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崇祯帝根本听不进此类劝告。在他看来，局面之所以恶化至如此地步，吏治是首要原因。要整顿吏治，大概也只有通过重典，别的办法没有什么用。因此，当这年年底有一位叫吴甡的山东御史提出利用崇祯二年（1629）的京察，进一步对阉党进行清算时，崇祯帝立即采纳了他的主意。

山东御史吴甡上疏说：

“京察就近在眼前了，因此十分担心魏氏余奸利用京察，蒙混过关。这些余奸的所作所为，已超出了考功之法的范围，也不是考功之法所能定夺的。因此有必要先令部院科道，把魏氏党羽的罪名，清理一遍，先行惩处之后，再开始正常的京察。”

吴御史的意思，就是先要把魏氏集团的成员或与之有关的官员的旧账先清一清，该处理的先行处理，不要与正常的京察混在一起。这样一来，许多官员势必要被京察前的清算所打击，连京察的机会也没有，其打击面是相当大的，朝廷的动**也在所难免。

崇祯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认为此举不失是改变朝廷政治的一条出路。在崇祯帝看来，帝国的局面，经过他一年多的苦心经营，理应有中兴的迹象，至少也应有所改观，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仍多有掣肘，积重难返。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他仍认为是吏治。因此，他便想借京察之机彻底整肃一番，且选定魏、崔集团的成员或有关联的那些人为目标，当时他也只能选此为目标。

崇祯二年（1629）正月二十四日，主意已定的崇祯帝召阁臣韩鑛、李标、钱龙锡及吏部尚书王永光到文华殿。崇祯帝给他们交待了任务。他明确表示要追究天启时那些附逆人员的罪行。为了确定证据，他发下当时那些有关给魏忠贤建祠称颂的奏疏，要求上述四人与左都御史曹于汴在内阁秘密评阅，确定名单，分定罪行，并再三叮嘱，不许让中书舍人之类的人员参预。至于具体的范围和依据，崇祯帝说：

“如事本为公而势非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随人点缀，须当原其初心，或可责其后效。惟是首开谄附，倾陷拥戴，及频频颂美，津津不置，并虽未祠颂而阴行赞导者，据法依律，无枉无徇。”

崇祯帝的话说得很漂亮，意思是只惩处那些骨干成员，而对那些附和之人，则不予追究。但具体执行起来，不可能如此，而且崇祯的真实想法，也不像说得那样好听。

首辅韩鑛、内阁大学士钱龙锡等都不太同意皇帝这种大兴刑狱的做法，因此在开始时仅列了四五十位众所周知的名单，上交皇帝。

当时不少人，甚至包括皇帝本人在内，都认为韩鑛、钱龙锡这样做，是怕结怨太多。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这两位熟谙朝政的大臣，不想因此再次造成文官集团的动**。试想：魏氏擅权时，真正能不与魏忠贤发生关系的大概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东林党中的那批人物，另外一种或许就是魏忠贤等人用不着、看不上的人物。真正能像东林君子那样不顾身家性命而去抗争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去迎合、应付，这也是文官集团的一种传统、性格。除那些心怀不轨、借机往上爬的人外，大部分迎合魏忠贤的文官，也不见得有多大罪恶。读书人总想功成名就，希望在仕途中混出点名堂来，真正能看破名利的又有几个！更何况魏忠贤当时脸上并没有刻上大奸大恶之类的字样，反而是当时的“圣人”，皇帝的宠臣，他所做的事情，也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去做的。若真论起来，最大的附逆者应该是天启皇帝！

崇祯帝早已忘了当初进宫接受皇兄遗命时，口口声声称誉魏忠贤劳苦功高的情景；也忘了他刚即位时对魏忠贤的态度。当然，也有人说崇祯帝是迫于形势，故作姿态，为的是日后翦除魏逆，这足以见其英明之至。那么试问：崇祯位尊天子，尚且迫于形势，故作姿态，而地位低得多的群臣是否也可以如此呢？崇祯帝这样做是英明之至，而群臣们这样做就是附逆，这就是无情的宫廷政治逻辑！

这样说并不是不分是非，一概而论。事实上，天启朝时确实有一帮无耻之徒，通过种种不齿手段，希图侥幸。这些人应该受到惩处，付出代价。但崇祯帝打击的范围，远不止这些人。因此，当他看到韩鑛等上交的名单时，大为不满，下令再议。

韩鑛等人只得再议。在增加了数十人后，又把名单交给了皇帝。

这次崇祯帝被激怒了。他明令韩鑛等人，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为目，分类扩大范围，增加人数。他气呼呼地说：

“魏忠贤小小一位宫内宦竖，如没有外廷助虐，何能到这种地步？另外，那些追随他的内廷党羽，也要列入。”

崇祯帝说这话时，大概没有想到他在几年后竟又重用宦官，最信任宦官。韩鑛不服，不软不硬地顶了一句：

“外廷不知内事！”

崇祯帝立即斥责道：

“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

意思是你韩鑛对内廷之事，岂能事事不知？只不过是怕招惹是非怨恨罢了。

到了二月初九日，崇祯帝又把韩鑛等人召入便殿。韩鑛等见桌上放着一个黄袱包，内装许多奏疏。原来，崇祯帝竟不辞辛苦，把那些红本奏疏亲自翻出，要韩鑛等依此红本一一取录入案。韩鑛见状，大吃一惊，知道皇上是想借此大兴株连，便立即推托说：

“臣等职在调旨，三尺法非所习。”

意思是我不熟悉刑名，胜任不了这项工作。崇祯帝便又把吏部尚书王永光召进来询问，王永光据实回答说：

“吏部只习考功法，不习刑名。”

王永光讲的是实话，他虽是吏部尚书，但只习考功法，同样不习刑名，意思是他本人也与韩鑛一样，不能胜任。王永光的态度之所以也不积极，是因为他自己正被言官弹劾，说他是“阴附阉党”。在这种情况下，他能积极吗？崇祯帝所定下的标准中的那条“虽未祠颂而阴行赞导者”，真是可以无限发挥：即使你未参加祠颂，也可以把你归入“阴行赞导”之列，因为“阴行赞导”的范围实在太大了。除了那些公开跳出来反对魏氏的英雄外，其他人大概都属于广义上的“阴行赞导”的范围！王永光就是吃了这个亏！

既然韩鑛、王永光都这样异口同声，崇祯帝也不好再深究下去了。于是他又诏令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两位懂刑名的大员加入，负责定罪。

韩鑛等人此时只好遵旨从事，逐一审看奏疏原本、红本，并根据吏部、都察院两位长官开进的官员名单及具体事迹，互相参照对比，再按照皇帝钦定的名目分类抄录，列出名单，酌情拟议，最后由刑部尚书依据律例，各附本款。

到二月二十六日，皇帝再次召见内阁、部院大臣，把原本、红本中未列入的六十五人名单发下，令入案中。皇帝还钦定逆案中各类人等的量刑标准，依次是：谋大逆，判处凌迟；首犯、首逆、同谋、党孽，判处斩首；逆孽，判处充军；颂美，判处罢职为民等等。崇祯帝做事十分仔细，他竟发现漏了来宗道、张瑞图和贾继春。他便责问道：

“张瑞图、来宗道为何不在逆案？”

韩鑛立即回答：

“张瑞图、来宗道没有实状。”

意思是这两位没有什么具体证据。但崇祯帝立即反驳道：

“张瑞图擅长书法，为魏忠贤所爱；来宗道为崔呈秀的父亲请恤典时，奏疏中有‘在天之灵’之语，难道不是证据吗？”

崇祯帝又问道：

“贾继春为何没入逆案？”

贾继春就是那位在杨涟等人力主移宫后提出要善待李选侍的御史。韩鑛回答说：

“贾继春当时请善待李选侍，不失厚道。后虽有所改口，令人稍觉反复，但持论也有可取之处。”

崇祯帝随即说了一句：

“惟反复，故为真小人！”

在崇祯帝的亲自过问下，这三位漏网之鱼也被补进逆案。

就在这个月，崇祯帝的长子慈烺出生。这当然是件大喜事，崇祯帝依例大赦天下。但逆案中的人物似乎没有沾到一丝喜气。定案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三月十五日，韩鑛等呈上了逆案名单及其事迹、按律拟定的罪名。随后南京确定的逆案材料也报到北京。三月十九日，朝廷正式公布《钦定逆案》。崇祯帝告谕廷臣道：

“竖逆魏忠贤，狷狡下材，备员给使，倾回巧智，党籍保阿，初不过窥颦笑以市阴阳，席宠灵而饕富贵。”

像这样一位原本只是为“市阴阳”、“饕富贵”的“下材”、“给使”之类的宫内宦官，何以有后来那种权倾朝野的局面？用崇祯帝的话，就是“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蠢尔得肆其毒”。

崇祯帝把原因归结到外廷官员的身上。他说：

“乃一时外廷朋奸有徒，实繁有徒。或缔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阴谋指授，肆罗织以屠善良；或密策合图，扼利权而管兵柄。甚至广兴祠颂，明效首功，倡和已极于三封，称谓浸拟于亡等。谁成逆节，致长燎原？”

因此便有《钦定逆案》，以示惩处！崇祯帝的话说得一点不错，如果没有外廷这么多人追随魏忠贤，助纣为虐，魏忠贤是不可能权倾朝野的。但他不知想过没有，当时天下的官员又为什么要去追随魏忠贤呢？魏忠贤又是如何能一步步登天的呢？这样一位一手遮天、无所不能的大奸臣，怎么在新皇帝上台后仅凭一纸诏书就可让他命归黄泉呢？魏氏擅权的根本原因，就是朝廷体制方面存在着漏洞，这位大奸臣的最大后台，就是皇权本身！

《钦定逆案》对朝廷官员进行了一场大甄别、大清洗。除魏、客两位依“谋反大逆律”磔死之外，又分六等：

“首逆同谋”六人：崔呈秀、魏良卿、侯国兴，加上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依谋大逆减等论斩。

“结交近侍”十九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孙如洌、曹钦程、许志吉、薛贞、吴淳夫、李夔龙、田尔耕、许显纯等等。其中只有一位级别很低却能跻身此列的，就是那位提议要把魏忠贤与孔子并祀的监生陆万龄。依照诸衙门官吏与内官互相交结、泄露事情、夤缘作弊而扶同奏启者俱为谄附之例律，这些人被判以斩首，秋后处决。

“结交近侍次等”十一人：魏广微、徐大化、周应秋、霍维华、张讷、阎鸣泰、李鲁生、杨维垣、潘汝桢、郭钦、李之才（孝陵太监）。依照交接近侍官员引名之例律，减等充军。

“逆孽军犯”三十五人：其中魏家占了八人。这些人都是武官和担任武官职务的太监。全部充军。

“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全是内监，判处充军。

“结交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九人：像冯铨、顾秉谦、张瑞图、来宗道等等。此等人数最多，都依交接近侍官员引名之例律，减二等，坐徒三年，纳赎为民。

“结交近侍减等”（又称“末等”）四十四人：像黄立极、施凤来、杨景辰等。对这些人处罚最轻，仅依照考察不谨例，冠带闲住。人们往往不把此等与前述六等相提并论。

另有魏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五十余人。

对《钦定逆案》到底如何看，历来说法不一。但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崇祯帝“除恶务尽”的杀手之着，英明之至。在具体操作上，则有不少分歧。有人说太过了，有人却说还有漏网之鱼。有人说某某不应入案，处罚也太重，有人却说不仅该入，而且等级还应提高，处罚更应加重。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实，《钦定逆案》该不该这样去办，以及该不该在这种时候办，本身就成问题。对魏忠贤及其集团的清算无疑是肯定的，换了别人做皇帝也是如此。问题在于，这样大范围的清算是否适宜，朝廷能否承受得起文官集团这样的动**和分裂。如果崇祯帝换一种做法，在把逆案迅速定下来的同时，不要过分兴刑狱，缩小打击面，以换取朝廷政治的安定团结，集中精力，上下一致，处理大事急事，结局可能会好一些。

现在再来看看这份《钦定逆案》的名单，也确实让人感到有点不伦不类。这么庞大并且长期把持朝政的叛逆集团，其领导人一位竟是大字不识几个、出身底层市井之徒的太监魏忠贤，另一位则是因为奶水充足而凑巧选人宫中做奶娘的农村妇女。一位不男不女的太监、一位乡村老妇，竟能领导这么多的大学士、部院大臣之类社会上层分子，这本身就值得深思。如果把天启帝作为这个集团的主犯，反而会更合适一点。事实上客、魏靠的就是他和他的皇权。那么，天启帝造谁的反、谋谁的逆？难道造他自己的反、谋自己的逆？当然不是！逻辑上也说不通。因此，说到底，还是朝廷的体制方面存在根本问题！

崇祯帝当然不会十分明白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制。但有一点他当时就能做到，那就是依靠自己的努力，避免体制方面的不足和后果，最大限度地调整理顺关系，发挥出体制的最大能量，去应对危局。

不过，崇祯帝的做法，似乎并不是如此。这或许有客观条件方面的因素，但也有他本人的主观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弄到后来，连崇祯帝自己都不敢相信、更不能理解这样的局面：即位以来，朕那样辛苦勤政，而局面却无一点起色，反而越弄越糟。

崇祯帝即位之初，对宦官擅权最为痛恨，严惩不贷。没想到不久以后，他又走上了依凭宦官的旧路，其程度虽比不上其皇兄，但在整个明朝中也是数得上一流的。

崇祯帝即位之后，严禁大臣结党，并屡屡痛惩，没想到却是越禁反而党争越烈，而且他本人似乎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崇祯帝即位伊始，便口口声声说要重用人才、选拔人才，为什么弄到后来却是朝署之中乌合之众甚多？除了开国皇帝太祖之外，本朝还没有哪位皇帝如此重惩过文武百官。真是贬杀愈多，吏治越坏，局面愈糟。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矛盾，始终贯穿于崇祯帝执政的十七年中。除了客观因素的作用外，崇祯帝自己应该负多大的责任呢？

在钦定逆案之后，朝廷经过了一段大清洗的动**时期，最终总算初步稳定下来。

当时韩鑛任首辅，李标、钱龙锡等任大学士，所以便有“东林内阁”之称。东林内阁执政时期，朝廷诸事尚能勉强维持。尽管崇祯帝是急于事功，举措常有失误，但因有老成持重的韩鑛及其群辅们的辅佐，在一些大事的处理上，还算妥当，朝廷仍能相对平稳。

不过，随着外敌内乱的不断加剧，崇祯帝的毛病竟又重犯，而且犯得极不是时候。在满洲军队于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突破长城防线，威胁京畿的关键时刻，这位自命不凡的崇祯帝，竟然没有识破满人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反间计，逮捕了辽东前线的总指挥袁崇焕，并按照他自己的逻辑，判处袁崇焕极刑，导演了一幕千古奇冤。

袁崇焕之事一发，朝廷政局陡然逆转。周延儒于此年十二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参预机务，进入最高决策层。大学士钱龙锡却于此月被罢免。崇祯三年（1630）正月，首辅韩鑛被罢免。三月，另一位大学士李标致仕。六月，温体仁入阁。不久，周延儒被任命为首辅，原先接替韩鑛出任首辅的成基命被罢免。至此，东林内阁彻底解体。

袁崇焕之事，影响如此之大。那么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