎么和诸侯平起平坐？”

一番话，说得季康子哑口无言。

季康子还是觉得自己腰杆子不硬，就让冉求和他一起上朝，让冉求待在外边一个叫党氏沟的地方。正好叔孙氏的家长叔孙武叔和孟孙氏的家长孟懿子经过，叔孙武叔喊冉求过去，问他作战之事。

这件事说起来很好笑。诸侯三卿，季康子是司徒，孟懿子是司空，叔孙武叔是司马，鲁国的“三驾马车”，肉食者，临难也不能这样“鄙”呀，应该有所承担。齐国陈兵国境，战争一触即发，这“三驾马车”竟然都毫无主见，要一个家臣拿主意。这一方面可见他们的懦弱和自私，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孔子的学生冉求在鲁国政坛已经举足轻重。

冉求很看不起这两位在国家有难之时退缩不前，就懒洋洋地说：“这样的大事，你们这些君子大老爷儿们会深谋远虑的，我这样出身低贱的小人哪里知道。”

这话说得很难听。意思是，这种事情，你们君子老爷早该拿主张了，怎么还来问我呢？所以不愿意回答。

孟懿子强迫冉求回答，冉求语含讽刺，说：“小人是考虑了才能才进言，估计了力量才出力的。”这话的意思，表面上是讲考虑自己的才能和力量，实际上的意思是：跟你们两个没才能、没力量、没勇气、没责任心的人，有什么好说的？

叔孙武叔倒也不笨，马上听出来冉求在贬低他，他很受刺激，说：“你是说我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啊！”回到家，就开始整顿和检阅军队，做出要当大丈夫的样子。看来，冉求的激将法还是起了一点作用的。

到这里，要说明一下，叔孙氏回家检阅军队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就要知道，鲁国的军队在哪里。说起来好笑，不在鲁国国君手里，而在这“三驾马车”的家里。鲁国的军队分成四份：两份归季氏掌管，孟孙氏、叔孙氏各掌管一份。

在冉求的激将下，不仅叔孙氏检阅军队，做出备战的样子，孟懿子也动起来了。他派自己的儿子孟孺子率右师，与冉求率领的左师一同迎敌。为冉求做副手的，是他的同学樊迟。

季康子还不信任樊迟，对冉求说：“樊迟还是太年轻了吧？”冉求说：“他是弱，他是年轻，他是没有作战经验，但是他愿意为国家效命！”

这还是在讽刺包括季康子在内的鲁国贵族，平时享受着这个国家的一切权力，国家有难，却人人都只求自保，畏缩不前。像樊迟这样的忠心耿耿为国用命的人，去哪里找！

冉求的左师已经到了阵地，五天以后，孟孺子率领的右师才跟上来。

这样临阵退缩的军队能打仗吗？还能靠得住吗？

结果，还没交战，鲁国的右师就溃散了，而冉求和樊迟率领的左师却取得了绝对的胜利，齐国军队溃不成军，连夜逃走了。冉求三次请求追击，以期扩大战果，胆怯而保守的季康子没有同意。

这场战争结束后，季康子对冉求刮目相看。因为冉求原先表现才干的地方是经济、财政方面，他万没想到，冉求竟然还能打仗。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问冉求：“你对于战争，竟然如此精通。你是后天学习的，还是天性就善于作战？”

冉求回答说：“我是向孔子学的。”

我们看，这边孔子在卫国跟孔圉说自己没有学过战阵之事，那边鲁国取得对强大齐国的胜利的首功之人就是自己的学生，并且声称作战的能力来自孔子的培养。

那么，孔子到底会不会打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孔子会相关的作战技术。比如射御，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决定一个人会不会打仗的，还不是这些。会射御的人很多，未必都会打仗，很多会射御的，没有做成军事家、战略家，只是做成了炮灰。他们缺的是什么？是技术以外的东西，比如，战略眼光，对战争双方复杂因素的整体考虑，对战争过程各种变化的准确预知、把握和利用。这些，孔子都有。要知道，他是透彻领悟《周易》的。

听冉求说他的军事才能是跟孔子学的，季康子对孔子充满好奇。

季康子说：“孔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冉求说：“任用他，一定会获得美名。他办事，无论是对百姓，还是对鬼神，都没有遗憾。”季康子说：“我想召他回国，可以吗？”冉求说：“当然可以。就是不要再被小人破坏了。”八年前，季康子就要召孔子回国，听信公之鱼的话，食言了。冉求小小地报复了一下季康子，也是对他的一个提醒：不能再听信小人的话了。这次，季康子终于下定决心召孔子回国了。

实际上，季康子这次召孔子回国，有两点考虑。

第一，他以前担心的是，孔子回国，和他会发生政见上的冲突。现在，他无须担心了。因为，那时孔子回国，是六十岁。现在孔子回国，是六十八岁。六十岁的孔子还会介入政坛，所以，他不放心。六十八岁的孔子，不可能再介入政坛了。

第二，孔子这么大的年龄了。万一他死在国外，季康子是要招致国内外各方面批评和非议的，鲁国政府也会很没面子。

所以，现在召回孔子，已经是有利而无害了。

孔子十四年的流浪，终于结束了。去国之时，五十五岁；归国之时，六十八岁。

他开始进入人生的最后也是最高的阶段：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社会的最高境界是和谐，心灵的最高境界是安详。

心灵和社会之间的最佳关系呢？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

实际上，孔子讲他人生的阶段，除了“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一段，还有一处，是自我对照而言的。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1]

能够一起学习的人，未必能一起达到“道”的境界；能够一起达到“道”的境界的人，未必能一起立身于“道”中；能够一起立身于“道”的人，未必能与他一起灵活运用“道”。

孔子这里说了四种层次：一起学习的人，一起学到了道的人，一起立身于道的人，一起能灵活运用道的人。

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否就是道德的境界？在道德上如此琢磨自己，是否会把自己变成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道德木乃伊呢？

显然不是。

把孔子的上述一段话总结一下，我们发现，两者之间确实呈现了相同的境界，比如“学”“立”“权”。而最高境界乃是“从心”“从欲”“从权”。

“十有五而志于学”讲的最高境界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地方讲学习的最高境界是权变。我们把两者放到一起比较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境界呢？是自由的境界，同时，又是道德的境界，是自由与道德融为一体的境界。从心所欲，是自由；不逾矩，是道德。两者完全融为一体。

所以，孔子经过自己一生的努力，最终给我们的启发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自由和道德融合的境界。

自由是经由必然，再超越必然。

真正的道德人格一定是自由的人格，真正的道德人生一定是自由的人生，真正的道德社会一定是自由的社会。

孔子这位伟大的圣人，用几十年的修行，告诉我们道德与自由的关系。

到达这个境界的人是宽松的、从容的、愉悦的、自由的，又是合乎道德的、体面的、高贵的。

有一次，孔子和子贡讨论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为士。子贡问：“如何才算得上士？”孔子说：“对自己的行为能保持羞耻之心；出使他国，能不辜负君主委托的使命，这样的人，可称为‘士’了。”

子贡说：“我冒昧地问，次一等的呢？”孔子说：“宗族里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乡里的人称赞他敬爱兄长。”

子贡说：“我斗胆再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许下诺言后，不问是非曲直，一定守信；做事也不论结果好坏一定要做到底，这一类糊涂而固执的小人！也可以作为次一等的了。

子贡说：“如今从政的人如何呢？”孔子说：“咳！这些器量狭小的人，哪里算得上士？”[2]

我们现在很提倡“言必信，行必果”，但是，孔子实际上是贬低这种境界的。

他把“言必信，行必果”说成是“硁硁然小人”的拘泥。这个地方的“小人”，是不明大道的“匹夫匹妇”，即平庸男女的意思。

孔子为什么要反对这样的话呢？

我们首先要做一个说明。孔子赞成“言而有信”，说话讲信用，做事有结果，当然是很好的，也是道德的底线，孔子不会反对。孔子反对的，是这两个“必”字。“必”字就是绝对化。凡事一旦绝对化，就会发生偏差。说过的话，要守信，要兑现，当然对，但是，假如说错了呢？也要守信吗？做事要有结果，当然也对，但是，假如后来发现是错事呢？也要硬着头皮做下去吗？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事，都会说错话，怎么办？改！

所以，“言必信，行必果”还和另一个人生重要原则相冲突，那就是知错就改。

我举一个例子来看一看，这个“言必信，行必果”是不是有问题。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经过一个叫蒲的地方时，被当地人包围了。孔子有个学生叫公良孺，人高马大，还带着五辆兵车以及相应的士兵，他就带着自己的五车人马和对方打起来了。对方一看，也害怕了，就说：“孔丘只要答应不去卫国，我们就放你们走。”孔子一听，很简单，说：“好，我答应你们，不去卫国。”

等蒲人一撤，孔子把马车一赶，说：“走，我们到卫国去。”弟子们很不理解：“老师，您刚跟人家盟誓过，怎么说话不算数？”

孔子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要盟也，神不听。”[3]这个盟誓是别人要挟我做的，不是我自愿的，神灵是不会听从的，我当然不受它的约束。

如果孔子被这个“言”捆绑，改变自己的行程，那岂不是圣人被小人的一个小小的圈套绑架了吗？这岂不是笑话！

这个极端的例子可以说明：言而有信，行而有果，对；但“言必信，行必果”肯定不对。

世界太复杂，情况也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的。一旦绝对化，就可能陷自己于不仁不义之中。

有些时候，我们说的话，受情境的制约，或者受蒙骗，说了错话，错许了诺，真相大白以后，幡然悔悟后，还要去兑现说错的话、许错的诺吗？所以，万事都要有原则、有权变。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4]

所以，孔子最反对这样的“必”。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5]

孔子杜绝了四种缺点：（从而做到）不主观，不绝对，不固执，不自我。

“必”，是他深恶痛绝的四个东西之一，并且排行第二。为什么孔子如此反对“必”呢？

第一，“必”就极端。孔子反对极端，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第二，必然是自由的反义词。人生“必”多了，心灵的自由就少了。社会“必”多了，人民的自由就少了。

大家知道，我们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想想当初，改革开放的开始，就是反对“两个凡是”。“两个凡是”，就是“必”啊。

杜绝了四种缺点后即是“通达”。知识融会贯通，处事不黏不滞，为人宽容仁慈。这都可以证明，在私人生活领域，他是主张自由而宽松的。

有一次，孔子兴致高，评价起历史上的几位著名的隐逸人物：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柳下惠、少连。

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就是伯夷、叔齐吧！”

说柳下惠、少连：“降低志向辱没身份了，但言辞合乎伦理，行为经过深思熟虑。他们也就这样了。”

说虞仲、夷逸：“隐居山林，说话放肆，立身合乎清白，弃官合乎权变。”

最后，孔子说：“我却与这些人不同，我无可无不可——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6]

人生果然这样非此即彼吗？显然不是，所以孔子反对。孔子说，他和这些人都不一样，他是“无可无不可”。

无所坚持，见风使舵，毫无原则的，是小人；

有所坚持的，是“贤”；懂得权变的，是“圣”。

伯夷、叔齐等人，就是贤。孔子是圣。孔子就是比他们高出一个境界。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7]

君子对于天下万事万物，没有一定要这样做的，也没有一定不要这样做的，他只是努力合理恰当就行了。

做事做人，哪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僵死的教条？况且天下事，千变万化，无常势，无定形，如何能用条条框框去套用？所以，孔子说，只要努力求得合情合理，就够了，就是一个君子了。

如果心中有太多的必然，思想就被束缚了，我们就失去了想象力。而且，在生活中，我们还会变成对人对己都苛酷的人、不宽容的人，从而，我们失去了自由——心灵的自由和生活的自由都失去了。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8]

什么意思？就是君子讲大信却不讲小信。

圣人，按照我们一般的想法，他肯定是苛刻的、刻板的、有原则的、一丝不苟的。事实上，孔子并不如此。孔子是一个对自己放松、对别人宽松的人。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9]

孔子在家闲居时，整齐而安详，和悦而愉快，既不像有些人凌乱邋遢，也不是一丝不苟，把自己弄得紧张而不放松。他轻轻松松、舒舒坦坦、悠然自在。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10]

孔子温和而又严肃，威严却不凶狠，恭谨而又安详。很矛盾的气质在他那里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这是多么有魅力的气质啊。我们在生活中很难碰到这样有气质的人。

有一天，孔子感慨地说：“我们的人生啊，在《诗》中开始，在礼制中建立，在音乐中完成。”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1]

《诗》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前提，是人生的开始。“礼”是人行为的准则，遵循这种准则，方可建树自己的人生大厦。音乐则是陶冶人的性情的。有音乐的熏陶人才能享受生命，且使自己崇高而不僵硬、纯洁而不刻薄、严格而不苛酷。所以，《诗》、礼、乐可以看作人生修养的三境界，人格养成的三阶段。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最高境界乃是音乐。

读《论语》，我们会发现孔子是一个诗人。孔子是一个非常具有诗人气质的人，他是一个性情中人。

我们在《论语》里，随便找一些句子看看。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12]

多么美的句子啊，有哲理，有诗意。再看他讲政治：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3]

大地上的政治，竟然如同我们头顶的星空，群星璀璨，而北极星明丽耀眼。他把政治说得这么美。在他的眼里，秩序就是美，美就是秩序。

再看这一句：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14]

即使在这样悲观的时候，他讲出的这句话都特别有诗意，特别有境界，你看他讲的“乘桴浮于海”，每一个字，都如此有诗意。他没说道不行，我回家躺着，或者去别的什么地方郁闷去。他想到的是海，是那烟波浩**、气象万千、无边无垠、直达天际的大海，辽阔、神秘。为什么他就能想到海呢？这圣人的心胸，对于我们，也就是一片海、一个谜。人与人的心胸是不一样的，人与人的智力是不一样的，人与人的情怀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总能和一种大而深的境界对接起来；有的人，永远只局限于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肤浅空间。

而且，他是“乘桴浮于海”，他没有说，我去旅游，我要乘坐豪华游轮去大海。他要的是乘着一个小木筏子到大海上去，这就是一种境界。

有境界才有诗意啊。比如说，我们最近生活不顺利，那么就乘游轮旅游去。这只是陈述一个事实，没有诗意。诗意往往来自对事实的超越，所以，思维太拘泥、太实用的人，很难理解诗歌。理解诗歌，需要智力和情怀的双重优越。

在辽阔的大海之上，一个小木筏，两个彷徨的人，烟波满眼，飘摇沉浮，天遥遥，水淼淼，不知去何处，也不要去何处。这简直就是我们人生的写照！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5]

此时孔子大约已到暮年。他一生虽然经过不懈努力，使自己成为人伦的典范和学问的泰斗，但他梦想建立的政治功业，却远远不能实现。并且，希望越来越渺茫。于是，面对着****河水，以及河水中映照出的自己的两鬓白发，孔子一声叹息：“逝者如斯夫！”

有人说这只是一句平常普通的感慨，感慨时光流逝。即便是这样，随着时光一起流逝的不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吗？曾经的壮志、雄心，曾经的青春、梦想，曾经的朋友、亲人，曾经的同事，曾经的友情、亲情、爱情……

逝者如斯夫！

另一方面，对时光流逝的敏感，不是生命意识的觉醒吗？认识到生命短暂，终将结束，定会唤起另一种意识：奋发努力，早建功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孔子是诗人啊！诗人怎么会太拘泥死板呢？

有一天，子夏问孔子：“老师，在我的这些同学中，颜回怎么样？”孔子说：“颜回在诚信上比我好。”子夏接着问：“子贡怎么样？”答：“子贡比我聪明。”子夏越听越紧张：“那子路怎样？”孔子说：“子路比我勇敢。”子夏接着又问：“子张怎样？”孔子说：“子张比我庄重。”

问了四个人，一个比老师更诚信，一个比老师更聪明，一个比老师更勇敢，一个比老师更庄重。子夏有点糊涂了：“老师，他们都比你强，那凭什么你做他们的老师，他们又为什么那么服你呢？”

孔子说：“他们都只有一面，没有另一面，优点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缺点。颜回很诚信，但他不会通融，处理问题时，比较缺乏弹性；子贡很聪明，但少一点笨劲。”

人一定要有一点笨劲，才能有所成就。人一定要有个稳定的心性、稳定的气质。没有一蹴而就的好事，凡事总要有个做的过程，要想成功就需要一股笨劲。巧劲可以让你事半功倍，笨劲可以让你坚持下去。光有巧劲没有笨劲，往往半途而废、一事无成。

子路又怎样呢？“他很勇敢，但缺少一点胆怯。”人有时候要有所畏惧，只有这样才能慎重。

子张呢？“他很庄重，但他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缺少与别人打成一片的亲和力。”

孔子最后说：“以上四人各有突出的优点，而且这些优点都超出了我。但是他们还是要来跟我学。跟他们相比，我最大的优点是有综合素质，能够灵活机动，不执于一端。”[16]

这里，讲到了孔子的几个弟子。实际上，我们讲孔子的时候，总是离不开孔子的那些弟子。是孔子的这些弟子，跟孔子一同组成了春秋后期那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组成了那个遥远世纪的灿烂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