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章所欲论证者，较前诸章尤为困难。盖关于河东君之行事，自以牧斋之著作为主要资料，但牧斋诗文于此期内，多所避忌，故往往缺略，不易稽考。《牧斋外集·二五·题为黄子羽书诗册》（寅恪案：黄子羽，名翼圣，太仓人。事迹见《有学集·三七·莲蕊居士传》）云：
余自甲申后，发誓不作诗文。间有应酬，都不削稿。戊子之秋，囚系白门，身为俘虏。闽人林叟茂之偻行相劳苦，执手慰存，继以涕泣。感叹之余，互有赠答。林叟为收拾残弃，楷书成册，题之曰《秋槐小稿》。盖取王右丞“落叶空宫”之句也。
斯则牧斋诡托之辞，非其实情也。至若同时诸人之记载，以门户恩怨之故，所言亦未可尽据以定是非。今就能见及之资料，互相参校，求一最可能之真实，然殊不敢自信也。兹先移录顾云美《河东君传》关于此期者于下：
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宗伯谢不能。君奋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寅恪案：《塔影园集·一·河东君传》“沉”作“投”。）其奋身池上也，长洲明经沈明抡馆宗伯寓中见之，而劝宗伯死，则宗伯以语兵科都给事中宝丰王之晋，之晋语余者也。（寅恪案：《塔影园集》“之晋”上有“给事”二字，似无此二字更佳。）是秋，宗伯北行，君留白下，宗伯寻谢病归。丁亥三月，捕宗伯亟，君絜一囊，从刀头剑铓中，牧圉饘橐惟谨。事解，宗伯和苏子瞻御史台寄妻韵，赋诗以美之。（寅恪案：《塔影园集》“捕宗伯亟”作“宗伯有急征”，“和”作“次”，“妻”作“子由”。）至云“从行赴难有贤妻”，时封夫人陈氏尚无恙也。（寅恪案：钱曾《注》本《有学集·一·秋槐诗集·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之一及《牧斋遗事》本“从行”皆作“从行”。但涵芬楼本作“徒行”，《塔影园集》本作“徒步”。俱非。）宗伯选《列朝诗》，君为勘定《闺秀》一集。庚寅冬，绛云楼不戒于火，延及半野堂，向之图书玩好略尽矣。宗伯失职，眷怀故旧，山川间阻，君则“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有《鸡鸣》之风焉。（寅恪案：“闺秀”应作“香奁”。《塔影园集》“问之”作“报之”。误。）久之，不自得。生一女，既婚。癸卯秋，下发入道。（寅恪案：《塔影园集》无“生一女，既婚。癸卯秋”等八字。）宗伯赋诗云：“一剪金刀绣佛前，裹将红泪洒诸天。三条裁制莲花服，数亩诛锄?稏田。朝日装铅眉正妩，高楼点黛额犹鲜。（寅恪案：钱曾注《有学集·一四》及涵芬楼本《有学集·一三·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诗“黛”作“粉”。是。）横陈嚼蜡君能晓，已过三冬枯木禅。”“鹦鹉纱窗昼语长（寅恪案：钱曾《注》本及涵芬楼本《有学集》并《塔影园集》及《牧斋遗事》本，“纱”均作“疏”。较佳），又教双燕话雕梁。（寅恪案：钱曾《注》本《有学集》“话”亦作“话”，涵芬楼本及《牧斋遗事》本作“语”。恐非。）雨交沣浦何曾湿，风认巫山别有香。初著染衣身体涩，乍抛稠发顶门凉。（寅恪案：此二句各本均同，惟涵芬楼本异。余详前论。）萦烟飞絮三眠柳，飏尽春来未断肠。”（寅恪案：《塔影园集》此句下有“时癸卯秋也”五字。）明年五月二十四日（寅恪案：《塔影园集》无“二十四日”等字），宗伯薨，族子钱曾等为君求金（寅恪案：《塔影园集》“子”作“孙”。其实遵王乃牧斋之族曾孙也。《牧斋遗事》作“族人”亦通。“为君求金”《牧斋遗事》同。《塔影园集》作“求金于君”。是），于六月二十八日自经死。（寅恪案：《塔影园集》无“于”字。《牧斋遗事》“于”作“以”，可通。“八”作“七”，误。）宗伯子曰孙爱及婿赵管为君讼冤，邑中士大夫谋为君治丧葬。（寅恪案：近影得沈阳市博物馆所收罗振玉旧藏《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影》并云美《河东君传》此句“谋”作“课”，盖误。）宗伯门人顾苓曰：“呜呼！今而后宗伯语王黄门之言，为信而有征也。”宗伯讳谦益，字受之。学者称牧斋先生。晚年自号东涧遗老。甲辰七月七日书于真娘墓下。（寅恪案：《塔影园集》“赵管”作“赵某”，“黄门”作“给事”，“甲辰七月七日”作“甲申闰六月七日”。“申”自是“辰”字之误。“七月七日”或取陈鸿《长恨歌传》意，“闰六月七日”则取牧斋《前七夕合欢》诗意，皆可通也。“真娘”《塔影园集》作“贞娘”。至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下》“柳如是”条，有“甲辰七月七日东海徐宾为葬于贞娘墓下”等语，见前论“河东君崇祯十四年冬留苏州养疴”条，兹不赘。）
又，《虞阳说苑·甲编·牧斋遗事》附载顾云美《河东君传》。其文与《花笑庼》本及《塔影园》本颇有异同，且《传》后附《注》云“顾云美《河东君传》墨迹，文字与此略异。”前已述及，差异之处或是云美原稿，盖此传乃顾氏极意经营之作，必累加修改。故今日流传之本未能一致，亦事理所当然。兹因参考便利，并节录此段文字特异者于后，读者可取相参校也。其文云：
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奋身自沉水中，侍儿持之不得入。（中略。）是秋，宗伯北行，寻谢病归。丁亥三月，捕宗伯甚急，时君病，力疾挈一囊，从刀铓箭簇中，饘橐牧圉，昼夜不舍。事解归，三十设帨，宗伯和坡公御史台寄妻韵以美之，至云：“从行赴难有贤妻。”时封夫人陈氏尚无恙也。宗伯撰集《列朝诗》，君为勘定《闺秀》一册。戊子夏，宗伯复系白门，判年始归。庚寅冬，绛云不戒于火，延及半野堂，图书玩好，尽为煨烬。宗伯隐居芙蓉庄，抑郁无聊，日怀故旧，山川间阻。君则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久之，不自得，生一女，既婚。癸卯秋，下发入道。（中略。）明年五月廿四日，宗伯薨，族人钱曾等为君求金，要挟蜂涌，以六月廿七日自经死。长子孙爱与所生女暨宗伯门下严熊为君讼冤，邑之士大夫王梦鼎、陈式等为君治丧葬。灵岩储和尚闻之曰：“善哉！愧宗伯矣。”（寅恪案：严熊事迹见光绪修《常昭合志稿·二六·严惇传》附父《熊传》。王梦鼎事迹见同书二五《王梦鼐传》附兄《梦鼎传》。陈式事迹见程嗣立《水南先生遗集·五·陈式传》。灵岩储和尚即理洪储，事迹见《小腆纪传·五九·方外门南岳和尚退翁传》。）呜呼！宗伯讳谦益，字受之，学者称牧斋先生，亦称虞山先生云。吴郡顾苓撰。
云美此传于弘光元年乙酉之前，即崇祯十七年甲申一岁间有关牧斋事，皆从阙如，固文章体例使然。但今日考河东君本末者，其主要事迹则不应概从删削也。兹约略论述之于下。
《初学集》末附《甲申元日（七律）》云：
又记崇祯十七年，千官万国共朝天。偷儿假息潢池里，幸子魂销槃水前。天策纷纷忧帝醉（自注云：“贼入长安。”），台阶两两见星联。衰残敢负苍生望，自理东山旧管弦。
寅恪案：《初学集》本迄于崇祯十六年癸未。既刻成之后，附补此诗于后者，其理由殆有三端。一因此集最后之十八，十九，及二十上、下共四卷，为《东山诗集》，遂以七、八两句结束之。前已论及。二因第四句、第六句谓政敌周玉绳已死，代其位者，舍我其谁？谢安石东山再起，正是此时。特赋此诗，所以表见意旨所在也。三因集名“东山”，实取义于河东君《半野堂初赠诗》“东山葱岭莫辞从”之句。顾云美《塔影园集·一·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云：
崇祯庚辰辛巳间，延儒再召，疑忌未消，公乃寄情声伎，稍以自污。近陈平之妇人，开马融之绛帐。赵德甫校雠《金石》，不离易安之堂，苏子瞻不合时宜，独出朝云之口。
夫河东君尝为崇祯初年宰相周道登之妾，以谗谮被逐，几至杀身，乃其一生憾事。牧斋为当时之苏子瞻，不合时宜，未跻相位。虽世人习知，然河东君知之独稔。况又曾自称杨朝，字朝云，尤与东坡妾钱塘王朝云之故事相符合。由是言之，牧斋赋此一诗于《初学集·东山诗集》之末，盖所以慰塞河东君平生欲作裴柔之“兴庆首行千命妇”之愿望（见《才调集·五》及《元氏长庆集·二二·初除浙东妻有沮色因以四韵晓之（七律）》），且借以一快细君胸中恩仇之微意也。
又检顾公燮《消夏闲记选存》“钱牧斋”条略云：
乙酉，王师南下，钱率先投降。满拟入掌纶扉，不意授为礼侍。寻谢病归，诸生郊迎，讥之曰：“老大人许久未晤，到底不觉老。”（原注：“‘觉’与‘阁’同音。”）钱默然。一日谓诸生曰：“老夫之领，学前朝，取其宽。袖依时样，取其便。或笑曰：‘可谓两朝领袖矣。’”
寅恪案：牧斋在明朝不得跻相位，降清复不得为“阁老”，虽称“两朝领袖”，终取笑于人，可哀也已。宽领狭袖之语，甚得其实。他记载或有误倒领袖之宽狭者，如《牧斋遗事》“牧斋游虎丘衣一小领大袖之服”条之类。盖由记者距离明末清初已远，懵于两朝衣服形式所致耳。顾公燮所记吴音“觉”与“阁”同读，殊有风趣。可参第四章论“乌个头发，白个肉”节。顾书所记钱、柳两事，俱保存原语，诚是有价值之史料也。
牧斋于崇祯十七年甲申元日，虽附补一诗于《初学集》之末，以微见其东山再起之可能性。但此后诸诗概从删削，故几无痕迹可寻。检《有学集·七·高会堂诗集·赠云间顾观生秀才》（寅恪案：钱曾《注》本此题“间”误作“开”，“秀”字下脱“才”字）诗并序云：
崇祯甲申，皖督贵阳公（寅恪案：钱《注》本此序“贵阳”均作“桂阳”）抗疏经画东南，请身任大江已北援剿军务，南参赞史公专理陪京兼制上游。特命余开府江浙，控扼海道。三方鼎立，连结策应，画疆分界（寅恪案：钱《注》本“界”作“间”），绰有成算。拜疏及国门，而三月十九之难作矣。（寅恪案：钱《注》本“十九”下有“日”字。）顾秀才观生实在贵阳幕下，与谋削稿。余游云间，许玠孚为余言，始知之。请与相见。扁舟将发，明灯相对，抚今追昔，慨然有作。读予诗者，当悯予孤生皓首，亦曾阑入局中，备残棋之一着，而贵阳宾主苦心筹国，楸枰已往。局势宛然，亦将为之俯仰太息，无令泯没于斯世也。丙申阳月八日漏下三鼓，书于白龙潭之舟中。
东南建置画封疆，幕府推君借箸长。铃索空教传铁锁，泥丸谁与奠金汤。旌麾寂寞盈头雪，书记萧闲寸管霜。此夕明灯抚空局，朔风残漏两茫茫。
朱绪曾编《金陵诗征·四一》“顾在观”条云：
在观，字观生，华亭人。居金陵。晚号东篱子。
此条下注云：
观生为杨文骢所引，入马士英幕。尝言阮大铖不可用。士英不从。大铖欲起钩党之狱，观生复使士英子銮泣谏，赖以稍止。南都亡，归守二顷，复以逋赋，遂弃产遁。居金陵衡阳寺以终。
寅恪案：今取牧斋此诗并序就涵芬楼《有学集》本与钱遵王《注》本相校，《注》本虽有讹脱，然“贵阳”二字，三处皆作“桂阳”，必非传写偶误所致。盖“桂阳”实指马士英。牧斋殆因“桂”“贵”古通，遂改“贵阳”作“桂阳”，以讳饰其与瑶草之关系耶？观《有学集·三七·莲蕊居士传》中“乙酉之乱，桂阳相挟掖廷南奔”及“桂阳亦叹赏”等语，可为旁证。遵王在当日，自知其师之微意，故仍用“桂阳”，而不改作“贵阳”。金鹤冲撰《钱牧斋先生年谱》，于“崇祯十七年甲申”条亦作“桂阳”，固沿用遵王《注》本原文，但未加说明，恐尚不了解牧斋当日之苦心也。又顾云美《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云：
鸣镝铜马，**中外。江南士民为桑土计者，欲叩阍援豫、楚例，请以公备御东南。上亦于甲申三月十一日赐环召公，而遇十九日之变。
寅恪案：钱曾《有学集诗注·四·绛云余烬集·哭稼轩留守相公诗一百十韵用一千一百字（五言排律）》“甘陵录牒寝，元祐党碑镌”一联，牧斋自注云：
余与君以甲申三月初十日同日赐环，邸报遂失传。
即云美《传》语之所本。但云美作“十一日”，与牧斋自注相差一日。检《国榷·一百》“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一日）己亥”有：
复罪废诸臣冠带。
之记载。云美“赐环”之语，与此有关。寅恪初未解牧斋自注，何以与顾谈不合之故。后又检《明实录·怀宗实录·一七》载：“三月己丑朔。”《明史·二四·庄烈帝本纪》载：“三月庚寅朔。”亦相差一日，始知牧斋自注，乃依《明实录》所根据之材料计算也。余可参夏燮《明通鉴·九十》“崇祯十七年三月庚寅”条下考异。至云美不著瑶草疏荐本末，岂欲为其师讳，而避免吕步舒之嫌疑耶？鄙意云美宅心忠厚，固极可嘉，殊不知牧斋此次之起废，由于瑶草之推荐，实为牧斋一生前后打成两橛之关键所在。若讳言此点，则于当日之情事，不可通解矣。检《明史·三百零八·奸臣传·马士英传》略云：
马士英，贵阳人，万历四十四年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又三年成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崇祯）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坐遣戍，流寓南京。时大铖名挂逆案，失职久废，以避流贼至，与士英相结甚欢。大铖机敏猾贼，有才藻。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觊以边才召。无锡顾杲，吴县杨廷枢，芜湖沈士柱，余姚黄宗羲，鄞县万泰等皆复社中名士，方聚讲南京，恶大铖甚，作留都防乱揭逐之。大铖惧，乃闭门谢客，独与士英深相结。周延儒内召，大铖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礼部侍郎王锡衮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凤等处军务。
据此，瑶草之起废由于圆海，而牧斋之起废又由于瑶草。瑶草既难不与圆海发生关系，牧斋自更不能不直接与瑶草，间接与圆海发生联系。世情人事，如铁锁连环，密相衔接，惟有恬淡勇敢之人，始能冲破解脱，未可以是希望于热中怯懦之牧斋也。苟明乎此，则牧斋既已是袁绍弦上之箭，岂能不作黄祖腹中之语乎？于是遂有云美《东涧遗老钱公别传》所谓“前此异同，藩棘一旦破除，非得已也”之语。噫！
《小腆纪年附考·八》“顺治元年甲申十月”条（可参《国榷·一百二》“崇祯十七年八月丙子贡生朱统[img alt="" src="../Images/ad0002.png" /]诬奏姜曰广”，夏完淳《续幸存录·南都大略》中“钱谦益请用杨维垣”条及南沙三余氏《南明野史·上》“钱谦益心艳揆席”条等）：
丁巳（初三日），明钱谦益疏颂马士英功，雪逆案冤。谦益以定策异议自危，遂谄附马、阮以自解。士英欲起用蔡奕琛、杨维垣，恐物论不容，以谦益人望也，属荐之。谦益乃阿士英指，《疏》列四事，曰：“严内治，定庙算，振纪纲，惜人才”。其请定庙算也，有云：“先臣孙承宗言，以文统武，极是弊端。臣观三十年来，文臣出镇专征，鲜不覆败。其绰有成算，克奏肤功者，承宗之后，马士英一人耳。先帝以楚事付左良玉，而旧疆恢复；以闽事付郑芝龙，而岭海无虞。此专任武将之明效也。”其请惜人才也，“一曰资干济。今天下非才乏也，分门户，竞爱憎，修恩怨，即其胸中了然，如喑者之不能言，魇者之不能寐，有物以限之也。今人才当摧残剥落之秋，以真心爱惜，以公心搜访，庶可共济时艰。臣所知者，有英颖特达如蔡奕琛、冯元飏及某某者，谋国任事，急病攘夷之选也。有老成典型如唐世济、范凤翼、邹之麟及某某者，端委庙堂，疏秽镇浮之选也。有公望著闻者，词臣余煌、道臣陈洪谧之流也。有沦落可惜者，科臣陶宗道、杨兆升及某某之流也。二曰雪冤滞。钦定逆案诸臣，未免轩轾有心，上下在手。陛下既以赞导无据，拔阮大铖而用之矣。若虞廷陛、杨维垣、虞大复、吴孔嘉、周昌晋，乞下部详察录用，许其自新，亦涣群破党之一端也。”又云：“蔡奕琛曾以复社抗疏攻臣，臣心知其误，固已释然置之矣。天下多事，将伯助予。中流遇风，吴越相济。果有嫌隙，固当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况臣本无仇于奕琛乎？臣亲见门户诸臣，植党营私，断送社稷，断送君父，何忍复师其故智。且他日独不思见先帝于九原乎？逆案之贾继春、阮大铖者，皆慷慨魁垒男子也。”《疏》数千言，烦猥不尽录。大旨在颂马士英功，雪逆案诸臣冤。而奕琛见中有“魁垒男子”语，则不喜，扬言于朝曰：“我自宜录用，何借某之荐牍诮我？”闻者笑之。
臣鼒曰，特书何？罪谦益之无耻也。谦益谬附东林，以为名高，既以患得患失之心，为倒行逆施之举，势利熏心，廉耻道丧。盖自汉唐以来，文人之晚节莫盖，无如谦益之甚者。纯庙斥毁其书，谓不足齿于人类。盖以为有文无行者戒哉！
《国榷·一百零三》“崇祯十七年十月戊午（初四日）记南京协理詹事府礼部尚书钱谦益上言”条云：
谦益觊相位，日逢马、阮意游宴，闻者鄙之。
同书一百零四“弘光元年正月辛丑”条云：
南京吏部左侍郎蔡奕琛兼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枚卜时，钱谦益、阮大铖、李沾等，各有奥援，而奕琛以诚意侯刘孔昭荐得之。大铖筑堡江上，闻之驰还，怒马士英，无及。
寅恪案：彝舟所引牧斋上《疏》原文较孺木为详，因全录之。至其痛诋牧斋之言，固是事实。但亦因清高宗欲毁灭牧斋文字，不使流传，徐氏著书时禁网已稍疏，然以特录钱氏原《疏》之故，仍不得不作自解之语，庶免违旨之嫌也。细绎牧斋此《疏》，措辞巧妙，内容固极可鄙，若就文章论，则殊令人欣赏不置。吾人今日读史，应注意其所言马士英、左良玉、郑芝龙一节，盖此三人乃当时之实力派。牧斋自崇祯晚年至清顺治末岁，约二十余年，前后欲依赖利用此三人以作政治活动，虽终无所成，然亦可借是窥见明清间政治军事关键之所在矣。孺木谓“谦益觊相位，日逢马、阮意游宴”，此数语最能道出牧斋及河东君心事。但河东君仅得为汧国夫人之李娃而终不得作河东郡君之裴淑，其故虽如《东涧遗老别传》所言“东林以国本为终始，而公与东林为终始”，然尚未穷溯其渊源，遂亦未尽通其本末也。
史惇《恸余杂记》“东林缘起”条云：
东林之局，始于神庙宠郑贵妃，有母爱子抱之意，而一二贤者，杯蛇弓影，形诸章奏，乃神庙不加严谴，望风者遂疑真有其事而竞起，欲因以为名高，且欲结知东宫，以为厚利。
寅恪案：少时读史见所述东林本末颇多，大抵与顾、史两氏之言无甚差异。故仅择录一二条，聊见梗概而已，不遑亦不必广征也。近岁偶检《明史》，始悟昔人所论，只从光宗与福王竞争皇位，即所谓“国本”开始，殊不足说明后来南都政局之演变，似有更上一层楼之必要，兹节录《明史》最有关之材料于下。《明史·一一四·后妃传·孝定李太后传》略云：
孝定李太后，神宗生母也，漷县人，侍穆宗于裕邸。隆庆元年三月封贵妃。（神宗）即位，上尊号曰慈圣皇太后。旧制天子立，尊皇后为皇太后。若有生母称太后者，则加徽号以别之。是时，太监冯保欲媚贵妃，因以并尊风大学士张居正下廷臣议。尊皇后（陈氏）曰仁圣皇太后（寅恪案：陈氏乃穆宗为裕王时之继妃，隆庆元年册为皇后。实神宗之嫡母也），贵妃曰慈圣皇太后，始无别矣。仁圣居慈庆宫，慈圣居慈宁宫。居正请太后视帝起居，乃徙居乾清宫。太后教帝颇严。帝事太后惟谨，而诸内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挟持太过。帝尝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内侍歌新声，辞不能，取剑击之。左右劝解，乃戏割其发。翼日太后闻，传语居正具疏切谏，令为帝草《罪己御札》，又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涕泣请改乃已。（万历）六年帝大婚，太后将返慈宁宫，敕居正曰：“吾不能视皇帝朝夕，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其朝夕纳诲，终先帝凭几之谊。”四十二年二月崩。后性严明，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光宗之未册立也，给事中姜应麟等疏请，被谪。太后闻之，弗善。一日帝入侍，太后问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盖内廷呼宫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故云。光宗由是得立。群臣请福王之藩，行有日矣，郑贵妃欲迟之明年，以祝太后诞为解。太后曰：“吾潞王亦可来上寿乎？”贵妃乃不敢留福王。
同书同卷《孝靖王太后传》云：
孝靖王太后，光宗生母也。初为慈宁宫宫人。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幸之，有身。故事宫中承宠，必有赏赉，文书房内侍记年月及所赐以为验。时帝讳之，故左右无言者。一日侍慈圣宴，语及之，帝不应。慈圣命取《内起居注》示帝，且好语曰：“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贵，宁分差等耶？”（万历）十年四月封恭妃。八月光宗生，是为皇长子。既而郑贵妃生皇三子，进封皇贵妃，而恭妃不进封。二十九年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仍不封如故。三十四年元孙生，加慈圣徽号，始进封皇贵妃。三十九年病革，光宗请旨得往省，宫门犹闭，抉钥而入。妃目眚，手光宗衣而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
同书一百二十《诸王传·潞简王翊镠传》略云：
潞简王翊镠，穆宗第四子。隆庆二年生，生四岁而封。万历十七年之藩卫辉。初，翊镠以帝母弟居京邸，王店王庄遍畿内。比之藩，悉以还官，遂以内臣司之。皇店皇庄自此益侈。翊镠居藩，多请赡田食盐，无不应者。其后福藩遂缘为故事。景王（载圳）就藩时，赐予概裁省，楚地旷，多闲田。诏悉予之。景藩除，潞得景故籍田，多至四万顷，部臣无以难。至福王常洵之国，版籍更定，民力益绌，尺寸皆夺之民间，海内骚然。论者推原事始，颇以翊镠为口实云。翊镠好文。四十二年薨。四十六年常淓嗣。后贼躏中州，常淓流寓于杭，顺治二年六月降于我大清。
同书同卷《福恭王常洵传》略云：
福恭王常洵，神宗第三子。初，王皇后无子，王妃生长子，是为光宗。常洵次之，母郑贵妃最幸，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厌苦之。（万历）二十九年始立光宗为太子，而封常洵福王。至四十二年始令就藩。（崇祯）十六年秋七月由崧袭封。明年三月，京师失守，由崧与潞王常淓，俱避贼至淮安。四月，凤阳总督马士英等迎由崧入南京。庚寅称监国。壬寅自立于南京，伪号弘光。由崧性暗弱，湛于酒色声伎，委任士英及士英党阮大铖。二人日以鬻官爵、报私憾为事。未几有王之明者，诈称庄烈帝太子，下之狱。又有妇童氏，自称由崧妃，亦下狱。于是中外哗然。明年三月，宁南侯左良玉举兵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东下。阮大铖、黄得功等帅师御之，而我大清兵以是年五月己丑渡江。辛卯夜，由崧走太平，盖趋得功军也。癸巳，由崧至芜湖。丙申，大兵至南京城北。文武官出降。丙午，执由崧至南京。九月甲寅，以归京师。
寅恪案：光宗生母王太后乃其祖母，即神宗生母李太后之宫人。李太后亦是宫人出身。光宗生母与福王常洵生母，虽俱非正嫡，但常洵之生母，其出身远胜于光宗之生母。光宗所以得立为太子，纯由其祖母李太后之压力使然。李太后享年颇长，故光宗遂能维持其太子之地位，而不为福王所替代。潞王翊镠亦李太后所生，与光宗血亲最近。由是言之，东林者，李太后之党也。嗣潞王常淓之亲祖母即李太后。此东林所以必需拥戴之以与福王由崧相抵抗。斯历史背景，恩怨系统，必致之情事也。至若常淓之为人，或优于由崧。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其贤不肖，外人甚难察知。就昔时继承权论，自当以亲疏为标准。由崧之血统，与熹宗、思宗共出于神宗。常淓之血统与熹宗思宗共出于穆宗。故两者相较，常淓之皇帝继承权，较由崧疏远一级。据是言之，马、阮之拥立由崧，实为合法。东林诸贤往往有认王之明为真太子慈烺者，殆亦知常淓之继承权不及由崧之合法欤？至认童氏为真福王继妃者，盖欲借此转证弘光为假福王，似亦同一用心也。（参旧题娄东梅村野史《鹿樵纪闻·上》“两太子”条及“两疑案”条所载：“野史氏曰：余闻大悲初称崇祯帝，又称齐王，继复称神宗子，因宫闱有隙，寄育民间，长而为僧。其言诡诞不足信，然知其决非妖僧也。童氏之为继妃，为司寝，为淮上私奔，亦未可定。然知其决非周王妇，与福王全无瓜葛也。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皆以福王为李伴读，非朱氏子也，而童氏乃真妃。故当时讥刺诗有：‘隆准几曾生大耳，可哀犹自唱无愁。白门半载迷朱李，青史千年纪马牛。’说者又谓东林复社之事，深憾马、阮，故造此谤，似矣。然观童氏之哭求一见而不可得，后之人犹不能无疑焉。”）昔年尝见王船山之书，痛诋曹子建，以为陈思王之诗文皆其门客所代作，殊不解何以发此怪论。后来细思之，朱明一代，宗藩固多贤者，其著述亦甚丰富，倘详悉检察稽考，其中当有非宗藩本人自撰而倩门客书佣代为者。姜斋指桑骂槐，殆由于此耶？然则常淓果优于由崧与否，犹待证实。东林爱憎之口，未必尽可信据。《有学集·八·长干塔光集·一年（七律）》云：
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刑。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吹唇沸地狐群力，剺面呼风蜮鬼灵。（寅恪案：“蜮”钱曾《注》本作“羯”，是。）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牧斋此诗所言，固是偏袒弘光之辞，但亦应取与东林党人之记载，以由崧为天下之恶皆归焉者，参互比较，求一平允之论也。《花笑庼杂笔·一》“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条，《一年》诗批云：
金陵一年，久将灭没，存此作诗史可也。
然则，梨洲以牧斋此律为诗史，则其意亦不尽以弘光为非，可以窥见矣。又关于阮大铖、王铎二人，就鄙见所及，略述数语。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之《钤山》，王修微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寅恪案：张岱《石匮书后集·四八·阮大铖传》引罗万象奏言“大铖实未知兵，恐《燕子笺》《春灯谜》未见枕上之阴符而袖中之黄石也”，亦足证当日阮氏两剧本盛行，故万象据以为言。又夏燮《明通鉴·附编·一·附记·一·下》“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十二月辛巳”条云：“阮大铖以乌丝阑写己所作《燕子笺》杂剧进之。岁将暮，兵报迭至。王一日在宫，愀然不乐。中官韩赞周请其故。王曰：‘梨园殊少佳者。’赞周泣曰：‘奴以陛下或思皇考先帝，乃作此想耶？’时宫中楹句有：‘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旁注：东阁大学士王铎奉敕书云。”亦可旁证圆海之戏剧，觉斯之书法俱为当时之绝艺也。）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此固文人文过饰非之伎俩，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夫天启乱政，应以朱由校、魏忠贤为魁首，集之不过趋势群小中之一人。揆以分别主附，轻重定罪之律，阮氏之罪当从末减。黄梨洲乃明清之际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囿于传统之教训，不敢作怨怼司马氏之王伟元，而斤斤计较，集矢于圆海，斯殆时代限人之一例欤？（寅恪检《明季稗史》本、夏完淳《续幸存录·南都杂志》中“阮圆海之意”条云：“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珰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阮之阿珰，原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一疏，为杨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贤，同为通内。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阿珰，乌能免其反击乎？”存古之论，颇为公允。至“十七年合算一疏”之“十”字应删去，盖写刻者涉上文“十七年田野”之语而衍也。）后来永历延平倾覆亡逝，太冲撰《明夷待访录》，自命为殷箕子，虽不同于嵇延祖，但以清圣祖比周武王，岂不愧对“关中大儒”之李二曲耶？惜哉！
王觉斯者，明末清初之大艺术家。牧斋为王氏作墓志铭盛称其书法，而有关政治诸事多从省略，不仅为之讳，亦以王氏之所长实在于此故也。（见《有学集·三十·故宫保大学士孟津王公墓志铭》。）当崇祯十七年三月北京岌岌不可终日之时，钱、王二人同时起用，思宗之意似欲使之治国治军以振危亡之局，诚可叹可笑也。《清史稿·四·世祖本纪》云：
（顺治二年五月）丙申，多铎师至南京，故明福王朱由崧及大学士马士英遁走太平。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三十一人以城迎降。
夫此文官班首王、钱二人，俱是当时艺术文学大家。太平之世，固为润色鸿业之高才，但危亡之时，则舍迎降敌师外，恐别无见长之处。崇祯十七年三月二人之起用，可谓任非其材。弘光元年五月二人之迎降则得其所矣。兹有一事可注意者，即二人在明季俱负盛名，觉斯果位跻宰辅，牧斋终未列揆席，盖亦有特殊理由。《国榷·一百零一》“崇祯十七年五月”条云：
癸巳，南京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姜曰广，前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王铎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时，同推前礼部右侍郎陈子壮、少詹事黄道周、右庶子徐汧，而监国故与铎有旧。
同书同卷“崇祯十七年十月乙卯朔”条云：
王庸、王无党世授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俱大学士王铎子。以舟渡慈銮也。
据此，觉斯之得为宰相，由于与由崧有旧。牧斋之不得为宰相，由于与东林即主立潞王常淓者有关。大悲之狱，牧斋亦被牵连（见《鹿樵纪闻·上》“福王”条下，《国榷·一百零三》“崇祯十七年甲申十二月丙寅”条，《小腆纪年附考·八》“顺治元年甲申十二月己巳明下狂僧大悲于镇抚司”条及同书九“顺治二年乙酉二月癸未明僧大悲伏诛”条并夏完淳《续幸存录·南都大略》中“妖僧大悲”条等），故知李太后光宗之党与郑贵妃福王之党，其分野恩怨始终不变。牧斋之未跻宰辅乃佛教“中阴身错投母胎”，如《西游记》小说之猪八戒，即是其例。聋騃道人（见金氏《钱牧斋先生年谱》首）往往以老归空门自许，倘亦通解此妙谛耶？
第三章引《玉台画史》载黄媛介画扇题有“甲申夏日写于东山阁”之语，因论皆令作画之际似在崇祯十七年首夏，河东君将偕牧斋自常熟往南京翊戴弘光之时。兹更据《国榷·一百零一》“崇祯十七年四月”条略云：
甲申（廿七日）史可法迎（福王）于邵伯镇。
丙戌（廿九日）福王至燕子矶。
丁亥（卅日）福王次龙江关。
“五月”条略云：
庚寅（初三日）福王监国。
壬寅（十五日）监国福王即皇帝位于武英殿。
“六月”条云：
壬戌（初六日）钱谦益为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
同书卷首之三《部院·上》“南京礼部尚书”栏载：
甲申昆山顾锡畴□□□□进士，五月任，署吏部。
《弘光实录钞·一》“崇祯十七年甲申”条略云：
（五月）乙卯召陈子壮为礼部尚书。
（六月）辛酉起钱谦益协理詹事府事，礼部尚书。
（六月）丙子礼部尚书顾锡畴上言，刻期进取。
同书二“崇祯十七年甲申”条云：
（九月）甲辰起黄道周为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
同书三“弘光元年乙酉”条云：
（二月）己巳礼部尚书顾锡畴致仕，以钱谦益代之。
《明史·二五五·黄道周传》略云：
福王监国，用道周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马士英讽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从史可法拥立潞王耶？”乃不得已趋朝。拜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而朝政日非，大臣相继去国，识者知其将亡矣。明年三月遣祭告禹陵。甫竣事，南都亡。
综合推计之，则钱、柳二人同由常熟赴南京之时间，当在甲申七月廿五日福王催其速赴南京任以后。（见下引卧子“荐举人才疏”批语。）其所以赴任之理由，或与黄道周被迫之情势相同，亦未可知。考当时原任礼部尚书为顾锡畴，顾氏署吏部，至弘光元年乙酉二月致仕，牧斋乃补其原任实缺。所以不以石斋补顾氏原缺者，因漳浦求去之志已坚，借故出都，马、阮辈知之甚审，遂不以黄而以钱代顾。至牧斋是否在此以前独往南京，然后还家坐待新命，尚俟详检。据《明季稗史初编·一四》夏允彝《幸存录》云：“钱谦益虽家居，往来江上，亦意在潞藩。”然则牧斋似曾至金陵，谋立潞王也。余见下所论。关于钱、柳同往南京事，旧籍有涉及此时之记载，兹择引数条，略辨之于下。《鹿樵纪闻·上》（参赵祖铭《国朝文献迈古录·二十》）略云：
先是钱谦益入都，其妾柳如是戎服控马，插装雉尾，作昭君出塞状。服妖也。
《明季稗史初编·一六》夏完淳《续幸存录》“南都杂志”条（参《南明野史·上》“起钱谦益陈子壮转黄道周各礼部尚书”条等）云：
钱谦益家妓为妻者柳隐，冠插雉羽，戎服骑入国门，如明妃出塞状。（寅恪案：昭君出塞之装束，可参一九五七年《戏剧报》第十期封面《尚小云汉明妃图》。）
《牧斋遗事》云：
弘光僭立，牧翁应召，柳夫人从之。道出丹阳，同车携手，或令柳策蹇驴，而己随其后。私语柳曰：“此一幅昭君出塞图也。”邑中遂传钱令柳扮昭君妆，炫煌道路。吁！众口固可畏也。
然则，钱、柳自常熟至南京，道出丹阳时得意忘形，偶一作此游戏亦有可能，遂致众口讹传，仇人怨家借为诋诮之资。遗事之言，最为近情。其他如吴、夏诸书所记，殊不足信也。噫！当扬州危急之时，牧斋自请督师，河东君应可随行。然弘光不许牧斋作韩世忠（见钱曾《有学集诗注·八·长干塔光集·鸡人（七律）》“刺闺痛惜飞章罢”句下自注云：“余力请援扬，上深然之。已而抗疏请自出督兵，蒙温旨慰留而罢。”），故河东君虽愿作梁红玉而不能。迨南都倾覆之后，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亦可偕行，但终留江南。故河东君虽可作汉明妃而不愿。其未能作梁红玉诚是遗憾。但不愿为王昭君，殊堪钦服也。又检林时对《荷牐丛谈·三》“鼎甲不足贵”条云：
吴伟业辛未会元榜眼，薄有才名，诗词佳甚。然与人言，如梦语呓语，多不可了。余久知其谜心。鼎革后，投入土抚国宝幕，执贽为门生，受其题荐，复入词林。未有子，多携姬妾以往。满人诇知，以拜谒为名，直造内室，恣意**，受辱不堪，告假而归。又以钱粮奏销一案，褫职，惭愤而死。所谓身名交败，非耶？
寅恪案：林氏之语过偏，未可尽信，然借此亦得窥见当建州入关之初，北京汉族士大夫受其凌辱之情况。河东君之独留南中，固由于心怀复楚报韩之志业，但其人聪明绝世，似亦悬知茧翁所述梅村困窘之状欤？
自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至次年，即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此“一年天子小朝廷”之岁月，实河东君一生最荣显之时间也。牧斋《投笔集·上·后秋兴之三·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八首》之二“几曾银浦（“浦”似应作“汉”）共仙槎”句，盖惜河东君得意之时间甚短也。关于此时间涉及河东君者亦有数事，兹略述之于下。
计六奇《明季北略·二四·五朝大事总论》中《门户大略》“韩钱王邹才既相伯仲”条（参《南明野史·上》“起钱谦益陈子壮转黄道周各礼部尚书”条等）云：
钱（谦益）声色自娱，末路失节，既投阮大铖而以其妾柳氏出为奉酒。阮赠以珠冠一顶，价值千金。钱令柳姬谢阮，且命移席近阮。其丑状令人欲呕。嗟乎！相鼠有体，钱胡独不之闻？
寅恪案：前引谈孺木之言谓“谦益觊相位，日逢马、阮意游宴，闻者鄙之”。牧斋与马、阮游宴，自是当然之事。颇疑钱、阮二人游宴尤密，盖两人皆是当日文学天才，气类相近故也。牧斋既与圆海游宴，河东君自多参预，此亦情势所必至。圆海乃当日编曲名手，世所推服。《鹿樵纪闻·上》“马阮始末”条云：
诸公故闻其有《春灯谜》《燕子笺》诸剧本，问能自度曲否？即起执板，顿足而唱，诸公多北人，不省吴音，则改唱弋阳腔，诸公于是点头称善曰：“阮君真才子。”
据此集之不仅能制曲，且能度曲。河东君之能度曲，自不待言，前多论及，不必复赘。观《戊寅草》中诸词，颇有似曲者，如《西河柳》之类，即是例证。然则牧斋招宴圆海筵上，柳、阮二人，必极弹丝吹竹之乐。但歌唱音乐牧斋乃门外汉，白香山《新乐府·杏为梁》篇云“心是主人身是客”一语，真可作南都礼部尚书官署中招宴阮氏之绮席写照矣。圆海珠冠之赠，实为表达赏音知己之意，于情于礼殊应如此，然牧斋此际则不免有向隅之叹也。
夫牧斋虽不善编剧度曲。然最擅长诗什。其与圆海游宴所赋篇章应亦不少。河东君想亦间有酬和阮氏之作。前引牧斋《题为黄子羽书诗册》云：“余自甲申后，发誓不作诗文。间有应酬，都不削稿。”所谓“文”者，即甲申十月丁巳日所上“严内治，定庙算，振纪纲，惜人才”四事《疏》之类。所谓“诗”者，即与圆海等所赋篇章之类。“间有应酬”一语，其“应酬”固是事实，而“间有”则恐不确耳。牧斋之删弃此时作品，虽可掩饰其丑行，但河东君之诗篇流传于天壤间者，转因是更减少一部分，殊可惜也。
在此时间内，钱、柳二人除与马、阮游玩外，尚有招宴当日名士，即河东君旧交一事，最堪注意。第三章论河东君与李待问之关系节，已引王沄《虞山柳枝词》第六首及自注并其他有关李氏事迹诸条。读者可取参阅，兹不重述。但存我在明南都时为中书舍人。前所引史料虽已言及之，至其何时始离去南都则未能确知。检张岱《石匮书后集·三四·江南死义列传·李待问传》云：
李待问，南直华亭人。崇祯癸未进士。甲申北变，以归里不及难。弘光登极，待问之南都，授中书舍人。南都继陷，逃至松江。
是存我之离南都，乃在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前后也。王胜时所述牧斋招宴存我，河东君遣婢送还玉篆一事，究在何时，尚待考证。又检宋尚木《含真堂集·六》有《元宵同陈实庵太史集钱宗伯斋张灯陈乐观鱼龙之戏》云：
疏钟箭漏思冥冥，尽醉芳筵日暮情。葭谷渐回春乍暖，金吾不禁月偏明。星桥匝树连银汉，鹅管吹笙跨玉京。莫道上林夸角觝，大官俱得戏长鲸。
寅恪案：陈实庵太史者，《陈忠裕公全集·一七·湘真阁集·酬陈实庵翰林（七律）》附考证据《绍兴府志》疑实庵即陈美发。今检乾隆修《绍兴府志·三一·选举志·二》“进士”栏
“明崇祯元年戊辰科刘若宰”榜云：
陈美发，左赞善，上虞人。
考证所言，当即出此。又检光绪修《上虞县志·九·陈?传》云：
子美发，字木生。幼奇颖，善属文。天启丁卯（七年）举人，戊辰（崇祯元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辛未（四年）升检讨，分校礼闱，称得士，晋东宫日讲官。丁外艰，特恩赐祭，服阕赴都，转翰林谕德。时会推阁臣，廷议以非祖制，事寝。奉敕封藩。归里，卒，年三十九。（康熙《志》）美发与族父达生，族弟元暎，时称陈氏三凤。
但美发是否号实庵，未见明文，且《传》文所记甚简略，或有所忌讳，尚须详考。若果是实庵者，则与尚木为天启丁卯科举人同年也。（参光绪修《华亭县志·一二·选举·上·举人表》。）或疑尚木诗题所谓“陈实庵太史”，乃陈于鼎。其名号“鼎”与“实”有相关之意。其官职与太史又相符合，且陈卧子《兵垣奏议·上·荐举人才疏》有“庶吉士陈于鼎，英姿壮志”之语。故此说殊有可能。由是观之，卧子诗题下，庄师洛之考证，未必确切。于鼎事迹见《小腆纪传·六三》本传。其人即下引林时对《荷牐丛谈·三》所谓“小王八”者，是也。尚木诗题中仅言弘光元年元夕与实庵同集牧斋斋中，然此夕既是张灯陈乐，观鱼龙之戏，如是盛会，所招之客绝不止陈、宋二人。让木不过举实庵以概其余。或者实庵亦有同赋此题之诗，遂语及之耳。让木此时与存我同为中书舍人（见下论），又同为松江籍，更俱是河东君旧友。揆以物以类聚之义，牧斋此夕颇有招宴存我之可能。问郎玉篆之送还，恐即在此夕。盖预宴者既甚多，依当日礼俗之限制，河东君若以女主人身分，亲出陪客，且持此纪念品面交问郎，在河东君方面，虽可不介意，在牧斋方面，则难免有所顾忌，故遣双鬟代送耶？俟考。第三章论河东君居松江时最密切之友人为宋辕文、李存我、陈卧子。当钱、柳南都得意之际，辕文在何许，尚无确证。据《陈忠裕公全集·二六·三子诗选序》略云：
三子者何？李子雯、宋子征舆及不佞子龙也。今天子起淮甸，都金陵，东南底定。予入备侍从，请急还里。宋子闲居，则梓三人之诗为一集，大率皆庚辰以后之作也。
并《云间三子新诗合稿·六》辕文《野哭》题下自注云“五月初一日始闻三月十九事，越数日，始得南都新诏，臣民哭临，服除而作”，及同书八《闻吴大将军率关宁兵以东西二虏大破李贼志喜二律》等（参《国榷·一百零一》“崇祯十七年甲申四月丁丑吴三桂大破贼于关内”条），可略见辕文此时踪迹，而其详则不得而知。（今《峭帆楼丛书·重校刻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王培孙植善序》，误以宋征璧所撰陈子龙《平露堂集序》中“乙丙之际”为顺治二年乙酉，三年丙戌。其实宋《序》之“乙丙”乃指崇祯八年乙亥，九年丙子也。特附正之于此。）但河东君早与辕文绝交，假使此时在南都，亦必与钱、柳不相往来无疑也。存我此际供职南都，河东君既已送还问郎玉篆，则昔日一段因缘亦于此了结。至于卧子则为河东君始终眷恋不忘之人，前述崇祯十七年甲申夏日黄媛介画扇，河东君题有卧子《满庭芳》词即是其证。故寅恪戏作一绝，中有“一念十年抛未得”之语，实能道出河东君之心事也。今所欲论者，即卧子在南都之时间，是否亦曾与李存我、宋让木、陈实庵辈同被牧斋招宴等问题。兹择录卧子《自撰年谱》《兵垣奏议》《焚余草》及让木《含真堂集》并参以《国榷》等，综合考释之于下。
《陈忠裕全集·年谱·中》“崇祯十七年甲申”条略云：
弘光帝监国南都，予补原官（兵科给事中），随奉命巡视京营。予以国家倾覆之后，义不敢申前请（辞兵科给事中）。而又决江左事尚可为，决计赴召。
予遂以六月望后入都，而是时贵阳（指马士英）入辅，祥符（指史可法）出镇，国事稍变矣。贵阳一至，即荐怀宁（指阮大铖）当大用，众情大哗，攻者四起。
贵阳先君同籍也。遇予亦厚。其人傥**不羁，久历封疆，于门户之学，非素所深研也。当困厄时，与怀宁为狎邪之交，相欢如父子，浸润其言，且曰：“苟富贵，无相忘。”及贵阳柄用，而怀宁挟其权智以御之，且责前盟。见攻之者多，则曰：“彼党人者，不杀我两人不止。”又造作蜚语，以为主上之立，非诸君子意，故力攻拥戴定策之人，以孤人主之势。盖怀宁挟贵阳以为援，而贵阳挟主上以自解。予因正告贵阳曰：“怀宁之奸，海内莫不闻，而公之功亦天下所共推也。公于人无豪发之隙，奈何代人犯天下之怒乎？且公之冒不韪而保任者，以生平之言不可负也。公以素交而荐之，众以公义而持之，使公既信友又不害法，则众之益公者大矣。而公何怒为？今国家有累卵之危，束手坐视，而争此一人，异日责有所归矣。”贵阳曰：“逆案本不可翻也。止以怀宁一人才不可废耳。”予曰：“公既不能负怀宁，而独用之，则怀宁又何辞以拒同科之数百人而独登膴仕乎？一小人用，众小人进。必然之势。一逾短垣，虽公亦无如之何矣。且公为宰辅，苟能真心以求天下之才，何患无人？如怀宁者，何足数哉！”
予私念时事必不可为，而祖父俱在浅土，甚惧。请急归营窀穸之事，蒙恩允放。予在言路，不过五十日，章无虑三十余上，多触时之言。时人见嫉如仇。及予归，而政益异。木瓜盈路，小人成群，海内无智愚，皆知颠覆不远矣。
同书同卷“弘光元年乙酉”条云：
时群小愈张，诸君子多被弹射。予为此辈深忌，而未有以中。私念大母年益高多病，再出必重祸以为亲忧，陈情侍养，得遂宿志焉。
陈卧子先生《兵垣奏议·上·荐举人才疏》略云：
已补者如钱谦益、黄道周、徐汧、吴伟业、杨廷麟等，皆一时人望，宜速令赴阙。庶吉士陈于鼎英姿壮志，见累门阀，既以不阿乡衮，浮沉至今，困衡之士，荏苒足惜。当量才录用也。（寅恪案：林时对《荷牐丛谈·三》“东林依草附木之徒”条云：“江南有老亡八小亡八之谣，老谓谦益嬖柳影，小则陈于鼎溺韵珠云。”茧庵之书语多偏激，未可尽信，但所记江南之谣，或是实录。噫！卧子为人中之龙，此时荐举二龟，岂神州陆沉之先兆乎？由今思之，可叹亦可笑也。）
此文后附批语略云：
崇祯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奉旨：人才宜乘时征用，说得是。钱谦益等速催来京到任。
同书下《请假葬亲疏》批语云：
崇祯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奉旨：陈子龙准给假三个月，即来供职，不得迟延。该部知道。
《国榷·一百零二》“崇祯十七年八月癸酉（十八日）南京兵科给事中陈子龙言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条云：
子龙寻省葬。
同书一百零四“弘光元年二月丙寅（十三日）”条云：
许兵科给事中陈子龙终养。
同书一百零二“崇祯十七年六月壬戌（初六日）”条云：
钱谦益为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
寅恪案：卧子以崇祯十七年甲申六月望后至南都，八月十八日准假还里葬亲。其在南都之时间不过五十日。牧斋是否在崇祯十七年七月廿五日以前曾一度独至南都预谋立君之事，今难确考。但牧斋于是年六月初六日已补授礼部尚书，至七月廿五日尚未至都就职。姗姗来迟，颇觉可怪。据《国榷·一百零二》“崇祯十七年八月廿一日丙子宗贡生朱统[img alt="" src="../Images/ad0015.png" /]又诬奏姜曰广陈必谦等”条略云：
丙子宗贡生朱统[img alt="" src="../Images/ad0014.png" /]又诬奏姜曰广及陈必谦等。初，陈必谦北转，邑人钱谦益求复官未遂。今入京首诋之，结欢马士英，同诸勋贵，专言定策，意逐高弘图、姜曰广代之，而谦益先入金陵，亦谋迎潞王，又心昧之矣。
夏彝仲《幸存录》云：
钱谦益虽家居，往来江上，亦意在潞藩。（此条上已引。）
谈迁《枣林杂俎仁集·逸典类》“异议”条云：
钱谦益侍郎触暑步至胶东（指高弘图）第中，汗渴解衣，连沃豆汤三四瓯。问所立，胶东曰：“福藩。”色不怿，即告别。胶东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钱悟，仍坐定。遽令仆市乌帽，谓：“我虽削籍，尝经赦矣。”候驾江关，诸臣指异之。监国初，复官。八月入朝，阴附贵阳（指马士英），日同朱抚宁（国弼）、刘诚意（孔昭）、赵忻城（之龙）、张冢宰捷、阮司马大铖，联疏讦异议者。胶东解相印，欲卜居虞山，谦益恐忤贵阳，却之，且不祖送。
可为牧斋在福王即位以前已先入南京之一旁证。然则牧斋先至南京预谋拥立潞王之后，始还常熟，坐待机会耶？兹姑不深究其迟滞不前之故，惟有一事可以决言者，即河东君之至南都，当与牧斋同行赴任。计其抵都之日，至早亦必在七月下旬之末，距卧子准假还家之时，仅十余日。陈、钱交谊素笃，观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十年丁丑”条略云：
会吴中奸民张汉儒讦奏钱牧斋、瞿稼轩以媚政府。有旨逮治。予与钱、瞿素称知己。钱、瞿至西郊，朝士未有与通者，予欲往见，仆夫曰：“较事者耳目多，请微服往。”予曰：“亲者无失其为亲，无伤也。”冠盖策马而去，周旋竟日乃还。其后狱急，予颇为奔奏。（寅恪案：《蓼斋集·四二》有《上牧斋年伯于狱中（五古）》一首，然则不独卧子即舒章亦与牧斋交谊甚笃也。）
及《陈忠裕全集·一一·湘真阁稿·东皋草堂歌序》云：
东皋草堂者，给谏瞿稼轩先生别墅也。丙子冬，奸民奉权贵意，讦钱少宗伯及先生下狱。赖上明圣，越数月而事得大白。我友吴骏公太史作《东皋草堂歌》以记之。时予方庐居，骏公以前歌见寄，因为属和。辞虽不工，而悲喜之情均矣。
然则钱、陈两人之旧日关系，既如卧子所自述，牧斋之赴南都就礼部尚书任，复经卧子之催促，故钱、陈此次两人同在金陵，虽为时甚短，揆以常情，必无不相见之理。倘卧子造访牧斋，或牧斋招宴卧子，不知河东君是否采取如对待李存我之方式以对待卧子，抑或如元微之《莺莺传》所载，莺莺适人后，张生求与相见，终不为出，赋诗谢绝。今日俱无从得悉。若河东君采取双文对待张生之方式以对待卧子者，则双文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之“眼前人”，即卧子崇祯十四年辛巳所纳之沈氏。但不知此宜男之良家女（见卧子《年谱》后附王沄撰《三世苦节传》），能及崇祯六年癸酉秋间白龙潭舟中，八年乙亥春间生生庵南楼中旧时“眼前人”百分之几耶？噫！吾人今日追思崔、张、杨、陈悲欢离合之往事，益信社会制度与个人情感之冲突，诚如卢梭、王国维之所言者矣。寅恪曾寄答朱少滨叟师辙绝句五首，不仅为杨玉环、李三郎，陈端生、范菼道，兼可为河东君、陈卧子道。兹附录之于下，以博读者一笑。
甲午春朱叟自杭州寄示观新排《长生殿》传奇诗
因亦赋答绝句五首近戏撰《论再生缘》一文故诗语牵连及之也
洪死杨生共一辰，美人才士各伤神。白头听曲东华史（叟自号“东华旧史”），唱到兴亡便掩巾。
沦落多时忽值钱，霓裳新谱圣湖边。文章声价关天意，搔首呼天欲问天。（用《再生缘》语。）
艳魄诗魂若可招，曲江波接浙江潮。玉环已远端生近，暝写南词破寂寥。
一抹红墙隔死生，皕年悲恨总难平。我今负得盲翁鼓，说尽人间未了情。
丰干饶舌笑从君，不似遵朱颂圣文。愿比麻姑长指爪，倘能搔著杜司勋。
又检《陈忠裕全集·一七·七律补遗·乙酉上元满城无灯》云：
江皋夜色遍烽屯，鼓吹声销万户春。幕府但闻严戍火，冶城不动踏歌尘。九枝琼树沉珠箔，半榻香风散锦茵。独有凄凉霜塞月，偏乘画角照杯频。
寅恪案：前论宋尚木弘光乙酉元夕集牧斋斋中《张灯陈乐观鱼龙之戏》诗，谓此夕盛会或有李待问在座之可能。尚木、存我、卧子三人同为河东君云间旧友，而陈、李与河东君之交谊，时间尤为长久，倘读者取尚木、卧子两人同时异地所赋之诗以相对照，则是夕南宗伯署中（参前引《有学集·二十·赠黄皆令序》）与松江城内普照寺西之宅内（见王沄《云间第宅志》“陈工部所闻给谏子龙宅”条），一热一冷之情景大有脂砚斋主（寅恪案：脂砚斋之别号疑用徐孝穆《玉台新咏序》“然脂暝写”之典，不知当世红学专家以为然否）评红楼梦“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回中“芳官嚷热”一节之感慨。（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四阅评过本六十三回。）唯脂砚斋主则人同时异，而颍川明逸（见王沄《续卧子年谱》“顺治二年乙酉八月”条后附案语）则时同人异，微有区别而已。至《续幸存录》于阮大铖有恕辞，论者或据以为几社与复社不同之点在此。今观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十七年甲申”条，涉及马士英之语，则知几社领袖如陈氏者，其对阮氏之态度实无异复社。或说之未当，不待详辨矣。
抑更有可论者，宋征璧《含真堂集·六·予以病请假戏摘幽兰缄寄大樽》云：
釆采缄题寄所思，水晶帘幕弄芳姿。朱弦乍奏幽兰曲，郢客长吟白雪词。君子名香心自赏，美人皋佩意何迟。岩阿寂寂堪招隐，不信东风有别离。
寅恪案：此诗之作成当在弘光元年二月丙寅即十三日，准卧子终养后不久之时间。盖尚木得知此讯，故赋诗寄卧子。观七、八两句及兰花开放季节可以证明。其缄封兰花，与崇祯六年癸酉寒日两人同在北京待会试时，卧子卧病因缄封腊梅花一朵以表慰问之意者，正复相似（见《陈忠裕公全集·陈李倡和集·寒日卧邸中让木忽缄腊梅花一朵相示（五古）》及本文第三章所论）。不过前时为卧子卧病旅邸，此时则为尚木以病请假，略为不同。宋氏往往缄封花朵，寄慰友人，何其喜作此儿女子之戏，岂当日习俗如是耶？俟考。以常情论，卧子必有答宋氏之篇什。今检陈氏《诗集》，未发见有类是之作。唯《陈忠裕公集·二十·诗余》中有《念奴娇·春雪咏兰》一阕，虽未能确定其何时所赋，但必是与尚木寄诗时相距不久之作，故疑是因宋氏之诗有所感会而成。此阕甚佳，因移录之于下。其词云：
问天何意，到春深，千里龙山飞雪。解佩凌波人不见，漫说蕊珠宫阙。楚殿烟微，湘潭月冷，料得都攀折。嫣然幽谷，只愁又听啼鴂。
当日九畹光风，数茎清露，纤手分花叶。曾在多情怀袖里，一缕同心千结。玉腕香销，云鬟雾掩，空赠金跳脱。洛滨江上，寻芳再望佳节。
又《含真堂集·六》有《柬大樽（七律）》云：
时同侍从武英，陈曰：“所谓君随丞相后，吾住日华东。”予答曰：“不若婉樊昆山阴。”
何期束发便相亲，百尺楼边美卜邻。十载浮沉随木石，一时憔悴识君臣。东风苦雨愁啼鴂，南浦扁舟问采莼。知有昆阴堪婉娈，可容觞咏倦游人。
寅恪案：此诗作成当在弘光元年春暮或即酬答卧子《念奴娇·春雪咏兰》词亦未可知。盖两人诗词中其语意可以互相证发也。检《陈忠裕全集·二六·宋尚木诗稿序》云：
予与尚木同里闬称无间，相倡酬者，几二十年。自予治狱东土，而尚木往来旧都，盖四五祀不数见也。今上定鼎金陵，而两人皆以侍从朝夕立殿上，退则各入省治事。诸公相过从报问，忽忽日在桑榆间矣。予既废笔墨，而尚木亦未见所谓吟咏者。及予请急东归，明年尚木以奉使过里门，则出新诗数卷见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