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人的印象里，日本这个国家人民富足又长寿，而且也是全球最早步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2015年6月，藤田孝典先生撰写的《下流老人》出版了。“下流老人”这个词也在2015年成为日本的年度流行词。

据统计，全日本现在一共有1100万“下流老人”。要知道日本的老年人总数也不过才2000多万。这里的“下流”不是说作风问题，而是指收入水平和社会阶层从工作时候的中等水平向下层滑落，以至于滑落到贫困阶层的事实。“下流”在这里意味着下跌或者滑落，也可以解释为一种失去安全的状态，不管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随着年纪增长，这样的老人不仅收入变得极低、没有足够的存款，而且在社会上逐渐变成既没有依赖也没有倾诉的人。经济困难和精神孤独的双重压力使得很多长寿的日本老人承受折磨。现在这样的人群在日本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不只65岁以上的日本老人，更进一步蔓延到工作人口。经济衰退、收入减少、物价上涨三重危机叠加，年轻人就业困难，中年失业的上班族很难再次进入职场，这批人正在成为“下流老人”的预备军。在经济方面，不用到老年，其实从中年开始，很多日本人就已经开始滑落。出现这种状况并不意外。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千禧年小泉纯一郎上台以后开始推行临时工制度，打破终身雇用，企业可以随意裁员。临时工制度使得以前大学生毕业就能靠努力成为中产阶级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多数年轻人大学毕业后根本找不到长期稳定的工作，只能做临时工。

按照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调查结果，现在日本从业者中，每三人就有一个是临时工。而临时工的收入不过是正式职员的一半。企业通过雇用非正式员工，节省了社会保险费，削减了劳动成本。如今，这类拿着低工资又无福利待遇的非正式员工人数，已达到日本就业者总数的1/3。这是造成日本贫困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日本政府曾宣布说，日本的完全失业率已经下降至4.4%，并将其视为“结构改革的成果”。实际上所增加的就业人口，基本上都是上述这种非正式员工。

作为临时工，年轻的“穷忙族”在20多岁还能找到临时工的工作，30岁以后工作就变得极其困难。除去少数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多数日本人从事的职业在35岁以后无论选择面、竞争力还是收入水平都是逐年下降的。很多人在40岁失业以后就再也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以打零工为生，根本不用到退休，中年后半程开始，日子就越发艰难。这和近两年国内很多中产面临的职业困境是一样的。其实从统计数据看，除去极少数大器晚成或者特殊行业，多数人的收入水平都是随着年纪增长而下滑的，这一点在全世界都不例外。

精神方面，随着年纪的增长，多数人越来越难交到新的朋友，生活中变得越来越孤独。调查显示，相比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常找同事或者朋友沟通，步入中年的日本人变得越发沉默，常常倾向于不找任何人沟通。老龄化、不结婚、少子化、城市化使得生活在大城市的日本人离开了职场，与社会的新关联不断缩小。尤其是居住在大城市的中年人，看起来忙忙碌碌，但多数人其实除了在工作场合偶尔接触人外，并无机会与他人进行深入接触。很多人一旦离职，失去了和公司同事的联系，会变得越发孤独。随着年纪渐长，这种孤独感与日俱增。

每一位日本老人年轻时都和你我一样认真地工作，却从没想到年老后的生活如此孤独辛苦，很多人甚至失去求生欲望。钱不够花，储蓄清零，吃不饱饭，坐不起车，不敢生病，没有朋友，拼命工作，听起来惨不忍睹的描述却是很多日本老人真实生活的写照。因为贫穷，很多年过花甲的日本老人不得不重返工作岗位，干起了送外卖、开出租的活儿。随便在日本叫一辆出租车都有可能遇到满头银发的司机，要知道，日本的出租车司机平均年龄接近60岁。由此可以看出，65岁以上老人占就业人口的权重明显在逐年升高。

2017年在日本2000多万的老年人中，有807万65岁以上的高龄者仍在工作，创下了历史纪录，并且这个数字连续十多年呈增长态势。目前的日本正在打造“终身不退休社会”，最新的一项政策是上调退休领养老金的年龄至70岁。

因为贫穷，现在日本的老人犯罪率越来越高。截至2017年，犯罪老人的数量已经占到犯人总数的20.8%，而1997年仅占总数的4%。在这些犯罪老人中，70%都是因为“盗窃”被捕，他们偷盗的多数是三明治、饭团等日常食品，并不贵重。

很多老人都是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被抓，能够住进监狱养老。只需要从便利店顺走一个200日元的三明治，就可以获得两年的监禁，比领养老金靠谱多了。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日本长崎一位叫田中的80岁老人，因生活贫困15次犯盗窃罪，在监狱待了20年。另一位叫东山的79岁老人，多次故意犯罪，吃过大阪、名古屋、福岛、鸟取、高松等地的牢饭，荣登日本“老年犯罪名人堂”。

监狱已经变成了这批“下流老人”最喜欢的地方，以自由为代价换取食物、住处和医疗，还有监狱看守提供服务。这些老人本身的行动能力就很差，住在监狱里也不比养老院差多少，能免费吃喝又不用干活，居住条件也不错，还有免费医疗，这就是他们向往的生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