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札言慎可家事颇详，自是致维枢者。编辑误列，不待详辨。至牧斋与梁化凤之关系，俟后论之，兹暂不涉及。
又，第三章引钱肇鳌《质直谈耳》，谓河东君在周道登家为群妾所谮，几至杀身，赖周母之力得免于死。观牧斋《梁母吴太夫人寿序》可证河东君与慎可母之关系，与应付周旋念西母者，正复相同。河东君善博老妇人之欢心一至于此。噫！天下之“老祖宗”固不少，而“凤丫头”岂能多得者哉？牧斋之免祸，非偶然也。
前论牧斋所以得脱黄毓祺案牵累之故，疑与梁维枢有关。惜今尚未发见确证，故难决言。检赵宗建《旧山楼书目》，载有：
柳如是家信稿（原注：“十六通。自写。”）一本。牧斋甲申年日记一本。又乙酉年日记一本。
又记豫王下江南事迹一本。
又被累下狱时与柳如是信底稿（原注：“内有诗草底稿。”）一本。
等数种。若非伪托，而又尚存天壤间者，则实为最佳史料。唯未曾亲睹，不能判其然否，殊深怅恨也。但有一点可以断定者，即牧斋之脱祸，由于人情，而不由于金钱。今所见载记，如叶绍袁《启祯记闻录·七》附《芸窗杂录记》“顺治四年丁亥事”略云：
海虞钱牧斋，名谦益，中万历庚戌探花，官至少宗伯，历泰昌、天启、崇祯、弘光五朝矣。乙酉岁，北兵入南都，率先归附，代为招抚江南，自谓清朝大功臣也。然臣节有亏，人自心鄙之。虽召至燕京，任为内院，未几即令驰驿归，盖外之也。四月朔，忽缇骑至苏猝逮云。
钱牧斋有妾柳氏，宠嬖非常。人意其或以颜貌，或以技能擅长耳。乃丁亥牧老被逮，柳氏即束装挈重贿北上，先入燕京，行赂于权要，曲为斡旋。然后钱老徐到，竟得释放，生还里门。始知此妇人有才智，故缓急有赖，庶几女流之侠，又不当以闺阃细谨律之矣。
及计六奇《明季南略·九》“黄毓祺起兵行塘”条附记云：
（黄毓祺）将起义，遣徐摩往常熟钱谦益处提银五千，用巡抚印。摩又与徽州江某善。江嗜赌而贪利，素与大清兵往还。知毓祺事，谓摩返必挟重资，发之可得厚利。及至常熟，钱谦益心知事不密，必败，遂却之。摩持空函还，江某诣营告变，遂执毓祺及薛生一门（寅恪案：“薛生”指薛继周之第四子），解于南京部院，悉杀之。钱谦益以答书左袒得免。然已用贿三十万矣。
之类，皆未明当日事实所致。叶氏之书，大抵依时日先后排列，但“钱牧斋有妾柳氏”条，乃闻牧斋脱祸以后，因补记于“海虞钱牧斋名谦益”条相近处，盖以同述一事故也。所可注意者，其记牧斋被逮至苏，在丁亥四月朔，与洪亨九原《揭》所引吴胜兆供词及牧斋自记丁亥三月晦日在家忽被急征者相合。常熟距苏州甚近，叶氏于四月朔闻讯，遂笔录之耳。天寥与牧斋之关系，迥非谢象三之比，然其记牧斋被逮事，亦在顺治四年丁亥，殊有参考之价值。至于所言河东君挈重贿北上，先入燕京，牧斋徐到一节，乃得之辗转传闻，可不置辩。叶氏言“重贿”，计氏言“用贿三十万”，皆未悉牧斋当日经济情况者之揣测。兹略征载记，以证牧斋此时实不能付出如此巨大数量之金钱，而河东君之能利用人情，足使牧斋脱祸，其才智尤不可及也。关于牧斋经济情况之记载，虽颇不少，但一人一家之贫富，亦有改变，故与黄毓祺案发生之时间相距前后久远者，可不征引。前论河东君患病，经江德璋治愈，牧斋以玉杯赠江为谢，因述及顺治二年乙酉清兵破明南都，牧斋奉献豫亲王多铎之礼物独薄一事，据此得知牧斋当时经济情况实非丰裕。盖值斯求合苟免之际，若家有财货而不献纳，非独己身不应出此，亦恐他人未必能容许也。南都迎降之年，下距黄毓祺案发生之岁，时间甚近，故牧斋必无重资厚贿以脱祸之理。今存《牧斋尺牍》，其中诉穷告贷之书札不少，大抵距黄案时间颇远，以非切当之资料，不多引。唯《与毛子晋四十六通》，其第三十九通云：
狱事牵连，实为家兄所困。顷曾专信相闻，而反倩笔于下走者，老颠倔强，耻以残生为乞丐耳。未审亦能悉此意否也？归期不远，嘉平初，定可握手。仲冬四日。
检《有学集·一七·赖古堂文选序》云“己丑之春予释南囚归里”，可证牧斋于顺治六年己丑春间，被释归常熟。此札末署“仲冬四日”，即顺治五年戊子十一月初四日。“嘉平初，定可握手”者，谓戊子年十二月初，可还家与子晋相见。牧斋作此札，尚在黄案未了结之时。然则叶、计两氏所言之非信史，更可见矣。
又，叶、计两氏所以有此记载，盖据当时不明牧斋经济情况者之传说。牧斋虽不以富名，但家藏珍本书籍，平时服用，亦非甚俭薄，然则其何术以致此耶？
明末苏松常镇之士大夫，多置田产，以供其生活之费用。清室因郑成功舟师入长江之役，江南士大夫多响应者，发起奏销案以资镇压。观孟心史（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奏销案》一文，可概见也。复检《牧斋尺牍·中·与□□□》云：
双白来，得手教，谆谆如面谈。更辱垂念，家门骨肉道义，情见乎词。可胜感佩。近日一二枭獍蜚语计穷，谓寒家户田欠几万金，将有不测之祸。又托言出自县令之言，簧鼓远近。试一问之，户有许多田，田有许多粮。若欲欠盈万之额，须先还我逾万之田而后可。小人嚼舌，不顾事理，一至于此。此言必有闻于左右者，亦付之一笑可也。海晏河清，杜门高枕，却苦脚气缠绵，步履艰涩。此天公妒其安闲，以小疾相折抵也。
寅恪案：此札虽不知致谁者，但据“家门骨肉”之语，知其人为牧斋同族。“双白”者，指王廷璧，见《明诗综·八十·上》等。牧斋之免于奏销案之牵累，当别有其他原因，然其田产无论有无，纵或有之，亦微不足道，观此札可以证知。牧斋既不依田产收入为生，则其家计所赖，唯有卖文一途。《河东君殉家难事实·孝女揭》略云：
我母柳氏，系本朝秘书院学士我父牧斋公之侧室。吾父归田之后，卖文为活。茕茕女子，蓄积几何。
此虽指牧斋于顺治三年丙戌秋由北京还常熟以后事，但黄案之发生，即在此年之后。此数年间，牧斋遭际困顿，自不能置田产。由是言之，牧斋丙戌后之家计，亦与其前此者无异，皆恃卖文维持。赵管妻之语，固指丙戌以后，实可兼概丙戌以前也。今所见资料，足资证明此点者殊多，不须广引。考牧斋为王弇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见黄梨洲《思旧录》“钱谦益”条），李北海“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见《杜工部集·七·八哀诗》之五及《旧唐书·一百九十·中·文苑传·李邕传》），韩昌黎谀墓之金（见《新唐书·七六·韩愈传》附《刘叉传》），其故事可举以相比也。复检《牧斋尺牍·中·与王兆吉五通》，其第五通云：
生平有二债，一文债，一钱债。钱尚有一二老苍头理直，至文债，则一生自作之孽也。承委《南轩世祠记》，因一冬文字宿逋未清，俟逼除时，当不复云祝相公不在家也。一笑！
同书同卷《与遵王三十通》，其第五通云：
岁行尽矣，有两穷为苦。手穷欠钱债多，腹穷欠文债多。手穷尚可延挨，东涂西抹。腹穷不可撑补，为之奈何？甫老寿文，前与其使者以望日为期，正是祝相公又不在家时候也。一笑！
牧斋所谓“苍头”，当即指钱斗辈而言，俟后论述，暂不之及。兹以两札所言，颇饶妙趣，并足以实写其生活状况，故附录之。《东坡集·一三·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之一云：“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受之之语，殆从苏句得来欤？
关于牧斋与介子是否如马国柱所谓“素不相识”之问题，兹检《牧斋尺牍·中·与木陈和尚（寅恪案：木陈即道忞）二通》，其第二通云：
《密云尊者塔铭》，十五年前，已诺江上黄介子之请矣。重以尊命，何敢固辞。第以此等文字，关系人天眼目，岂可取次命笔。年来粗涉教乘，近代语录都未省记。须以三冬岁余，细加简点，然后可下笔具稿。谨与晓上座面订，以明年浴佛日为期，尔时或得围绕猊座，觌面商榷，庶可于法门稍道一线，亦可以慰吾亡友于寂光中也。
其第一通略云：
丧乱残生，学殖荒落，恭承嘉命，令补造《密云老人塔铭》，以偿十五年旧逋，每一下笔，辄为战掉。次后著语，颇为老人施十重步障。窃自谓心平如地，口平如水，任彼百舌澜翻，千喙剥啄，亦可以譬诸一吷，付之一笑。
及《有学集·三六·天童密云禅师悟公塔铭》略云：
崇祯十四年辛巳，上以天步未夷，物多疵厉，命国戚田弘遇捧御香，祈福补陀大士还，赍紫衣赐天童悟和尚。弘遇斋祓将事，请悟和尚升座说法，祝延圣寿。还朝具奏，上大嘉悦，俞其请，诏所司议修成祖文皇帝所建南京大报恩事，命悟为住持，领其事。弘遇衔命敦趣，以老病固辞。逾年而示寂。又二年甲申，国有大故，龙驭上宾。越十有五年戊戌（即顺治十五年），嗣法弟子道忞，具行状、年谱，申请谦益，俾为塔土之铭。师讳圆悟，号密云。嘉靖戊寅岁，生常州宜兴，姓蒋氏。示微疾，趺坐频申而逝，崇祯十五年壬午七月七日也。世寿七十七，僧夏四十四。明年癸未，弟子建塔天童，迎全身窆幼智庵之右陇。师剃度弟子三百余人。王臣国士参请皈依者，又不胜数，偕忞公二通辈结集语录书问，标揭眼目者，江阴黄毓祺介子也。师既殁，介子裁书介天童上座某属余为塔铭。遭世变，不果作，而介子殉义以死。又十年矣，余为此文，郑重载笔，平心直书，誓不敢党枯仇朽，欺诬法门，用以副忞公之请，且慰介子于九原也。
则牧斋与介子为旧友，此三文乃是铁证。马国柱奏谓钱、黄素不相识，公牍文字自来多非事实，即此可见。牧斋作《密云塔铭》时，在郑延平将率舟师入长江之前夕。岂牧斋预料国姓此举可以成功，遂亦反其往日畏葸之态度，而昌言不讳其与介子之关系耶？又《圆悟塔铭》涉及田弘遇补陀进香事，颇饶兴趣，读者可取前述江南名姝被劫及避祸事参阅也。
抑更有可论者，黄梨洲《南雷文定后集·二·邓起西墓志铭》略云：
君名大临，字起西，别号丹邱，常熟人。起西幼孤，稍长即能力学，从游于江阴黄介子毓祺。岁乙酉，江阴城守不下，介子与其门人起兵竹塘应之。起西募兵于崇明。事败，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来书，为人告变，捕入金陵狱。起西职纳橐饘。狱急，介子以其所著《小游仙诗》圜中草授起西，坐脱而去。当事戮其尸。起西号泣守丧锋刃之中，赎其首联之于颈，棺殓送归，有汉杨匡之风。起西师死之后，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剑客而友之，卒无所遇，遂佗傺而死。闻者伤之。甲辰，余至虞山，起西以精舍馆我。款对数人，张雪崖、顾石宾皆其道侣也。随访熊鱼山于鸟目，访李肤公于赤岸，皆起西导之。（寅恪案：可参梨洲《思旧录》“李孙之”及“熊开元”条。）比余返棹，起西送至城西杨忠烈祠下，涕零如雨。余舟中遥望，不可为怀。然不意其从此不再见也。
夫起西为常熟人，又是牧斋旧友黄介子之高弟。牧斋垂死时，梨洲至虞山视牧斋疾，即寓起西家。（见后引梨洲《思旧录》“钱谦益”条。）则起西自与牧斋不能无关涉，可以推知。首告之盛名儒逃不赴质，恐是河东君间接所指使。殆取崇祯时告讦牧斋之张汉儒故事以恐吓之也。至介子之能在狱中从容自尽，疑亦与河东君之策略有关，因借此可以死无对证，免致牵累牧斋。其以介子病死为言者，则可不追究监守之狱吏耳。黄案得如此了结，河东君之才智绝伦，诚足令人惊服。所可注意者，牧斋不付五千金与徐摩，遂因此脱祸。鄙意牧斋当时实亦同情于介子之举动，但其不付款者，盖由家素不丰，无以筹办巨额也。故就此点观之，亦可证知牧斋经济之情况矣。
关于牧斋狱中寄河东君诗，第三章论卧子《长相思（七古）》，已引王应奎《柳南随笔》涉及牧斋此诗序“弟”与“妻”之问题，可不复赘。惟牧斋此诗，虽有遵王之《注》，然亦未能尽窥其师之微旨。故重录此诗序，并六首全文，分别笺释之。其他典故，读者自当更取遵王原《注》并观也。
《有学集·一·秋槐诗·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其《序》云：
丁亥三月晦日，晨兴礼佛，忽被急征。锒铛拖曳，命在漏刻。河东夫人沉疴卧蓐，蹶然而起，冒死从行，誓上书代死，否则从死。慷慨首涂，无刺刺可怜之语。余亦赖以自壮焉。狱急时，次东坡御史台寄妻诗，以当诀别。狱中遏纸笔，临风暗诵，饮泣而已。生还之后，寻绎遗忘，尚存六章，值君三十设帨之辰，长筵初启，引满放歌，以博如皋之一笑。并以传视同声，求属和焉。
寅恪案：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录》云：“牧斋就逮时，（柳夫人）能戎装变服，挟一骑护之。”某氏所记河东君事，多杂采他书，实无价值。其言河东君戎装挟一骑护牧斋，则绝无根据，不过牵混河东君作“昭君出塞装”之传说而来耳。此事前已辨之矣。至“无刺刺可怜之语”，乃用韩退之《送殷侑员外使回鹘序》中：
今人适数百里，出门惘惘，有离别可怜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宁顾婢子语，刺刺不能休。
之文。（见《五百家注昌黎先生文集·二一》。）遵王《注》中未及，特标出之，以便读者，并足见牧斋之文，无一字无来处也。又“余亦赖以自壮焉”之语，与第一首诗“恸哭临江无壮子”句，亦有相互关系。余见下论。
抑有可附论者，即关于河东君生年月日之问题。当牧斋顺治四年丁亥赋此六诗时，河东君应如牧斋之言，确为三十岁。此点并据康熙三年甲辰河东君示其女赵管妻遗嘱所言“我来汝家二十五年”（参第四章论《寒夕文宴》诗节），及顾苓《河东君传》所载“定情之夕，在辛巳六月七日，君年二十四矣”等资料，推计符合。或谓牧斋于丁亥三月晦日在常熟被急征，至南京下狱，历四十日出狱，即牧斋此题序所谓“生还”。若依此计算，其出狱当在五月间。然则河东君之生辰应在五月矣。鄙意牧斋所谓“生还之后，值君三十设帨之辰”，其时限虽不能距五月太远，但亦难决其必在五月，是以或说亦未谛也。至牧斋序文所以引“贾大夫”之烂熟典故者（详见第四章论牧斋《庚辰冬日同如是泛舟再赠》诗“争得三年才一笑”句所引），固借此明著其对河东君救护之恩情，更别具不便告人之深旨。盖明南都倾覆，在乙酉五月。自乙酉五月至丁亥五月，亦可视为三年。在此三年间，河东君“不言不笑”，所以表示其不忘故国旧都之哀痛。遵王《注》已引《左氏传》以释此古典，然恐未必通晓其师微意所在。故不可据牧斋之饰辞，以定河东君之生辰实在五月也。唯有可笑者，第四章论牧斋《（庚辰）冬日同如是泛舟有赠》诗，引江熙《扫轨闲谈》，谓牧斋“黑而髯，貌似钟馗”，可知牧斋有贾大夫之恶。至牧斋之才，在河东君心目中，除“邺下逸才，江左罕俪”之陈卧子外，“南宫主人”尚有可取之处。（见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牍》第二十五通及第三十通。）宜其能博如皋之一笑也。
牧斋《和东坡诗》第一首云：
朔气阴森夏亦凄，穹庐四盖觉天低。青春望断催归鸟，黑狱声沉报晓鸡。恸哭临江无壮子，徒行赴难有贤妻。重围不禁还乡梦，却过淮东又浙西。
寅恪案：第一句“朔气”盖谓建州本在北方。“夏亦凄”者，言其残酷也。韩退之《赠刘师服》诗云：“夏半阴气始，淅然云景秋。蝉声入客耳，惊起不可留。”（见《五百家注昌黎先生集·五》。）牧斋以丁亥三月晦日在常熟被急征，至南京下狱时，当在四月初旬。历四十日出狱，已在五月。五月为仲夏，与韩诗“夏半”之语适切。或云牧斋下狱在夏季，似与韩诗“云景秋”之“秋”不合。鄙意骆宾王《在狱咏蝉》诗“西陆蝉声唱”句（见《全唐诗·第二函·骆宾王·三》），虽是秋季所作，但诗题有“狱中”之语，牧斋遂因韩诗“蝉声入客耳”句联想及之。观牧斋此诗第四句“声沉”之语，与骆氏此诗“风多响易沉”句相应合，可以证知。不必拘执韩、骆诗中“云景秋”及“西陆”之辞为疑也。第二句遵王《注》本作“穹庐”，并引《史记·匈奴传》以释之。甚是。盖牧斋用“穹庐”之辞，以指建州为胡虏。其作“穹苍”者，乃后来所讳改也。第三句遵王《注》引韩退之《游城南》诗中《赠同游（五绝）》释之。亦是。但《五百家注昌黎先生诗集·九》此诗注略云：
洪云，催归子规也。补注，（黄?？）《复斋漫录》：予尝读《顾渚山茶记》云，顾渚山中有鸟如鸜鹆而色苍，每至正月作声曰：春起也。三四月云：春去也。采茶人呼为“唤春鸟”。（参《太平广记·四六三》引《顾渚山记》“报春鸟”条。）
牧斋丁亥四月正在金陵狱中，故以青春望断“不如归去”为言，其意更出韩诗外矣。第四句言建州之统治中国，如双王之主宰泥犁，即所谓“暗无天日”者。关于第二联之解释，甚有问题。《柳南随笔·一》（参《东皋杂钞·三》及《牧斋遗事》“牧翁仕本朝”条）云：
某宗伯于丁亥岁以事被急征，河东夫人实从。公子孙爱年少，莫展一筹，瑟缩而已。翁于金陵狱中和东坡御史台寄弟诗，有“恸哭临江无孝子，徒行赴难有贤妻”之句，盖纪实也。孙爱见此诗，恐为人口实，百计托翁所知，请改“孝子”二字。今本刻“壮子”，实系更定云。
寅恪案：东溆所记，谓此联上句之“壮子”，本作“孝子”。以孙爱之无能，初视之，亦颇近理。细绎之，则殊不然。盖牧斋诗本为和东坡狱中之作。故其所用辞语典故，亦必与东坡有关。考“壮”字通义为“长大”，专义则为《小戴记·曲礼》“三十曰壮”。检《东坡后集·一三·到昌化军谢表》云：“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表中“子孙”之“子”，指东坡长子迈。“子孙”之“孙”，指迈之子箪符及幼子过之子籥。迈生于嘉佑四年己亥，至绍圣四年丁丑，东坡谪琼州时，年三十九。故迈兼通义及专义之“壮”。东坡留迈及诸孙等于惠州，独与幼子过渡海至琼州。过生于熙宁五年壬子，至绍圣四年丁丑，年二十六。既非长子，年又未三十，不得为“壮”也。（详见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一》“嘉佑四年己亥”、同书八“熙宁五年壬子”、同书四十“绍圣三年丙子及四年丁丑”等条。）又检《东坡集·二九·黄州上文潞公书》（参叶梦得《避暑录话·四》“苏子瞻元丰间赴诏狱与其长子迈俱行”条）云：
轼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
东坡元丰二年己未就逮时，迈年二十一，虽为长子，但非“三十曰壮”之“壮子”。《初学集·七四·先太淑人述》云：
谦益狂愚悻直，再触网罗，苇笥之籍，同文之狱，流传汹惧，一日数惊。太淑人强引义命自安。然其抚心饮泪，惟恐壮子受刑僇，固未忍以告人也。
牧斋所谓“再触网罗”者，指天启五年乙丑年四十四及崇祯元年戊辰年四十七两次之事。（详见葛万里及金鹤冲所撰《牧斋年谱》。）文中“壮子”之“壮”，乃兼通义及专义。盖牧斋“三世单传”，其时又年过三十故也。当顺治四年丁亥牧斋被急征时，孙爱年十九，既未过三十，又非居长之子（见《初学集·九·崇祯诗集·五·反东坡洗儿诗己巳九月九日》及同书七四《亡儿寿耇圹志》），自不得以苏迈为比。由是言之，第二联上句全用东坡及其长子伯达之典故，绝无可疑。至第二联下句，则用《全唐诗·第二函·崔颢·赠王威古（五古）》“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及东坡《上文潞公书》“徒步随行”，并笺注《陶渊明集·八·与子俨等疏》中“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等典故。综合上下两句言之，牧斋实自伤己身不仅不能如东坡有长壮之子徒步随行，江边痛哭。唯恃孺仲贤妻之河东君，与共患难耳。（参《有学集·二·秋槐诗支集·己丑元日试笔二首》之二“孺仲贤妻涕泪余”句。）夫孙爱固为“生儿不象贤”之刘禅（见《全唐诗·第六函·刘禹锡·四·蜀先主庙》），但绝非忤逆不孝之子。浅人未晓牧斋之作此诗，贯穿融合《东坡全集》而成，妄造物语，可鄙可笑也。或谓此联上句牧斋最初之稿，原不如此。《汉书·三十·艺文志·歌诗类》载《临江王节士歌诗四篇》（参同书五三《景十三王传·临江闵王荣传》），《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四·临江王节士歌》云：
洞庭白波木叶稀，燕鸿始入吴云飞。吴云寒，燕鸿苦。风号沙宿潇湘浦，节士悲秋泪如雨。白日当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壮士愤，雄风生。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
牧斋殆取此意，“壮子”本作“壮士”。后来以辞旨过显，触犯忌讳，遂改用东坡故实，易“壮士”为“壮子”欤？或说似亦有理，姑附录之，以备一解。第七、八两句，与东坡原诗自注“狱中闻湖杭民为余作解厄斋经月，所以有此句也”有关，可不待论。但牧斋“淮东”二字，暗指明凤阳祖陵而言。《明史·四十·地理志》“凤阳府。凤阳县”下注略云：“北滨淮。西南有皇陵。”又，宋有淮东路，元有淮东道。故牧斋用“淮东”之辞，以示不忘明室祖宗之意。“浙西”二字，自是袭用苏诗“浙江西”之成语，然亦暗指此时尚为明守之浙江沿海岛屿，如舟山群岛等。此等岛屿，固在浙江之东，若就残明为主之观点言，则浙江省乃在其西。张名振之封爵以“定西”为号者，疑即取义于此。牧斋跪辞以寓意，表面和苏韵，使人不觉其微旨所在。总之此两句谓不独思家而已，更怀念故国也。或谓牧斋己身曾任浙江乡试主考，合古典今典为一辞，甚为巧妙。牧斋《寄示谢象三》此题，亦以谢氏乃其典试浙江时所取士之故。此或说似亦可通。并录之，以备别解。
第二首云：
阴宫窟室昼含凄，风色萧骚白日低。天上底须论玉兔，人间何物是金鸡。肝肠迸裂题襟友，血泪模糊织锦妻。却指恒云望家室，滹沱河北太行西。
寅恪案：第一句及第二句亦俱谓建州统治之黑暗。牧斋第一首已及此意，今又重申言之者，所以抒其深恨。第一句“窟室”遵王《注》引《史记·吴太伯世家》为释，字面固合，恐犹未尽。鄙意牧斋殆用《汉书·五四·苏建传》附《武传》“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之意，实欲以子卿自比。第三句遵王《注》引李孝逸事为释，似可通。但寅恪则疑牧斋之意谓“月有阴晴圆缺”（可参第三章论卧子《长相思》诗节述及东坡《丙辰中秋作兼怀子由》词），明室今虽暂衰，终有复兴之望。与第四章所引黄皆令《谢别柳河东夫人·眼儿媚》词“月儿残了又重明。后会岂如今”同一微旨也。第五句“题襟友”当指梁维枢。据前引有关慎可资料，则牧斋自可以此目之也。第七、八两句谓河东君寄居慎可南京之雕陵庄。考北魏之恒州，唐改云州，北周移云州于常山乃滹沱河北，太行山西，梁氏著籍之真定，亦即雕桥庄所在之地。真定固在滹沱河之北。“太行西”谓真定雕桥庄之西方为太行山。牧斋作此倒装句法者，所以步苏诗“西”字之原韵。读者不必拘泥地望之不合也。又疑“恒云”二字，虽是地名，恐与程松圆所赋《縆云诗》之“縆云”有连。盖“恒”“縆”同韵，两音相近，或有双关之意。若果如此，岂牧斋于狱中困苦之时，犹故作狡狯耶？一笑！
第三首云：
纣绝阴天鬼亦凄，波吒声沸柝铃低。不闻西市曾牵犬，浪说东城再斗鸡。并命何当同石友，呼囚谁与报章妻。可怜长夜归俄顷，坐待悠悠白日西。
寅恪案：此首全篇意旨谓己身不久当死也。第一、二两句，亦指当日囚禁之苦，比于地狱。其用《真诰·阐幽微篇》及《酉阳杂俎·前集·二·玉格门》“六天”条“纣绝阴宫”之辞，恐非偶然。盖暗寓建州之酷虐，与桀、纣同也。第三句自是用《史记·八七·李斯传》。岂欲与第四句用陈鸿祖《东城老父传》及东城原诗“城东不斗少年鸡”句，“东城”及“城东”之“东”为对文，遂于《李斯传》“腰斩咸阳市”之“市”上，加一“西”字，并著一“不”字，以反李斯“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耶”之原语，以免与《史记》之文冲突欤？遵王《注》虽引《太史公书》，然略去“东门”之“东”字，殆亦觉其师此句颇有疑问耶？俟考。但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四》“独柳”条云：
刑人之所。按西市刑人，唐初即然。贞观二十年斩张亮、程公颖于西市。（寅恪案：此条见《旧唐书·九四·张亮传》及《资治通鉴·九八·唐纪·太宗纪》“贞观二十年二月己丑”条。）《旧（唐）书（十）·肃宗纪》、（同书一六九）《王涯传》又言“子城西南隅独柳树”。盖西市在宫城之西南。子城谓宫城。（寅恪案：此条可参《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唐纪·肃宗纪》“至德二载十二月”条所云：“壬申斩达奚珣等十八人于城西独柳树下。”及胡《注》引刘煦之语曰：“独柳树在长安子城西南隅。”又“独柳”并可参《旧唐书·一五·宪宗纪·下》“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条及同书一四五《吴少阳传》附《吴元济传》。）
可知牧斋“西市”一语，并非无出处也。第五句遵王《注》引《晋书·五五·潘岳传》为释，自是不误。“石友”之义，可参《文选·二十》潘安仁《金谷集作诗》“投分寄石友”，及同书二三阮嗣宗《咏怀十七首》之二“如何金石交”等句李善《注》。鄙意安仁原诗“石友”之“石”，兼有“金石”之“石”及“石崇”之“石”两意。若就“石崇”之“石”言，则“石”为专有名词。故钱诗第六句“章妻”之“章”亦是专有名词。当牧斋就逮之际，河东君誓欲“从死”，即“并命”之意。噫！河东君此时虽未“并命”，然后来果以身殉。此句亦可谓与安仁、季伦《金谷》之篇，同为诗谶者矣。又考河东君只生一女，即赵微仲管之妻。作此诗时，犹未出生，牧斋不过因东坡原诗“身后牛衣愧老妻”之句，并感河东君尚无子女，遂联想及之。但河东君本末，既与“章妻”不同，牧斋又非“素刚”之人，赵管妻恐未能承继其母特性，如仲卿女之比。然则此典故虽似适切，后来情事演变，终与仲卿及其家属之结局有异，斯殆牧斋在狱中赋诗时所不能预料者也。第七、八两句用《文选·一六》江文通《恨赋》“及夫中散下狱，神气激扬”及“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旸”之意。盖以嵇康自比。但叔夜之“青霞奇意”，牧斋或可有之，至“神气激扬”，则应属于河东君，牧斋必不如是。唯此题第五首第二句“骨消皮削首频低”及第六首第二句“神魂刺促语言低”等语，乃牧斋当时自作之真实写照耳。
第四首云：
三人贯索语酸凄，主犯灾星仆运低。溲溺关通真并命，影形绊絷似连鸡。梦回虎穴频呼母，话到牛衣更念妻。尚说故山花信好，红阑桥在画楼西。（自注：“余与二仆共梏拲者四十日。”）
寅恪案：第七、八两句指拂水山庄八景之“月堤烟柳”及“酒楼花信”二景而言。可参《初学集·一七·移居诗集·九日宴集含晖阁醉歌》一首“登高望远不出户，连山小阁临莽苍”及“白云女墙作山带，红阑桥水含湖光”等句。并前论牧斋《春游二首》中所引《月堤烟柳》诗“红阑桥外月如钩”及《酒楼花信》诗“横笛朱栏莫放吹”等有关资料，兹不赘释。
第五首云：
六月霜凝信憯凄，骨消皮削首频低。云林永绕离罗雉，砧几相怜待割鸡。堕落劫尘悲宿业，皈依法喜愧山妻。西方西市原同观，悬鼓分明落日西。
寅恪案：前第四首第七、八两句，乃谓拂水山庄。此首第七、八两句，则指绛云楼也。牧斋《绛云楼上梁诗八首》之六，第七、八两句云“夕阳楼外归心处，悬鼓西山观落晖”（“观”字下自注“去”）可证。至第七句“西市”一辞，可参第三首第三句“不闻西市曾牵犬”之解释，可不赘论。又“（黄毓祺）将刑，门人告之期。祺作绝命诗，被衲衣，趺坐而逝”（见前引《孤忠后录》）真所谓西方、西市等量齐观者。牧斋此句应是预为介子咏。至己身之怯懦，则非其伦也。
第六首云：
梏拲扶将狱气凄，神魂刺促语言低。心长尚似拖肠鼠，发短浑如秃帻鸡。后事从他携手客，残骸付与画眉妻。可怜三十年来梦，长白山东辽水西。
寅恪案：第三句遵王引《搜神记》为释，乃仅释古典。其今典则“发短”一辞，谓己身已剃发降清也。史惇《恸余杂记》“钱牧斋”条（可参谈孺木（迁）《北游录·纪闻·下》“辫法”条）云：
清朝入北都，孙之獬上疏云“臣妻放脚独先”事已可揶揄。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则髡辫而入矣。
又《有学集·四九·题邵得鲁迷涂集》（参《牧斋尺牍·与常熟乡绅书》所云“诸公以剃发责我，以臣服诮我，仆俯仰惭愧，更复何言”等语）云：
邵得鲁以不早剃发，械系僇辱，濒死者数矣。其诗清和婉丽，怨而不怒，可以观，可以兴矣。得鲁家世皈依云栖，精研内典，今且以佛法相商。优婆离为佛剃发，作五百童子剃头师，从佛出家，得阿罗汉果。孙陀罗难陀不肯剃发，握拳语剃者：“汝何敢持刀临阎浮王顶？”阿难抱持，强为剃发，亦得阿罗汉果。得鲁即不剃发，未便如阿难陀（寅恪案：“阿”字疑衍）取次作转轮圣王。何以护惜数茎发，如此郑重？彼狺狺剃发，刀锯相加，安知非多生善知识？顺则为优波离之于五百释子，逆则如阿难之于难陀，而咨叹（寅恪案：此“叹”字疑当作“嗟”）慨叹，迄于今似未能释然者耶？我辈多生流浪，如演若达多晨朝引镜，失头狂走。头之不知，发于何有？毕竟此数茎发，剃与未剃，此二相俱不可得。当知演若昔日失头，头未曾失。得鲁今日剃发，发未曾剃。晨朝引镜时，试思吾言，当为哑然一笑也。
夫辫发及剃发之事，乃关涉古今中外政治文化交通史之问题，兹不欲多论，唯附录史惇所记牧斋“剃发”条及牧斋自作剃发解嘲文于此，以资谈助。其他清初此类载记颇多，不遑征引也。夫牧斋既迫于多铎之兵威而降清，自不能不剃发，但必不敢如孙之獬之例，迫使河东君放脚，致辜负良工濮仲谦之苦心巧手也。呵呵！第五句“携手客”指梁慎可等。《毛诗·邶风》：“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小序》云：“北风刺虐也。”牧斋盖取经语，以著建州北族酷虐之意也。第七、八两句之解释即牧斋于崇祯十四年辛巳所赋《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诗“东虏游魂三十年”句之意。已详第一章及第四章所论，可不复赘。
综观此六诗中第二首七、八两句，关涉梁慎可，第六首七、八两句关涉后金，辞语较第一首七、八两句，尤为明显，自不宜广为传播。前引谢象三和牧斋狱中诗题，仅言“以四诗寄示”，则牧斋《诗序》之“传视同声，求属和”之诗，实保留两首。岂即今《有学集》此题之第二、第六两首欤？至《江左三大家诗钞》顾有孝、赵沄所选《牧斋诗钞·下》，亦选此题六首中之二、三、五、六共四首。恐顾、赵所选，未必与牧斋当日“传视同声，求属和”者相同也。俟考。
前引《有学集·一七·赖古堂文选序》云：“己丑之春余释南囚归里。”故可依牧斋自言之时间，以推定《有学集·二·秋槐支集·勾曲逆旅戏为相士题扇（七律）》以前，多是在南京所作。其中固亦有时间可疑、排列错乱者，今日殊难一一考定。但《勾曲逆旅》诗第一句“赤日红尘道路穷”之语，当非早春气节。前引《南忠记》谓黄毓祺于己丑三月十八日死于南京狱中。盖此年三月介子既死，案已终结，牧斋遂得被释还家矣。至牧斋在南京出狱以后，颂系之时，究寓何处，则未能确知。检《牧斋外集·二五·题曹能始寿林茂之六十序》末署：“戊子秋尽，钱谦益撰于秦淮颂系之所。”牧斋所以特著“秦淮”二字者，当是指南京之河房而言。牧斋当时所居之河房，非余怀《板桥杂记·上·雅游门》“秦淮灯船之盛”条所述同类之河房，乃吴应箕《留都见闻录·下·河房门》所述“近水关有丁郎中河房”条之河房，亦即《有学集·一·秋槐诗集·题丁家河房亭子》题下自注“在青溪笛步之间”者。此类河房为南京较佳之馆舍。牧斋以颂系之身，尚得如此优待，当由丁继之、梁慎可等之友谊所致，亦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今以意揣之，牧斋于丁亥四月初被逮至南京下狱，河东君即寄寓梁慎可之雕陵庄，及五月中牧斋出狱，尚被看管，自不便居于雕陵庄，故改寓青溪笛步间之丁家河房（并可参《有学集·六·秋槐诗别集·丙申春就医秦寓丁家水阁》诗等），俾与河东君同寓，而河东君三十生辰之庆祝，恐即在此处。复检龚芝麓（鼎孳）《定山堂诗集·二十·和钱牧斋先生韵为丁继之题秦淮水阁》云：
开元白发镜中新，朱雀花寒梦后春。妆阁自题偕隐处，踏歌曾作太平人。鸟啼杨柳仍芳树，鸥阅风波有定身。骠骑武安门第改，一帘烟月未全贫。
似可为钱、柳二人同寓丁家河房之一旁证。至赵管妻出生地，固难确定，但疑不在秦淮之河房，而在苏州之拙政园。检《有学集·秋槐诗集·次韵林茂之戊子中秋白门寓舍待月之作》云：
空阶荇藻影沉浮，管领清光两白头。条戒山河原一点，平分时序也中秋。风前偏照千家泪，笛里横吹万国愁。无那金阊今夜月，云鬟香雾更悠悠。
寅恪案：第二句“两白头”之语，指己身及茂之，而末两句用《杜工部集·九·望月》诗，指河东君此夕独在苏州。由是言之，赵管妻生于拙政园之可能性甚大也。又检《元氏长庆集》（抄本）牧斋跋语云：
乱后，余在燕都，于城南废殿得《元集》残本，向所阙误，一一完好。暇日援笔改正，豁然如翳之去目，霍然如疥之失体。微之之集残阙四百余年，而一旦复元，宝玉大弓其犹有归鲁之征乎？著雍困敦之岁，皋月廿七日，东吴蒙叟识于临顿之寓舍。（寅恪案：此文末数语，暗寓明室复兴之意。牧斋此际有此感想，自无足怪也。）
并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云：
余以后进事宗伯，而宗伯绝款曲。丙戌同客长安，丁亥戊子同僦居吴苑，时时过予。
及《倦叟再识》略云：
昔予游长安，宗伯闲日必来。丁亥予絜家寓阊门，宗伯先在拙政园。
可知牧斋于顺治四、五两年，因黄案牵累，来往于南京、苏州之间，其在苏州，寓拙政园。拙政园主人为陈之遴。其时彦升尚未得罪，虽官北京，固可谓韩君平所谓“吴郡陆机为地主”之“地主”。又林时对《荷牐丛谈·三》“鼎甲不足贵”条略云：
吴伟业鼎革后，投入土国宝幕，执贽为门生，受其题荐，复入词林。
梅村既与国宝有连，吴、陈二人复是儿女亲家。牧斋以罪人而得寓拙政园，恐与骏公不能无关。至牧斋所以至苏州之故，殆因黄案亦在江苏巡抚职权范围之内，而土国宝此时正任苏抚也（见上论牧斋赠土国宝诗所引《清史稿·疆臣年表》“江苏巡抚”栏）。或谓清代江苏按察使驻苏州，牧斋以就审讯之故至苏。则不知江苏按察使移驻苏州，乃雍正八年以后之事。顺治四、五年江苏按察使仍驻江宁（见《清史稿·一二二·职官志·三》等）。故或说未谛。又，牧斋称拙政园为“临顿里之寓舍”者，乃综合古典今典，殊非偶然。《嘉庆一统志·七八·苏州府·二·津梁门》云：
临顿桥在长洲县治东北。《吴地记》：有步骘石碑，见存临顿桥。《续图经》：临顿，吴时馆名。陆龟蒙尝居其旁。
及《全唐诗·第九函·皮日休·五·临顿（原注：“里名。”）为吴中偏胜之地陆鲁望居之不出郛郭旷若郊墅余每相访款然惜去因成五言十首奉题屋壁》云：
（诗略。）
同书同函《陆龟蒙·五·问吴宫辞（并序）》云：
甫里之乡曰吴宫，在长洲苑东南五十里，非夫差所幸之别馆耶？披图籍，不见其说。询故老，不得其地。其名存，其迹灭。怅然兴怀古之思，作问吴宫辞云。
彼吴之宫兮，江之郍涯。复道盘兮，当高且斜，波摇疏兮，雾濛箔，菡萏国兮，鸳鸯家。鸾之箫兮，蚊之瑟。骈筠参差兮，界丝密。宴曲房兮，上初日。月落星稀兮，歌酣未毕。越山丛丛兮，越溪疾。美人雄剑兮，相先后出。火姑苏兮，沼长洲。此宫之丽人兮，留乎不留。霜氛重兮，孤榜晓，远树扶苏兮，愁烟悄眇。欲摭愁烟兮，问故基，又恐愁烟兮，推白鸟。
龚明之《中吴纪闻·二》“五柳堂”条云：
五柳堂者，胡公通直（稷言）所作也。其宅乃陆鲁望旧址，所谓临顿里者是也。
同书三“甫里”条云：
甫里在长洲县东南五十里，乃江湖散人陆龟蒙字鲁望躬耕之地。
盖河东君本有“美人”之称，牧斋作诗往往以西施相比。如前引《有美诗》“输面一金钱”，《元日杂题长句八首》之八，“春日春人比若耶”等，皆是其例。临顿既是吴时馆名，如“馆娃宫”之类，亦当与西施有关。陆鲁望辞中“美人”“曲房”之语，适与前论《半塘雪诗》引徐健庵之记相合。此钱、柳一重公案，颇为名园生色，唯世之论拙政园掌故者多未之及，遂标出之以供谈助云尔。
牧斋因黄案牵累，于顺治三、四年曾寓苏州，但检《有学集》此时期内诸诗，尚有发见确为寓苏时之作，唯其中有一题关涉河东君及其女赵管妻者，此题颇有寄居拙政园时所赋之可能，故特录之并略加笺释于下。
《有学集·二·秋槐诗支集·己丑元日试笔二首》，其一云：
春王正月史仍书，上日依然芳草初。白发南冠聊复尔，青阳左个竟何如。三杯竹叶朝歌后，一枕槐根午梦余。传语白门杨柳色，桃花春水是吾庐。
寅恪案：第一句谓此年为监国鲁四年正月辛酉朔，永历三年正月庚申朔（见黄宗羲《行朝录》及金鹤冲《牧斋年谱》），明室之正朔犹存也。第四句谓究不知永历帝之小朝廷是何情况也。第七句谓己身今在苏州，故“传语白门”。观此题下一题为《次韵答盛集陶新春见怀之作》有“金陵见说饶新咏，佳丽常怀小谢篇”之句，可证也。又陈田《明诗纪事·辛签·三一》所录盛集陶（斯唐）《怀林茂之》诗有“旧栽柳色曾无恙”句。及杨子勤（钟羲）《雪桥诗话·一》“黄俞邰（虞稷）《赠林茂之》诗”条引那子《新柳篇》有“渐许藏乌向白门，白门紫塞那堪比”等句。然则牧斋“白门杨柳色”之语，即指茂之而言耶？第八句谓己身此时所居之地，可比于避秦之桃花源及玄真子“桃花流水”之浮家泛宅也。
其二云：
频烦襆被卷残书，顾影颓然又岁初。自笑羁囚牢户熟，人怜留滞贾胡如。渊明弱女咿嚘候，孺仲贤妻涕泪余。为问乌衣新燕子，衔泥何日到寒庐。
寅恪案：此首前四句疑可与前引《牧斋尺牍·与毛子晋四十六通》之三十九所言“狱事牵连，实为家兄所困，羁栖半载，采诗之役，所得不赀。归期不远，嘉平初，定可握手。仲冬四日”等语相参证。盖牧斋本以为顺治五年戊子十二月能被释还常熟度岁。岂意狱事仍未终结，至六年己丑元旦犹在苏州也。第五句指赵管妻。《河东君殉家难事实》康熙三年甲辰七月《孝女揭》云：“母归我父九载，方生氏。”及康熙三年甲辰六月廿八日《柳夫人遗嘱》云：“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从不曾受人之气。”盖河东君及其女皆以河东君之适牧斋，实在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二月一日，我闻室落成与牧斋同居时算起。牧斋垂死犹念念不忘半野堂寒夕文宴者，即由此夕乃其“洞房花烛夜”之故。然则赵管妻出生乃在顺治五年戊子。（寅恪案：《蘼芜纪闻·上》载《盛湖杂录》“柳如是绝命书”条，案语云：“小姐柳出，以顺治戊子生。辛丑赘婿赵管，年仅十四，遇变之年为甲辰，才十七岁。故书中有年纪幼小之语。”可供参证。）至在何月何日，则不可考。但己丑元旦，正是“咿嚘”之候也。第六句指河东君，自不待言。牧斋此一年皆用渊明典故，亦可与前一首末句暗寓《桃花源记》之意相参也。第七句疑指梁慎可。梁氏乃明之旧家，清之“新燕”也。第八句谓慎可何日可将己身被释还家之好音来告也。
又，关于赵管妻事，《牧斋诗文集》中言及虽不甚多，但检《有学集·二·秋槐支集》载牧斋《庚寅人日示内二首》及河东君《依韵奉和二首》皆涉此女。庚寅岁首，与牧斋因黄案得释还家之时间，相距至近。故附录钱、柳两人之诗于论黄案节中，并略加笺释。牧斋诗之典故，有遵王《注》，读者自可参阅。河东君诗其第二首下半，前虽已征引，但未综合阐述，兹并录全文，以便观览。
牧斋诗，其一云：
梦华乐事满春城，今日凄凉故国情。花熸旧枝空帖燕，柳燔新火不藏莺。银幡头上冲愁阵，柏叶尊前放酒兵。凭仗闺中刀尺好，剪裁春色报先庚。
其二云：
灵辰不共劫灰沉，人日人情泥故林。黄口弄音娇语涩，绿窗停梵佛香深。图花却喜同心蒂，学鸟应师共命禽。梦向南枝每西笑，与君行坐数沉吟。
寅恪案：牧斋此两诗南枝越鸟之思、东京梦华之感，溢于言表，不独其用典措辞之佳妙也。诗题“示内”二字，殊非偶然，盖河东君于牧斋为同梦之侣、同情之人，故能深知其意。观河东君和章，可以证知。《元氏长庆集·一二·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序》云：
通之人莫知言诗者，唯妻淑在旁知状。
夫河东郡君裴淑能诗（裴氏封河东郡君，见《白氏文集·六一·唐故武昌军节度使元公墓志铭》），且能通微之之意。然其所能通者，与河东君柳是之于牧斋，殊有天渊之别。又河东君两诗后，即附以其《赠黄若芷大家四绝句》，黄若芷即黄媛介，前论《绛云楼上梁诗》已言及之。皆令有《答谢柳河东夫人·眼儿媚》词云“月儿残了又重明，后会岂如今”，前亦已征引。皆令赋此词，与河东君和牧斋诗，两者时间相距甚近。然则牧斋赋诗之微意，不独河东君知之，即河东君之密友如皆令者亦知之。当日钱、柳之思想行动，于此亦可窥见矣。
河东君和诗，其一云：
春风习习转江城，人日于人倍有情。帖胜似能欺舞燕，籹花真欲坐流莺。银幡囡载忻多福，金剪侬收喜罢兵。新月半轮灯乍穗，为君酹酒祝长庚。
寅恪案：此首第二联上句，与牧斋诗第二首第三句俱指赵管妻而言。王应奎《柳南续笔·三》“太湖渔户”条云：
渔户以船为家，古所称浮家泛宅者是也。而吾友吴友篁著《太湖渔风》载：渔家日住湖中，自无不肌粗面黑，间有生女莹白者，名曰白囡，以志其异。渔人户口册中两见之。
《明实录·神宗实录·二百零七》（寅恪案：此次科场案《明实录》记载甚详，不能尽录。惟摘其与本文主旨最有关者。其余述及此案之载籍颇不少，可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一六·科场门》“举人再覆试”条、陈建《皇明从信录·三六》“万历十七年己丑文肃奏章及杂记”等条、《国榷·七五》“万历十七年己丑正月二月”及同书七六“万历二十年壬辰五月”有关各条、《明通鉴·六九》“万历十七年己丑二月”有关各条。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十·黄洪宪小传》及《上疏后长安友人相讯感赋》诗并光绪修《嘉兴府志·五二·秀水县·黄洪宪传》等）“万历十七年己丑正月”条略云：
庚午（廿二日），礼部主客司郎中高桂言，万历十六年顺天乡试蒙旨以右庶子黄洪宪等往。其中式举人第四名郑国望，稿止五篇。第十一名李鸿，股中有一“囡”字。询之吴人，土音以生女为“囡”。《孟义书经》结尾文义难通。第二十三名屠大壮，大率不通。他若二十一名茅一桂，二十二名潘之惺，二十八名任家相，三十二名李[img alt="" src="../Images/ad0019.png" /]，七十名张敏塘（《万历野获编》及《国榷》“敏”俱作“毓”），即字句之疵，不必过求，然亦啧有烦言。且朱卷遗匿，辩验无自，不知本房作何评骘，主考曾否商订。主事（于）孔兼业已批送该科，科臣竟无言以摘发之。职业云何？方今会试之期，多士云集，若不大加惩创，何以新观听？伏乞勅下九卿会同科道官，将顺天府取中试卷，逐一简阅，要见原卷见在多少？有无情弊，据实上请，以候处分。其有迹涉可疑及文理纰缪者，通行议处，明著为例，以严将来之防。自故相之子先后并进，一时大臣之子，遂无有见信于天下者。今辅臣王锡爵之子，素号多才。岂其不能致身青云之上？而人之疑信相半，亦乞并将榜首王衡与茅一桂等，一同覆试，庶大臣之心迹益明矣。得旨，草稿不全，事在外帘。朱卷混失，事在场后。字句讹疵，或一时造次。有无弊端，该部科一并查明来说，不必覆试。自后科场照旧规严加防范，毋滋纷纷议论，有伤国体。
辛未（廿三日），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以高桂论科场事，词连锡爵子衡，时行婿李鸿。各上疏自明，且求放归。上俱慰留之。
癸酉（廿五日），大学士申时行等言，两京各省解到试卷，发部科看详。今礼科部司官不纠摘南京各省，而独摘顺天不通，摘三场，而止摘字句，殆有深意，必待会官覆试，而后有无真伪，耳目难掩。上命礼部会同都察院及科道官当堂覆试，看阅具奏。锦衣卫还差官与高桂一同巡视。
同书二百零八“万历十七年己丑二月”条略云：
戊寅（初一日），礼部会同都察院及科道等官覆试举人王衡等。试毕阅卷，（于）慎行次序分二等。王衡等七人平通，屠大壮一人亦通。疏入，得旨，文理俱通，都准会试。次日，慎行同礼科上疏言：“诸生覆试，无甚相悬，中式未必有弊，字句虽有疵讹，然瑕瑜不掩。”得旨，高桂轻率论奏，夺两月俸。（《国榷》“两”作“五”。）
丙申（十九日），礼部仪制司主事于孔兼言，臣奉本部礼委磨勘顺天中式朱墨卷内李鸿卷，首篇有不典之字，屠大壮卷，三场多难解之辞，即时呈本堂复批，送礼科听其覆阅。
同书二四八“万历二十年壬辰五月”条略云：
辛未（十二日），礼部题参举人王兆河等七名，到部已齐，请于朝堂覆试，以服人心。从之。
丁亥（廿八日），礼部衙门侍郎韩世能等，同原参官工部主事周如纶，御史綦才于午门覆试被参幸中式举人王兆河等六名（寅恪案：六名者，据《万历野获编》，知除屠大壮不赴试外，有郑国望、李鸿、张敏塘并山西举人王兆河、江西举人陈以德、山东举人杨尔陶，共为六人也。其所以覆试王、陈、杨三人者，盖由上引申时行奏谓“不摘南京各省，而独摘顺天”之语）。公同弥封详品。文理平通四卷，文理亦通二卷，进呈裁夺。上命将卷传与九卿科道翰林院各掌印官详关（阅？）奏闻。内被参举人屠大壮奏：“闻母丧，乞回守制。”礼部覆：“请同众覆试。”大壮径行，临期不到。上谓大壮达旨规避，革退为民。仍行巡抚按御史查勘丁忧有无，具奏。
《柳南随笔·三》云：
明万历戊子，顺天举人李鸿卷中有一“囡”字，为吏部郎中高桂所参。鸿系申相国时行婿，吴人呼为快活李大郎。及以文中用“囡”字被论，又称为李阿囡。“囡”者，吴人呼女之辞。然李所用“囡”字，实“囮”字之误耳。
“囡”字之入文者，恐尚不止此，更待详检。河东君赋诗，用“侬”字以对“囡”字，同为吴语，甚是工巧。可与顾逋翁用闽语“囝”字赋诗，先后比美（见《全唐诗·第四函·顾况·一·囝一章》）。但其密友离隐才女“苦相吟赏”之余，是否念及其家八股名手葵阳翁（寅恪案：姜绍书《无声诗史·五》云：“黄媛介，字皆令。嘉禾黄葵阳先生族女也。”葵阳即黄洪宪之号），竟因门生长洲阁老之快婿快活李大郎八股中有一“囡”字，遭受无妄之灾耶？至《曲海提要·六》“还魂记”条“黄洪宪为（万历十六年）戊子北闱主试官取中七人被劾”节载：
又有屠大壮者，有富名。文字中有一“囡”字。
其以李鸿为屠大壮，证之《明实录》及《柳南随笔》，其误显然。惟“文理亦通”之屠大壮，自不能称为才子。但因母丧不赴万历壬辰之覆试，亦可称为孝子。终以平息众议，以免牵涉宰辅之故而被革黜，竟成赎罪之羔羊，殊可怜也。李鸿之籍贯，据同治修《苏州府志·六十·选举·二·进士》“万历二十三年乙未”栏载：
长洲。李鸿。有传。
同书六一《选举·三·举人》“万历十六年戊子”栏“长洲”载：
李鸿。顺天中式。昆山人。见进士。
同书八七《人物·一四·李鸿传》云：
李鸿，字宗仪。万历乙未进士。授上饶知县。
则长洲、昆山，县名虽有不同，然皆属苏州府，同是吴语区域。其用此“不典之字”，为掇科射策之文，原无足怪。惟作此大胆之举动，乃在河东君赋诗前六十余年，真可谓先知先觉者。又此科试题尚未考知。宗仪试卷用此“囡”字，经于孔兼磨勘，照旧通过。可见亦非极不妥适。由是推测，李氏文中所以用此“囡”字之故，疑其试题为《论语·季氏篇》“夫人自称曰小童”。果尔，则八股笑话史中复添一重公案矣。更有可注意者，此“黄口”“白囡”之赵管妻，竟能承继其母之“白个肉”，而不遗传其父之“乌个肉”，可谓大幸。（详见第四章论牧斋《冬日同如是泛舟有赠》诗，引顾公燮《消夏闲记选存》“柳如是”条。）夫此一“囡”字，虽与河东君、赵管妻及黄皆令直接间接有关，自不得不稍详引资料，以供论证。但刺刺不休，盈篇累牍，至于此极，读者当以为怪。鄙意吾国政治史中，党派之争，其表面往往止牵涉一二细碎之末节，若究其内容，则目标别有所在。汝默“殆有深意”之语，殊堪玩味。（汤显祖《玉茗堂集·一六·论辅臣科臣疏》、《明通鉴·六九》“万历十七年己丑十二月己丑谕诸臣遇事毋得忿争求胜”条云：“时廷臣以科场事与王锡爵相攻讦。饶伸既罢，攻者益不已，并侵首辅申时行，而时行锡爵之党复反攻之，乃有是谕。”并《明史·二百三十·饶伸及汤显祖传》等，皆可供参证。）职是之故，不避繁琐之讥，广为征引，以见一例。庶几读史者不因专就表面之记载，而评决事实之真相也。河东君和诗中，此“银幡囡戴忻多福，金剪侬收喜罢兵”一联，下句即酬答牧斋诗第一首七、八两句之意，而以收金剪洗兵马为言。虽似与牧斋原句之意有异，然实能写出当日东南海隅干戈暂息，稍复升平气象之情况也。第七句“新月半轮”之语，谓永历新朝之半壁江山。《有学集·八·长干塔光集·燕子矶归舟作（七律）》“金波明月如新样”句，可取以相证也。第八句之“长庚”者，《毛诗·小雅·大东》：“西有长庚。”《传》曰：“日既入谓明星为长庚。庚，续也。”《正义》曰：“庚，续。释古文。日既入之后，有明星。言其长能续日之明，故谓明星为长庚也。”河东君之意，以永历为正统，南都倾覆之后，惟西南一隅，尚可继续明祚也。
河东君和诗，其二云：
佛日初辉人日沉，彩幡清晓供珠林。地于劫外风光近，人在花前笑语深。洗罢新松看沁雪，行残旧药写来禽。香灯绣阁春常好，不唱君家缓缓吟。
寅恪案：此诗首句乃承接第一首末句“长庚”之语而来。虽用《文选·六》左太冲《魏都赋》“彼桑榆之末光，逾长庚之初晖”，但河东君实反左《赋》之原意，以“佛日”指永历，“人日”指建州。谓永历既起，建州将亡也。第二句承接首句“佛日”之“佛”而来。牧斋之供佛，见于其诗文者甚多，无待征引。河东君之供佛，如《初学集·八二·造大悲观音像赞》及《投笔集·上·后秋兴之三·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第一首“青灯梵呗六时心”之句等，则是其例证也。河东君此诗第一联写出当时地方苟安，家庭乐趣。其不作愁苦之辞而为欢愉之语者，盖钱、柳两人赋诗之时，就桂王之小朝廷而论，金声桓、何腾蛟、李成栋等虽已败亡，然其最亲密之瞿稼轩（式耜）正在桂林平乐，身膺重寄。由稼轩荐任东阁大学士，而又深赏河东君之文汝止安之，不久将赴梧州行在。牧斋所荐，号称“虎皮”之刘客生湘客，亦在肇庆（见黄宗羲《行朝录·五·永历纪年》并《小腆纪年·一七“顺治七年二月丁亥”条及《小腆纪传·三二·刘湘客金堡传》。并可参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永历三年己丑”条引瞿式耜《留守文集》所附牧斋《寄稼轩书》）。其他如与牧斋同郡同调，而真能“老归空门”之金道隐（堡）及两世论交之姚以式（瑞）等，俱寄托于永历之政权（见《有学集·四·绛云余烬集·寄怀岭外四君》诗，同书二六《华首空隐和尚塔铭》及《有学集补·复澹归释公书》，并澹归（今释）《徧行堂集·八·列朝诗传序》，同书三四《酬钱牧斋宗伯壬辰见寄原韵》及《又赠牧斋》两诗），故以为明室尚有中兴之希望。牧斋诗第二首末两句“梦向南枝每西笑，与君行坐数沉吟”即此际钱、柳之心理也。河东君此诗下半四句，前已释证，读者苟取与今所论上半四句，贯通全篇细绎之，则其意旨益可了然。至评诗者仅摘此首第二联，赏其工妙（见第四章引《神释堂诗话》），所见固不谬，但犹非能深知河东君者也。
抑更有可论者，牧斋在黄案期间之诗文，自多删弃，即间有存留者，亦仅与当日政局，表面上大抵无关诸人相往还之作品。如梁慎可为黄案中救脱牧斋者之一，但牧斋在此案未了结时，不敢显著其名字，即其例证。寅恪细绎《有学集》及《牧斋尺牍》等，于此一点，颇似能得其一二痕迹，遂钩沉索隐，参互推证，或可发此数百年未发之覆欤？兹请略述之于下。
《有学集诗注·一·秋槐诗集·顾与治五十初度》（寅恪案：《四部丛刊》本此诗列于《集补》。又顾氏事迹可参陈伯雨（作霖）《金陵通传·一五·顾璘传》附《梦游传》及陈田《明诗纪事·辛签·二八》“顾梦游”条）云：
松下清斋五十时（寅恪案：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十·积雨辋川庄作（七律）》云：“松下清斋摘露葵。”与治曾祖英玉著有《寒松斋存稿》，见《明诗综·三五》“顾瑮”条。故牧斋此句今古典合用也），道心畏路凛相持。全身惟有长贫好，避俗差于小病宜。灵谷梅花成昔笑，蒋山云物起相思。开尊信宿嘉平腊，雒颂传家德靖诗。（自注：“与治曾祖英玉公与其兄东桥先生并有集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