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美人·寄公度

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背飞双燕贴云寒，独向小楼东畔、倚阑看。

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什么是乐观主义精神？这就是。这也是一位老兄在谪居中写的。

这是一个秋水长天的时刻，黄昏渐渐苍茫，深深地把人笼罩，风光早已不再明媚，却别具花朝月夕所不能有的寥阔。这个人独自凭栏，手握酒杯，看寒气中低飞的双燕，心里面有一些忧伤，有一些对命运的不甘，但他伫望的身姿，并没有因此而显出一点点颓唐。

这样的时刻，面对湖山暮色，烟波浩渺，有灵魂的人，谁能不生出浮世中的虚妄感？“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这是极尽沧桑的句子。回望长安，他的来路，只看见寒冷洁白的积雪，那是他意象里的京城，雪有多厚，那里的冷与残酷就有多深。但雪，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又是孤高而坚贞的，一如他对自己的期许——一个肝胆如冰雪的孤臣，被放逐的屈子。

然后，他仰望天空的眼眸里，就有了慢慢坚定下来的笑意。他希望，他相信，这首词的读者，那位亲切的故人，早晚会去那高台之上，折下最早开放的一枝梅花，把那江南的春色寄来。

那枝傲雪开放的梅花，是故人的友情，是寒意里不灭的温暖，是终将到来的春天的讯息，更是他自己的信心。

一个人在逆境中保持乐观，要么，源于对时局胸有成竹；要么，是他无愧于心，可以坦然面对所有磨折。“小人长戚戚”，小人是很少有开心时刻的，情况不妙的时候，他们会更加咬牙切齿，哭天怨地。

你会由衷地觉得：这样一首词，多么豪迈清远，写下这首词的人，也该是高洁坦**的吧？千年之前，那个独自凭栏的人，传给后世读者们的信息，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位胸襟不凡的仁兄是谁呢？他的大名叫舒亶。在群星璀璨的宋代词坛，他没什么名气。事实上，在历史中，他也只是个小人物。而能够得到被后世偶然关注的机会，也完全是因为，在某次著名事件中，他的名字和名人牵连在一起，而且，是以极其不光彩的形象。

他就是在“乌台诗案”中，害得东坡先生差点一命呜呼的家伙。他是这起文字狱的制造者之一，因为整人的手段最恶毒，攻击的姿态最无耻，而荣登“当朝奸邪小人排行榜”。

收集东坡的诗文，夙夜埋首其中，寻找每一处可以深文附会的地方，然后，一顶顶的帽子扣过来：交结朋党，讥谤朝政，欺君罔上……在宽待文人的北宋，也快够杀头灭族了。他来势如此凶猛，几页纸就弄得朝堂之上人人自危，连宰相们都小心地闭上了嘴。

这是他生平最斗志昂扬的时刻，每一步都走得急切而干脆。谁都看得出，与其说为维护皇帝的尊严，还不如说，这位御史大人，是在为进行中的变法运动开道，清除所有拦在路上的人，不管对方来头有多大，名声有多显赫。

他选择了拿苏轼开刀。为什么呢？首先，苏轼是个大嘴巴，他当时远离朝廷，在地方上做太守。新法推行中的许多弊端，他亲眼看到，不敢明说，背地里和亲朋好友可真发了不少牢骚。他又擅长诗文，提笔一首一首，字里行间，少不得含沙射影。这一点尤其讨厌，因为他是名人，而名人的影响力总是大的。

然后，在朝在野，苏轼都有极好的人脉，新党中都多有他好友。尤其，他和蛰伏于洛阳的旧党领袖司马光交情深，明里暗里，为司马光的被罢免鸣了好多不平。所以，在新党眼里，苏轼这块拦路石，简直比司马光还碍事。

舒亶并不是单独跳出来的，他的同伴，还有御史台的一批同仁，如李定、何正臣等，大都是变法运动中经王安石选拔而崛起的政坛新秀——苏轼曾在诗文中讽刺地称他们为“新进”之流。作为大宋第一才子，偶像级人物，苏轼这种不屑的态度，对“新进”们来说，还真是挺伤人的。好在，现在他们不用忍气吞声了。

舒亶身在御史台，这是攻击政敌的天然好位置。御史台的人，理论上严禁参与党争，严禁与大臣们有私交，但，会被严禁的事，就说明永远不会禁得住。何况，御史也是人，也有个人想法，谁能管得住一个小小御史，在私下里，在内心深处，是个坚定的新法拥戴者呢？

舒亶就此被推上了前台，于聚光灯下兴风作浪。他干得很好，瞬间扳倒苏轼，而司马光以下的旧党主力，几乎被一网打尽。

“乌台诗案”，在文祸稀少的北宋政坛上，可谓一朵奇葩，诱人之处，连向来八面玲珑的副相王珪，都忍不住抛下了他的赌注。他受舒亶的启发，拿着苏轼的一首诗，跑到皇帝面前告状。诗是咏桧树的：“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珪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这话太毒了，意思是：陛下您看，苏轼他根本不认您当皇上，他这是谋逆啊！

不幸，皇帝没上这个套儿，宋神宗冷冷地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本来苏轼的事已经够烦了，朝堂乱成一团，后宫内，曹太后抱病求情，远在金陵的王安石也驰书进谏……焦头烂额之际，突然跳出个蹩脚的马屁精，企图侮辱皇帝的智商，宋神宗气不打一处来。

王珪身为副相，三朝元老，在北宋政坛上也算很有特色。其为官宗旨就是明哲保身，无过即有功。新旧两党打得炮火满天，他一直作无视状，此刻竟亲自来打小报告，实在有失相爷体统，碰一鼻子灰也是活该。由此也可见，能让这等老奸巨猾出手，“乌台诗案”于东坡和旧党的影响多么恶劣。

“乌台诗案”最终有了一个两党都不太满意的结局，但于苏轼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他只是被贬到黄州，由地方看管。一干涉案人员里，驸马王诜身为皇亲，第一时间给犯人通风报信，免官；王定国，老爱跟着苏轼喝酒鬼混，发配岭南宾州；弟弟苏辙降职外调；其他如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人，都被重金罚款。

舒亶很不满意，连上奏章，痛切陈词，要求将司马光、苏轼等人处死——读史至此，再心平气和的人也不禁愤怒了，你有完没完啊！用得着赶尽杀绝吗！

舒亶后来名列《宋史·奸臣传》，同时代名臣大儒在纸页里光芒四射，越发显得他这个小角色像苍蝇一样可厌了。

不过，若平心静气，从事件背后潜下去，把这“小人”的一生摊开来，从头阅读，也许会发现，事情还有更多角度，他的人生还有更多看点。

舒亶来自浙江慈溪的普通农家，求学于“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楼郁，于英宗年间考中进士，礼部考试中名列第一，此时年仅二十四岁。那是北宋英才竞出的时代，能够脱颖而出，可见其才华绝非泛泛。据说他博闻强记，挥笔成文，加上身材高大，眼神坚定，一眼望去，毫无疑问是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人。

年轻人初入仕途，任临海县尉，主管地方治安。上任不久，去抓一个喝多了殴打后妈的犯人，醉鬼嘛，看见官兵来了还耍横，县尉大人大怒，亲身上前，一刀斩之。

往好里说，这叫疾恶如仇；往坏里想，是草菅人命。舒亶自己也情知不像话，写了请罪表，主动辞职滚回家了。王安石听说后，倒很赏识他，变法正需此等猛人，遂调来京城。不久舒亶被派出使西夏，谈判疆界事宜。西夏跟宋朝刚打完仗呢，他就单枪匹马去了，被对方拿刀架在脖子上，仍大模大样，慷慨陈词，不让大宋丢一分面子，端的是条好汉子。

很快，舒亶成了新党的坚定拥护者——不管出于投机，还是真诚的理想，总之，为了维护变法，他连干了几件得意事，包括经手郑侠《流民图》一案，相应地，官职越来越高。

他办事的特点是严苛冷酷，冷着一张不会笑的脸，坐在堂上，俨然正义女神的仆人。所以后来，他就被派到御史台去了。

在御史台，除了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舒亶还有件被人戳脊梁骨的事。同属新党，并曾对舒亶有举荐之恩的张商英大人，有次写信来，附寄女婿的文章，说请指点一二。舒亶把信和文章都送到皇帝那去了，弹劾张商英以宰辅之重，干扰谏官工作。这个罪名不小，正好踩到皇帝痛脚上，张商英立刻被免职。

“真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啊！”人们骂道。不过呢，想象一下，皇帝也不是瞎子和白痴，龙案上现放着张商英的信，如果只是普通的文字交往，至于龙颜大怒吗？

《宋史》是元朝人编写的，成书仓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于史料常少甄别，随意采用笔记野史。关于舒亶的记载，多数取自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邵先生那是铁杆旧党啊，一本笔记，硬生生写成“新党罪行录”。所以，我很怀疑，关于张商英的事，其中另有隐情。

与邵伯温同时代的魏泰（新党背景）笔下，《东轩笔记》里，情况则是这样的：原来，张商英的女婿今年要参加科举，所以老丈人才来找舒亶，暗示帮一下忙，没料到，老交情敌不过舒大人的正义感，倒了个大霉。

过往恩情就算了，大家好歹同一个阵营，扳倒张商英，于公于私，一点好处都没有。干这种事，他到底怎么想的？

要解释清楚，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先把御史台的部门职能说一下。

从秦汉时起，“御史”就是专门的监察性官职，号为“治官之官”，首要职能是替皇帝监察百官。西汉时的御史府内有很多柏树，树上住了几千只乌鸦，每天黄昏，群鸦归巢，其势如黑云，蔚为壮观，御史府因此又被称为“乌府”“乌台”，这也是“乌台诗案”名字的由来。

栖身“乌台”的御史们，在其他官员眼里，也像是一群乌鸦，面有菜色，举止土气，神情阴沉，出现在哪里，哪里准没好事。上下朝时，大臣们扎堆聊个天，唯独御史身边方圆十米之内，人影寥寥无几——御史们自己都懒得互相搭理，更别说人情往来了。谁活腻了，才想到御史家拜个年，给他家小孩子塞个红包啊？

宋朝皇帝加强君权与中央集权，御史台的职能也强化了，集监察、弹劾、审判于一体。御史们对宰相、宦官、军事机构和皇亲贵戚都有监察权，还能参议朝政，荐举官员。最重要的是，“言官无罪”的传统继续发扬光大，有时候，明知道御史是在瞎弹劾，你还拿他没办法，只能自认晦气。

御史们的原则呢，通常是“宁杀错，勿放过”，管你三七二十一，风吹草动就扑上来，小到妻妾吵架，大到预谋叛逆，都要奏你几本再说。

这也是个很有职业前途的岗位。宋代宰执，常有从御史中丞升上去的。御史们平日里，都憋着股劲儿，想办大案、要案。最好能扳倒某显贵政要、皇亲国戚，这仕途上的资本就足了。舒亶之攻击张商英，有可能，就是这个动机。不过，从当时形势看，他这个时机又选得很不好，代价大而收益小。所以呢，我也有点怀疑，他说不定，就是被身为言官的强烈责任心给刺激得抽风了！

百官都讨厌御史，但皇帝喜欢。在皇帝眼里，这就是一群永远跟在百官尤其是两府宰执身后，咆哮着的皇家忠犬——话说回来，这么好用的走狗，谁不想拥有几只呢？排除异己，打击政敌，对付皇帝的猜忌……御史台能有自己的人，那可真是必需的。这就是舒亶能够突然之间异军突起、兴风作浪的原因。

但御史也不是好当的。要顶得住孤独，接受被人们当“瘟神”的命运；要当好道德标兵，以免被人质疑当御史的资格；由于不敢捞外财，御史通常都很穷；心理压力也大，盯着别人的时候，别人也正盯着你，只等你露出破绽……

他们气焰嚣张，其实又势单力薄，唯一的依靠是皇帝的信任，可这信任，并不是永不动摇的。

通常，皇帝会从年轻的底层官员中挑出御史人选。年轻才有锐气，才敢说话；最好是出身平民，家境普通，贫寒最好，富人家的孩子好逸恶劳，吃不得苦；官宦世家也不行，牵枝带蔓的关系太多，很难公正做事。最重要的，是对朝廷绝对的忠诚，以及公事上的正直无私。而偏执、严苛、孤僻……这些个性缺点倒无所谓，甚至更有助于做一个合格的御史。

能干好御史这差使，人格上肯定跟正常人有区别。拿好榜样来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拯包青天大人，就是从御史干过来的。

舒亶六亲不认，胆大妄为，简直天生就是当御史的料！而几纸奏折就能打动宋神宗，凭的可不就是那对皇帝的赤胆忠心、对社稷江山的无限热爱、对奸臣逆党的痛心疾首嘛！

他的数据又这么翔实：“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皇帝再爱东坡的才华，也不禁愤怒了——朕这在干利国利民的大事呢，能不能不要拆台？东坡呢，“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差点丢掉性命。而舒亶，也就以陷害东坡先生而遗臭万年了。

且慢，真的完全是陷害吗？东坡自己也直认不讳，大部分被指摘的诗文，他就是这意思，就是觉得新法有问题。所以，我们也不能责怪舒亶无中生有啊，他最多是上纲上线。

上纲上线，将对新法的不满，拔高到是对皇上的不满，是无“人臣之节”，在以三纲五常为无上法则的儒家政治体系里，后果是很可怕的。作为一个臣民，不管你私德多无瑕，才华如何横溢，曾立过多少功劳，从此，你都再无辩白余地……

舒亶想消灭苏轼，消灭苏轼身后的旧党，他这一招出的，实在是太险恶了，太残忍了，绝非正人君子所为。

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假设另一种可能性：如果他是真的坚信不疑地认为，为了大宋社稷，苏轼该死呢？

他是新党，新党的共同信念是：唯变法才是强国之道，不变法，则国衰亡无日矣。谁反对新法，谁就是故意误国误民，是大宋朝的罪人。很巧，旧党的思路也差不多。他们坚决地认定：新法祸国殃民，新党都是想要升官发财而不择手段的奸险小人，不除新党，国将不国。

爱国与害国之争，君子与小人之争，使得事情没有了求同存异、异见共存的可能性。北宋百余年间，多少豪英，就此沉沦于内斗。新党、旧党，都在自我标榜，同时极力妖魔化对方的动机。加上皇帝们身体也不如人意，不是中道崩殂，就是后宫垂帘，短时间内政随人息，一朝天子一朝臣，于是，一轮又一轮的争斗……

并非要替舒亶翻案，只是，世界上的事情，也并非简单的黑与白，人性，也不仅是善与恶。如果不能了解这一点，今天的我们，也许还会踏入古人的误区。

舒亶一直做到御史中丞，主管御史台。关于他的工作成绩，《宋史》中有这样的评价：“举劾多私，气焰熏灼，见者侧目。”

《宋史》的修撰思想遵循程朱理学，而这两位理学先生对王安石变法及新党的态度是反感的。修史讲究公允，但辞藻上的褒贬偏向却在所难免。这段评述，抛开感情色彩，至少有一点能够确信：舒亶，真是已经让百官恨透了！他本是皇帝的忠犬，但现在这过于热衷“咬人”的劲头，不禁让人们怀疑，他是不是有点疯了……

终于在一次弹劾官员的过程中，舒亶被抓到了小辫子，以轻微的罪名，被皇帝顺应民心地免职了。估计宋神宗也受不了这个偏执狂了。直到十一年后，宋哲宗继位，舒亶才重新回到官场，后来以边功复受重用，六十三岁病死于军中。

灰溜溜回家时，他四十二岁，给自己的房子起名“懒堂”，以示心灰意懒。《虞美人·寄公度》一词，就是这段时间写的，词中可看不出他有多沮丧。

“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如果按照舒亶当御史时“咬人”的逻辑，这几句完全可以理解为贼心不死，呼朋引类，企图卷土重来。

当然，这也是不无可能的。但我决定，不作如是想。因为，我不想对不起那样美好的词境，那样清澈的句子。冰天雪地里的一枝梅，我们知道那洁白下面可能隐藏着垃圾，但又怎么样呢？至少，梅花在那里。

这个世界，才不会像诗词中写的那样好。可是，美好干净的词句，能够帮助我们抵挡黑暗与肮脏，保有希望与梦想。

舒亶其实文才极好，写的小词，笔力清新刚健，思致委婉动人，被评论为“词亦不减秦、黄”，只是，为名声所累。

菩萨蛮

画船捶鼓催君去，高楼把酒留君住。去住若为情，西江潮欲平。

江潮容易得，只是人南北。今日此樽空，知君何日同！

人们写离别与相思，有一往情深者，有缠绵悱恻者，有欲说还休者；他却另辟蹊径，写出了这情怀里的左右为难。世事沧桑，催行与留恋，且不论人，连潮水都似乎有情了。然后是景物与人心，怀念与别离，又一重重的矛盾——谁说他是无情之人？最难得的是，如此深情，下笔却又明朗，于诚挚中，自有种高远。

论家也多称赞此词，却少不得带上对人的鄙夷。有人说：“此等语乃出渠辈之手，岂不可惜。”还有人更干脆，说这个词啊，思致细密，所以呢，作者也肯定是个格局小的人——就差直接说是小人之词了。翻看舒亶留下的词集，我发现，他是个颇擅自我宽解的人。对于人生的无常、人情的无奈，他有种坦然接受的态度。

他说：“且尽红裙歌一曲，莫辞白酒饮千钟。人生半在别离中。”（《浣溪沙·劝酒》）

他说：“人生闲亦好。双鬓催人老。莫惜醉中归。醒来思醉时。”（《菩萨蛮·次韵》）

他说：“相见争如初不见。短鬓潘郎，斗觉年华换。”（《蝶恋花·深炷熏炉小扃院》）

而最能代表此人一生心性的，应该是这首词：

浣溪沙·和仲闻对棋

黑白纷纷小战争。几人心手斗纵横。谁知胜处本无情。

谢傅老来思别墅，杜郎闲去忆鏖兵。何妨谈笑下辽城。

又是一首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的小词，还透着种杀伐气。战争，棋盘上、边境上、政坛上，他从来直面，没有畏惧与犹豫，更没有正义与否的怀疑，他知道战争的本质：无情。

胜败存亡，战场容不得半丝软弱、半点妇人之仁。他愿意继续战斗，不会像谢安那样，老来思归；也不像杜牧那样，闲来怀想。他要做的是实务，是有朝一日为国出征，谈笑下辽城——辽国，被占据的燕云十六州，那属于北宋君臣心底永远的痛、永远的梦。

不能将此简单地看作文人的意**，长期处理军中事务的舒亶，说这种话，也算本色当行了。我想，本质上，舒亶其实是个武人：他的目标，像武人一样明了直接；他的手段，像武人一样兵不厌诈。虽然我很爱东坡先生，但这样的舒亶，也并不因此就令人讨厌。我甚至很乐意，在尘埃落定、恩仇尽泯之日，送给他一枝雪地里初放的梅花——如果有这么一天。

[1] 关于这首词的写作时间，说法不一。这里作者采用的是1097年作于儋州的说法。——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