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三下午，彼得·克鲁特肯定是华盛顿唯一没有关注总统女儿被射杀消息的官员，因为他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在原子弹爆炸的威胁上了。

作为联邦调查局副局长，他几乎要全面负责局里的各项事务。克里斯蒂安·克里只是名义上的领导，统管全局，保证一切都在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指导下有序运行，而总检察长也正是他自己。这种职位上的重叠总是让彼得·克鲁特很困扰，而且特勤局经常处于克里的领导之下，这也让他很头痛，因为他不喜欢权力过于集中。他还知道，联邦调查局的组织名单上单独列出了一个精英小组，由克里直接领导，这个特别安保小组由克里斯蒂安·克里从前在中情局的旧部组成，同样让克鲁特感觉很不舒服。

但原子弹威胁事件可是彼得·克鲁特亲自负责的任务，他要自己完成这场演出。幸运的是，他得到了一些特别的调查方向，并且参加了智库研讨，直接商议发生在国内的核威胁事件。如果要说有什么人是这种特殊事件的专家的话，非他克鲁特莫属。他现在也不缺人手，因为克里任职期间，联邦调查局的雇员数量增长了三倍。

当他第一次见到这封恐吓信以及附带的图表时，就按照惯常指示的基本要求而采取了及时行动，但他还是因为恐惧而心头一凛。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恐吓已经有过几百回了，偶尔也有几次像那么回事，但是都比不上这封信这么有说服力。所有这些恐吓信他们都没有对外透露，这也是总指示的要求。

克鲁特立即将这封信转交到位于马里兰州的能源部指挥所，并不惜动用了特别通信设备。他还向能源部的搜查队报了警，搜查队的基地在拉斯维加斯，简称NEST。NEST已经派出了他们的小分队，携带各种工具和探测设备飞往纽约。其他经过特别训练的员工也将乘飞机抵达市区，然后他们会使用经过伪装、载有复杂设备的货车搜查纽约的各条街道。直升机也会派上用场，地面人员则携带装有盖格计数器的箱子走遍整个城市。但这些都不是让克鲁特头疼的地方，他只要派遣携带武器的联邦调查局警卫来保护NEST的搜查人员就可以了。他真正感到困难的工作是要找出写恐吓信的混蛋。

马里兰能源部的人已经研究过这封信，并且交给他一份关于写信者心理状况分析的材料。这些家伙真够了不起的，克鲁特想——他真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分析出来的。当然了，这封信暴露出一条明显的线索，就是恐吓者并没有索要钱财。而且，信中还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一拿到那份心理报告，便派出了一千人前往调查。

报告上说，写信者可能很年轻，而且受过高等教育，他可能是名牌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仅仅依靠这一条信息，克鲁特花了几个小时就找到了两个很符合描述的嫌疑人。接下来的工作就很简单了。他忙碌了一夜，给实地调查团队下达各种指示。当他得知特丽莎·肯尼迪遇害之后，他果断地将这件事从脑子里清除出去——除了灵光一闪的某个瞬间，他想到所有这一切也许都是通过某种方式关联在一起的。但是今晚的工作是要找出写恐吓信的人。感谢上帝，写信的混蛋是个理想主义者，这样的人比较好追踪。这个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贪得无厌的王八蛋，也会为了勒索钱财而做出类似的事情，但是要找到他们可就难上加难了。

在办公室等待消息的时候，克鲁特用计算机把过去曾经收到过的核恐吓信件整理存档。实际上，他们从来就没有发现过什么核武器，那些在试图拿钱时被抓住的敲诈分子都承认，根本没有什么核武器。有些人多少懂一点科学，就敢假充内行；其他人则是看到某本左翼杂志上有篇文章，记述怎样制造核武器，便从上面摘录了点可信的资料。那家杂志社本因受到外界压力而无法刊登这篇文章，结果事情闹到最高法院，法院判决该压制行为违反了言论自由。现在一想到这个判决，克鲁特还会气愤得全身发抖，这个该死的国家岂不是在自寻死路吗？有个发现引起了他的兴趣：两百多件类似的案子里，写信恐吓的没有一个是女人或黑人，甚至连外国恐怖分子都没有，都是一些该死的、纯种的、贪婪的美国人。

他整理完这些计算机文件之后，琢磨了一会儿自己的老板——克里斯蒂安·克里。他实在不喜欢克里行事的方式，克里认为联邦调查局的全部任务就是保卫美国总统。他不仅派特勤局执行保卫任务，而且还在每一个联邦调查局办公室成立了特别小组，主要任务就是侦测总统办公室中可能出现的危险。克里还从联邦调查局的其他部门抽调了很多人手进入特别小组。

克鲁特对克里的权力，以及他那个由前中情局人员组成的特别部门都心存疑虑。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彼得·克鲁特不知道，但他完全有权知道。那个部门直接向克里汇报，这可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因为联邦调查局这样的国家机关对公众舆论非常敏感。所幸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惹过什么麻烦。这个特别部门干过一些尴尬事，为了不把国会议员和他们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全给招来，克鲁特花了不少时间帮克里处理善后，免得他惹一屁股官司。

凌晨一点，克鲁特的副手来到办公室，报告说两名嫌疑人已经处于监控之中。他们手头的证据证实了心理分析报告上的信息，另外还找到了一些旁证，现在只差签发一纸逮捕令了。

克鲁特对副手道：“我得先向克里做个简要汇报，我给他打电话，你先别走。”

克鲁特知道克里应该在总统幕僚长的办公室，就算不在，那些全能的白宫电话接线员也能一路追踪到他。结果克鲁特第一通打到办公室的电话就找到了克里。

“那个特别案件已经圆满解决，”克鲁特说，“但是我想，逮捕他们之前，我应该先跟您汇报一下——您能出来一下吗？”

克里的声音有些勉强：“不行，我出不来。现在我得和总统在一起，你肯定理解的吧。”

“我能否先办事，以后再汇报？”克鲁特问。电话另一端沉默了好长时间，然后克里说：“我想我还是能匀出点时间让你过来的，如果到时候我没空，你就等一下，但是你得抓紧。”

“我马上就到。”克鲁特说。

两人都不会考虑通过电话进行简要汇报，那完全不可能，因为任何人都能通过无数的无线电波截取信息。

克鲁特赶到白宫，由保卫人员带着进入一间小接待室。克里正等在那里，他拆下了假肢，正隔着长袜按摩那条残腿。

“我只有几分钟时间，”克里说，“还要和总统一起开个大会。”

“耶稣啊，我真为他难过，”克鲁特说，“现在他怎么样了？”

克里摇摇头：“我们是绝不会明白弗朗西斯的想法的，他似乎还行。”他有些迷惑地摇摇头，然后直入主题，“好吧，说说恐吓信的事吧。”他看着克鲁特，多少有些厌恶的神情，这个男人的外表总是让他反感。克鲁特是这样一种人：永远精神抖擞，衬衫和西装永远平顺笔挺。他总是系着羊毛领带，打方结，一般都是浅灰色，有时也换成沉重的黑色。

“我们已经盯上他们了，”克鲁特说，“是两个年轻小伙子，二十岁，在麻省理工的实验室工作。两个都是天才，智商高达160，富裕家庭出身，左翼，参加过反核示威游行。这两个小子都能接触到绝密文件，他们符合智库作出的推断：他们就在波士顿的实验室工作，接一些政府和大学的项目。几个月前，他们去过纽约，有个家伙找小妞来让他们开心了一把，那家伙肯定这两人还是第一次。真是要命的组合——理想主义和年轻人的愤怒荷尔蒙。现在他们已经被我的人控制住了。”

“你有确凿证据吗？”克里斯蒂安问道，“具体的物证？”

“我们没有审讯他们，甚至都没有指控他们，”克鲁特说，“这是预防性拘捕，原子弹法案中规定我们有这个权限。只要我们抓住他们，他们一定会招供，并告诉我们那个该死的玩意儿在什么地方——如果他们真装了一个的话。不过我觉得应该没有，恐吓信上写的都是屁话。但这封信肯定是他们写的，他们符合心理报告上的分析，而且写信的日期也对——就是他们登记入住纽约希尔顿酒店的那天，这下就铁证如山了。”

政府机关就是资源丰富，计算机以及高级电子设备等等应有尽有，克里斯蒂安对此总是感到很佩服。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能对任何人实施窃听，无论被窃听者采取了什么样的防范措施。这实在让人惊叹。那些计算机在不到一小时内就能扫描到全城酒店客人的登记信息，还能处理其他的复杂问题。当然，这一切的费用也高得令人咋舌。

“好，我们得抓住他们，”克里斯蒂安说，“但我不确定你能否让他们招供，这些小子都精得很。”

克鲁特注视着克里斯蒂安的眼睛：“好吧，克里斯，如果他们不肯招供，而我们又是个文明国家，那就让原子弹爆炸，死几千个人好了。”他笑了一会儿，几乎有点居心叵测的意思，“要么你就到总统那里，根据《核武器控制法案》第九条，请他签署一份医学手段审讯的命令。”

这其实才是克鲁特来的最终目的。

克里斯蒂安一晚上都在想办法寻找其他出路。他一直都不敢相信，美国这样的国家竟然也有这种秘密法律。媒体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密这份法律，不过媒体老板和国家首脑之间的契约此时又发挥了作用。因此，这份法律公众并不知情，其实还有很多监控核技术的法律，公众都不知道。

克里斯蒂安很了解“第九条”，即便从他这个律师的角度来看，这一条款都让人震惊，这条法律最令他反感的正是它的专横野蛮。

“第九条”的核心内容，是规定总统有权下令实施一种大脑化学扫描，也就是直接用于大脑的测谎仪。开发这项技术的目的就是让任何人都说实话。如果有人安放了核装置，就可以通过这项专门法律来榨取他们脑中的信息。这条法律刚好适用于这次事件。用不着严刑逼供，受审人也不会遭到任何生理上的折磨。过程很简单，就是测量受审人大脑中的化学反应，以证实提问的时候，他们对每个题目都能据实以告。一切都很人性化，唯一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没人真正知道测试过后，大脑到底会产生什么变化。实验显示，在极少数个案中，测试可能会导致受审者记忆力丧失，以及轻微功能丧失的情况。他们会隐瞒这一点——这么做未免有些伤天害理——不过老话不是说过嘛，有得必有失。真正的问题是，测试还有十分之一的概率，会造成彻底的记忆力丧失，就是完全的、长期的遗忘症。受审者的整个过去都会被完全抹掉。

克里斯蒂安道：“说服他签字同意的胜算不大，不过恐吓信能和劫机事件还有刺杀教皇联系上吗？就连那个关在长岛监狱的家伙看起来都像是个诡计，这些会不会都是阴谋，是敌人搞的烟幕弹和诡雷陷阱？”

克鲁特仔细审视了他半天，就好像在反驳他刚才的那番回答。“可能就是阴谋，”克鲁特说，“不过我怀疑这和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巧合是一样的。”

“这样的巧合往往造成悲剧。”克里斯蒂安苦笑着说。

克鲁特继续说道：“这两个小子只是在用他们天才的方式发疯而已。他们关心政治，一直都惦记着世界可能遭遇核危险。不过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当下的政治纷争。什么阿拉伯、以色列，什么美国的穷人富人，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他们就恨不得这个地球转得再快一点才好。你也知道，”他鄙夷地笑笑，“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上帝，刀枪不入。”

不过有一件事克里斯蒂安不能不管。两次事件造成的政治余波正在四处蔓延，希望事态别发展得太快，他想。弗朗西斯现在很危险，他必须得到保护。或许，他们可以利用这两个事件，让它们相互制衡。

他对克鲁特说：“听着，彼得，我下面要说的行动是最高机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去把那两个小子抓起来，然后送到我们华盛顿的医学审讯部。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还有特别小组的几个特工知道。让他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核武器控制法案》，得绝对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看见他们，除了我之外任何人不得跟他们交谈，审讯由我亲自进行。”

克鲁特看他一眼，目光有些怪异。他可不喜欢克里的特别小组接管这次行动：“医学小组希望先见到总统签署的命令，才敢把化学物质注射到两个年轻人的大脑中。”

克里斯蒂安说：“我会请示总统的。”

彼得·克鲁特轻描淡写地问道：“这次行动的关键是时间，而且你说过除了你，别人不可以审讯他们。那么我能参加吗？如果你被总统那边的事情缠住了怎么办？”

克里斯蒂安·克里笑了笑：“不用担心，我会去的。除了我，谁也不行，彼得。现在跟我说说细节。”他脑子里还有别的事情要考虑，很快他要和联邦调查局特别小组的主管开会，指示他们对国会和苏格拉底俱乐部中的重要成员实施电子和计算机监控。

亚当·格莱斯和亨利·提波特已经把他们那个微型原子弹安置好了，那可是他们花了不少力气，动了不少脑筋才造出来的。也许是太为自己的劳动成果而骄傲，他们忍不住要检测一下这个炸弹是否可以帮助自己实现崇高的理想。

他们一直关注着报纸上的消息，但是他们写的信并没有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也没有任何关于这个话题的新闻。他们本想等当局满足自己的条件之后，再带着他们找到原子弹的，但他们却没有得到这样一个机会。他们被刻意忽略了。这样的结果让他们既害怕，同时也感到生气。现在看来，炸弹即将爆炸，几千人得死。不过这或许是最好的结果——还有什么办法能向世界警示原子能的危险呢？还有什么办法能让当局采取必要行动来加强防卫措施呢？他们已经计算过，爆炸将摧毁纽约市至少四到六个街区。他们问心无愧，因为在制造炸弹的时候，他们就确保放射粉尘的残留量达到最小。还是有些人要死的，他们觉得很遗憾，但这是人类必须付出的小小代价，这样人们才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认识到它们必须建立坚不可摧的防护措施，全世界各国都应该禁止制造核弹。

周三，格莱斯和提波特一直在实验室工作。等到研究室里所有人都回家，他们才商量是否应该给当局打个电话作为警告。一开始，他们的目的并非真的要引爆炸弹，只是希望那封警告信能够登载在《纽约时报》上，然后他们就会回到纽约，拆除那枚炸弹。但是现在似乎变成了各方意志力的博弈。他们会被当成孩子一样对待，受尽嘲弄吗？而实际上他们是可以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有人听他们的意见吗？说句良心话，如果政治机构滥用他们的科学成果，他们就不愿继续研究下去了。

他们选择纽约市作为惩罚的目标，是因为他们到此旅游时，发现邪恶的思想似乎渗透到大街小巷的每一个人。恶语恐吓的乞丐、肆意横行的机动车司机、粗鲁待客的商店店员，还有无数的盗贼、抢劫犯和杀人犯，这让他们感到惊骇。他们最为厌恶的地方就是时代广场，那里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一个爬满蟑螂的污水坑。皮条客、毒贩子和妓女们四处招徕生意，吓得格莱斯和提波特落荒而逃，躲回了位于郊区的旅馆。因此，他们义愤填膺，决定就把炸弹安置在时代广场上。

电视里播出特丽莎·肯尼迪被杀的画面时，亚当和亨利也同其他美国人一样震惊。但是他们还有些不满，因为这一事件分散了人们对他们自己行动的关注，而原子弹爆炸才会给人类命运带来更为重要的影响。

他们还是紧张起来。亚当听到自己的电话上传来奇怪的嘀嗒声，而且注意到自己的汽车似乎也被跟踪了；路上有人从身旁经过时，他就像触电一般不舒服。他把这些感觉跟提波特说了。

亨利·提波特身材颀长，瘦骨嶙峋，就好像是透明皮肤下的血肉用铁丝串了起来。跟亚当相比，他的思维方式更科学，心理素质也更好。“你这是罪犯的典型反应，”他对亚当说，“这很正常。每次我听到有人敲门，都担心是联邦探员。”

“万一真的是呢？”亚当·格莱斯问。

“不要开口，等着律师来，”亨利·提波特答道，“这是最重要的。写恐吓信就能让我们坐二十五年牢，如果炸弹爆炸了，不过就是再多几年而已。”

“你觉得他们能找到我们吗？”亚当问。

“根本不可能，”亨利说，“我们已经销毁了所有可能留下痕迹的东西。老天爷，我们难道还不如他们聪明吗？”

这让亚当稍稍安心，但他还是有些踌躇。“或许我们应该打个电话，告诉他们炸弹的位置。”他说。

“不行，”亨利说，“他们现在都很警惕，我们一个电话，他们就马上能锁定目标，这是抓住我们的唯一办法。你得记住，如果情况有变，你就保持沉默。好了，我们该去工作了。”

亚当和亨利当天一直在实验室工作到深夜，真正原因是他们两人想待在一起，聊聊已经完成的行动以及接下来的对策。这两个年轻人都具有坚忍的意志，成长中所受的教育也是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并勇于藐视霸权。尽管他们推导得出神奇莫测的数学公式，甚至改变得了人类命运，但他们对现代社会各种复杂的关系仍然懵懂无知。他们在科学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心智上还没有长大成人。

他们正准备离开时，电话响了，是亨利的父亲。他对亨利说：“儿子，仔细听清楚。联邦调查局马上就要来逮捕你们，让你们见律师以前，什么也别说，一个字都别说。我知道——”

这时房门突然被打开，一群持枪的人一窝蜂涌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