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有那么一个瘫痪在窗外的夜色，负责酝酿一篇都市散文的沉重氛围；外加一些斜斜靠在墙上的影子，管他是醉倒，还是累坏了身子瘸了脚，影子是不可或缺的道具。夜色之瘫痪，向来就是都市书写之必要，若是把夜色描述得太温馨或者充满浩然正气，那就不真实了。

究竟是夜色把都市带坏，或者都市想借用夜色来为非作歹？它们通常一起行动，尤其在我构想这个题材的时候，前者挟持我的思维，后者驱使我的十指在键盘上移动如傀儡。隐隐约约，案前有掌声传来如寻灯的夜蝶，那是前行代作家既存的文本，在赞赏我如何嫡传他们的影子。

难道我的步伐一定要往都市散文的路径迈出？

从五月犹豫到八月，一边对照文本里外的真实，一边回想我所选择的南京东路。

我不想从“汗”开始描写那个夏天，在这个38摄氏度的高温盆地，很多意象早被前人蒸熟炖烂。可是现实的地理不管这些，个子矮小的风全挡在群山的外头，再怎么创新也没有用，难不成把台北盆地擅自整形成台地或风城？我在下午两点半的大街上张望，看看附近有哪双风的翅膀路过，然后追上去当几分钟列子，御风而行，让全身毛孔高歌一曲。

这是南京东路一段和林森北路交接的地方，远远不及傍晚的西门町或深夜的大东区热闹，但它离我们公司最近。而我被分派的推销区域，正是从一段向东走到三段，然后右转，往南，沿着敦化南北路一直延伸到基隆路交接口为止。路线颇长，沿途大约有数千家公司行号，全是我们的目标。

我站在宽阔的路口发呆了好一阵子，觉得自己有点像那等待起风的风车。手表的分针一直在刺痛着我，只好无奈地走向另一栋大楼，继续我那业务员的宿命。

许多眼神聚集在大厦华丽的厅堂，或到访，或正打算离去。我忽然想起几位都市诗人对上班族的描写，典型的词汇从我口袋探出头来，搜索可以对号入座的眼神和姿态。拉近距离，我一一检视这些尚未贴上形容词的瞳彩，其中有小小的思绪在移动，有兴奋有冷漠有沉思，也有善意的招呼。眼珠子仅仅一厘米的直径，却是一个可以让我肆意诠释的感情直径，前有制式的丑化逻辑，后有期待新意的读者眼睛。大堂内共有十余人，如果我选择身边那位中年男子，所有跟礼貌相关的辞藻即将脱颖而出，诸如彬彬有礼、和蔼可亲，或者借他那腕上那串蜜蜡佛珠，来开启描写之大门，从良善男子的气度写到暖暖微笑的嘴角。当然我也可以配合大堂的冷气和金属色的硬体结构，将叙事视角沿着那位心情不好的女子、那位吃力抱着一堆文件的小弟，一直延伸到某副冷酷的眼镜。我不但可以用全知观点来界定他们的生存价值，更可以在许多前文本当中，汲取一大串都市文学的专门用语。

电梯缓缓上升，一层熟悉一层陌生。门开门合，我在挣扎里窥探每家公司的业务潜能。这是非关情欲、非关消费的行为心理。最切身，可又最茫无头绪，我不知道该如何出手，找不到现成的诗篇可供参考，也没有任何力量和信念贯注我的椎骨。我仿佛游离在都市文学之外，其实仍在其中；我只能用身体来书写此刻的处境，也许这不能称为书写，而是某种实践。十分明确地，我感到每一层楼的地板，集邮般搜集了无数业务员的鞋印，但我读不出它们的神情，究竟是阵亡还是凯旋归去。我的鞋子正要踏出一步，地板张开血盆大嘴，准备把我的意图咬住。

像一只木鸡站在柜台前面，赫然发现口袋里的词汇和意象都逃走了，我是找不到字眼落款的穷书生，墨绿色的大理石地板，向我炫耀它的收藏，非常傲慢。我实在无法百分之百地转述这种感觉，尤其“谢绝推销”的冷峻楷体，像守门的恶犬朝我龇牙舞爪。可是按照我们经理的分析，越是吓人的柜台气氛，里头越是一片充满商机的处女地，因为其他业务员都到此为止，不敢再越雷池。于是我斗胆释放我的话术，如出洞的鳗鱼，圆滑地溜过柜台小姐的防线，或把自己当成访客气宇轩昂地走了进去，或搬出独门的寻人借口和身份，将小姐唬得一愣一愣的。

到头来所有的柜台皆成为我的鉴赏对象，从它的气派来预测员工的架子，从它的空间设计悄悄推演对话的位置。柜台小姐的一颦一笑，都是一盘小小的甜点，增添了许多可口的业务经验。我差点忍不住歧出本文的叙述架构，用三百个动人的字眼，仔细地赞叹某位小姐醉人的唇。不过，对这种会醉人的东西，最好忍住。

实战的经验或许无法写成扣人心弦的诗篇，它太单纯，没有学理可以落脚的层面，更没有让专用的词汇上下其手的部位。它真的很单纯，只有一种目标和话术，只要鼓起勇气与架好心理，就可以天人合一，把高傲的地板践来踏去，临走前再留一个微笑给柜台小姐，潇洒地离开。

随着越来越高的成功率，我渐渐淡忘掉来打工的目的，专心一致地平步眼前的青云。这种志业与事业的拉锯心理，以及其中微妙的转变，都不是数十行篇幅的诗篇所能承载的讯息。并非因为它太重，而是实在太细腻。其实我相当喜欢这种上班族的生涯，这家约有七八十位员工的公司，让我找到都市小说里一向从缺的人情，融洽且带着几分关怀几分激励的人情。公司请了两位不错的厨师，上至老板夫妇和各部门经理，下至业务员和小弟，都能享用同样的佳肴。我那组的作业地点以中山区、松山区和信义区为轴心，所以每天午餐和晚饭都来得及回公司吃，通常是和老板同桌，话话家常和业绩。有时我很纳闷，也有点虚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平凡至极的温馨情节，我果真置身于都市文学里的都市吗？我读过的种种奸恶的都市人际描写一一落空，心理非常矛盾。就像一个吃下过量迷幻药的旅人，我终日在都市真实与虚构的疆界上蛇行。

连我的诗也在犹豫。

满脑子平凡有趣的工作情节，在冲击我对都市的认知。也许有人会这么形容我——都市海洋里的浮游生物，不知暗潮之汹涌，不识深海的生态活动。我该不该潜泳到那个读过无数遍的深邃海域，去体验一下完全负面的生活形态？我的诗叫我别再犹豫，更不要傻乎乎地学人家潜泳去，反正这个世界可以书写的题材多的是，除了被大伙反复涂鸦的黑脸，仍有无数动人的表情，虽然表情是善变的。

我也是善变的。

在我决定离开这份工作之后，剩余的一个星期就变得毫无干劲。一向流利的推销话术变得痴肥臃肿，舌头简直就是一头养来比赛用的千斤大猪公，面对那些自动送上门的客户，仍旧不想动弹半斤肥肉。某个炎热的下午，我勉强上紧发条决定拼完最后一次。走着走着，路经南京东路的某家证券行，顺道进去凉快一下。灯很亮，大厅里全是永不言累的头颅在钻动。冷气很强，在肩膀与肩膀的缝隙间，我隐约听见一些肋骨使劲舒张的声音，肺叶不得不吸进更多提神的冷气，哪怕吸进的是二氧化碳。他们很自然的，被我比喻成一个巨大玻璃瓶里的丁香鱼，泡在油里拼命呼吸，全神贯注于那荧幕上的股票涨涨停停。我发现某些久违的字眼从思维的土壤萌芽，某些熟悉的诗篇绽放在我面前，虽然比起目睹的实况，它们不免显得有点肤浅。我真实地感受到贪婪的力量，这里是一个欲望的沼泽，而我是唯一能够自拔离去的旁观者。

经过一个小时的冲击，我的眼睛变更了焦距。

于是我跟其他都市文学的作者一样，用“黏滞”以及相关的丑陋字眼，来形容南京东路的两岸。眼前的街道失去原有的内容，变成一条干涸的河床，我的神经开始纠缠，汗水疲惫地灌溉人行道上的红砖。我低头看了看手表，下午两点五十分，还有两个小时可以去狩猎潜藏的客户。身边走过的都是客户，也都不是客户！下一分钟和下下一分钟，我还要重复同样的话术。过去曾经说服过的千百张脸庞，将来要继续去说服的陌生五官，左右拉扯，活生生地把我的发条扭断。

很难形容的一种空茫，所有存在的声音一一自听觉退出，仿佛站在风萧萧兮的易水河畔，思想停格，瞳孔放大，南京东路变得好宽好宽。不见文学，也不见牛羊。

我总算体会到都市生活的某种非常本质性的感觉，远远超越所有读过的相关描写。

离职之后，每次经过南京东路一段，老是有一种故地重游的错觉。这个高度商业化的路段，帮助我反省了许多创作和生活上的问题，同时收藏了我那纷乱的鞋印。就因为我永远不会再回去，所以更珍惜这段仅有的业务记忆。

徐国能

1973年生于台北，湖南长沙人。东海大学中文系学士、硕士，台湾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作品曾获联合报文学奖、时报文学奖、台湾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