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国，往往对某一种中国习俗或食物或花草的固执的关注，不是来自本身的兴趣，而竟也发觉是一种怀旧的向往。譬如水仙，在寒冬里看着它的怒放，以浓郁的香味——都不是溺爱的缘由，追其究竟，竟发觉花及它的香味强烈地把我扯回童年时代春节的回忆里，为了追求那一丁点儿快要消失的回忆，于是水仙陡然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它成了从现在搭向过往的桥梁。

过往读到听到很多怀旧的叙述，都是很北方而乡土性的，可是在我怀旧的回忆里，却反映出这时代的一种大变迁。我虽然本身是南方人，但我相信多数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所谓怀旧的回忆里，北方的印象可说是模糊或甚至毫无印象的。我原籍客家，但故乡却从未回去过，一九四九年后，我们举家迁去澳门——一个依连着大陆的半岛，当时受葡萄牙殖民统治。在那儿，我度过了平静的童年，而我怀旧的回忆，竟也是从这南方的小城开始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个时代的大变迁里，我们年轻的一代代表了一种现象，我们对京城的描述有如面对一堆明清的古董，我们知道它是什么，以及它的源流来历等等，但我们似乎未拥有过，也从未在那儿生活过（正如我们从未把这些古董用作日常用品一样），所以我们缺乏一种亲切感。相反地，这个虽然名义是属葡萄牙占领地的小城，但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人的生活圈子里，我的怀旧却不是异国的，也没有什么异乡同情的，因为，我念的是中文小学，吃的是中国饭，说的是中国话。

怀旧的感慨最大的当然是房屋的变迁（台北也自是如此）。我的老房子闻道也快要拆建了。这座位在风顺堂街的西洋房子，因为对面便是一座名叫风顺堂的大教堂，所以景物也是赏心悦目的，房子的后面便是澳门总督府的后花园，所以也稍分赏到一些四时花草的变化。那时候，总有三十年前吧，我们一家匆匆从广州迁往澳门，一切都是那么匆忙，以致我种下已长芽的西瓜种子还留在广州双桂坊的花盆里，便急忙随着大人们乘船来到澳门。

那时候，父亲还固执地坚持很快便会回广州老家的，以致在澳门的家里，父亲执拗地不要添置任何家具，至于基本日常所需的家私用具，很多还是租来的。有一家颇大、叫鸿昌隆的家具店，便租售了不少我们的家具。后来过了几年，父亲商人本色的脑筋灵活得很，看看没有回广州的可能性，很多家私便通通买下来了，包括了一张饭桌。

那是一张圆形而两边有活叶折叠的桌子，三十多年来仍旧放在那儿，就像故乡很多的事物，很少能和城市的各种遽变相比；它们静静地躺在那儿，变成了一项历史的见证和象征。这张桌子，以桌子本身而言，不过是一件平凡的工具而已，但每一道时光的流逝，每一种人物的消失与生长，却在桌子上“也曾一道在此吃饭”的主题下做成了每一个掌故的成长。真的，当年的垂髫童子，如今却在照顾儿女吃饭；当年的壮丁男女，如今却已白发沾鬓，每一种生存的事物，都是时间流逝的指针，小者如清晨的一滴雾水，黄昏的一片飘叶，都不断指向宇宙里的动和变。

假如我童年的徙移变迁代表的一种大时代的动**，那么上面那一张现已残旧的桌子却也代表了我家族的移变。像许多南方的望族，我们在故乡虽有颇为庞大的产业，但大多数的时间都是住在省城里，也许是城里方便做贸易吧。自大陆政权易手后，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都没有走回故乡“避难”，而我父亲，也像当年许许多多的成为港澳同胞的中国人，举家迁来澳门。

虽说是迁徙，但却也深深感到“逃难”的仓皇与匆促。那时候，那张圆饭桌只有两三个人在吃饭，与当年在广州吃饭的盛况，真不可同日而语。我的母亲因为要留穗生产幼弟，没有出来，而幼小的我，更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大家庭里面复杂感情下的摧残了。那时候，父亲心情不好，四处奔走经商，怜疼我的竟然只有一个用人。

这个用人，每次在我们吃饭时总是站在一旁侍候，待我们吃完后才收拾好那些残羹剩饭回厨房去吃。年少的我，完全没有感觉到这种封建家庭的规矩；但在那时家里的某些长辈，这种规矩的维持似乎直接牵涉到他们日落崦嵫的封建颜面。虽然奴婢制度早成过去，但残余的封建习俗仍然使某些家庭做了变相式的雇用。记得我家里的仆人有一个就是年轻时在家里做婢女，后来找了一个亲戚娶了她，几年后又叫她从乡间出来到我们家里来做事。这些看似很平凡的事情往往代表了一些不平凡的发现。至少，在这些智识低落的用人生活的无声的中国里，她们一生任劳任怨的贫苦生涯代表了一个比二十世纪虚无主义更虚无的问号；至少，悲剧的产生，一部分源自她们没有答案的脑袋，或更甚地，没有感觉及理解这问号存在的能力。我有时在想，有很多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礼”和“教”，就是不断用各种制度去排斥这种去理解问号的能力。至少，在当时少年的我，或那些劳役仆从的雇主看来，往往主仆之间只是一种尊卑的契约关系，至于合理不合理，或平等不平等，却又不容易了解或从未想到去了解。

这个仆人，就是以前我在《祝福》里提到的老仆人阿二婆。站着侍候我们吃饭，一站便站了三十多年，直到她爬不上楼梯为止。阿二婆的身世，没有祥林嫂那般戏剧化。那时候，在广东各县份出来为佣的便数以千计，原因和早年台山、开平、三邑等县份的男人去南洋或美洲当苦工一样。因为家乡收成少，吃饭的人口又多，所以便尽量把家里的人口疏散到各地谋生，男人被“卖猪仔”到外国劳役，女人便大多数入城为佣了。这种家庭佣仆的职业，在妇女的谋生方法中占了大部分，至少在广东如此。沈从文笔下“栢子”老婆的生涯倒是绝无仅有，柔石笔下的典妻习俗也不见得在广东流行。

所以，我的怀旧充满了矛盾：个人的矛盾，时代的矛盾，历史的矛盾。我一方面缅怀故居各种温馨的回忆，另一方面却从故居的人与物上找出正义的愤慨；有时我庆幸自己感到羞耻，因为我真不知道我将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假如我把空饭碗交给站在身旁给我盛饭的仆人？当然，我也不是说如果每人都懂得自己去盛饭，就能够去救中国救人类。

后来，我的母亲在穗生产后，便来澳门和我们相聚。我刚生下来的幼弟没有来。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因为家里的九叔婶没有子嗣，便把我的幼弟“过继”给九叔那一房来承继香火。母亲愿意不愿意，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这一个大家族里，一个女人的命运以及她本身的意愿实在太渺小得微不足道了。尤其是我母亲，本来出身自潮州汕头的一个渔村，捕鱼人家，真应得上《源氏物语》内里夕颜对光源氏诵出的和歌——

本是海滨贱人之子，日惟追波逐浪，

了无定处。

我的外公很早便逝世，听说是条义气干云的硬汉子，但却也酗酒而好斗。潮州民风强悍，据云外公就是斗殴过多而内伤致命的。那种时代，也是应得上一句有强权而无公理的时代，很多事情，用私人方法去处理倒也省事得多；可是这种“私人方法”，却往往需要身手矫捷和丰富经验才得成为强者，看来我那早倒下来的外公也算得上是弱肉强食的牺牲品吧。至于后来母亲怎样在时局不靖的形势来到省城，以及成为这家族的一员，倒可想象到内里自有辛酸的一页。但多年来，在澳门安度过一段快乐童年的我，却从未听过母亲对自己命运作些愤懑的批判。她好像把她那一代的辛酸默默承受过来，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静静地吸吮着每一滴时代痛苦的泪水，而又一直无声地蕴藏，好像无声的中国是永远的，愤怒的呐喊是永远不可理解的。在我漫长怀旧的回忆里，往往出现在脑海里的图画是海滨一排排静默的大榕树，沿着南湾掩向西湾，这就是我和母亲一段沉默的交往。

那时候，尤其在夏天，南国的夜晚是潮湿而闷热的，吃过晚饭，母亲就带着我沿着斜斜的长巷走向海边去，然后沿着海堤漫步而行。这是一段漫长的散步。如果母亲有她的同伴，也许我便会和一些童年的游伴在堤边捉螃蟹或游玩；如果没有别人，只有我们两人，或和妹妹一起时，我的散步是一段漫长沉默的追随。在青麻长石铺的行人道上，我低下头看到的是无数熟透了的榕树的褐红色种子掉在地上，一些被践得扁烂，一些还完整，圆圆的像一颗颗小型的小葡萄，抬起头看到的却是无尽的榕树须根，从长长手臂般的枝丫上垂了下来。往侧看去，右边往往是一列古典的欧洲型的房子，依山面海，左边却是黄浪滔滔的海水了。

有时我和母亲倚在石堤坐下来，多年来，童年的我和她，沉默是我俩交沟感情的方式。有时我竭力想从她那望海忧郁的眼神中去找寻出一点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找不到。即使现在，我也永远没法去明白那望海的眼神；因为如果那从前望海的眼睛瞻望的将来就是所谓现在，现在是否就一一如理想般展现于她眼前呢？何况，如果那从前望海的眼睛回顾的是过去，那我又该怎样去和她一起追溯回她的过往？

个人的摧残，家族的恩怨，时代的变迁，在我怀旧的底片里，那种褪了色的黑白的确也令人感到凄怆的。我常常想，大概中国在新旧交替时代的每一个大家族都可以成为一本家族历代事迹长篇的“沙格”（Saga）(3) 吧。譬如从我曾祖当年弃文习武开始，得了武举后擢升为九龙城总兵为止，就是沙格最好的第一帖。

所以在怀旧追述中的我，竟也感到存在主义的无所依凭了。我一直是存在的信徒，而以存在决定一切的演绎来解释我的人生；可是每当存在观念投射去将来时，将来竟也成为一桩虚无缥缈的事物。多少年时，我们计划了将来而与将来产生矛盾冲突！我也曾一再叹息于自己已不再追问去做一件事的原因了，因为发生和将要发生的，都像被投掷于万丈深壑的急坠里，过程虽然是急促的，但是那一声期待已久深沉的回响呢，却在不断的期待与失望交替下悬疑着，直到某一刻你感到差不多完全绝望而放弃时，却“咚”的一声把你震醒，把你的一切推向过往，而你又开始另一种急坠与期待。

虽然早已过了**的年代，以及华兹华斯所谓青草光辉闪耀的时代，但在怀旧的追述里，我仍保持着一种浪漫固执的向往。假如生命是一段时间、一首歌，冯至在《十四行集》里说：

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像秋日的树木，一棵棵

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伸入严冬；我们安排我们在自然里，像蜕化的蝉蛾

把残壳都丢在泥里土里；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

那么过往的事物都是这段时间晶莹凝浑的露水，或是歌里跳跃起伏的音符。我的回顾，没有代表我的颓废，虽然，几度夕阳，青山依旧，尤其在一个时代和人物的消逝和递变里，有某种程度的伤感是一定的。假如时代历史的发展是直线而没有重复，那么生命历史的发展亦何尝不是如此？而在生命急泻直下的激流里，我的怀旧恰似奔湍的回旋，在岩石间激射起的无数水珠，躺在石间、泥土和草叶间，仍然战栗，仍然翻腾激动，仍然勇敢地在阳光下对自己说——看，这曾是自己，曾是这一些事情。

阿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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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杨敏盛，1950年生，台湾台南人。东吴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编辑、生活版主编、综艺版主编以及《时报周刊》美洲版编辑主任。著有散文集《唱起唐山谣》《散文阿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