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来记载河东君事迹者甚众，寅恪亦获读其大半矣。总括言之，可别为两类。第一类为于河东君具同情者，如顾云美（苓）之《河东君传》等属之。第二类为于河东君怀恶意者，如王胜时（沄）之《虞山柳枝词》等属之。其他辗转钞袭，讹谬脱漏者，更不足道。然第一类虽具同情，颇有隐讳。第二类因怀恶意，遂多诬枉。今欲考河东君平生事迹，其隐讳者表出之，其诬枉者驳正之。不漏不谬，始终完善，则典籍禁毁阙佚之后，精力老病残废之余，势所不能，此生无望者也。故惟有姑就搜寻所得，而可信可喜者，综贯解释，汇合辑录，略具首尾，聊复成文。虽极知无所阐发，等于钞胥，必见笑于当世及后来之博识通人，亦所不顾及矣。
就所见文籍中记载河东君事迹者言之，要推顾云美所撰《河东君传》为最佳。就其所以能致此者，不独以其人之能文，实因其人于河东君具有同情心之故。可惜者，顾氏为牧翁晚年门生，虽及见河东君，而关于河东君早岁事迹，或欲有所讳饰，或以生年较晚，关于河东君早岁身世，其隐秘微妙者，有所未详也。兹先略述云美之事迹，然后移写顾氏所撰《河东君传》中有关早岁之一节，参以他种史料，解释论证之。
《牧斋外集·一六·明经顾云美妻陆氏墓志铭》略云：
留守相国瞿稼轩既殉国。其幼子玄镜奉其骨归自桂林。甲午正月至常熟。顾苓（云美）来吊。玄镜从其兄拥杖出拜。云美问其兄。曰：“吾幼弟也。生长西南，今九年矣。”云美出谓其表弟严武伯曰：“子为我语瞿氏，以我女字玄镜。”瞿氏诺之。云美告余曰：“苓以女字留守相公之幼子矣。夫子其谓我何？”余曰：“有是哉？”后六年己亥四月十日，云美之妻陆氏卒。越七日，云美之父处士君卒。云美居丧守礼，不置姬侍，躬保护其女。服除，而玄镜孤贫无倚。云美收为赘婿。壬寅吉安施伟长见玄镜于云美之侧，喜而告余。及秋，余过虎丘塔影园，云美出玄镜拜床下，抠衣奉手，目光射人。归而诒书云美曰：“忠贞之后，仅存一线。今得端人正士以尊亲为师保。稼轩忠魂亦稍慰于九京矣。”
同治修《苏州府志·八八·顾苓传》略云：
顾苓，字云美。少笃学，晚居虎丘山塘。萧然敝庐，中悬思陵御书，时肃衣冠再拜，欷歔太息。女一，妻桂林留守瞿式耜子，易其姓名，俾脱于祸，人尤高之。（寅恪案：《初学集·七四·先太淑人述》云：“孙爱之议婚于瞿给事之女孙也。太淑人实命之，曰：‘人以汝去官，结昏姻以敦世好，不亦善乎？’”然则云美亦与牧斋为间接之姻戚。但云美以其女妻稼轩之子，时间甚晚，远在钱、瞿两氏议婚之后矣。）
寅恪案：顾氏为明末遗老，不忘故国旧君者，其人品高逸，可以想见，不仅以文学艺术见称也。清代初年东南诸眷恋故国之遗民，亦大有党派及意见之分别，未可笼统视之。牧斋早为东林党魁，晚乃附和马阮，降顺清朝。坐此为时人，尤为东南旧朝党社中人所诟毁。斯问题于此姑置不论，倘取顾氏《塔影园集·一·东涧遗老传》读之，则知云美对于牧翁平生前后异趣之见解，与当日吴越胜流之持论，有所不同，而与瞿稼轩所怀者，正复相类也。观全谢山（祖望）《鲒埼亭外集·三一·浩气吟跋》略云：
稼轩先生少年连染于牧斋之习气。自丙戌以后，牧斋生平扫地矣。而先生《浩气吟》中，犹惓惓焉，至形之梦寐。其交情一至此乎？牧斋颜甲千重，犹敢为《浩气吟》作序乎？一笑也。
可知钱、瞿二人关系之密切如此。全氏之论固正，但于河东君阴助牧斋复兴明室之活动，似尚有未尽窥见者，关于此点，俟于第五章论之。所可注意者，即与稼轩特厚之人，不独宽谅牧斋之晚节，而尤推重河东君。就其所以然之故，当与钱、柳同心复明一端有关。如牧斋《投笔集·上·后秋兴之三》第三首“须眉男子皆臣子，秦越何人视瘠肥。”句，自注云：“夷陵文相国来书云云。”考牧斋所谓“夷陵文相国”者，即《明史·二七九》有传之文安之。其人之为大学士，由瞿式耜所推荐，可知文瞿两人交谊实为密切。云美以女妻稼轩之子，则其于稼轩与文氏有同一之观感及关系，又可推之。文氏既遗书牧斋，称道河东君若是，宜乎云美为河东君作传，其尊重之意溢于言表也。后来有“超达道人苇江氏”者，题云美此传后，谓其于河东君“别有知己之感”，“阿私所好”，则殊未明钱、瞿之交谊，钱、柳之关系，与夫君国兴亡，恩纪绸缪，死生不渝之大义，所以藉是发幽光而励薄俗之微旨。乃肆意妄言，无复忌惮，诚可鄙可恶，更不足置辨矣。
复次，关于思陵御书一事，详见杜于皇（浚）《变雅堂文集·七·松风宝墨记》，兹不移录。寅恪昔年曾于完白山人后裔家，见崇祯帝所书“松风水月”四字，始知于皇此文中“端劲轩翥”之评，非寻常颂圣例语。邓氏家之思陵御书，自与云美所藏者不同物，初未解此三百年前国家民族大悲剧之主人翁，何以喜作“松风”二字之故，后检杨留垞（钟羲）《雪桥诗话续集·一》云：
顾云美庐阊门外，半潭绕屋，引水自隔。庄烈帝御书“松风”二大字，云美得之某司香，遂揭于斋中。顾黄公（景星）为赋诗四首。卒章有云：“奇峰名淑景，御坐正当中。五粒皆银鬣，双珠倚玉童。”谓万岁山淑景峰有石刻御坐，二白松覆焉。
然则世上留传崇祯帝“松风”手迹不止一本者，殆与景山石刻御坐有关耶？俟考。
顾氏《河东君传》寅恪所得见者，节略之本不计外，共有四本，即罗刖存（振玉）《殷礼在斯堂丛书·塔影园集》本（第一卷），范声山（锴）《花笑庼杂笔》本（第一卷），缪筱珊（荃孙）《秦淮广记》本（第二之四）及葛雍吾（昌楣）《蘼芜纪闻》本（卷上）。四本中以范本为最善，兹悉依此本移录，其他诸本与范本异者，皆不一一标出也。
复次，罗振玉《贞松老人外集·三》顾云美书《河东君传》册跋略云：
顾云美撰《柳蘼芜传》并画象真迹，乙巳冬得之吴中。传载蘼芜事实甚详。吴人某所著《野语秘汇》，述虞山被逮时，河东君先携重贿入都，赂当道，乃得生还。其权略尤不可及，可谓奇女子矣。传中记蘼芜初归云间孝廉为妾，殆先适陈卧子，他记载所未及。其归虞山在明亡前三年，时年二十四。至癸卯下发，年四十有六。逾年而值家难。光绪丁未三月将取付影印，以贻海内好事者，俾益永其传，并缀辞于后。上虞罗振玉（刖存）父。
寅恪案：刖存先生以“云间孝廉”为陈卧子。五十年前能作此语，可谓特识。但其于河东君适牧斋后，尚称之为“蘼芜”，又言其携重贿入都，俾牧斋得脱黄毓祺之案及癸卯岁年四十六下发等事，皆不免差误。详见有关各节所论，兹不辨及。
顾《传》云：
河东君者，柳氏也。初名隐雯，继名是，字如是。为人短小，结束俏利，性机警，饶胆略，适云间孝廉为妾。孝廉能文章，工书法，教之作诗写字，婉媚绝伦。（《塔影园集·一·河东君传》“婉媚绝伦”作“风气奕奕”。）顾倜傥好奇，尤放诞。孝廉谢之去。
寅恪案：云美此传于河东君之本来姓氏籍贯及在“适云间孝廉为妾”以前之事迹，不道及一字，当有所隐讳，未必绝不能获知其一二也。职是之故，不得不取其他史料，以补此间隙。但此段时间，材料极少，又多为不可信者。故今仅择其材料直接出于与河东君有关之人者，以之为主，而参取后来间接传闻者，以补充之。其间若有诬枉或不可信者，则稍加驳正。固不敢谓尽得其真相，然亦不至甚远于事实也。兹引王沄《虞山柳枝词》之前，先略述胜时之事迹，盖王氏乃最反对河东君之人，其所言者，固不可尽信。然诬枉之辞外，亦有一二真实语。实因其人与陈子龙及其家属关系密切，所知河东君早岁事迹，必较多于顾云美，特恨其具偏隘之见，不欲质直言之耳。乾隆修《娄县志·二五·王沄传》略云：
王沄，字胜时。幼为陈子龙弟子。处师生患难时，卓然有东汉节义风。以诸生贡入成均，不得志。著有《辋川稿》。
李叔虎（桓）《耆献类征初编·四四四·顾汝则传》，下附王沄事迹，引章有谟《笔记》略云：
陈黄门子龙殉难后，夫人张氏与其子妇丁氏居于乡，两世守节，贫不能给。王胜时明经沄常周恤之。
及《陈忠裕全集·年谱·下》附王沄撰《三世苦节传》略云：
岁在癸酉（康熙三十二年）仲春之吉，孺人命从侄倬来，知予子栘有女孙同岁生，请问名。予额手曰，此小子宿心也。敬闻命矣。乃告于先祠，以女孙字世贵焉。（寅恪案：世贵乃陈子龙之曾孙。）
寅恪案：王胜时文章行谊卓然可称，然其人憎恶河东君，轻薄刻毒丑诋之辞，见诸赋咏者，不一而足。以常情论，似不可解。明季士人门户之见最深，不独国政为然，即朋友往来，家庭琐屑亦莫不划一鸿沟，互相排挤，若水火之不相容。故今日吾人读其著述，尤应博考而慎取者也。胜时孙女之字卧子曾孙，结为姻亲，时间固甚晚，然其与陈氏家庭往来，在卧子生存时已然。卧子死后，胜时周恤其家备至，即就卧子夫人张氏欲与胜时之家结为姻亲一事观之，可以推知矣。据《陈忠裕全集》所载《陈子龙自撰年谱·上》“崇祯二年己巳”条云：
（祖母高）太安人以予既婚，遂谢家政。予母唐宜人素善病，好静，不任事，乃以管钥属予妇，予始有晨昏之累矣。
及《年谱·下》附王沄撰《三世苦节传》略云：
（张）孺人通诗、礼、史传，皆能举其大义，以及书算女红之属，无不精娴，三党奉为女师。有弟五人，庄事女兄如伯兄然。孺人屡举子女，不育。为置侧室，亦不宜子。孺人心忧之，乃自越遣人至吴，纳良家子沈氏以归。
则知大樽之妻张氏为一精明强干，而能治家之人。故入陈氏之门不久，其祖姑高氏即授以家政也。假使王氏称其能通书史大义之语，非出阿私，然绝不能如河东君才藻博洽，可与卧子相互酬和者，自不待论。倘若张氏转移其待诸弟之威严以临其夫，则恐卧子闺门之内，亦不得不有所畏惮顾忌也。又观其为大樽选纳良家女沈氏为妾一端，知大樽之娶妾，张氏欲操选择之权，更以良家子为其意中之对象。如取以与牧斋夫人陈氏相较，则牧斋用匹嫡之礼待河东君，而陈夫人亦无可如何，安之若命者，诚大不侔矣。复观牧斋之子孺饴（孙爱）所辑《河东君殉家难事实》中《柳夫人遗嘱》云：
我来汝家二十五年，（寅恪案：“汝”字指其女，即赵管妻。）从不曾受人之气。
呜呼！假使河东君即仅在陈家二十五月，甚至二十五日，亦不能不受人之气，尤不能不受张氏之气，而张氏更不能如牧斋夫人之受河东君之气，可以断言无疑也。河东君之与大樽，其关系虽不善终，但两方之情感则皆未改变，而大樽尤缱绻不忘旧欢，屡屡形之吟咏。然则其割爱忍痛，任河东君之离去，而不能留之者，恐非仅由河东君之个性放诞使然，亦实因大樽妻张氏之不能相容，即不能受河东君之气，如牧斋夫人者，有以致之也。河东君所以不能见容于大樽家庭之事实及理由，王胜时必从张氏方面得知其详。三百年前陈氏家庭夫妇妻妾之间，其恩怨是非固匪吾人今日所能确知，既非负古代家属委员会之责者，自不必于其间为左右袒，或作和事老。是以此点亦不须详考。但应注意者，则胜时为大樽嫡妻张氏之党。故其所言者，皆张氏一面之辞，王氏既不能不为其尊者，即大樽讳，又不能不为其亲者，即张氏讳。于是遂隐没其师及张氏与河东君之关系，而转其笔锋集矢于河东君矣。苟知此意，则王氏所述河东君之事迹，不可尽信，止能供作参考或谈助，而不必悉为实录，亦甚明也。
王氏之后，复有钱钝夫（肇鳌）著《质直谈耳》一书，亦述河东君早岁轶事，其言颇有与王氏类似者。然据此书钱大昕《序》云：
吾弟钝夫以暇日撰次生平所见闻，可喜可愕，足资惩劝者，汇为一编，名之曰《质直谈耳》。
又，光绪修《嘉定县志·二八·艺文别集门》载：
《巢云诗草》，钱肇鳌著。诗规摹盛唐。
则是钝夫生年甚晚，其书所述河东君事，自得之辗转间接之传闻。巢云诗草不知尚存否？兹取王、钱两氏所言河东君最初轶事，参以陈子龙及宋征璧（即与河东君直接有关之人）所作诗篇，考辨论证之如下。
王沄《辋川诗钞·四·虞山柳枝词》第一首云：
章台十五唤卿卿，素影争怜飞絮轻。（“影”及“怜”二字可注意。）白舫青莲随意住，淡云微月最含情。（“云”字可注意。）
自注云：
姬少为吴中大家婢，流落北里。杨氏，小字影怜，后自更姓柳，名是。一时有盛名，从吴越间诸名士游。
钱肇鳌《质直谈耳·七》“柳如之轶事”条（寅恪案：原文“之”字乃“是”字之误，下文同。参仲虎腾《盛湖志补·四·杂识门》及葛昌楣君《蘼芜纪闻·上》）云：
如之幼养于吴江周氏为宠姬。年最稚，明慧无比。主人常抱置膝上，教以文艺，以是为群妾忌。独周母喜其善趋承，爱怜之。然性纵**不羁，寻与周仆通，为群妾所觉，谮于主人，欲杀之。以周母故，得鬻为倡。其家姓杨，乃以柳为姓，自呼如之。居常呼鸨母曰鸨、父曰龟。
综合王、钱两氏所述，河东君最初果为何家何人之婢或妾，并在何年至此家，出而流落人间耶？兹据与河东君直接有关者之所传述以考定之。
宋征璧《含真堂诗稿·五·秋塘曲（并序）》云：
宋子与大樽泛于秋塘，风雨避易，则子美渼陂之游也。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凡所叙述，感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且出其所寿陈征君诗，有“李卫学书称弟子，东方大隐号先生”之句焉。（寅恪案：陈眉公《岩栖幽事》载其所作《清平乐》下半阕云：“闲来也教儿孙，读书不为功名。种竹浇花酿酒，世家闭户先生。”可与河东君“大隐号先生”之句相印证。）陈子酒酣，命予于席上走笔作歌。
江皋萧索起秋风，秋风吹落江枫红。楼船箫鼓互容与，登山涉水秋如许。江东才人恨未消，郁金玛瑙盛香醪。未将宝剑酬肝胆，为觅明珠照寂寥。不辞风雨常避易，鲤鱼跃浪秋江碧。长鲸泄酒殊未醉，今夕不知为何夕。校书婵娟年十六，雨雨风风能痛哭。自然闺阁号铮铮，岂料风尘同琭琭。绣纹学刺两鸳鸯，吹箫欲招双凤凰。可怜家住横塘路，门前大道临官渡。曲径低安宛转桥，飞花暗舞相思树。初将玉指醉流霞，早信平康是狭邪。青鸟乍传三岛意，紫烟便入五侯家。十二云屏坐玉人，常将烟月号平津。骅骝讵解将军意，鹦鹉偏知丞相嗔。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日重教看。乘槎拟入碧霞宫，因梦向愁红锦段。陈王宋玉相经过，流商激楚扬清歌。妇人意气欲何等，与君沦落同江河。我侪闻之感太息，春花秋叶天公力。多卿感叹当盛年，风雨秋塘浩难极。
寅恪案：让木此诗乃今日吾人所知河东君早期事迹最重要材料之一。据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六年癸酉”条云：
文史之暇，流连声酒，多与舒章倡和。今《陈李倡和集》是也。
卧子原作《秋潭曲》载《陈李倡和集》中，即在崇祯六年秋间所作，第二章已略引之矣。同为此游四人之内，河东君不论外，尚有彭燕又（宾）一人。其人亦当有诗纪此游，惜今未能得见，亦可不论。秋潭或秋塘者，据《陈忠裕全集·十·秋潭曲》题下附考证，引《松江府志》略云：
白龙潭在府城谷阳门外，花晨月夕，箫鼓画船，岁时不绝。（寅恪案：《陈忠裕全集》为嘉庆八年所刻。今取嘉庆二十四年修《松江府志·九·山川志》校之，其文悉与此条相同。然则嘉庆二十四年修《松江府志》，当是承用康熙二年所修之《府志》，而此诗考证乃录自康熙《志》也。）
故知宋让木于崇祯六年秋间，在松江府谷阳门外白龙潭舟中，亲从河东君得闻其所述自身之事迹，实为最直接之史料。今依据宋氏之所传述，取与王、钱两氏所言者参证之，则第一问题，即“吴江故相”果为何人乎？依让木所谓“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之语，则此“故相”之时间条件为上距崇祯六年不久之宰辅。其地理条件为吴江县籍贯之人。依此两条件以求之，先检崇祯朝宰相之籍贯，惟有周道登一人适合也。陈盟《崇祯内阁行略·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号念西，吴江人。（天启七年）丁卯十二月金瓯之卜，以礼部尚书召入内阁。崇祯（元年）戊辰六月加太子太保，晋文渊阁。（崇祯二年）己巳正月引疾去。归而著书自乐，不问户外。（崇祯五年）壬申以疾卒。
及知服斋本曹洁躬（溶）《崇祯五十宰相传（初稿）·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字文邦（？）吴江人。（天启七年）丁卯十二月由太子宾客礼部右侍郎起升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祯二年）己巳正月闲住。癸酉年（崇祯六年）卒。（寅恪案：“癸酉”二字知服斋本如此。与胡氏问影楼本及宣统三年辛亥铅印本曹书此传，俱作“壬申”即崇祯五年者不同。但知服斋本曹氏此书《宰相年表》亦列周道登卒于“五年壬申”，岂曹书此传初稿作“癸酉”，后来乃改为“壬申”耶？抑或后人据《明史稿》及《明史·周道登传》改易耶？俟考。）
又，《明史稿·二三五·李标传》附《周道登传》略云：
道登者，吴江人。崇祯初与标等同入阁。御史田时震（等）先后交劾之，遂放归。居五年卒。
《明史·二五一·李标传》附《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吴江人。崇祯初与李标等同入阁。御史田时震（等）交劾之，乃罢归。阅五年而卒。
及乾隆修《吴江县志·二八·人物门·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字文岸。（天启）七年冬庄烈帝立，首重阁臣之选，上自祝天，取会推诸臣姓名置金瓶中卜之，得钱龙锡等六人，道登与焉。召为东阁大学士。崇祯二年春御史任赞化等交章论列，上遂勒令致仕。归就道，复疏言蓟门重地，兵额不宜过汰。家居一年卒。值温体仁当国，赐祭葬咸杀礼。
谈孺木（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周道登”条云：
吴江周相国性木强，不好矜饰。一日侍朝默笑。先帝见之，诘其故。不对，亦不谢。既出，华亭钱相国（龙锡）尤之。曰，已笑矣，奈何！上自此寖疏。讣闻，仅祭一坛，予半葬。典礼虽薄，犹同官斡护之。
寅恪案：周道登之卒年虽有问题，然据陈盟、曹溶两书，其卒当在崇祯五年。《明史稿》“放归，居五年卒”之语，其所谓“五年”者，即从崇祯二年己巳正月算起，亦不过谓道登卒于崇祯六年而已。若《明史》谓“罢归，阅五年而卒。”则殊有语病矣。至乾隆修《吴江县志》言：“上遂勒令致仕。家居一年卒。”之“一”字，疑是误字也。考潘力田（柽章）《松陵文献·六》有《周道登传》。柽章弟耒作此书《后序》云：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春，归自都门，有言新《志》全用亡兄之书者，索而观之，信然。
稼堂所谓“新《志》”，即康熙间叶星期（燮）所修之《吴江志》，而乾隆间沈冠云（彤）所修之《吴江县志》乃承用叶《志》之旧文。今观潘氏《松陵文献》中《周道登传》，不着道登卒年，故康熙志亦阙而不载。乾隆沈志所书道登卒年，殆取他书移补旧《志》之阙耳。然则潘氏与周氏为姻戚（见第二章所引《松陵文献》），乃阙书道登之卒岁，可知柽章作传时已不能详矣。但力田所作《道登传》末云：
道登事兄如父。无子，以兄子振孙为后。
数语，与兹所考证者有关。其他如道登人品学术之记载，于此姑置不论。总而言之，道登之卒，早则在崇祯五年壬申，迟则在崇祯六年癸酉，或者其卒实在五年，而京师恤典之发表乃在六年，致有卒于“癸酉”之纪载耶？寅恪以为道登之卒，在崇祯五年，或崇祯六年，固未敢确定。但河东君之出自周家，流落人间，则当为崇祯四年辛未，可于卧子《几社稿》中崇祯五年绮怀诸作及《癸酉长安除夕》诗考之。（见下引《陈忠裕全集·十·属玉堂集》所论。）复参以陈卧子崇祯五年所赋《柳枝词》“妖鬟十五倚身轻”（见《陈忠裕全集·一九·几社稿·柳枝词四首》之四）及王胜时《虞山柳枝词》“章台十五唤卿卿”诗句。尤足证河东君于崇祯四年辛未十四岁时，出自周家，流落人间。其始遇卧子，实在五年，其年龄正为十五岁。或疑让木《秋塘曲序》中“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之“新”字，其界说如何？鄙意欲决定此字意义，不必旁征，即可于卧子诗中求得例证。如《陈忠裕全集·六·陈李倡和集·酬万年少（五古）二首》。其一云：
与君“新”结交，意气来相凭。帝京共游戏，江表观徽绳。
其二云：
秋英粲林麓，扬舲大江湄。
考万寿祺为崇祯三年庚午举人，与卧子为乡试同年。卧子之得交年少，应在崇祯三年秋南京乡试时。榜后，陈万两人并与诸名士会饮于秦淮舟中。（见《陈忠裕全集年谱·上》“崇祯六年癸酉”条附考证，并《隰西草堂集》附刻李辅中编《万年少先生年谱》“崇祯三年庚午”条。）自陈万两人结交之日起，下距卧子崇祯六年秋作此二诗时止，其间已有三年之久。卧子于距离三年之时间，既可云“新”，则让木于崇祯六年秋作《秋塘曲》时，上溯至四年，更得谓之“新”。然则陈宋辈之作诗文，其用“新”字之界说，亦不必泥执为数旬数月之义，固可包括至三年之时日。由此言之，河东君在崇祯四年辛未出自周家，流落人间，让木仍可谓之“新”也。
又，让木《秋塘曲》中“平津”“丞相”之辞，自指道登本人而言，其家庭诸男子，如其兄或振孙等，皆不足以当此“平津”“丞相”之名。故河东君其初必为周道登之妾，可以推知。若王沄《虞山柳枝词》谓河东君为“吴中大家婢”，则婢妾之界线本难分判，自可不必考辨。然则钱肇鳌《质直谈耳》谓河东君乃“吴中周氏宠姬”，要是可信。至言周氏主人在崇祯四年时尚有母在，固为可能之事，但无证据，未敢确定。或者此端乃是传闻之误，亦未可知也。
让木诗中所言河东君事迹，辞语不甚明显，但以其关系重要，未可忽视。故姑就鄙见，推测解释之于下。
诗云：
校书婵娟年十六，雨雨风风能痛哭。自然闺阁号铮铮，岂料风尘同琭琭。
寅恪案：“校书婵娟年十六”句，“婵娟”不仅为通常形容女性之美辞，疑亦兼寓河东君原名“云娟”中之“娟”字。此点已详第二章所论，兹不复赘。“年十六”则正是河东君纪年实录。盖崇祯六年河东君之年岁如此。以若是之妙龄女子，而能造诣超绝，与几社胜流相比并，固不必同于世俗之女性，往往自隐讳其真实年龄也。“雨雨风风能痛哭”句，初读之，颇不能解。后得见河东君《戊寅草》，并取卧子集中有关之篇什参互证之，始恍然知让木此句实指崇祯六年春季河东君所赋风雨诸篇什而言。如《游龙潭精舍登楼作时大风和韵》云：
琢情青阁影迷空，画舫珠帘半避风。缥缈香消动鱼钥，玲珑枝短结甃红。同时蝶梦银河里，并浦鸾湖玉镜中。历乱愁思天外去，可怜容易等春蓬。
《伤歌》（寅恪案：《乐府诗集·六二·伤歌行（古辞）》云：“春鸟向南飞，翩翩独翱翔。悲声命俦匹，哀鸣伤我肠。”河东君盖自比春鸟，赋此伤春之辞也。）云：
翔禽首飘翳，白云寄贞私。岁月**繁圃，风物遑弃时。揽衣眷高翮，义大难为持。沙棠亦已实，乌椑亦已侈。渌水在盛霄，碧月回晴思。厉飙忽若截，洞志讵有私。人居天地间，失虑在娥眉。得之讵有几，木叶还辞枝。诚恐不悟此，一日沦无期。俦匹不可任，良晤常游移。我行非不远，我念非不宜。忧来或不及，沾裳不能止。春风易成偶，春雨积成丝。谁能见幽隐，之子来何迟。一言违至道，谅为达士嗤。
又，《寒食夜雨十绝句》其五云：
房栊云黑暮来迟。小语花香冥冥时。想到窈娘能舞处，红颜就手更谁知。（寅恪案：《全唐诗·第二函·乔知之·绿珠篇》有：“此时可喜得人情”，“常将歌舞借人看”及“一旦红颜为君尽”等语。河东君诗句，盖即用乔氏诗语也。）
今取《陈忠裕全集》所载卧子之诗，其作成时间确知为崇祯六年癸酉春季者，如《花朝大风》《寒食雨郊行（七古）二首》（见《陈忠裕全集·十·陈李倡和集》）及《清明三首》之二（见《陈忠裕全集·一九·陈李倡和集》）云：
梨花冷落野中分，白蝶茫茫剪翠裙。今日伤心何处最？雨中独上窈娘坟。
河东君之“画舫珠帘半避风”“可怜容易等春蓬”“忧来或不及，沾裳不能止”“春风易成偶，春雨积成丝”即让木所谓“雨雨风风能痛哭”者，而“想到窈娘能舞处”与卧子“伤心独上窈娘坟”同用一典，其相互关系，自不待言。又李舒章所谓“春令之作，始于辕文者”（详见下论），当亦指此时而言。盖崇祯六年春季特多风雨，而辕文与河东君此际关系甚密，宜有《春闺风雨》之作也。
抑更有可论者，据钱肇鳌《质直谈耳·七》“柳如之轶事”（寅恪案：“之”当作“是”。下同）条载宋辕文因受责于其母，遂与河东君踪迹稍疏事。（详见下引。）推计其时间，约略相当于河东君赋《伤歌》之际。此歌云：“人居天地间，失虑在娥眉。得之讵有几，木叶还辞枝。”“俦匹不可任，良晤常游移。”“谁能见幽隐，之子来何迟。”岂河东君以征舆踪迹稍疏，出此怨语耶？后来终与辕文决绝，而转向卧子，其端倪盖已微见于此诗矣。
诗云：
绣纹学刺两鸳鸯，吹箫欲招双凤凰。可怜家住横塘路，门前大道临官渡。曲径低安宛转桥，飞花暗舞相思树。
似谓河东君最初所居之地也。其地虽难确定，若依前引沈虬《河东君传》所云：“听其音，禾中人也。”之语，应是指河东君原籍之嘉兴而言。但鄙意此点不必过泥，颇疑宋诗之“横塘”，即谓吴江县盛泽镇之归家院。陈卧子为河东君而作之《上巳行》云：“重柳无人临古渡，娟娟独立寒塘路。”（见《陈忠裕全集·一一·平露堂集》。）陈诗之“古渡”，即宋诗之“官渡”。陈诗之“寒塘路”，即宋诗之“横塘路”。卧子赋此诗时，在崇祯十二年已卯。河东君于崇祯八年乙亥秋深离松江往居盛泽归家院。虽其间去来吴越“行云无定所”（此句见《太平广记·四八八·莺莺传·续〈会真诗〉》），然其经常住处，当仍为归家院。故可以取归家院地域形势以统属河东君。据此陈宋两诗可以互相证明也。余参后论陈卧子《上巳行》节。更考“横塘”地名之出处，时代较早，且为词章家所习用者，恐当推《文选·五》左太冲《吴都赋》：“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其地实在江宁。后来在吴越间以“横塘”为名者更多，故文人作品中，往往古典今典参合赋咏。即就让木同时人之诗言之，如吴梅村《圆圆曲》“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之“横塘”，依靳介人注，则在苏州。（见靳荣藩《吴诗集览·七·上》，并参第五章论《圆圆曲》节。）钱牧斋《茸城惜别》诗“绣水香车度，横塘锦缆牵”之“横塘”，依钱遵王《注》，则在嘉兴。（见钱曾《有学集诗注·七》。）此皆其例证。由是言之，让木诗中之“横塘”，虽与嘉兴之环境符合，然吴越水乡本甚相似，故亦能适合吴江盛泽镇归家院之地，不必限于禾中一隅也。仲廷机《盛湖志·十·列女名妓门》略云：
徐佛，原名翿，字云翾，小字阿佛。嘉兴人。随其母迁居盛泽归家院。
同书四《街里门》略云：
市北自西**口北岸至东，以巷名者，曰归家院。东市口曰梭子归家。百嘉桥之北，曰石敢当。
同书同卷《桥梁门》“百嘉桥”条下注云：
俗称柏家，旧名终慕。
同书五《古迹门》云：
归家院在终慕桥北堍。地名十间楼。明才媛柳是故居。
下注引王鲲《十间楼》诗云：
柳荫深处十间楼。玉管金樽春复秋。只有可人杨爱爱，（寅恪案：前所论苏子美《杨爱爱传》，王氏未必得见。此不过用昔人李师师之例，以“爱爱”为称耳。）家家团扇写风流。
及卷末《杂识门》云：
十间楼者，柏家桥北一带是也。即《觚剩》所云“归家院”。
寅恪案：《盛湖志》所纪徐佛所居之归家院，亦可与让木诗语相合。岂河东君最初亦居盛泽归家院近旁耶？让木诗“绣纹学刺两鸳鸯，吹箫欲招双凤凰”者，谓河东君少小待字闺中也。“横塘”“官渡”“宛转桥”“相思树”等四句，乃指禾中盛泽之地。谓河东君即居其处也。
诗云：
初将玉指醉流霞，早信平康是狭邪。青鸟乍传三岛意，紫烟便入五侯家。
似谓河东君初入徐佛家为婢，后复由徐氏转入周道登家。河东君与徐佛本同乡里，云翾收取为婢，自极寻常。至周家之收购，则必经一度之访觅也。后来河东君被逐于周氏，流落人间，辗转数年，短期与卧子同居，又离去卧子，复返盛泽，居云翾寓所，与诸女伴如张轻云、宋如姬、梁道钊等同在一地耳。（参乾隆刊《盛湖志·上·形胜门》、仲时镕《凌巷寻芳诗序》及仲廷机辑《盛湖志·十·列女名妓门·徐佛传》末所附梁道钊、张轻云、宋如姬事迹。又梁道昭事迹详见邹枢《十美词纪》“梁昭”条及徐树丕《识小录·梁姬传》。）又据第二章所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载崇祯九年丙子张溥往盛泽镇访徐佛。佛已适人，因得见其婢杨爱事。（参陈琰辑《艺苑丛话·九》“柳如是曾在苏属盛泽镇徐家作婢”条。）可知河东君在崇祯九年云翾未适周金甫以前，尚与之同寓一处。或者徐既适人后，始独立门户耶？至钱肇鳌云“得鬻为娼”，其实乃是河东君之再度流落。前引沈虬之文谓河东君为云翾之婢，如指未入周家以前，则近事实。若言河东君于崇祯九年丙子尚在徐家为婢，则时限太晚，殊为不合也。然据《牧斋遗事》中“初吴江盛泽镇有名妓曰徐佛”条记张溥访徐佛事，作“养女杨爱”。钮玉樵（琇）《觚剩·三·吴觚》“河东君”条亦纪此事，作“其弟子曰杨爱”，则颇近事实，惟此等材料之作成，皆在沈氏之后，岂亦知沈氏所言不合情理，遂改易之耶？寅恪初读让木“初将玉指醉流霞，早信平康是狭邪”之句，以为“平康”“狭邪”出自唐人《李娃传》，非不易解之故实。至“玉指”“流霞”之句，则难通其义。“流霞”之语，虽与《李义山诗集·中·花下醉（七绝）》“寻芳不觉醉流霞”句有关。然疑尚不能尽宋氏之旨意，当必更有其他出典。因检李时珍《本草纲目·一七·下·草部》“凤仙”条云：
时珍曰：其花头翅足具备，翘然如凤状，故以名之。女人采其花及叶包染指甲。其实状如小桃，老则迸裂，故有指甲，急性，小桃诸名。宋光宗李后讳凤，宫中呼为好女儿花。张宛丘呼为菊婢。（寅恪案：“菊婢”之名，可参张耒《柯山集·八·自淮阴被命守宣城复过楚雨中遇道孚因同诵楚词为书此以足楚词》五言古诗云“秋庭新过雨，佳菊独秀先。含芳良未展，风气已清妍。金凤汝妾婢，红紫徒相鲜”等句。）韦后呼为羽客。（余详赵恕轩（学敏）《凤仙谱》。）
始悟让木实有取于张文潜目此花为“菊婢”之意，暗寓河东君初在徐佛家为婢事。其辞微而显，婉而成章，可谓深得春秋之旨矣。又河东君性情激烈，以“急性子”方之，亦颇适切。又，卧子词有云“小桃纤甲印流霞”（见《陈忠裕全集·二十·诗余·天仙子》），可取与让木此句参证也。“紫烟便入五侯家”句，合用吴王夫差女小玉，即紫玉，化烟事，并韩君平《寒食》诗，“轻烟散入五侯家”之语，易“轻烟”为“紫烟”，与“青鸟”为对文耳。此固易晓，不待多论。至“青鸟乍传三岛意”句，则青鸟为西王母之使者，亦常用典故，无取赘释。“青鸟”与“三岛”连用，自出《李义山诗集·上·无题》诗，“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之语，又不待言也。所可注意者，据钱氏所述周文岸之母以河东君善于趋承，爱怜之。后又因周母之故，免于被杀，得鬻为娼。似河东君与周母之间，原有特别关系。或者河东君之入周家，本由周母命人觅购婢女以侍奉己身。故河东君初时实为周母房中之侍婢。宋氏用青鸟之典，以西王母比周母，即指此而言。文岸之以河东君为妾，殆从周母处乞得之者。此类事例，乃旧日社会家庭中所恒见。若作如此假设，关于河东君所以因周母而得免于死之故，更可明了矣。
诗云：
十二云屏坐玉人，常将烟月号平津。骅骝讵解将军意，鹦鹉偏知丞相嗔。
似谓河东君自周家放逐，流落人间之由，即钱肇鳌所云，河东君为周氏群妾所忌，谮于主人，谓其与仆通，因被放逐之事。据诗意，即河东君所自述，乃周仆不解事，与己身无干也。让木诗此节第一、第二两句，言周文岸素以风流著称，姬妾甚多也。“十二云屏坐玉人”者，用杨国忠故事（见苏鹗《杜阳杂编·上》“元载末年造芸辉堂于私第其屏风本杨国忠之宝也”条及《太真外传·上》“忆有一屏风”节下注文），与下文“鹦鹉偏知丞相嗔”句之出《杜工部集·一·丽人行》诗“慎莫近前丞相嗔”之指杨国忠者，相照应也。“十二”二字出《白居易文集·五·酬（牛）思黯（僧孺）戏赠同用狂字（五律）》前四句“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妒他心似火，欺我鬓如霜”自注云：
思黯自夸前后服钟乳三千两，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颇多。来诗谑予羸老，故戏答之。
盖乐天借用《玉台新咏·九·歌词》二首之二“头上金钗十二行”之古典，以指牛氏姬妾之众多，与《歌词》之原旨并不适合。但其后文人袭用，“十二金钗”遂成习见之俗语矣。（可参《全唐诗·第七函·白居易·三三·酬思黯戏赠》并汪西亭（立名）注《白香山诗后集·一五》此题及汪氏案语引朱翌《猗觉寮杂记》云：“乐天诗：‘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以言声妓之多，盖用古乐词云：‘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是一人头插十二钗耳，非声妓之多，十二重行也。”）让木诗“常将烟月号平津”句，“烟月”者，烟花风月之义（可参陶谷《清异录·一·人事类》“蜂窠巷陌”条）。“平津”者，用公孙弘故事（见《汉书·五八》本传）。当时党社中人如让木辈门户之见颇深，其诋斥周氏如此，固不足异。（可参潘柽章《松陵文献·六·周道登传》论及乾隆修《吴江县志·二八·周道登传》后附朱鹤龄语。并朱氏《愚庵小集·一四·书阁学周公（文岸道登）事》云：“李可灼进红丸，大宗伯孙公（慎行）议当加首辅以弒君之诛。公独不附其说，且曰：‘果律以《春秋》之义，某与诸公同在朝，亦当引罪。’及居政府，依傍东林者，遂极口排诋，不久去位。然公言实为平论，后世必有能辨之者。钱虞山有言，近代进药之狱有二，以唐事断之可也。援《春秋》则迂矣。□世宗之升遐也，与唐宪宗相似，柳泌僧大通付京兆府杖决处死，王金等之议辟宜也。李可灼之事，与柳泌少异，以和御药不如法之例当之可也。当国之臣，则有穆宗贬皇甫镈之法在，不此之求，而远求《春秋》书许止之义，效西汉之断狱，此不精于经义之过也。吁！虞山公东林党魁也，而其言若是，然则公之不附孙宗伯，可不谓宰相之识哉？”朱氏之论，颇袒文岸。但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述牧斋阁讼始末，即“钱少宗伯谦益声气宿望虚誉隆赫”条云：“（温）体仁（周）延儒交遂合，始有召对钱千秋之事。谦益等又欲攻去周辅道登，故道登亦从中主持。”夫牧斋在当时俨然为东林党社之宗主，文岸乃与乌程阳羡合流，而为钱、瞿所欲攻去之人。宜乎让木有此不满于念西之辞也。长孺之论，岂为亲者讳耶？）是非如何，兹可不论。但可注意者，即让木赋此诗后七年，即崇祯十三年庚辰河东君所作“向来烟月是愁端”之语（见《东山酬和集·一·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与宋诗此句不无关涉也。此点俟后详论之。“将军”一辞，出辛延年《羽林郎诗》（见《玉台新咏·一》），以冯子都比周仆。“鹦鹉”乃河东君取以自比之辞，即卧子崇祯六年癸酉《秋夕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七律）二首》之二所谓“已惊妖梦疑鹦鹉”者（见《陈忠裕全集·一五·陈李倡和集》），皆用唐天宝宫中白鹦鹉梦为鸷鸟所搏，后果毙于鹰之故典（见《杨太真外传·下》并《事文类聚后集·四十》及《六帖·九四》所引《明皇杂录》）。盖指在周家为群妾所谮，几被杀之事而言，但不免过于刻薄耳。
诗云：
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夕重教看。乘槎拟入碧霞宫，因梦向愁红锦段。
让木此诗序言：河东君在白龙潭舟中，出示寿陈（眉公）继儒诗。又卧子《秋潭曲》中“摘取霞文裁凤纸，春蚕小字投秋水”可知河东君此时必将其诗稿出示同舟之陈宋彭诸人。让木此四句诗似述卧子河东君两人今夕之因缘也。卧子有先于苏州与河东君相遇并在陈眉公处得见河东君之可能，见下文所考，兹暂置不论。“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夕重教看。”即谓此次集会之事。“乘槎拟入碧霞宫”者，自是指泛舟白龙潭而言。但《李义山诗集·上·碧城三首》之一，其首句云“碧城十二曲阑干”，注家相传以为“碧城”即碧霞之城（见朱鹤龄注引道源语）。义山此题之二，其首句云：“对影闻声已可怜。”宋氏用以指河东君当时“影怜”之名。又《陈忠裕全集·一五·陈李倡和集·自慨四首》之四，其第三、第四两句“难谐紫府仙人梦，近好华阳处士风”自注云：
予七八岁时，梦天阙榜名，题云：“乘槎入北海，紫府录清虚。”余近好读《真诰》，故有“华阳”之句。
则让木亦取卧子所梦之意入诗。此梦必为卧子平日或当日舟中与宋氏并其他友朋谈及者。古典今事融会为一，甚为精妙。然今日读此诗，而能通解者，恐不易见也。河东君平生学问受卧子影响颇大，其著述中吾人今日所得见者，亦有明著《真诰》之名，如《与汪然明尺牍》第二十七通云：“许长史《真诰》亦止在先生数语间耳。”之类，即是例证。卧子作《自慨》诗与作《秋潭曲》及《秋夕集杨姬馆中》诗，皆在崇祯六年癸酉秋季。此时间卧子与河东君情意甚密。又为卧子好读《真诰》之时。故疑河东君之与《真诰》发生关系，实在此际。盖河东君于崇祯六年癸酉，年仅十六岁，在此以前未必果能深赏华阳处士之书也。后来牧斋即取《真诰》之语，以绛云为楼名，暗寓河东君之原名，已详第二章。然则河东君与陶隐居殊有文字因缘，而陈、杨关系未能善终，岂“难谐紫府仙人梦”之句，乃其诗谶欤？“因梦向愁红锦段”者，用温飞卿诗“欲将红锦段，因梦寄江淹”之语（《温庭筠诗集·七·偶题》）。此句言今则两人同舟共载，不必如向时之赋诗寄怀矣。（可参下论卧子《吴阊口号》第十首“芝田馆里应惆怅，枉恨明珠入梦迟”等句。）
诗云：
陈王宋玉相经过，流商激楚扬清歌。妇人意气欲何等，与君沦落同江河。
似即让木此诗《序》中所谓“凡所叙述，感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据此可想见河东君当时及平日气概之一斑矣。
复次，据《陈眉公集》卷首载其子梦莲所作《年谱》，崇祯六年眉公年七十六岁，其生日为十一月初七日，则宋诗《序》中所引河东君寿眉公诗，自不能作于崇祯六年。此寿诗之作成，疑在崇祯四年冬或五年冬眉公七十四或七十五岁生日相近之时耶？又河东君“李卫学书称弟子”之句，李卫者，李矩妻卫铄之谓，盖以卫夫人自比。此虽是用旧辞，然其自负不凡，亦可想见矣。更观此句，似河东君亦尝如同时名姝王修微辈之“问字”于眉公之门者。（参汪然明（汝谦）《春星堂诗集·二·绮咏》载陈继儒序云：“又有二三女校书，如（王）修微（林）天素，才类转丸，笔能扛鼎，清言无对，诗画绝伦。”同卷有《山中问眉公先生疾时修微期同往不果》诗，又有《王修微以冬日讯眉公先生诗见寄有云何时重问字相对最高峰余初冬曾过先生山居赋此答之（五律）》，并赵郡西园老人即李延昰《南吴旧话录·二四·闺彦门》“王修微”条所记“王修微将至匡山，问法憨山（德清）师，诣东佘别陈征君。适有貌者王生在山中，遂写草衣道人话别图”事。）以常情测之，当不过虚名而已。今资益馆本眉公《晚香堂小品·五》有《赠杨姬》诗云：
少妇颜如花，妒心无乃竞。忽对镜中人，扑碎妆台镜。
暗寓对“影”不自怜，而自妒之意。盖以河东君之名为戏也。此诗后接以《登摄山（五绝）》（此集分体编辑，故全卷皆是五绝）。摄山在南京近旁，或疑此杨姬亦与南京有关。但检“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眉公诗钞·六》（此卷亦全是五绝）有《赠金陵妓》及《马姬画兰》两首，似亦与南京有关。唯未载《赠杨姬》及《登摄山》两诗，不解何故。考陈梦莲编《陈眉公集》附梦莲撰《眉公年谱》，六十岁以后并不载其往游金陵事。“眉公集十种”本之《眉公诗钞》及资益馆本《晚香堂小品》，其诗编纂往往不依年月先后，甚难确定此《赠杨姬》诗之年月，亦不知其与《登摄山》诗究有无地理上之关系也。兹因《赠杨姬》诗，依其内容有“对影自怜”之意，暗藏“影怜”名字。姑假定此乃为河东君而作者，与《登摄山》诗并无关系也。至资益馆本《晚香堂小品·四·端午日白龙潭同杨校书侍儿青绡廿一首》（“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眉公诗钞·五》亦载此题，但少第一七“往往来来客似潮”一首，共止廿首。）其第十二首云“别后双鱼书一纸，秦淮江上正通潮”，及第十三首云“白门红板渐平潮，侬比垂杨侬更妖”“醉后思家留不住，倩谁同挽紫罗绡”。则此杨校书及其侍儿青绡居处在金陵，必非河东君可知。“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眉公诗钞·五》此廿首之后，即接以《赠妓》一题（资益馆本《晚香堂小品》中无此诗），其诗首句云：“翰墨姻缘岂有私，旧知毕竟胜新知。”故知此妓当是青绡之主人杨校书。眉公因过誉其侍儿之故，遂别作一诗稍慰其意耳。此诗又云：“团扇挥毫字字奇。”明是一能书之人。考“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白石樵真稿·一七》载有《题杨媛书》一文，中有“止生复购永兴禊帖，归作导师。此后散花卷上，不待言矣”，是此“杨媛”即茅元仪妾杨宛。《列朝诗集·闰四》及《明诗综·九八·杨宛小传》，俱载其为金陵妓，善草书。然则上引“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眉公诗钞·五》所谓“杨校书”及“赠妓”之“妓”，乃指杨宛叔而言，与河东君无涉也。
又，卧子《秋潭曲》言及书法一端，则当日河东君在同辈诸名姝中，特以书法著称。兹暂不广征，即据第二章所引牧斋《观美人手迹》七诗，已足证知。云美之传及其他记载，皆称河东君之能书，自非虚誉。寅恪所见河东君流传至今之手迹，既甚不多，复不知其真伪，固未敢妄论。然据翁叔平（同龢）《瓶庐诗稿·七·客以河东君画见示伪迹也题尤不伦戏临四叶漫题》云：
铁腕拓银钩，曾将妙迹收。（自注：“在京师曾见河东君狂草楹帖，奇气满纸。”）可怜花外路，不是绛云楼。
翁氏乃近世之赏鉴家，尤以能书名，其言如此，则河东君之书为同时人所心折，要非无因，而“狂草”“奇气”，更足想见其为人矣。
抑更有可论者，卧子《秋潭曲》及《秋夕集杨姬馆中》两诗，皆明著杨姬之名，其为河东君而作，自不待言。但有一疑问，尚须略加解释。即卧子平生狭邪之游，文酒之会，多与李舒章、宋辕文相偕，何以崇祯六年癸酉秋季白龙潭舟中及集杨姬馆中，与卧子同游会者，仅彭宾、宋征璧二人，而不见李雯、宋征舆之踪迹耶？考光绪修《华亭县志·一二·选举·上·举人表》云：
宋征璧。天启七年丁卯科举人。
宋存楠，改名征璧，见进士。案，《宋府志》作青浦学。今因《进士题名录》补。
及嘉庆修《松江府志·四五·选举·二·明举人表》云：
彭宾。崇祯三年庚午科举人。
然则卧子崇祯六年秋季作此两诗时，与燕又、让木皆是举人。舒章、辕文二人，尚未中式乡试。崇祯六年秋季适届乡试之期，舒章之应试，自无问题。又假定辕文虽年十六亦得有应试资格。此两人谅必离去松江。陈、彭、宋三人则已是举人，因留本籍，以待往北京应次年春间之会试耳。此两次游会所以无李、宋二人之参与者，殆职是之故欤？
河东君自为吴江周氏所放逐，遂流落人间，至松江与云间胜流往来交好。前引李舒章《蓼斋集·二六·坐中戏言分赠诸妓四首》之四所谓“梦落吴江秋佩冷，欢闻鸳水楚怜新”，正谓此时河东君出自念西之家，而以杨影怜为称也。
又，钱肇鳌《质直谈耳·七·柳如之轶事》云：
扁舟一叶放浪湖山间，与高才名辈相游处。其在云间，则宋辕文、李存我、陈卧子三先生交最密。时有徐某者，知如之在佘山，以三十金与鸨母求一见。徐蠢人也，一见即致语云：“久慕芳姿，幸得一见。”如之不觉失笑。又云：“一笑倾城。”如之乃大笑。又云：“再笑倾国。”如之怒而入。呼鸨母，问：“得金多少？乃令此奇俗人见我。”知金已用尽，乃剪发一缕，付之云：“以此偿金可也。”又徐三公子为文贞之后，挥金奉如之，求与往来。如之得金，即以供三君子游赏之费。如是者累月，三君意不安，劝如之稍假颜色，偿夙愿。如之笑曰：“当自有期耳。”迟之又久，始与约曰：“腊月三十日当来。”及期果至。如之设宴款之，饮尽欢，曰：“吾约君除夕，意谓君不至。君果来，诚有情人也。但节夜人家骨肉相聚，而君反宿娼家，无乃不近情乎？”遽令持灯送公子归。徐无奈别去。至上元，始定情焉。因勖徐曰：“君不读书，少文气。吾与诸名士游，君厕其间，殊不雅。曷不事戎武？别作一家人物，差可款接耳。”徐颔之。闲习弓马，遂以武弁出身。乱中死于炮。其情痴卒为如之葬送，亦可悯也。初，辕文之未与柳遇也，如之约泊舟白龙潭相会。辕文早赴约，如之未起，令人传语：“宋郎且勿登舟，郎果有情者，当跃入水俟之。”宋即赴水。时天寒，如之急令篙师持之，挟入**，拥怀中煦妪之。由是情好遂密。辕文惑于如之，为太夫人所怒，跪而责之。辕文曰：“渠不费儿财。”太夫人曰：“财亦何妨。渠不要汝财，正要汝命耳。”辕文由是稍疏。未几，为郡守所驱，如之请辕文商决。案置古琴一张，倭刀一口。问辕文曰：“为今之计，奈何？”辕文徐应之曰：“姑避其锋。”如之大怒曰：“他人为此言，无足怪。君不应尔。我与君自此绝矣。”持刀斫琴，七弦俱断。辕文骇愕出。
寅恪案：河东君与宋、李、陈三人之关系，其史料或甚简略残阙，或甚隐晦改易，今日皆难考证翔实。姑先论李、宋，后及陈氏。至钱氏所言“徐三公子”乃文贞之后。文贞者，明宰相华亭徐阶之谥。阶事迹见《明史·二一三》本传，兹不征引。以时代考之，此徐三公子当是阶之曾孙辈。观几社胜流《钓璜堂集》主徐闇公（孚远），乃阶弟陟之曾孙，可以推知也。据嘉庆修《松江府志·五四·徐阶孙继溥传》附弟肇美事略云：
肇美，字章夫。以锦衣卫武生仕本卫百户。亦以不屑谒崔魏告归，终身放于诗酒。
然则此徐三公子，或即肇美之子，所以能“闲习弓马，遂以武弁出身”，盖由久受家庭武事之熏习所致，后因承袭父荫，以武弁出身。否则河东君恐无缘以“事戎武，别作一家人物”勖之也。河东君除夕之约，乃一种爱情考验。其考验徐三公子之方法与其考验宋辕文者，虽各互异，而两人结果皆能及格，则实相同，可称河东君门下文武两状元矣。河东君所以遣人持灯送徐三公子归家者，盖恐其不归徐宅，别宿他娼所耳。名为遣人护送，其实乃监督侦察之。于此愈足见河东君用心之周密也。徐三公子固多金，然陈、李、宋三人何至间接从河东君之手受之，以供游赏？钱氏所言，殆传闻过甚之辞，未必可尽信也。若“蠢人”徐某者，其人既蠢，又不载名字，自不易知。此“蠢人”固非徐阶徐陟之亲支，但松江徐氏支派繁衍，此“蠢人”所居当距佘山不远，或亦阶陟之宗族耶？又据《陈忠裕全集·一二·焚余草·饮徐文在山亭（七古）一首》，后附案语略云：
徐景曾，字文在，华亭人。文贞公阶曾孙。居文贞公别业西佘山庄。
则佘山近旁有徐氏产业，可以证知。河东君既居佘山，其与近旁大族往来，自为当然之事。故此“蠢人”极有为徐阶同族之可能。至徐景曾虽是阶之曾孙，但颇能诗，宋辕文曾序其《集》，则必非钱氏所谓“徐三公子”可知。或者徐三公子乃文在之兄弟辈欤？更有可笑者，今观此“蠢人”与河东君之语，乃杂糅李延年《北方有佳人歌》及白居易《长恨歌》二者组织而成者，是一曾间接受班孟坚、白乐天之影响。倘生今日，似不得称为甚蠢。然因此触河东君之怒，捐去三十金，换得一缕发，可谓非“一发千钧”，乃“一发千金”。但李太白《白纻词》云：“美人一笑千黄金。”（见《全唐诗·三·李白·三》。）后来谢象三以“一笑堂”名其诗集，钱牧斋垂死时《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旧事》诗，有“买回世上千金笑”之句（见《有学集·一三·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三十四），则此蠢人所费仅三十金，而换得河东君之两笑，诚可谓“价廉物美”矣。岂得目之为蠢哉？
兹更有可论者，卧子《癸酉长安除夕》诗云：“去年此夕旧乡县，红妆绮袖灯前见。”（见下引全文及所论。）可知卧子等实于崇祯五年壬申除夕，参与河东君在内之花丛欢宴。（第二章所引李舒章《分赠诸妓》诗，或即作于是夕，亦未可知。）肇鳌所言徐三公子欲于腊月三十日，即岁除日，宿河东君家，当即指崇祯五年除夕而言。检近人所推算之明代年历，崇祯五年六年七年，十二月皆小尽。唯四年八年，十二月大尽。肇鳌是否未曾详稽当时所用之官历，遂以五年除夕为腊月三十日。抑或肇鳌所言无误，而近人所推算之明历，不合实际，如第四章所引牧斋《（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二春分日横山晚归作》诗，“最是花朝并春半”句，可证牧斋当日所依据之官历，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二日为春分节。但近人所推算之明代年历，则崇祯十四年春分节在二月十日，相差两日。吾人今日因未得见明代官历，不能决定其是非。故此问题，可置不论。今谓徐三公子欲于除夕宿河东君馆中，似应在崇祯五年除夕。盖四年为时太早，河东君尚在苏州，此年除夕未必即移居松江。六年除夕卧子固在北京，而肇鳌谓陈李宋三人劝河东君“稍假颜色”，是徐杨会晤之日卧子等当必与徐三公子同在松江。故可决定必非六年除夕。且据卧子崇祯六年秋所赋《秋塘曲》及《集杨姬馆中》诗，知陈、杨两人关系已甚密切，徐三公子自不敢作与河东君共渡除夕之事。七年除夕陈、杨两人将同居于徐武静别墅，徐三公子更无希望同宿之理。至于八年除夕，河东君已离去松江，迁往盛泽镇，徐杨两人应无遇见之可能。然则肇鳌所言之除夕，非五年之除夕不可。既为五年之除夕，则河东君以道学先生之严肃口吻，拒绝徐三公子者，恐由此夕与卧子已有成约在先，遂借口节日家人应团聚之语，押送徐三公子归家。斯为勾栏中人玩弄花招，不令两情人觌面之技俩，其情可原，其事常见，殊不足论。所可怪者，此年除夕，卧子普照寺西宅中，尚有祖母高安人，继母唐孺人，嫡妻张孺人，妾蔡氏及女颀，并适诸氏妹等骨肉在焉。（见《陈忠裕全集》所载卧子《自撰年谱》及王沄撰《三世苦节传》。）竟漠然置之，弗与团聚，岂不内愧徐三公子耶？于此可见河东君之魔力及卧子之情痴矣。
王胜时《虞山柳枝词》第六首云：
尚书曳履上容台，燕喜南都绮席开。闪烁珠帘光不定，双鬟捧出“问郎”来。
自注云：
姬尝与陇西君有旧约，以“问郎”玉篆赠别。甲申南都，钱为大宗伯，一日宴客，陇西君在坐，姬遣婢出问起居，以玉篆归之。
寅恪案：“问郎”者，华亭李存我（待问）也。胜时讳其名字，仅称“陇西君”，以其与河东君有旧约为可耻，遂为贤者讳耶？殊可笑也。嘉庆修《松江府志·五五·李待问传》略云：
李待问，字存我，华亭人。崇祯十六年进士。（寅恪案：据同书四五《选举表·二·明举人表》，李待问、彭宾、陈子龙均崇祯三年庚午科举人。）受中书舍人，工文章，精书法。沈犹龙事起，待问守城东门，城破，引绳自缢，气未绝，而追者至，遂遇害。
查伊璜（继佐）《国寿录·二·进士·李待问传》云：
李待问，字存我，江南松江人，工书法，董玄宰尝泛滥于古帖，然气骨殊减，自蝇头及大额而外，便不令人嘉赏。待问傲然为独步，与玄宰争云间，然位不及，交游寡，其为攻苦不若。要之得意处有过董家者。
徐闇公（孚远）《钓璜堂存稿·一六·吾郡周勒卣夏彝仲李存我陈卧子何悫人皆席研友勒卣独前没四子俱蒙难流落余生每念昔者便同隔世各作十韵以志不忘如得归郡兼示五家子姓》其第三首《李存我》云：
李子多高韵，豁然尘世姿。兰风殊蕴藉，鹤步有威仪。不饮看人醉，能书任我痴。笑谈真绝倒，爽气入心脾。观国宁嫌早，释巾稍觉迟。螭头官暇豫，薇省使逶迤。将母方如意，滔天事岂知。凭城鼓角死，捐脰血毛摧。愧我数年长，依人万事悲。几时旋梓里，应得为刊碑。
王东溆（应奎）《柳南续笔·三》“李存我书”条云：
云间李待问，字存我。工书法，自许出董宗伯（其昌）上。凡里中寺院有宗伯题额者，李辄另书，以列其旁，欲以示己之胜董也。宗伯闻而往观之，曰：“书果佳，但有杀气，恐不得其死耳。”后李果以起义阵亡，宗伯洵具眼矣。又宗伯以存我之书若留于后世，必致掩己之名。乃阴使人以重价收买，得即焚之，故李书至今日殊不多见矣。（寅恪案：董玄宰所题衙宇寺院匾额，亦曾被人焚毁殆尽。见曹千里（家驹）《说梦·二》“黑白传”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