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吉尔贝特没有来信。但那两天我收到过几张迟发或因邮路堵塞延误的贺卡，所以直到三日、四日，我还在盼着这封信，不过心里明白，希望是愈来愈渺茫了。接下去的那些天，我哭了好几次。诚然，这正表明了我和吉尔贝特断交时，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心意已决，心里还留有一线希望，指望新年会收到她的来信。眼前希望破灭了，新的希望却还没来得及形成，于是就像一个服完了一瓶吗啡，手头却没有第二瓶的病人那样倍感痛苦。不过，也许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两种解释彼此并不排斥，因为在一种感情中，往往可以包含两种截然不同的因素——那就是最终会收到一封信的期望，让我跟吉尔贝特的形象接近了一些，当初渴望见到她的企盼，以及到了她身边，由她的一笑一颦所唤起的**，此刻都让她的倩影浮现在了眼前。现在有一种可能性，似乎只要我去争取的话，我和她即刻就有可能和解，于是我不去考虑另一种情况，也就是干脆不去争取的情况。事实上，有所不为的行事态度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往往是被我们忽视的。要是有谁对神经衰弱的病人说，只要躺在**静养，不看报，他们的病状就会渐渐缓解，他们是不会相信的。在他们看来，那样只会加剧他们的病情。恋人的情形亦如此，他们先就抱着一种对立的态度，还没去试一下，就断然不肯相信有所放弃必能大有裨益。
我心跳一直太快，遵嘱少喝咖啡以后，情况正常了。于是我想，我之所以在疏远吉尔贝特时会感到焦虑苦恼，是不是多少也跟咖啡因有点关系呢？而以往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总以为这是因为见不到女友，即使见到也看不到好脸色，我才感到痛苦的。不过，我当时凭着想象给出了一种错误解释的种种痛苦，倘若根子真就是咖啡因的话(这也不足为奇，恋爱中的男人精神上所受的最残酷的折磨，往往是由共同生活的那个女人在生理上的习惯造成的)，那么它就像特里斯当和伊瑟在喝下很久以后效用还在持续的药酒了[155]。减少了咖啡因的摄入量，健康状况几乎马上有所好转，然而心中的忧伤却有增无减，咖啡因或许并不是直接诱因，但至少加剧了这份忧伤。
到了一月中旬，对新年来信的期盼已经落空，失望引起的痛苦也渐渐平息了，节前的忧伤却重又向我袭来。这份忧伤更让我感到锥心刺骨地疼痛难当，因为它正是我自己打定主意，铁着心，耐着性子，一点一点酝酿出来的苦果呀。跟吉尔贝特的关系，是我唯一珍惜的东西，可是处心积虑要毁掉它的，恰恰是我自己，我用长久不见她的办法，来生成我的冷漠——而不是她的冷漠，但说到底，这两种冷漠是同一回事。对自己身上爱恋吉尔贝特的那个我，我不遗余力、持续不断地使其处于一种痛苦的慢性自杀的境地，而与此同时，我不仅明白现在自己在做什么，还清楚地意识到这样做会给将来造成怎样的后果：我不仅知道再过一段时间我就会不再爱吉尔贝特了，我还知道她会割舍不下，会想方设法要见我，但正如今天她这样做只会碰壁一样，到那时她的努力也将是徒劳的，这并非因为我还像今天这样实在是太爱她，而是因为我那时肯定已经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一个让我分分秒秒都在想念她、等待她，无法再为我已经毫不在意的吉尔贝特腾出哪怕一丁点儿时间的女人。而现在，我是真的失去了吉尔贝特(我已经下了决心不再见她，除非她正式要求我做出解释，或者向我充分表明她的爱情，而这两种情况都是不会发生的了)，但我却更爱她了(我比去年更强烈地感到她对我有多么重要，尽管那时候每天下午我都能称心如意地和她在一起，心里想着我俩的友谊是任何东西都拆不开的)。现在，我没法儿允许自己有爱上别人的念头，想到有一天我居然会对另一个女人产生同样的感情，我就感到很厌恶，因为这个念头不仅会夺走吉尔贝特，也会夺走我的爱情和痛苦：我曾含着泪试图在自己的爱和痛中了解真实的吉尔贝特，现在却必须承认，这份爱和痛并非她所专有，我迟早会把它给另一个女人的。因此——至少我当时这么想——我们始终是超脱于具体对象之外的：当我们恋爱时，我们会觉得这份并不曾刻上具体对象名字的爱情，是在将来，甚至在过去，都有可能为另一个女人(不是这个女人)而萌生的；当我们不在恋爱时，我们之所以能很达观地看待爱情中的矛盾，正是因为我们可以随口说说的这份爱情，我们当时并没有体验过，因而对它并不了解，对它的认识是断断续续的，一旦感情真的来了，认识也就中止了。我知道，有一天我会不再爱吉尔贝特，即使我还无法清楚地想象，但痛苦已经帮助我猜到了这一天的存在。诚然，我现在还有时间去警告吉尔贝特，告诉她这一天正在渐渐趋近，它的来临即便不是迫在眉睫，至少也是无法避免的——倘若吉尔贝特不来帮助我，不来趁我日后的冷漠现在还处于萌芽状态时摧毁它。有过好几次，我差点儿要提笔给吉尔贝特写信，或者想跑去当面对她说：“当心啊，我已经下决心了。现在是我做的最后的努力了。这是我俩最后一次见面，很快我就会不再爱你了!”可是又何必呢？我有什么权利指责吉尔贝特冷漠？难道我不是对除吉尔贝特之外的一切都表现出这种冷漠，却又从不自责的吗？说什么最后一次!在我这儿当然是天大的事情，因为我爱吉尔贝特。可对她而言，这好比朋友在移居国外之前写信说要来访，这种来访的要求，岂不就像那些偏偏爱上我们的讨厌女人一样，让人避之唯恐不及吗——因为，还有那么些充满乐趣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呢。我们每一天的时间，都是有弹性的；我们感受的**拉伸它，我们引发的**压缩它，而习惯则填满它。
何况，就是对吉尔贝特说了，她也不会明白的。我们总以为听我们说话的就是自己的耳朵、自己的脑子。其实，我的话是岔着道儿，犹如必得穿过一道瀑布的水帘，变得没法儿听懂，变成一种毫无意义的、可笑的声音，才能到达她的耳边。人们借话语所表明的事实或道理，没法儿直接取道而行，没法儿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确凿性。这样的事实或道理，非得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在话语中真正成形。比如，在论战中，某人置对方的种种论证于不顾，执意将观点相左的对手斥为叛逆，而后来，等当初他曾深恶痛绝的立论终于引起他的共鸣之时，原先为之摇旗呐喊的对手却早就不弹此调了。又比如一部力作，在高声朗读的崇拜者眼里，毫无疑问它自然是杰作，但有些在场听的人只觉得这是一部毫无意义的平庸之作，而等到这些人也承认它是杰作之时，可惜作者已经听不见他们的颂扬了。同样，爱情中的障碍，是在它面前灰心丧气的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从外面去摧毁的；只有等到他不再想它的时候，它才会由于一种来自另一方、来自曾经不爱他的那个女人的内心感情的努力而轰然倒塌，但对他来说，这已经没有意义了。倘若我去对吉尔贝特说，我往后要对她冷漠了，再告诉她有什么办法不让我这么着，她一定会觉得这就表明我对她的爱、我对她的需要，比她预想的更深更多，她会因此更讨厌和我见面。这份爱情，让我经历了前后矛盾的种种精神状态，从而也就让我比她更清楚地预见到了它的结局。我原本也许倒会写信，或者当面告诉吉尔贝特的，因为已经有一段不算很短的时间过去了，没错，这段时间使我在她眼里变得不是那么不可或缺了，但同时，它也向她证明了，她在我眼里也不是那么不可或缺了。不巧的是，有些人有意无意地在她面前谈到我，用的语气却让她以为是我央求他们这么做的。每当我得知由于戈达尔、我母亲，甚至德·诺布瓦先生的笨嘴拙舌，我刚做出的牺牲又白费了，我一再克制所取得的收获又全给毁了(而且让吉尔贝特误认为我不再想克制了)，心里就有两重烦恼。首先，我的克制好不容易有了点成效，这些讨厌的人就在我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前功尽弃，一切又得从头开始。另外，即使见到吉尔贝特，我也开心不了，因为在她看来，我现在既不安分又不老实，偷偷摸摸地暗中活动，图的就是这么个她不屑给予的见面机会。我诅咒这些无聊的说长道短，它们在关键时刻深深地伤害了我，其实这些人往往既不是想拆台，也不是想补台，他们说那些话并无深意，就是随口说说而已，也有时候，只是因为我在他们面前多了个嘴，而他们又没管好自己的嘴(跟我一样)。当然，在终结这段爱情的整个可悲的过程中，有两个人起的作用远非这些人可比，这两个人，总是在事情眼看就要解决的当口，突然另起事端，一个是由于心肠太软，另一个则是太硬。然而我不会像对不合时宜的戈达尔那样，去埋怨这两个人，因为，他俩一个是我所爱的人，而另一个，就是我自己。
不过，几乎每次去看斯万夫人，她都会邀请我去和她女儿一起喝下午茶，还要我直接给她写信，告诉她我去不去，所以我常给吉尔贝特写信。我在信里有意不写那些我觉得最能说动她的话，我只是在为自己的泪水寻找一个温柔的河床。因为，感伤和欲望一样，是无须分析，只求一逞的；当你进入爱河时，你不会花时间去研究什么是爱情，你关心的是第二天能不能见到心爱的人。当你走出爱河时，你也不会去细究你的忧伤是怎么回事，你想着的是怎么用最温情脉脉的方式把这忧伤告诉她。你说的是你感到非说不可，而对方并不会理解的话，你是在为你自己说这些话。我在给吉尔贝特的信上写道：“我原先以为这是不可能的。可是现在，唉，我知道这并不很难。”我还说：“也许我再也不会见您了。”我说这话时，仍然避免用那种冷漠的语气，生怕让她觉得我是在装样子，但其实我是流着泪写这些话的，因为我觉得这些话所表达的，并不是我所愿意相信，而是实际上真的就要发生的事情。我知道，下次她托人来说要和我见面时，我仍然会像这次一样鼓起勇气不做让步，而且在一次又一次的拒绝过后，由于一直不见面，我慢慢地就会不再想到和她见面了。我是流泪了，但我觉得自己有勇气(而且感到心里甜滋滋的)牺牲跟她相会的幸福，以求有一天能让她觉得我挺可爱——可惜到那一天，我已经不会在乎她是否觉得我可爱喽。我假定(尽管知道可能性很小)此刻她是爱我的，上次我去看她，她不就是这么说的吗？我当作厌倦的情绪，其实只是一种带着妒意的敏感，一种和我相似的装出来的冷漠，这个假定，反而使我下的决心变得不那么冷酷了。我想象过了几年以后，我俩已经彼此相忘了，回首往事时我对她说起，我此刻在写的这封信完全是言不由衷的，她回答我说：“是吗，你当时爱着我？你知道我多么盼着这封信，多么盼着和你见面，这封信又叫我哭得多么伤心吗？!”我从她母亲家一回来就动手写信，我一边写一边想，也许我这正是在制造误会，而这个想法由于它带来的忧伤，也由于它带来的快乐(我想象吉尔贝特爱着我)，却促使我把信写下去。
我在斯万夫人家喝过下午茶，告辞回家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怎么给她女儿写信，可戈达尔夫人想的却是另一些全然不同的事。她照例要做一番小小的巡视，要对斯万夫人的新家具，对摆在客厅里很显眼的最新藏品称赞一通。而且，她总能从中找出几件(为数很少的几件)东西，是奥黛特当初在拉佩鲁兹街的寓所就有的——尤其是那几尊材质很珍贵的动物图腾。
不过，斯万夫人从一位她很尊敬的朋友那儿学到了赝品这个词——这为她开辟了一片全新的视野，因为这个词所指的，恰恰是若干年前她觉得别致的那些东西——那些相继与镀金的**托架、吉鲁小店的银制糖果盒，以及印有花饰的信纸一起靠边的东西(还不算那些装饰壁炉架的、做成金币模样的硬纸片)。而且，那一间间墙壁颜色还漆得很深(与斯万夫人稍后的白色客厅不可同日而语)，让人感觉到艺术家的丢三落四和画室的凌乱芜杂的房间里，东方的风格面临18世纪欧洲风格的进逼，正在节节败退。斯万夫人为让我坐得更舒服而拍松的椅垫上，绣的不再是中国龙，而是路易十五时代的花纹了。她最爱待在那个四周摆满萨克森瓷器的房间里，她常说：“没错，我喜欢这个房间，我爱待在这儿。我没法儿生活在充满敌意、装腔作势的东西中间；在这儿我才能工作。”(可她没说是在画画还是在写书，那会儿，写东西的风气刚传入那些小有抱负、不甘寂寞的夫人小姐中间。)她喜欢萨克森瓷器，说起这种瓷器名称总带点英国口音，有时看到别的东西也会说：这可真漂亮，就像萨克森瓷器上的花儿。对这些瓷器，她看得比先前的那些瓷人、瓷缸还要贵重，下人哪怕只是随手摸摸，她也会火冒三丈，生怕让他们给碰坏了。而斯万，这位温文尔雅的男主人，瞧着妻子大发雷霆却不露一丝愠色。要知道，清醒地看到某些缺点，丝毫无损于感情，反而会让这些缺点显得可爱起来。现在奥黛特很少穿日本晨衣接待熟朋友了，她喜欢穿一袭色彩鲜艳的绉纱浴袍，用手抚摸着胸前泡沫状的花纹，或躺或坐，有如沐浴在这些可爱的泡沫中。她的神情是那么怡然，让人依稀感觉到她的皮肤是那么清凉，呼吸是那么舒畅，仿佛这浴袍在她已然不是普通的衣饰，而是如同tub和footing[156]一样，对保持容颜完美和肌肤健康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了。她常说自己宁可没有面包，也不能没有艺术和整洁，倘若看着《蒙娜丽莎》被烧毁，会比看见那一大帮子熟人给烧死更伤心。这些高论虽然让女友们觉得有些反常，却使她显得卓尔不群，比她们都更出色，比利时大使因此每周要来拜访她一次。所以，在以她为中心的这个社交小圈子里，倘若有人听说在别处，比如说在维尔迪兰府上，斯万夫人是被看作蠢女人的，此人一定惊愕万分。由于思维敏捷，她更喜欢和男士交往，而不爱混在女人扎堆的地方。不过当她评论女人时，她用的却是风流女子的眼光，专门挑剔她们身上不讨男人喜欢的缺点，手腕和脚踝太粗啦，面色不佳啦，拼写有错啦，腿上汗毛太重啦，身上气味难闻啦，眉毛是假的啦，等等等等。然而对当年曾以宽容的态度对她友好相待的某位女士，尤其是在这位女士陷于窘境之时，她会表现得比较温柔，甚至会机敏地为这个女人辩解说：“人家对她不公平，我可以保证，她是个好女人。”
对于戈达尔夫人和德·克雷西夫人府上的那些常客而言，要是已经很久没见到她，那么不仅她客厅里的家具，就连她本人，都会让他们认不出来了。她看上去比以前年轻了好多!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她发福了，身体更好了，神情更安详，情绪更饱满，整个人更容光焕发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她的新发型，光滑平整的头发，使敷了玫瑰色粉底、神采奕奕的脸看上去似乎宽了些，以前显得棱角过于分明的眼睑和侧面轮廓，现在都变得柔和了。而这种变化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奥黛特人到中年，终于找到了，或者说领悟到了一种个性化的脸部表情、一种确定的性格特征、一种类型化的美，为她那张原先未经设计的脸上——长久以来它一直为脸部肌肉率性鲁莽、全无控制的活动所累，片刻之间的些许疲劳，往往会造成一时性的衰老效果，让人一下子仿佛老了好几岁——配上了这种固定的、看似青春永驻的脸部表情。
斯万的房间里，没有摆放人家新近给他妻子拍的照片——这些拍得很美的照片上，奥黛特无论穿什么裙子、戴什么帽子，总是一副故作神秘、喜形于色的表情，把她得意扬扬的身姿和脸容展现在你眼前。斯万放在屋里的，是一张简朴的老式照片，当时奥黛特的脸还没有配上那个固定模式，所以从照片上还看不到日后才找到的青春和美。斯万一贯忠于，或者说又恢复到一种迥然不同的观念，在这个目光深沉、脸色倦怠、姿态似动又静的瘦弱少妇身上，想必欣赏到了一种更有博蒂切利韵味的优雅。确实，他依然喜欢在妻子身上看到博蒂切利画中的形象。奥黛特则不然，对于自己身上这些她不喜欢的东西，这些在一个画家眼里或许正是她的特征，而她作为女人，却觉得都是些缺点的地方，她并不刻意去强调，而是设法去弥补、去掩饰，她甚至不愿听人说起这个画家的名字。斯万买过一块蓝色和粉红色相间的很精致的东方披巾，当初他买下来，是因为《圣母赞歌》[157]中的圣母也戴这样一块披巾。可是斯万夫人不肯戴它。只有一次，她听任丈夫给她定做了一套衣服，上面缀满了雏菊、矢车菊、勿忘草、风铃草，和《春》[158]里的花神一模一样。有时，傍晚时分她有些疲乏了，斯万会悄悄地叫我注意看她那双犹如在沉思的手，她无意间摆出的姿势，看上去既很灵巧又有几分不自然，跟圣母在圣书(书上已经写着“圣母赞歌”这几个字)上写字前，往天使端着的瓶里蘸墨水的姿势非常相像。不过斯万接着说：“您别去跟她说，要不她听了准会换个姿势。”
除了这个下意识地流露出几分倦意，让斯万试图从中找到博蒂切利的忧郁韵味的动作外，奥黛特的整个身影是浑然一体的，身体的曲线自上而下，勾勒出女性的轮廓，旧日时兴的那些高高低低、凹凹凸凸、纵横交错、凌乱散落的装饰，统统被舍弃不用。而且，一旦身体曲线偏离了标准曲线，无论是太过还是不及，它都会痛痛快快地修正大自然的失误，就整个一段线型做出调整，以弥补肉体和织物的缺陷。那些衬垫，那个可怕的裙撑的束结，连同带垂尾的紧身上衣，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长久以来，这种由硬硬的鲸须撑着，盖住裙腰的上衣垂尾，给奥黛特平添了一个假肚子，让她看上去像是用一些零散的构件拼凑起来似的。蓬边的垂直线条和褶裥饰边的弧形线条，都让位给了身体的曲线，丝绸的面料随着身体曲线一起律动，就像美人鱼轻轻地拍击着海浪，闪烁着丝光的衣裙宛若一个有生命的机体，从长期的混乱和昔日时尚的阴影中挣脱出来，有了一种充满人情味的表情。然而，斯万夫人喜欢而且善于在新款式中保留某些旧款式的痕迹。有时，我晚上无心工作，又知道吉尔贝特和女友们上剧场去了，就临时决定上斯万夫人家去。这时我常会见到斯万夫人穿着一身雅致的便装，裙子是一种很好看的深颜色，这种深红或橘红由于已经不流行，仿佛就有了某种特殊的含义，裙子上斜斜地绣着一条宽宽的、镂空的黑丝带，让人想起早年的荷叶边。我没跟她女儿断交那会儿，有一天，春寒还带着阵阵凉意，斯万夫人邀我一起去动物园。她走得有些热了，就稍稍解开上装，露出了衬衣的锯齿状饰边，这种饰边，看上去就像她过去穿的背心的卷边，尤其跟她几年前穿的一件带蓬边的背心很相像；她的领巾——她对苏格兰格子花呢图案的喜好是一以贯之的，不过颜色用得很淡雅(红色成了粉红，蓝色成了淡紫)，看上去简直就像最新款的闪光塔夫绸——灵巧地系在颏下，叫人纳闷在哪儿打结的同时，会不由得想起已经不再时兴的女帽系带。只要她再这样持续一段时间，那些年轻人在评论她的服饰时就会说：“斯万夫人，你不觉得她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吗？”优美的文体表现为多种叙述方式的叠合，以及从中透出的内在传统的底蕴，斯万夫人的服饰也是如此，它们会勾起你对背心或带扣的朦胧回忆，让你看到短披风的灵光一现，甚至从你心中唤起女帽飘带那遥远而模糊的印象。就这样，它们让昔日的服式局部地再现于眼前的具体服式之中，这些旧款式，如今的裁缝或制帽女工都已经做不出来，但它们留在了人们的记忆深处。这种再现，赋予了斯万夫人一圈高贵的光晕——这或许是因为这些服饰既然毫无用处，就理应有一种比实用更高尚的目的，或许只是由于岁月流逝留下的痕迹，甚或只是由于这个女人所特有的一种衣着个性(正是这种个性，使那些各不相同的穿戴有了统一的格调)。你会感觉到，她的着装打扮，不仅仅是为了身体的舒适或美观；她的衣着，犹如整个一种文明的精致而充满灵性的表露，笼罩着她的全身。
吉尔贝特在母亲接待客人的那天，通常也会请朋友喝下午茶，所以，只有趁吉尔贝特碰巧不在家的舒弗勒里日[159]，我才能去斯万夫人府上。到了那儿，总见到斯万夫人身穿漂亮的长裙，有塔夫绸的，也有绫罗绸缎、丝绒双绉的，款式不像平日里的便装那么宽松，精心的搭配颇有些像出客的衣裳。这种装扮，使这样一个下午在居家的悠闲中平添了几分机敏、活跃的意味。奔放简洁的款式，既合身也和动作相配。而衣袖赋予这些动作的色彩，每次都在变换；蓝色丝绒让人看到突然下定的决心，白色塔夫绸表示愉快的心情，往前伸出胳臂这个动作所包含的雍容华贵的矜持，则由黑色的双绉衬托得光彩照人，有如做出崇高牺牲时的微笑那般摄人心魄。与此同时，那些既无使用价值又无显摆理由的繁复的饰件，也给色彩明艳的长裙增添了几分淡然、几分沉思、几分神秘，那是跟斯万夫人的忧郁，至少是她的黑眼圈和指关节所蕴含的忧郁相吻合的。蓝宝石吉祥物、彩釉四叶车轴草、银圣牌、金挂件、绿松石护身符、红宝石细链、黄玉坠子，在这么多饰物下面，长裙本身的彩色图案，在镶贴的裙腰上延续着自己的存在。那排小小的缎子纽扣并没有扣合衣裳，而且也无从解开，那条精致的饰带则似乎在含蓄地暗示着什么，它们跟那些饰物一样，仿佛就为了——除此而外它们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显露一种意图，展示一件爱情信物，保守一段隐情，应和一种痴迷，保留对一次复原、一个誓愿、一段爱情或一场双仁核游戏[160]的回忆。有时，丝绒胸褡上依稀显出亨利二世时期的缝衩，黑色缎子长裙近肩处微微隆起，有些像1830年的灯笼袖，鼓起的裙裾则让人想起路易十五时期的鲸骨撑，长裙因而无端有了一种戏装的模样，不动声色地将往昔一丝淡淡的回忆渗入时下的生活，赋予斯万夫人某些历史上的女英雄或小说中女主人公的魅力。而倘若我这么对她说，她就会说：“我跟我那些朋友不一样，她们要打高尔夫球，穿运动套装是师出有名，我凭什么呀!”
斯万夫人送一个客人到门口返回，或者给一个客人端去一碟蛋糕，从我身旁经过时，看周围乱哄哄的，就趁机对我说：“吉尔贝特特地叫我请您后天来吃午饭。可我吃不准您今儿来不来，要是不来，我还得给您写信呢。”我仍然坚持不见吉尔贝特。这种坚持，在我已经变得不怎么费劲了，因为，尽管你对一种伤害你的毒药心有所好，一旦形禁势格，你已经有一段时间不服用了，你就不会不珍视这份久违的宁静，这种既无激动也无痛苦的状态。一个人对自己说再也不想见到那个心爱的女人，固然并不一定完全出于真心，可要是他对自己说想再见到她，那也未必就是真话。我们能忍受与爱人的分离，往往是由于我们相信分离是短暂的，是由于我们想到的是重聚的那一天，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又深切地感受到，相聚十有八九会导致嫉妒，跟我们日复一日对相聚时刻(这个时刻近在眼前却一拖再拖)的渴念相比，这种嫉妒更让人揪心，因此，即将与心爱的人儿重逢的消息，给我们带来的激动未必是愉快的。我们一天天地拖宕着；我们并非不想早日摆脱分离所引起的难以忍受的焦虑，但是我们害怕那些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感情重又泛起。我们喜欢的不是这样一次相聚，而是充满温情的回忆，在回忆中可以随意加进自己的幻想，那位在现实中并不爱你的人儿，会在这孤独的幻想中对你表白她的爱情!将自己的愿望一点一点地掺入回忆，使回忆变得非常甜蜜——跟被你拖宕的会面相比起来，这样的回忆要令人愉快得多。因为，在会面中你非但没法儿让对方说出你想听的话，而且必须忍受对方新的冷遇和意想不到的粗暴对待!当我们不再恋爱时，我们都知道，不幸的爱情要比遗忘，甚至比模糊的回忆都痛苦得多。尽管我没向自己承认，但我盼望的正是这种提前的遗忘所带来的宁静恬适。
这样一种从心理上漠视对方的隔离疗法，它所引起的痛苦之所以会逐渐减弱，是另有一个原因的，那就是它在治疗爱情病症(说到底，爱情是一种顽固的念头)的过程中，渐渐削弱了这种顽固的劲头。我的爱情仍然很炽热，执意要赢回我在吉尔贝特眼中的全部信誉，我觉得，既然我主动跟她分手，我在她眼中理当信誉日隆才是，我不再见到她的那些日子，那些一天接一天、既无间断亦无时限(倘若没有哪个不知趣的家伙插手干预的话)的日子，我是有一天赚一天，只赢不亏。不过，也许赢也赢得没意思，过不了多久，我就会被宣布痊愈了。忍让，作为一种习惯模式，可以使某些力量无限增强。刚和吉尔贝特闹别扭的那个晚上，我对忧伤的承受力还是很脆弱的，如今它却已强大到无可估量的地步。然而，让现状持续下去的趋势，有时会被突如其来的冲动所打断，这时我们会听任这种冲动爆发出来，因为我们心里明白，这种冲动我们曾经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克制过，而且还将继续这样克制下去。我们会在储蓄罐就要存满时，一下子将它倒空，我们也往往会在已经习惯上述疗法时，来不及等待治疗的结果，就突然中断治疗。有一天斯万夫人旧话重提，又跟我说起吉尔贝特要能见到我，一定会很高兴，这话犹如把我已经克制了那么久不去想它的幸福，一下子放到了我的手边，我一时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突然意识到幸福的滋味我仍然是可能尝到的；我简直都等不及了；我决定第二天晚饭前一定要去斯万夫人家，突如其来地出现在吉尔贝特面前。
幸好我有个计划要实施，这一天才不至于那么难熬。既然我想抛开一切往事，跟吉尔贝特重归于好，我当然要以恋人的姿态出现在她面前。她每天都会收到我送她的世上最美的鲜花。要是斯万夫人——尽管她其实无权做一个如此严厉的母亲——不许我天天送花，我就隔三岔五给吉尔贝特送些更珍贵的礼物。父母给我的钱，是不够我买贵重东西的。我想到了莱奥妮姑妈给我的那只中国花瓶，这只瓷花瓶已经很旧了，妈妈每天都等着弗朗索瓦兹来告诉她：“这玩意儿完了。”意思就是花瓶裂成碎片了。既然如此，何不干脆把它卖了？卖得的钱尽够我去讨吉尔贝特欢心的。我心想，它大概能卖到一千法郎吧。我让人把它包起来；以前我都习惯了，从来不去看它，这下子要把它出手了，我倒禁不住好好看了它几眼。我带上花瓶，打算先顺路把它卖了，然后再去斯万夫人家。我对车夫说了斯万家的地址，关照他走香榭丽舍大道，街角那儿有家挺大的中国古玩店，我父亲认识店里的老板。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老板当场买下花瓶，给我的不是一千，而是一万法郎。我欣喜万分地收下这笔钱；今后整整一年，我可以天天送吉尔贝特很多玫瑰和丁香了。马车驶离古玩店；车夫觉着斯万家离布洛涅树林挺近，就很自然地没走平常的那条路，沿香榭丽舍大道一直往前了。马车驶过贝里街拐角，在离斯万家很近的地方，我在暮色中好像瞥见了吉尔贝特的身影，她没往家里走，脚步缓慢而沉着地沿着相反的方向走去，在她身边的是个年轻人，我看不清他的脸，但看得出他俩在边走边谈。我从马车上竖起身来，想叫车夫停车，但犹豫了一下，还是没叫。只见两人渐行渐远，缓慢的步履画出两条柔和的平行线，没入香榭丽舍的浓荫。马车随即到了吉尔贝特家门口。斯万夫人招呼我说：
“哎呀，她可得后悔了，我真不知道她怎么会不在家的。刚才上课那会儿，她觉得很热，对我说要跟一位女友去透透气儿。”
“我好像在香榭丽舍大道见到她来着。”
“不会是她吧。不管怎么说，请别对她父亲说起这事儿，他不喜欢她在这时候还外出。Good evening[161]。”
我告辞出来，吩咐车夫原路返回，可是没再见到两人的踪影。他们到哪儿去了？天都暗了，他俩那么神秘兮兮地在谈些什么呢？
我回到家里，绝望地想着那出乎意料的一万法郎，有了这笔钱，我原本是可以好好向吉尔贝特献献殷勤的，现在，我却弄得下决心不再去见她了。没错，这趟去中国古玩店使我非常欣喜，我期待着从此以后吉尔贝特会高高兴兴，对我心存感激。可要是不去古玩店，马车就不会走香榭丽舍大道，我也就不会遇见吉尔贝特和那个年轻人。就这样，同一件事情派生出了两个截然对立的枝丫，它生成的痛苦，完全抵消了它原先形成的欢乐。我此刻的际遇，刚好跟通常发生的情况相反。一般人企求欢乐，往往是苦于缺乏物质手段。拉布吕耶尔[162]说过，“家产菲薄而堕入爱河，是可悲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设法一点一点打消这种寻求欢乐的念头。我的情况正相反，物质手段已经具备，可是，这第一步成功所引出的——不说是合乎逻辑的结果，至少可以说是出乎意料的结果吧，却是欢乐消遁得无影无踪。而且，仿佛还注定该是这样似的。当然，一般而言，这种消遁，并不是在我们拥有足以期许幸福的手段的同一天晚上发生的。我们往往还会抱有希望，还会努力奋争一段时日。可是幸福决不会就此降临。如果有一天，外界的障碍都被排除、被克服了，我们的天性就会将斗争由外部转向内部，我们的内心会渐渐地起变化，直到变得另有所好，不再属意眼看就要到手的东西。要是情况变化得过于迅速，我们的内心来不及跟上的话，天性也不会就此放过叫我们就范的机会，它会用别的办法——没错，那种办法会比较迟缓一些，会更微妙一些，但照样会奏效。于是，就在最后那一秒钟，眼看要到手的幸福倏然离我们而去，或者说，天性靠着一股邪劲儿，让我们到手的东西生生地毁掉了我们的幸福。当天性在一桩又一桩事情，在生活的一个又一个领域中连连受挫之时，它就会使出撒手锏，使幸福具有一种心理上的不可能性。幸福这件事，是无法实现的；与它互为表里的，是极度的苦涩。
我手里攥着这一万法郎，可是一点也派不上用场。不过我还是很快就把这笔钱花完了，即使当真每天送花给吉尔贝特，也未见得会花得这么快。原因是一到黄昏时分，我就愁绪无法排遣，休想在家里待得住，非得到那些我并不爱的女人怀里去哭个痛快不可。向吉尔贝特献殷勤这茬儿，我现在根本不去想了；一想到去吉尔贝特家，我就痛苦万分。头天我还觉得重见吉尔贝特是美妙无比的事情，现在我却觉得这远远不够了，因为，即使见了她，总还有那么多不在她身边的时间，我怎么放心得下呢？一个女人就是这样，往往在她自己并不知晓的情形下，凭借她给我们带来的新的痛苦，强化了她对我们的控制，而同时也强化了我们对她的要求。这个女人用这份痛苦，给我们套上又一重链索，把我们缚得愈来愈紧，而与此同时，我们原先觉得挺放心，以为足以拴住她的那根链索，这下也勒紧了。上一天我还可怜巴巴的，只消偶尔能见几次吉尔贝特就心满意足，唯恐惹她不高兴，现在我却不满足了，恨不得再提好些别的条件。因为，恋爱和战争情况恰恰相反，在恋爱中吃了败仗，反而会态度更强硬，提的条件更苛刻，不过当然，前提是他还有提条件的资格。我和吉尔贝特的情形并非如此。所以，首先我不想再上她母亲家去。我一个劲儿对自己说，吉尔贝特不爱我，这我早就知道了，她呀，我想见就能见，不想见，就慢慢把她忘了。可是这些想法好比一张治不了病的药方，跟不时浮现在眼前的那两条平行线，跟吉尔贝特和那个年轻人缓步融入香榭丽舍大道的情景相比之下，这些想法显得苍白无力，丝毫不起作用。那是一种新的痛楚，它早晚也会消退，那幕情景终有一天会滗除毒质再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正如我们可以摆弄致命的毒药而并不涉险，可以用少许火药点烟而无须担心引爆。在我身上，有一股力量在向我反复显示吉尔贝特黄昏散步的情景，而此刻，有另一股力量在奋力跟那股乖戾的力量抗争：为粉碎记忆的轮番进攻，想象力正朝相反方向成功突破。是的，前一股力量仍在向我展示香榭丽舍大道上的那两个身影，以及过去的一些让我不快的场景，比如吉尔贝特在母亲要她留下陪我时耸肩的镜头。但是，第二股力量却勾勒出了一幅充满希望的蓝图；动辄受制的过去，跟前景诱人的未来相比，显得格外可怜。神情阴郁的吉尔贝特在眼前浮现一分钟，就会有许多个一分钟冲淡这气氛，我看到的她仿佛在想方设法跟我重修旧好，甚至要跟我订婚!诚然，诚然，由想象力引向未来的这股力量，其源头毕竟还是过去。吉尔贝特耸肩膀带给我的烦恼渐渐淡去，我对她的魅力的回忆——使我盼望她重新回到我身边的回忆，也随之消退。然而对我来说，过去还远远没有消逝。我仍然爱着我当真以为自己恨着的人。每回有人称赞我发型好、脸色不错，我总想她要是在场有多好。这段时间里有好些人表示想要接待我，可我讨厌这种交往，拒绝上他们家去。我还曾和父母赌过一回气，原因是我不肯陪父亲去参加一个晚宴，这天晚上蓬当夫妇和他们的侄女阿尔贝蒂娜说好也要去，当时，阿尔贝蒂娜还是个刚刚长大的孩子呢。生活中的不同时期，就是这样彼此交叠的。我们为了今天正爱着，而有一天会对她无所谓的女人，可以倨傲地拒绝去见一个我们此刻没放在心上，而明天却会爱上的女人，可要是我们同意了去见她，也许早就会爱上她，现在也就不会这么痛苦了，不过当然，没有这份痛苦，也总会有另一份痛苦。我的痛苦也是要变的。我惊奇地发现，在我内心深处今天是这种感情，明天却是另一种感情，它们通常都跟吉尔贝特有关，不是由这种对她的希望，就是由那种对她的惧怕引起的。跟我心目中的吉尔贝特相比，我得承认，另一个吉尔贝特，那个真实的吉尔贝特也许是全然不同的，她不会理会我是否为她感到遗憾，她大概根本不会想到我，不仅远远不如我想她想得那么多，而且比我臆想中的她想得还要少——当我独自一人面对想象中的吉尔贝特，我总会假想她在想念我，总会探究她对我的真实情感，幻想她一直有意于我。
有时，忧伤虽说程度在减轻，却始终没法儿从心头排遣开去，在这种时候，应该对两种情况加以区分，一种忧伤起因于对她不停地思念，另一种则是某些回忆唤起的，比如说一句伤人的话，或者收到的信里所用的某个动词。一场爱情会带来形形色色的忧伤，对此我们留待后文再说，在此我要说的是，这两种忧伤中，第一种远远不如第二种那般痛彻肺腑。这是因为我们对所爱的人的总体印象，始终栩栩如生地保存在心间，我们会给它蒙上光环，不失时机地美化它，因此它留下的印痕，不说是期盼的阵阵甜蜜，至少也是一种绵绵忧郁的宁静吧。(还应该注意到，爱情的忧伤往往因并发症而病情加重，病期拖长，久久难以痊愈，而使我们受折磨的那个人的形象，在其中没有起什么作用。这就好比在某些疾病中，病的起因可能微不足道，跟持续的高烧、迟迟不能康复的病情进展相比，显得并不相称。)不过，如果说我们对所爱的人的整体印象往往反映了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那么具体而微的回忆——那些刺人的话语、充满敌意的来信(从吉尔贝特那里，我只收到过一封这样的信)——却并非如此，你不禁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她整个人都融入这些回忆的琐屑，有了一种咄咄逼人的意味，跟我们平时对她的总体感觉大不相同。这是因为我们看信时，不会像凝神望着心上人那样胸中充满宁静而忧郁的惋惜之情；我们按捺不住心头的骚乱，急于知晓到底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不幸要降临到我们身上。这种回忆唤起的忧伤，成因自有不同；它来自外部，沿着一条最折磨人的路径抵达我们的心灵。我们以为心爱的女友的形象向来如此，一直没变，其实这个形象是经过我们一再更新的。残酷的回忆则早于这个更新的形象，它属于另一个时代，见证了令人不堪回首的往昔，如今这样的见证已经是少而又少了。这个往昔依然存在，但我们却似乎在心头抹去了它的痕迹，用一个美好无比的时代、一个人人相亲相爱的天堂取代了它，而这些回忆，这些信，把我们拉回到现实，使我们的心痛楚地揪紧，感觉到我们日复一日怀在心里的那种缺乏理智的希望，离现实有多么遥远。这并不是说现实就该永远不变，尽管有时候情况确实如此。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女人，我们没想再见到她们，而对我们并非故意的冷淡，她们也自然而然地报以同样的冷淡。不过，由于我们不爱她们，我们便不会去在意已经有几年不见她们了，而且在论证彼此不相见能产生怎样的效果时，我们会忽略这个反例，正如相信预感的人会忽略预感没有实现的实例一样。
但是，彼此不相见毕竟是会有效果的。总有一天，重见我们的欲望、兴趣会在此刻无视我们存在的那颗心中重新萌生。只是得要有时间。而我们对时间的需求，正如心对改变的需求一样过分。首先，时间恰恰是我们最不愿付出的东西，因为我们所受的折磨已经够残酷了，我们急于看到它快点结束。其次，另一颗心改变所需要的时间，我们的心也会用来改变它自己，所以在我们原定的目标眼看要实现之际，它很可能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目标了。不过，说目标会实现也好，说只有通过等待才能得到幸福(这时我们已经感觉不到幸福)也好，虽然都说得没错，但都只说对了一半。幸福总是在我们已经对它无所谓的时候来临的。正是这种漠然的态度，才使我们变得不那么苛求，才使我们相信它当初应该会让我们欣喜若狂的(其实当时我们说不定觉得它很不圆满)。一个人对于自己并不关心的事情，是不会苛求，是缺乏判断力的。我们所不爱的人的言笑盈盈，相对于我们的冷漠而言可能已经是过分了，但对我们的爱情而言，却也许还是远远不够的。温柔的话语、约会的提议，我们如今想到的只是它们可以带来多少欢乐，而不是我们当初是怎样急于看到下文，以及这种猴急是怎样说不定毁了一切的。因此，当我们已经无法享受它，当我们已经不爱时才姗姗来迟的幸福，究竟是否就是我们曾为得不到它而痛心疾首的那同一个幸福，这确实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有一个人能回答，那就是当时的那个我们；那个我们已经不复存在；而且，即使那个我们还能回转，幸福——无论是不是那同一个幸福——大概也会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的。
我一边等着看一个梦(尽管后来我对它也不在意了)里的事情是否真会发生，一边想入非非，就像当初刚认识吉尔贝特时那样，想象她当面或在信里请求我原谅，向我表白她只爱过我一个人，执意要嫁给我，一幕幕缠绵的场景相继浮现在我眼前，吉尔贝特和那个年轻男子的形象，由于得不到养料的补给，终于在脑海中渐渐淡出了。要不是做了一个梦，我那时也许就会到斯万夫人府上去了，在梦里，一个朋友(我认不出是谁)对我背信弃义，还把我也看成那样的人。梦中痛苦不堪的我猝然醒来，只觉得痛苦依旧，我努力回想梦中见到的这个朋友到底是谁，他有个西班牙名字，可我已经记不清了。我着手释梦，同时扮演约瑟和法老的角色[163]。我知道有许多梦里人的外貌是不足信的，那是可以伪装，甚至可以把脸换掉的，就像不学无术的考古学家在修复大教堂残缺的圣像时，把一尊圣像的头安在了另一尊的身体上，而且连它们的特征和名字也弄混淆了。梦中人物的外表是可能让我们上当的。对心爱的人，我们只能凭自己所承受的痛苦认出她来。我凭梦中的痛苦知道，那个刚才对我背信弃义，此刻还令我心头作痛的姑娘，就是吉尔贝特。我回想起最后一次见她的那天，她母亲不许她去上舞蹈课，她不知是成心，还是装出来的，模样怪怪地笑了起来，不肯相信我对她的一片诚意。这个回忆使我联想起另一段往事。那是很久以前了，斯万不相信我是当真的，认为我不会成为吉尔贝特的好朋友。我给他写信也无济于事，吉尔贝特跑来把信交还给我，脸上也带着这种让人难以捉摸的笑容。她没有一下子把信给我，我还清楚地记得繁密的月桂树后面的那幕场景。一个人痛苦时，思维就会转向精神的层面。吉尔贝特此刻对我的反感，我觉得就像是生活对我的惩罚，惩罚我那天做错的事。我们总以为，躲过了危险，比如说穿马路时避开了车子，就躲过了惩罚。其实，惩罚来自内部。事故往往来自意想不到的方向，来自我们自身，来自心灵。吉尔贝特的那句“您要愿意，我们就耗下去”，使我不寒而栗。我想象她在家里的储物间里，跟香榭丽舍大道那个年轻男子在一起时，兴许也是这样的吧。我曾(在前一段时间)以为自己宁静地置身于幸福之中，如今我放弃了幸福，又以为至少得到了平静，而且可以就此保持下去，其实我都想错了。只要另一个人的身影还在我们心中难以磨灭，那么，随时会被毁灭的就不仅仅是幸福；当幸福从眼前消逝，当我们受尽折磨，渐渐变得麻木的时候，那种所谓的平静，跟先前的所谓幸福，同样迷惑人，同样不可靠。我之所以会归于平静，是因为那借助梦境进入脑际，改变我们的精神状态，改变我们欲望的东西，也在慢慢消亡，世间没有真正持久、永恒的东西，痛苦亦然。而且，为爱情而痛苦的人，正如某些病人一样，是自己最好的医生。既然只有造成痛苦的人才能给他们以慰藉，既然那人是痛苦的根源，那么，他们最终也就只能从痛苦中寻到止痛的药方。到时候，痛苦自会把药方显示给他们，因为就在他们反反复复受着痛苦煎熬的过程中，痛苦会让他们看到自己所思念的人的另一面，这另一面或是可怕之极，使人再无见她之念(因在与她欢聚之前，先得使她受苦)，或是可爱之极，使人只当这臆想的温柔真就是她的优点，以此作为企盼的依据。但是，在我身上重又苏醒的痛苦，即便终于缓解了也是枉然，我打算尽量少去斯万夫人家。这首先是由于，对堕入爱河而被抛弃的人来说，作为生活主要内容的等待——即使是暗中的等待——这种情感，必然会发生变化，尽管表面上一仍其旧，但取代先前情感的另一种情感，其实是恰恰相反的。前一种情感，是一些使我们备受折磨的事件的后果或反映，即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等待，其中夹杂着惧怕，正因为我们所爱的人没有新的消息，我们就更想立时就能做些什么，但我们不知道一旦采取某个步骤(在这以后，也许就不再有可能采取其他步骤)，接下去会是怎样的情形。然而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看到，使等待得以持续的，并不是对亲身经历的过去的回忆，而是对想象中的未来的企盼。从这一刻起，等待就变得几乎是愉快的了。然后，前一种情感又会持续一小段时间，让我们养成在期望中生活的习惯。我们赴最后几次约会期间内心感到的痛苦，痕迹宛然还在，但毕竟已经变淡了。我们无意去复苏它，何况我们也看不清现在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在心爱的女人身上占有的地方稍多了一些，就更觉得尚未占有的那些地方对我们至关重要，然而，既然新的欲望必定会从满足中滋生出来，那些地方也就注定了是不会减少的。
后来，又有另一个理由让我就此当真不上斯万夫人家去了。这个稍晚形成的理由，并非我忘记了吉尔贝特，而是我竭力想快点忘记她。诚然，自从巨大的悲痛渐渐缓解以后，拜访斯万夫人就又成了抑制心中尚剩忧伤的镇痛剂，成了消遣散心的活动(这样的镇痛剂、这样的消遣散心，当初对我来说是多么珍贵啊)。但是，作为镇痛剂有效的成分，对消遣散心却并不适用，也就是说，这种拜访跟我对吉尔贝特的回忆之间，有着过于紧密的联系。要想消遣散心，就必须调动种种跟吉尔贝特没有任何关联的思绪、意念和**，去跟一种情感，一种由于吉尔贝特不在跟前而无法变得更强烈的情感相抗衡。这些跟我们所爱的人不相干的意念，会因此而占据一片地盘，它起初尽管很小，却是从原先占据整个心灵的爱情那里夺过来的。我们应当设法给这些意念补充养分，让它们不断壮大，这些被引进精神世界的生力军，会趁那种情感退化成回忆的当口，跟它展开争夺战，从它那儿夺得愈来愈多的地盘，直至最终占据整个心灵。我意识到，这是扼杀爱情的唯一办法，我还年轻，还有足够的勇气去这么做，去承受最难忍的痛苦，因为我坚信，尽管要花时间，但我一定会成功。现在我给吉尔贝特的信里，闪烁其词地把我不肯见她的理由归结为我俩之间某个神秘的误会，我一心指望吉尔贝特来问我，这个完全莫须有的误会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求我做出解释。但事实上，即使在极其一般的交往中，当收信人知道信上某句隐晦的、骗人的、指责的话，是对方有意试探他，他也就会乐不可支地庆幸自己握有——牢牢地握有了——操纵整个局面的主动权；此时他是绝不会要求做出解释的。当双方关系非常亲密时，情况更是这样了，纵使爱的一方滔滔不绝，不爱的一方依然冷若冰霜。吉尔贝特对这个误会既不质疑，也不好奇，这样一来，我倒反而弄得像真有这么回事似的，每封信里都要提到这个误会。这种虚幻的处境和矫饰的冷淡，却自有一种魔力使你无法从中自拔。我每每写到“自从我们的心分开以后”，心里就盼吉尔贝特回信说：“可它们并没分开呀，我们谈谈吧。”到头来我自己都相信它们当真是分开了。我一次次地说：“我们的生活可以改变，但我俩的感情是无法抹去的。”就指望最后能听到她说：“没什么好改变的呀，我俩的感情不是比以前更深了吗？”
重复多了，我自己都相信生活确实是改变了，而我们将在回忆中保留那已经不存在的感情，这就像一个神经质的人装病，装到后来真的成了病人。如今我每次要给吉尔贝特写信，都得提到这一想象出来的改变，而她既然在回信中对此只字不提，那就等于是默认，这一改变从此也就存在于我俩之间了。后来吉尔贝特不再保持沉默了。她也采纳了我的观点。我每次都对吉尔贝特这么写：“生活可以把我们分开，但对相聚时光的回忆永远埋在我们心间。”她的回答总是：“生活可以把我们分开，但它无法让我们忘怀那段对我们弥足珍贵的美好时光。”就好比在招待国宴上，来访国国家元首的答谢词总是跟东道国国家元首的致辞大致相仿的。(其实，我俩谁也说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生活究竟为什么把我们分开了。)我的心不再那么揪紧了。有一天，我在信上告诉她，听说香榭丽舍那个卖麦芽糖的老妇人死了，我写道：“我想您也会感到难受的，它唤起了我的许多回忆。”写到这儿，我不禁泪如雨下，因为我发现我说到爱情用的是过去时，仿佛是在说一个几乎被人忘记了的死者似的，其实尽管我不很情愿这么想，但我始终觉得这爱情还活着，至少是还会复活的。还有什么东西，能比已经不愿再相见的朋友之间的通信更温情脉脉呢。吉尔贝特的信既客气又得体，就像我写给那些不熟悉的朋友的信一样，而对我来说，能看到她写来的这些客套话，心里已经是甜滋滋的了。
不过，每次拒不见她，在我渐渐变得不那么难受了。而由于她对我来说不如以前那么珍贵，带着痛楚的回忆在不停地重现中失却了威力，不足以摧毁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在我心中日渐增强的魅力了。每逢这种时候，我就后悔当初放弃进入外交界的机会，为了不离开一个我以后不会再见到，而且几乎已经忘记了的姑娘，而选择一种定居的生活。我们为了某个人构建自己的生活模式，当最后终于可以接待她的时候，她却不来了，接着她就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只剩我们自己，被囚于这种为她而设的生活之中。如果说我父母觉得威尼斯对我来说太远也太热，那么去巴尔贝克全无旅途劳顿之虞，总该说是很方便了吧。可是这样一来，势必就得离开巴黎，不能去拜访斯万夫人了，虽说这种拜访已经很难得，但我毕竟还能时不时听到斯万夫人说起她的女儿。我渐渐从这样的拜访中感到了某些与吉尔贝特无关的乐趣。
春天临近，天气回寒，在冷冽的冰圣徒节和骤雨夹雪的圣周，斯万夫人因为怕冷，常常在家里裹着裘皮接待客人，她的双手和肩膀缩在长方形的硕大手笼和洁白发亮的披肩里面，手笼和披肩都是貂皮的，她从外面回来没将它们除下，看上去就像比屋外的白雪更耐久的最后两撮冬雪，炉火的烘烤和季节的转换都没能让它们消融。这凛冽寒冷而又鲜花绽放的几个星期的全部真谛，就是在这个此后我不曾再去的客厅里，由一些更令人陶醉的白色，例如绣球花，向我揭示的，这些花儿簇聚在高高的、**的茎秆上，宛如拉斐尔前派画作中线条分明的灌木丛，球形的骨朵分而有合，像报信天使那般洁白无瑕，散发出柠檬的清香。当松镇的这位女主人，知道到了四月，即使天气寒冷，也总会有鲜花开放，她知道冬季、春季和夏季并不如城里人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那些城里人直到初夏来临，还以为这世界就只是些光秃秃的房屋兀立在雨中。斯万夫人有贡布雷的画匠把花送来，是不是就够了？她是不是还要通过指定的花店给她送来地中海沿岸早熟的鲜花，以弥补尚嫌不足的春意呢？这我不得而知，也并没在意过。斯万夫人那冰晶闪烁的手笼边上，绽放着绣球花，它们就足以让我怀上思乡的忧郁了(在女主人的心目中，摆上这些绣球花，也许只是如贝戈特所说，让它们跟屋里的摆设和女主人的服饰组成一部《白色大调交响曲》)。它们提醒我注意，《圣礼拜五的奇迹》代表着一种大自然的奇迹，我们如果能更聪明一些，每年都可以亲眼目睹这样的奇迹；白色的花儿散发着清香，那是一些我叫不出名字，但在贡布雷散步时屡屡驻足凝望过的花儿的香味。有了这些绣球花，斯万夫人的客厅也就变得如同当松镇斜坡上的小路一样纯洁无瑕，一样在没有叶片的枝头缀满烂漫的花朵，一样充盈着清冽而明净的芳香。
可是我真该不再去想那条小路才是。这样的回忆，弄不好就会让我对吉尔贝特仅存的那点儿爱情就此延续下去呢。于是，虽说上斯万夫人家已不会引起我的痛苦，我还是很少上她那儿去，想尽量少跟她见面。不过，既然我仍留在巴黎，我有时也就答应和她一起去散步。阳光明媚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天气暖洋洋的。我因为知道斯万夫人总在午饭前出门一个小时，到星形广场附近的布洛涅林苑大道去散步(那会儿大家管这地方叫穷光蛋俱乐部，原因是经常有小老百姓去那儿一睹平时但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富翁贵妇的风采)，就请求父母允许我星期天——其余的日子我中午都没空——晚一点吃午饭，先出去散会儿步，到一点一刻再回家吃饭。五月里，吉尔贝特去乡间朋友家了，所以我每个星期天都去散步。正午时分我来到凯旋门，守候在林苑大道的路口，眼睛盯住斯万夫人要从那儿出来的小路拐角，她家离这儿只有几米远。由于是中午，许多散步的人都回家吃饭了，街上剩下的人寥寥无几，大多衣着入时、举止优雅。
蓦然间，在那条铺着细沙的小路上，只见姗姗来迟的斯万夫人脚步轻缓地款款而行，犹如只在正午盛开的最美的花儿，周身繁丽的衣饰，色彩每次不同，但我记得最牢的是淡紫色；她举起长长的伞柄，在最为光彩动人的那一刹那，撑开一把宽幅阳伞的绸面，上面是跟长裙上的花瓣同样的颜色。在她周围是一队随从；其中有斯万，还有四五个上午去她府上或是她在路上碰到的俱乐部成员：这支黑灰相间的驯顺队伍，簇拥着奥黛特近乎机械地前行，仿佛一副没有生命的框架将她围在中央往前移动，让人觉得这个唯一目光炯炯的女人正越过这些男人，犹如越过面前的窗户注视着前方。她纤弱而无畏，浑身上下闪耀着柔和的色彩，就像是属于一个不同的、陌生的、尚武的种族，而她就凭此孤身与众多的随从相抗衡。晴朗的天气，还没给她带来不便的阳光，都使她感到愉悦。她笑吟吟的，犹如一个完成作品后再无任何顾虑的艺术家，神情自信而安详，确信自己的装束——即使那班趣味低俗的行人欣赏不了——是品位最高雅的。她是为自己、为朋友而穿着，自然无须过于刻意，但也不可漫不经心；胸衣和长裙上的小花结在身前轻盈地摆动，仿佛那是些她并未忽略它们存在的小生灵，只要它们能跟上她的脚步，她便大度地听任它们按自己的节律翻飞曼舞。她手上的那把阳伞，往往在她出现时还没打开，她看着这把淡紫色的阳伞，仿佛这是束巴马的紫罗兰，当她那愉悦而温柔的目光不是投向友人，而是投向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件时，它看上去仍然在微笑。就这样，斯万夫人为自己的装束保留了，或者说拉开了一段距离，一段高雅充盈其间的距离，那些正和她熟稔地交谈的男子，对这段距离既敬畏又悦服，从他们的神态中可以看到某种诚惶诚恐的意味。他们在喟叹自己无知的同时，承认这位女友对自己该怎么装束确实是最了解、最有决定权的，这就好比承认一个病人对自己该格外注意什么最了解、最有决定权，承认做母亲的对子女该受怎样的教育最了解、最有决定权一样。斯万夫人出来得这么晚，何况身旁跟着这么一帮对行人似乎视而不见的扈从，这就让人不免想到她在那儿度过漫长的上午，待会儿还要回去吃午饭的那座宅邸；她的步态这么悠闲，就像漫步在自家的花园里，由此可见那宅子离得很近，她仿佛把宅子里的那份阴凉都随身带了过来。但尽管这样，见到她还是让我对户外空气的暖意有了进一步的感受。我已经在心里认定，她的装束，是按照她所熟谙的礼拜仪规，通过一种必要的、唯一的方式跟季节、时刻联系在一起，变得相容无间的。正因如此，那顶柔软草帽上的花儿，还有长裙上细细的飘带，在我看来就如花园和树林中的花儿一样，开在五月天里是再自然不过的；我要感受季节带来的新变化，只消把视线抬到她那把伞的高度，它张开在那儿，犹如另一爿离得更近的、宽厚的、活动的、蓝色的天空。虽然那些仪规是至高无上的，它们却屈尊纡贵，向着清晨、春天和阳光表示它们的——斯万夫人也因而表示她的——敬意，可我觉着清晨、春天和阳光并没由于得到一位如此高雅的女士的青睐而受宠若惊。为了它们，斯万夫人特地穿了一袭色泽更明亮、面料更轻盈的长裙，宽松的领口和袖口让人想到微微出汗的颈脖和手腕，她为它们费心费力，就好比贵妇人高兴地俯允到乡下去看望村民，尽管村里上上下下没人不认识她，可她还是执意要在这天穿一身村姑的装束。我等斯万夫人一到，便向她问好，她让我站住，笑吟吟地对我说“Good morning”。我们一起走了几步。这时我明白了，她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遵守这些穿着打扮的仪规，犹如那是一种智慧的最高形式，她身为大祭司理应照它行事。因为，当她觉得走得热了，她便解开短外套上扣得整整齐齐的纽扣，或者干脆脱下来交给我，于是我在她的衬衣上看见了一大堆缝纫制作的细节，要不是她脱了外衣，这些细节是任谁也发现不了的，就好比作曲家煞费苦心为各声部写下的分谱，听众通常是听不到它们的音响效果的。而那件搭在我臂上的外套，也让我看见了袖口上的精美细节，我久久地注视着它们，一半是出于好奇，一半也是想献献殷勤，那条色泽迷人的缎带，那截淡紫色的衬缎，平时都是没人看得见的，但做工之精细一如衣服的正面。就好比大教堂里那些隐蔽在高处栏杆后面的哥特式雕塑，这些雕像之精细，堪与宽大的门廊上的浮雕媲美，但是平时没人会看见离地八十尺高处的这些雕像，直到有一天，有位偶然到此一游的艺术家发兴想爬到高处俯瞰全城景致，才在两座塔楼之间发现了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