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钱础日（肃润）《南忠记》“中书李公”条云：
李待问，号存我，崇祯癸未进士。守城力战被杀。待问善法书，有石刻九歌，仿佛晋唐人笔意。妾张氏，亦善书。人欲娶之，不从。（可参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藏顾云美自书诗稿《李存我中翰示余九歌图并小楷余亦以隶书九歌索题（七律）》。）
寅恪案：河东君所与往来之名士中，李存我尤以工书著称。河东君之书法，当受存我之影响无疑。至王东溆所言，董玄宰购焚李书之事，未必可信。据王胜时（沄）《云间第宅志》云：
坦水桥南李中翰待问宅有玉裕堂，董文敏其昌书。
是存我亦请香光题己宅之堂额。其钦服董书，可为一证。又胜时《志》中所记如李耆卿之海闾堂，董景传宅之筑野堂，胜时先人宅之与书堂，李延亮宅之栖云馆，宋存标之四志堂等之堂额，及董尊闻宅内张氏之石坊“威豸德麟”四字，皆存我所书。可见李书之存于崇祯末年松江诸家者尚不少，且香光之声望及艺术远在存我之上，亦何至气量褊狭，畏忌乡里后辈如是耶？东溆欲推崇存我之书法，遂采摭流俗不根之说，重诬两贤，过矣！但东溆之言，即就流俗之说，亦可推知当日存我书法享有盛名，迥非云间诸社友所能及也。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纪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借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
河东君与宋辕文之关系，其初情感最为密好。终乃破裂不可挽回。宋氏怀其悔恨之心，转而集矢于牧斋。论其致此之由，不过褊狭妒嫉之意耳。其人品度量，殊为可笑可鄙，较之卧子、存我殊不侔矣。兹先节录关于宋氏事迹之材料，略加考释。后引宋氏诋諆牧斋之文并附朱长孺之驳正宋氏之语，以存公允之论焉。
嘉庆修《松江府志·五六·宋征舆传》略云：
宋征舆，字辕文，华亭人。顺治四年进士。（仕至）左副都御史。卒年五十。
吴骏公（伟业）《梅村家藏稿·四七·宋幼清墓志铭》略云：
崇祯十有三年，吾友云间宋辕生、辕文兄弟葬其先君幼清公偕配杨孺人、施孺人于黄歇浦之鹤泾。公讳懋澄，字幼清。同年白公正蒙精数学，能前知。尝为公言：“我两人将先后亡，不出两岁。”具刻时日。公初娶杨孺人，继娶施孺人。杨孺人之殁也，公在京师，不及见，为其留侍张太孺人也。张太孺人殁，公免丧后，复远游，所至必与施孺人偕。
同书二九《宋辕生诗序》云：
吾友宋子辕生，世为云间人。膏粱世族，风流籍甚，而能折节读书。
同书二八《宋直方（征舆）林屋诗草序》云：
往余在京师，与陈大樽游，休沐之暇，相与论诗，大樽必取直方为称首，且索余言为之序。当是时大樽已成进士，负盛名，凡海内骚坛主盟，大樽睥睨其间无所让，而独推重直方，不惜以身下之。余乃以知直方之才，而大樽友道为不可及也已。于是言诗者辄首云间，而直方与大樽、舒章齐名。或曰陈李，或曰陈宋，盖不敢有所轩轾也。
王贻上（士祯）《池北偶谈·二二》“宋孝廉数学”条云：
云间宋孝廉幼清，直方父也。精数学，直方生时，预书一纸，缄付夫人曰：“是子中进士后，乃启视之。”至顺治丁亥捷南宫，开前缄，有字云：“此儿三十年后当事新朝，官至三品，寿止五十。”后果于康熙丙午迁副宪，至三品。明年卒官，年正五十也。
寅恪案：《梅村集》中关于宋氏父子兄弟之材料颇多，今不悉引，即就上所录者观之，亦可略见宋氏为当日云间名门，而辕文之特以年少美材著称，尤为同辈所不能企及也。渔洋所记宋懋澄预知其子征舆之官品及卒年事，甚为荒诞，自不必辨，当是由梅村《幼青墓志》中，白正蒙预知幼青卒年一事，辗转傅会成此物语耳。但辕文卒于何年，志乘未载。据此物语乃可补其阙遗，亦可谓废物利用矣。依渔洋所言，辕文卒于康熙六年丁未，年五十岁。然则辕文当崇祯四、五、六、七年之时，其年仅十四、五、六、七岁。实与河东君同庚，而大樽则十年以长，其他当日几社名士，年岁更较辕文长大。即此一端，可知河东君之于辕文，最所属意。其初情好或较甚于存我、大樽，自非无因也。惟吾人今日广稽史料，尚未发见直接根据，足以证实钱肇鳌之说。然于间接材料中，得有线索，可以知辕文在此时期，实有为河东君而作之文字。此作品今已亡佚，但亦足明钱氏所言之非诬。据沈雄、江尚质编辑《古今词话·词话类·下》云：
黄九烟曰：兰陵邹祗谟、董以宁辈分赋十六艳等词。云间宋征舆、李雯共拈“春闺风雨”诸什。遁浦沈雄亦合殳丹生、汪枚、张赤共仿玉台杂体。余数往来吴淞，间过之，欲作一法曲、弁言而未竟，殊为欠事。
寅恪案：今检邹祇谟《丽农词·上·小令·惜分飞》第二体《本意庚寅夏作十六首》皆为艳体。（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孙默编《十五家词》丽农词本，将此词所附诸家评语及邹氏原序删去。可参孙默编《十五家词·二七》王士祯《衍波词·上·惜分飞》第二体《程村感事作惜分飞词五十阕为殿一章》。）后附王士祯评语云：
阮亭云：名士悦倾城，由来佳话。才人嫁厮养，自昔同怜，程村惜分飞词凡四十余阕，无不缠绵断绝，动魄惊心，事既必传，人斯不朽，正使续新咏于玉台，不必贮阿娇于金屋也。今录其最合作者十六首如右，俾方来览观者，虽复太上忘情，亦未免我见犹怜之叹尔。
又，序略云：
仆本恨人，偶逢娇女。斯人也，四姓良家，三吴稚质。霍王小女，母号净持。（阮亭评《惜分飞》第二首“却怪净持原老妪，生得霍王小女”云：“霍王小女，引喻极切。”）邯郸才人，终归厮养。左徒弟子，空赋娇姿。
同集同卷《中调·〈簇水·问侍儿月上花梢几许〉》附评语云：
阮亭云：邹、董诸子分赋十六艳诸词，率皆镂肠鉥胃之作。花间草堂后，正不可少此一种。
寅恪案：邹氏《序》中“四姓”“三吴”及“霍王小女”之语，知其情人为朱姓吴人，殆故明之宗室耶？今无暇详考。但必与河东君无关，可以决言。又观孙氏编《十五家词·二九》董以宁《蓉渡词》，其中艳体触目皆是，尚未见有与邹氏《惜分飞十六首》相应者。然据阮亭“邹、董诸子分赋十六艳诸词”之言，则董氏必有十六艳之作无疑也。殳丹生词，则王昶《明词综·八》所选录者，仅一首，殊难有所论证。沈雄词兹见于王氏《国朝词综·一四》者，亦止《浣溪沙·梨花》两首。第一章末已移录论及之。至汪枚张赤两人之词，则以未见，不敢置言。所可注意者，《陈忠裕全集·诗余》中有关涉春闺题目之词，虽前后分列，而其数亦不少，不能不疑其即是为河东君而作之“春令”。斯问题俟后详论，兹暂不涉及。今所欲论者，即关涉河东君与辕文之公案也。李雯《蓼斋集·三五·与卧子书》第二通略云：
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犹之壮夫作优俳耳。我兄身在云端，昂首奋臆。太夫人病体殊减，兄之荣旋亦近，计日握手，不烦远怀。
寅恪案：舒章书云：“我兄身在云端。”又云：“太夫人病体殊减，兄之荣旋亦近。”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乙丑”条略云：
榜发，予与彝仲俱得隽，而廷对则予与彝仲俱在丙科，当就外吏。予观政刑部。季夏就选人，得惠州司李。抵瀛州，闻先妣唐宜人之讣。
然则舒章此书作于崇祯十年卧子选得惠州推官之后，唐宜人未卒以前也。舒章所谓“春令”，当即卧子《诗余》中有关春闺艳词。舒章既言“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则卧子此等艳词，疑是与舒章同和辕文之作。今辕文《集》不可得见。《蓼斋集》中又少痕迹可寻，恐经删改。辕文既为“春令”之原作者，则此原始之“春令”当作于辕文与河东君情好关系最密之时，即自辕文白龙潭爱情考验以后，至河东君持刀斫琴以前之时。后来与辕文连类之友人，直接与河东君有关系之卧子及间接与河东君有关之舒章，皆仿辕文原始之作品，继续赋咏，而辕文亦复相与酬和也。（今检顾贞观、成德同选《今词初集》宋辕文、李舒章两人之词，取河东君《戊寅草》及《众香集》所载并《陈忠裕全集》中同调或同题或同意者相参校，则宋、李词中似有为河东君而作者。但未有明证，不敢确言。姑列举可注意之词于下，以俟更考。此等词如辕文之《菩萨蛮》《忆秦娥·柳絮》《画堂春·秋柳》《柳梢青》《醉花阴》《虞美人》《青玉案》《千秋岁》，陈有。《南乡子》《江神子》，陈、柳俱有。舒章之《阮郎归》即《醉桃源》第一阕，《南歌子》即《南柯子》，《虞美人》，《临江仙·春潮》，《蝶恋花》第一阕《落叶》及第二阕，《苏幕遮·枕》两阕，陈有。《少年游》第一阕或第二阕，《江神子》即《江城子》，陈、柳俱有等，皆是其例。）至黄氏所言邹、董、沈、殳诸人中，今唯考得董氏生于崇祯二年己巳，卒于康熙八年己酉，年四十一。（见张维骧《昆陵名人疑年录·一》。）其余诸人之生年及籍贯，与陈、宋、李三人，虽皆不远（如邹氏《丽农词·上·苏幕遮》第二体《丙戌过南曲作》。“丙戌”即顺治三年，可见程村在此年所作已斐然可观矣），然年龄资格究有距离，自不能参与卧子、舒章、辕文等文酒狭邪之游会。况据邹氏《惜分飞·词序》，所指之人，明是别一女性，与河东君无关涉耶？故邹、董等所赋艳词，与陈、李、宋之“春令”，乃是两事。黄氏之意，本有分别。读者不可以其同为玉台之体，遂致牵混，目为一事。因特附辨之于此。
复次，辕文经白龙潭寒水浴之一度爱情考验以后，本可中选。意当日辕文尚未娶妻，其母施孺人不欲其子与河东君交好，乃事理所必然，而辕文年尚幼少，又未列名乡贡，在经济上亦必不能自立门户，故受母责怒，即与河东君稍疏也。钱肇鳌所言驱逐河东君之郡守，据嘉庆修《松江府志·三六·职官表》载：
方岳贡。谷城人。进士。崇祯元年至十四年，松江府知府。
同书四二《方岳贡传》略云：
方岳贡，字四长。谷城人。
同治修《谷城县志·五·耆旧门·方岳贡传》云：
方岳贡，字禹修，号四长，谷城人。
又，《陈忠裕全集·卷首·自撰年谱》“崇祯二年己巳”条云：
时相国谷城禹修方公守郡，有重名，称好士。试诸生，拔予为第一。
考之，知是方岳贡。方氏在崇祯六年七年间，虽已极赏大樽，然未必深知辕文。河东君于此时已才艳噪于郡会，自必颇涉招摇，故禹修欲驱之出境，此驱逐流妓之事，亦为当日地方名宦所常行者，不足怪也。河东君之请辕文商决，其意当是欲与辕文结婚。若果成事实，则既为郡邑缙绅家属，自无被驱出境之理。否则亦欲辕文疏通郡守，为之缓颊，取消驱逐出境之令。殊不知辕文当时不能违反母意，迎置河东君于家中，又不敢冒昧进言于不甚相知之郡守，于是遂不得不以“姑避其锋”之空言相搪塞，而第二度爱情之考验，辕文竟无法通过矣。以河东君之机敏，岂不知辕文此时处境之难？然爱之深者，望之切。望断而恨生，更鄙辕文之怯懦不肯牺牲，出此激烈决绝之举，亦事理所必至。辕文当时盖未能料及，因骇愕不知所措也。此事之发生，其可能之时间殊难确定。虽至早亦可在崇祯五年壬申，然此年之可能性不多，故可不计。就常情论，疑在崇祯六年癸酉，或七年甲戌。依上文所推测，河东君出自周家，流落松江，至早或在崇祯四年辛未，而最可能则在五年壬申。白龙潭寒水浴之考验，亦最可能在五年冬季举行。但辕文因第一次之考验及格，遂与河东交好。自此时起至其母施孺人怒责，因而稍疏之时止，其间当有将及一年，或一年以上之时日，在此两时限之间，方四长必尚无驱逐河东君出境之令，故四长出令至早当在崇祯六年之秋，至迟则在崇祯七年也。若在崇祯六年秋间，恐与《陈忠裕全集·一五·陈李倡和集》中《秋夕沉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七律）二首》之二云“已惊妖梦疑鹦鹉，莫遣离魂近杜鹃”有关。此两句诗意盖谓河东君在周家已如杨玉环之鹦鹉，几被杀而放逐。今则又不可如杜鹃之啼“不如归去”，而驱逐出松江之境，归去原籍吴江盛泽镇也。若禹修出令在崇祯七年，则或更与大樽《集》中崇祯八年春间及首夏为河东所作诸诗词有关。此端俟下文考河东君与陈氏之关系时，再详论之。至于方氏此令是否执行，今虽无以确知。然除上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言，崇祯九年丙子河东君实居吴江盛泽镇外，其他时间，就所确知者，如崇祯七年甲戌及九年丙子曾游嘉定，十二年己卯春间至十三年庚辰春间，曾在杭州，是年又曾养疴嘉兴，复于冬间至十四年辛巳春间居常熟，则俱为短期旅行或暂时访问之性质，而河东君于崇祯十四年春间至仲夏六月七日与牧斋结缡以前，固住在松江。其时任松江知府者，仍是方岳贡。职此之故，颇疑驱逐之令未成事实，当由倩人为之缓颊所致，而其间必有待发之覆，自无疑义也。
辕文自失爱于河东君后，终明之世，未能以科名仕进，致身通显。明季南都倾覆，即中式乡会试，改事新朝，颇称得志，而河东君则已久归牧翁，《东山酬和集》之刊布，绛云楼之风流韵事，更流播区宇，遐迩俱闻矣。时移世改，事变至多，辕文居燕京，位列新朝之卿二，牧斋隐琴水，乃故国之遗民，志趣殊途，绝无干涉。然辕文不自惭悔其少时失爱于河东君之由，反痛诋牧斋，以泄旧恨，可鄙可笑，无过于此。兹节录《痛史》第二十种《国变难臣钞·纪牧斋遗事》附宋征舆《上钱牧斋书》略云：
侧闻先生泛轻舠，驾华轩，惠然贲于敝邑。惟敝邑之二三子及不佞征舆在远闻之，以为先生有岁时之事，信宿而已。日复一日，骊驹不歌。且闻诸从者曰，虽返，将数至焉。呜呼！以先生之密迩，曾不闻敝邑之病乎？敝邑狭小，有明之末，困于烦赋。顺治二年大兵攻焉，宿而守之。为之将者，若李若吴，皆叛帅也。其为郡守者，若张若卢，皆残吏也。（寅恪案：嘉庆修《松江府志·三六·职官表·武职》载：“李成栋，顺治二年，松江提督。吴胜兆，顺治三年，松江提督。马进宝，顺治十四年至十五年止，松江提督。”及同书三七《职官表·府秩》载：“张铫，偃师人，举人，顺治二年，松江知府。卢士俊，锦州人，监生，顺治五年至六年，知府。李正华，献县人，拔贡，有传，顺治十年至十三年，知府。郭起凤，锦州卫人，拔贡，顺治十四年，知府。祖承勋，汉军正黄旗人，贡生，顺治十四年至十六年，知府。”又同书四三《名宦传·李正华传》略云：“李正华字茂先，献县人，精明强干，奸弊一清。提督马进宝威悍莫与抗，独心惮正华。去之日，儿童妇女竞以束蔬尺布投其舟几满。”）视民如仇，而慑之以军。十年以来，无岁不灾，无家不役。今郭以内，皆列伍也。郭以外，百金之家可籍而计也。江南诸郡，松难深矣。邀天之幸，获一廉守，鸠我残黎，而又以法去。（寅恪案：董含《莼乡赘笔·二》略云：“吏兹土者，往往不能廉洁。有李正华者，小有才，矫廉饰诈。下车之日，行李萧然。及其归也，方舟不能载。”董氏所言与辕文书及《松江府志》违异。俟考。）今亦惟是新帅之纪律，新守之惠义，若时雨焉。（寅恪案：“新帅”指马进宝，“新守”指郭起凤或祖承勋。）小人闵闵皇皇耕其五谷，织其卉麻，以庶几供旦晚之命，如是而已，而何足以淹从者？且先生少怙隽才，壮而通显，所事者，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及弘光帝，以至今朝廷，历六君矣。自庚戌通籍，至于丁酉，四十八年矣，所变亦已广矣，所取亦已侈矣。丑于记而给于辨，游人文吏亦内服矣。宜乎动为人师，言为人则，而乃不能割帷薄之爱，负难受之声，忘其蘧蒢，而仿其谑浪。是以谤言流传，达于行路，使我三吴之荐绅，言及变色无以应四方之长者。先生虽不自爱，其若虞山之水何？呜呼！鬼神不吊，延先生以年，其将益其疾，而降之大罚耶？抑使先生自播其行，以戒我吴人耶？未可知也。然如先生者，可以归矣！可以休矣！南使之便，敬布腹心，惟先生加意焉！
寅恪案：《有学集·七·高会堂诗集·高会堂酒阑杂咏序》云：“不到云间，十有六载矣。”序末云：“丙申阳月十有一日书于青浦舟中。”可知牧斋实于顺治十三年丙申冬季在松江。辕文作此书在顺治十四年丁酉任职北京时，故云“不佞征舆，在远闻之”“（先生）自庚戌通籍，至于丁酉，四十八年矣”及“南使之便，敬布腹心”也。（《松江府志》载马进宝顺治十四年始任松江提督，有误。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据《江南通志》载马进宝于顺治十三年升苏松提督，移镇松江，因定牧斋顺治十三年丙申游松江，甚确。）其实牧斋自顺治三年丙戌辞官自燕京南归后，即暗中继续不断进行复明之活动。是以频岁作吴越之游，往往借游览湖山，或访问朋旧为名，故意流播其赏玩景物，移情声乐之篇什。盖所以放布此烟幕弹耳。辕文方仕新朝，沾沾自喜。其痛诋牧斋，出于私意，与吴越旧时党社胜流之不忘故国旧君者，不可同日而语。观其书中“不能割帷薄之爱”一语，如见其肺肝。噫！自顺治十四年丁酉，辕文作此书之时，上溯至崇祯七年壬申，或六年癸酉，辕文与河东君决裂之时，其间已历二十五六年之久，何尚未忘情耶？夫辕文因己身与河东君之故，痛诋牧斋，固已可鄙，似犹有说，而王胜时以其师与河东君之故，复附和辕文，集矢钱、柳（或疑《纪钱牧斋遗事》为王沄辈所作。俟考），则殊可笑，实更无谓也。辕文书中又云：“且闻诸从者曰，虽返，将数至焉。”盖牧斋之至松江，实阴说提督马进宝，即辕文书中所谓“新帅”，以响应国姓进攻崇明南都。此为牧斋复明活动之一端，俟后第五章详论之。或谓辕文于此中秘密似有所知，而尚未得确证，故未告诸清廷，捕杀牧斋，以报其私怨也。鄙意此时清廷尚欲利用马进宝，揆之清初驾驭汉奸之常例，即使辕文言之于清廷，恐清廷不但不接受其告密，转而因此得罪。斯又怯懦之辕文所以虽知牧斋有所活动，而终不敢为告密之举欤？
又，蔡练江（澄）《鸡窗丛话》“古来文人失节修史”条，附录宋辕文杂记云：
娄东王冏伯，弇州长子也。家有一书，编辑先朝名公卿碑志表传，如焦氏《献征录》之类，而益以野史，搜讨精备，卷帙甚富。冏伯殁，牧斋购得之，攘为己有。乃更益以新碑及闻见所记，附会其中。喜述名贤隐过，每得一事，必为旁引曲证，如酷吏锻炼，使成狱而后已。以是捃摭十余年，漫题卷上曰《秽史》。书成之夕，其所居绛云楼灾，即编纂之地也。所谓《秽史》者，遂不可复见。乃取程孟阳所撰《列朝诗选》，于人名爵里下各立小传，就其烬余所有，及其记忆而得，差次成之。小传中将复及人隐过，或以鬼神事戒之，乃惧不敢。然笔端稍滥，则不能自禁。
吾邑张雪窗云，牧斋诗人小传，人多称之，而意见偏谬，则有如辕文所言者。近日顾芝岩序吾邑史氏《致身录》云，王褚下流，变乱黑白，不能自即于正，每力排正气，以为容身之地。呜呼！其不能逃于公论如此。人品如斯，何怪乎诗学之谬也。
寅恪案：辕文所记甚谬，朱（长孺）鹤龄尝辞而辟之矣。兹附录其《愚庵小稿·十·与吴梅村祭酒书》于后。至吴氏有无复书，今不可知。以意揣之，骏公与钱宋两人交情俱极深厚，必难措词，当是置之不答也。朱《书》云：
忆先生昔年枉顾荒庐，每谈虞山公著作之盛，推重諈诿，不啻义山之叹韩碑。乃客有从云间来者，传示宋君新刻，于虞山公极口诟詈，且云，其所选明诗，出于书佣程孟阳之手。（寅恪案：燕京重印本朱鹤龄《愚庵小集》“书”作“笔”。非。）所成《秽史》，乃掩取太仓王氏之书。愚阅之不觉喷饭。夫虞山公生平梗概，千秋自有定评，愚何敢置喙。若其高才博学，囊括古今，则夐乎卓绝一时矣。身居馆职，志在编摹，金匮之藏，名山之业，无不穷搜逖览。乱后悯默，乃取而部分之，自附唐韦述元危素之义。未及告成，熸于劫火，《秽史》之名何自而兴？夫古之撰文者，自司马迁、班固而下，如《新唐书》之修，因于刘煦，《五代史》之修，因于薛居正。凡载笔之家，莫不缀缉旧闻，增华加丽。（燕京本“丽”作“厉”。非。）弇州藏史未定有无，即使果出前贤，采为蓝本，排缵成书，亦复何害？宋君乃用此为譊譊耶？鹊巢鸠居，厚诬宗匠，不足当识者之一粲。而愚敢斥言之于先生者，以其文援先生为口实也。先生夙重虞山公文章著作，岂有以郭象《庄解》，齐丘《化书》，轻致訾謷者？愚以知先生之必无是言也。先生诚无是言，当出一语自明，以间执谗慝之口。如其默默而已，恐此语荧惑见闻，好事之徒将遂以先生为口实。
又，同书一三《书王右丞集后》云：
王右丞为子美前辈，子美赠王中允诗，何等推重，且深为湔雪其陷贼之故，而《右丞集》中从无一诗及之，何也？岂有之而集中偶佚耶？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说者以王给事即王右丞，未免有不足之意。然此语亦惜之，非讥之也。右丞与郑虔同污禄山伪命，乃子美诗皆无刺语，可见古人用心忠厚，非独以全交情也。今人于才名轧己者，必欲发其瘢垢，掊击不啻雠仇。解之者则曰，文士相倾，自古而然。呜呼！使诚为文士也，岂有相倾者耶？
可知朱氏自比少陵，不以王郑受污禄山伪命，而与之绝交也。
上论述河东君与李存我、宋辕文之关系既竟，兹请言河东君与陈大樽之关系。杨、陈两人关系之史料，今日通常流布者，乃违反真相，绝不可信。究其所以致此之故，恐因有人故意撰造虚伪之材料，以乱真实，而卧子又以殉明死节之故，稽考胜国之遗闻，颇为新朝所忌恶也。今先略引通行以讹传讹之伪史料，然后详征杨、陈关系之真史料，以纠正旧日虚伪之传说，并附论杨、陈二人情好始终不渝之事实。但移录原文稍繁，亦有所不得已也。
《虞阳说苑》本《牧斋遗事》“柳尝之松江，以刺投陈卧子”条云：
柳尝之松江，以刺投陈卧子。陈性严厉，且视其名帖，自称女弟，意滋不悦，竟不之答。柳恚，登门詈陈曰，风尘中不辨物色，何足为天下名士？
寅恪案：钮玉樵（琇）《觚剩·三·吴觚》“河东君”条，当是取材《牧斋遗事》此条。但删节河东君登卧子门相詈之语，而稍加润色。玉樵之文较佳，世人喜观之，故卧子严拒河东君之物语，遂流传于今日，莫有悟其与事实相违反者也。读者若检后列卧子所作诗词，自可知其虚伪。兹暂不辨证。又古学汇刊本《牧斋遗事》及**丛书中《绛云楼隽语》（即《牧斋遗事》一书之改名。）其校者将此条“女弟”二字易作“女弟子”三字，殆由浅人习闻袁枚、陈文述广收女弟子之事，因认陈大樽为随园、碧城仙馆主一流人物。此端颇为可笑，而又不能不为之辨明。盖师弟尊卑殊等，旧日礼教不能有婚姻之关系，是以简斋、云伯搜罗当日闺阁才媛，列诸门墙，不以为嫌。观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冬自常熟《致汪然明书》，尚自称为“弟”。（《柳如是尺牍》逆数第二札。）考其时河东君年二十三，汪然明年六十四（据《有学集·三二·新安汪然明合葬墓志铭》，然明生于万历丁丑即万历五年，至崇祯十三年庚辰，其年为六十四岁），两人年龄相差逾四十岁，而河东君乃以兄弟平辈为称谓者，以歌筵酒坐，酬酢往还，若尊卑殊等，则于礼数不便，更无论男女情好，或至发生婚姻之关系也。兹先录卧子集中明显为河东君而作之诗，略加释证。然后再就其他最为可能为河东君而作之诗词，择录少数，稍为引申。若诗词中可疑为河东君作，而不能确定者，则择其重要者，列具篇目，以供参考，不复详论焉。
前已引《秋潭曲》及《集杨姬馆中》诗句，今再录其全文于下，以其明著河东君之姓，无复致辨之余地者也。
《陈忠裕全集·十·陈李倡和集·秋潭曲》（原注：《偕燕又让木杨姬集西潭舟中作》）云：
鳞鳞西潭吹素波，明云织夜红纹多。凉雨牵丝向空绿，湖光颓澹寒青蛾。暝香湿度楼船暮，拟入圆蟾泛烟雾。银灯照水龙欲愁，倾杯不洒人间路。美人娇对参差风，斜抱秋心江影中。一幅五铢弄平碧，赤鲤拨刺芙蓉东。摘取霞文裁凤纸，春蚕小字投秋水。瑶瑟湘娥镜里声，同心夜夜巢莲子。
同书一五《秋夕沉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七律）二首》云：
一夜凄风到绮疏，孤灯滟滟帐还虚。冷蛩啼雨停声后，寒蕊浮香见影初。有药未能仙弄玉，无情何得病相如。人间愁绪知多少，偏入秋来遣示余。
两处伤心一种怜，满城风雨妒婵娟。已惊妖梦疑鹦鹉，莫遣离魂近杜鹃。琥珀佩寒秋楚楚，芙蓉枕泪玉田田。无愁情尽陈王赋，曾到西陵泣翠钿。
寅恪案：此两题皆卧子在崇祯六年秋为河东君而作者，前已略论之矣。但检《陈忠裕全集·一五·几社稿》，崇祯庚午辛未壬申三年之间所作七律中，有《中秋风雨怀人》一题，其辞旨与《集杨姬馆中》二律颇相类似。诗中复包含“怜”“影”“云”“婵娟”等河东君之名字，尤为可疑。初见此诗后第四题为卧子六月一日廿五岁《生日偶成》诗，以为此中秋乃崇祯四年之中秋，细绎之，此《中秋风雨怀人》诗之前第六题为《伤春》，中有“海滨烽迫鲁王宫”之句。据所附考证为“指山东孔有德事。”依《明史·二三·庄烈帝本纪》所云：“崇祯四年十一月丁卯孔有德率师援辽，次吴桥反。五年春正月辛丑孔有德陷登州。”则《伤春》一题明是崇祯五年春季之作。故《中秋风雨怀人》一诗，亦不必定为崇祯五年所赋。盖诸诗排列先后，未可拘泥也。或者此“中秋”乃五年中秋，甚至六年中秋，殊未可知。卧子全集中尚多类是者，详后所论。兹姑录此诗于后，以俟更考。《中秋风雨怀人（七律）》云：
谁将幽怨度华年，河汉蒙蒙月可怜。落叶黄飞妖梦后，轻绡红冷恨情边。青鸾湿路箫声歇，白蝶迷魂带影妍。惆怅卢家人定后，九秋云雨泣婵娟。
复次，据李雯《蓼斋集·三五·与卧子书》云：
孟冬分手，弟羁武林，兄便北上，已作骊歌，无由追送。弟薄岁除始返舍，即询知老年伯母尊体日佳。开春以来，见子服兄弟，益审动定。我兄可纵心场屋，了此区区，以慰弟辈之凉落矣。辕文言，兄出门时，意气谐畅，颇滑稽为乐。张三作侠，中间乃大有合离。某某在云雾之中，怅怅不休。何物篱落间人，乃尔颠倒人意。弟辈正坐无聊，借此一鼓掌耳。今里巷之间，又盛传我兄意盼阿云。（寅恪案：李雯《蓼斋集·二二·除夕咏怀兼寄卧子》诗云：“闻君念窈娘。”舒章此诗作于崇祯六年癸酉除夕，正卧子在北京留待会试时。考窈娘事见孟棨《本事诗·情感类》。窈娘为乔知之家婢，艺色为当时第一，固适切河东君身份。又据河东君《戊寅草·（崇祯六年）寒食雨夜十绝句》其五云：“想到窈娘能舞处。”及《陈忠裕全集·一九·陈李倡和集·清明（七绝）四首》之三云：“雨中独上窈娘坟。”等语，故知舒章所言之“窈娘”，即是阿云无疑矣。）不根之论，每使人妇家勃溪。兄正木强人，何意得尔馨颓**。乃知才士易为口实，天下讹言若此，正复不恶。故弟为兄道之，千里之外，与让木、燕又一笑。若彝仲，不可闻此语也。
舒章书中所谓“孟冬分手”者。当是崇祯六年孟冬。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六年癸酉”条略云：
文史之暇，流连声酒，多与舒章倡和，今《陈李倡和集》是也。季秋偕尚木诸子游京师。是岁纳妾蔡氏于家。
《陈忠裕全集·一五·陈李倡和集·留别舒章并酬见赠之作二首》其第一首结句云：“秋深碣石有飞鸿。”附录李雯《送卧子计偕北上》诗原作，其第一首云“北极云平秋气屯”，其第二首云“翻然仗剑历秋城”等可证卧子此次别舒章为深秋初冬之时。若卧子崇祯九年由松江赴北京会试，据卧子《自撰年谱》“崇祯九年丙子”条略云：
复当计偕，以先妣唐宜人久疾，予意不欲往，先妣以义勉之。冬尽始克行。
则卧子崇祯九年北行在年杪，必非所言之“孟冬”明矣。然则卧子与河东君相遇，岂即在崇祯六年耶？鄙意在此年之前，亦有可能。何以言之？据《陈忠裕全集·十·属玉堂集·癸酉长安除夕》诗云：
岁云徂矣心内伤，我将击鼓君鼓簧。日月不知落何处，令人引领道路长。去年此夕旧乡县。红妆绮袖灯前见。（可参同书一三《几社稿·除夕（五律）》。此“除夕”即崇祯五年壬申除夕也。）梅花彻夜香云开，柳条欲系青丝缠。曾随侠少凤城阿，半拥寒星蔽春院。今年此夕长安中，拔剑起舞难为雄。汉家宫阙暖如雾，独有客子知凄风。椒盘兽炭皆异物，梦魂不来万里空。吾家江东倍惆怅，天下干戈日南向。鹤驭曾无缑岭游，虎头不见云台上。且酌旨酒银筝前，汝曹富贵无愚贤。明朝曈曈报日出，我与公等俱壮年。
此诗题既是《癸酉长安除夕》，而诗中又有“去年此夕旧乡县”及“今年此夕长安中”等句，则此“红妆绮袖灯前见”之人，必于崇祯五年壬申除夕与卧子相遇。此人虽未明著其为谁，但检卧子集中，与此诗前后时间距离不甚久所作绮怀诸篇观之，则此人非河东君莫属。故卧子于崇祯五年壬申冬季即遇见河东君，殊为可能。更据《陈眉公集》首载其子梦莲所撰《年谱》“天启七年七十岁”条云：
是冬，（寅恪案：眉公生辰为十一月初七日。）远近介觞者，纨绮映带，竹肉韵生，此亦凤皇山未有之事也。
及《陈忠裕全集》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四年辛未”条略云：
试春官，罢归。四月抵里门，即从事古文词，闲以诗酒自娱。是时意气甚盛，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拟上之。陈征君怪其切直，深以居下之义相戒而止。
于此两《年谱》可得两结论。一为陈眉公生日之时，祝寿客中亦必不少当日名姝如王修微辈。观前引宋让木《秋塘曲序》所述河东君寿眉公生日诗句，可为例证也。二为卧子会试不中式，牢骚愤慨，弃置八股时文，从事古文词。又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但同时复以诗酒自娱。此“诗酒”即放情声色之义。前代相传俗语云：“秀才家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正卧子此时之谓也。检《陈忠裕全集·一三·几社稿》即崇祯五年壬申所作五律，其“除夕”诗之前，载《偕万年少李舒章宿陈眉公先生山房二首》。其第二首有“冰霜月起时”之句，是卧子于崇祯五年眉公生日相近之时，曾谒眉公并宿于其山房。并同集一九《几社稿》有《吴阊口号（七绝）十首》，亦为崇祯五年冬季所作。依下文寅恪所考证，其中三首乃为河东君而赋者。由此言之，卧子至迟于崇祯五年眉公生日不久以前，在苏州已得见河东君。或又返松江追踪河东君至佘山，于眉公生日时，复相遇于祝寿宾客之中也。更取《几社稿》中其他绮怀诸作，如崇祯五年春季所作《柳枝词》之类参之，则河东君卧子两人初次相遇，在崇祯五年春季，或竟早在四年冬季，亦未可知也。至于“曾随侠少凤城阿，半拥寒星蔽春院”之句，“凤城”依通常解释，自指京师而言。据卧子《自撰年谱》“崇祯三年庚午”条略云“予幸登贤书。冬月偕计吏如京师”及“崇祯四年辛未”条云“试春官，罢归”，似亦可指崇祯三年庚午冬卧子第一次会试在京时事。然依诗中文气语意，此两句明是述崇祯五年除夕在松江情况。据嘉庆修《松江府志·七·山川志》有“凤凰山”。前引陈梦莲撰其父继儒《年谱》，亦有“凤皇山”之语。似松江府城，亦可称“凤城”。若不然者，则卧子乃用典故，如《文选·二八》所载陆士衡《长安有狭邪行》之类（可参《陈忠裕全集·四·陈李倡和集·长安有狭邪行》）惟易“长安”为“凤城”耳。（可参《陈忠裕全集·一三·几社稿·行乐词十首》。此词即崇祯五年所作也。）舒章书中所言之“子服兄弟”，当即指卧子妻张孺人之五弟中张子服（宽）及子退（密）。（参《陈忠裕全集》王沄《续卧子年谱·下》及后附胜时撰《三世苦节传》与《越游记》。并同书八《平露堂集·送子服之维阳兼讯子退期以八月会淮南》诗题下案语，又光绪修《金山县志·一九·张履端传》及弟轨端附子宽传等。）若张孺人之幼弟子函，则在顺治四年子龙被逮时，清吏见其年稚，诱以利害，使之尽言子龙亲知，遂以此被释（见《卧子年谱·下》后王沄附录），以此点推之，则其在崇祯七年舒章作书时，即使已生，当亦不过数岁。（张孺人之父轨端卒于崇祯十一年戊寅二月。见《陈忠裕全集·二九·张邵阳诔》。）舒章所指，必非此人无疑。又张孺人别有弟处中，其名为宫，明代贡生。（可参《陈忠裕全集·九·焚余草·同惠郎处中胜时分赋高士传》诗所附案语并《年谱·下》“顺治三年丙戌”条及《松江府志·四六·选举表》。）张氏兄弟既为子龙至亲，故舒章得从其处探悉子龙家中动定。又书中所述宋辕文之言，可与《陈忠裕全集·十·陈李倡和集·予偕让木北行矣离情壮怀百端杂出诗以志慨》诗参证。俟后论之。至所言“张三作侠”之“张三”，未敢确定其为何人。然必非张孺人之诸弟张宽张密等。因子服兄弟向畏惮其姊之尊严，自不敢参与张门快婿陈孝廉纳宠之事也。或疑此“张三”即张昂之，斯说殊有理由。据《陈忠裕全集·一五·属玉堂集·送张冷石太守之任阆中（七律）》题下附案语云：“张昂之，号冷石。”又据光绪修《金山县志·一九·张昂之传》略云：
张昂之，字匪激。天启二年进士。令庐陵时，魏珰禁伪学，檄毁天下书院。附阉者欲就建珰祠。昂之力持不可，卒坐夺职。崇祯初，起知保宁府。以功进川东道。寻告归，寄居郡北之息庵。又尝筑圃佘山，自称六头头陀云。
及王沄《续卧子年谱·下》“顺治三年丙戌”条略云：
是岁所与往来者，故人惟张冷石先生（等）而已。
又，“顺治四年丁亥”条略云：
五月十六日往载（先生）尸。十七日至张冷石先生斋，于其邻贳得一棺。张冷石先生，则先生之执友且姻也。
故从社会气类亲友情谊言之，舒章书中作侠之“张三”，已有为张昂之之可能。又，冷石此时，以闲居好事之身，筑圃佘山。此山适为河东君卜居之地。其可能性更复增大也。但昂之是否行三，尚未发现有何证据。姑识所疑于此，以俟详考。
至河东君所以卜居佘山之故，要与陈（眉公）继儒，施（子野）绍莘诸名士直接或间接不无关系。其直接关于眉公者，前已论及之矣。至于子野，则亦有间接之关系。兹请略言之。或疑前所引李雯《蓼斋集·三五·与卧子书》中“张三作侠”之“张三”即施子野。所谓“张三”者，非排行次第之义，而是“张三影”（宋张（子野）先）之简称，实指施绍莘而言也。检施绍莘《花影集·四·乐府·南商调二郎神》，及《春云卷·舟次赠云儿》。同书同卷《乐府小令·〈南商调玉胞（抱）肚·赠杨姬和彦容作二首〉》。同书五《诗余·〈菩萨蛮·和彦容留别云姬〉》及《代云答》。然则此“云儿”“杨姬”“云姬”岂即河东君耶？又考《青浦诗传·一二·施绍莘小传》略云：
施绍莘，字子野。少为华亭县学生。负隽才，跌宕不羁。初筑丙舍于西佘之北，复构别业于南泖之西，自号峰泖浪仙。好声伎，与华亭沈友夔（龙）善，世称施沈。时陈继儒居东佘，诗场酒座常与招邀来往。工乐府，著《花影集》行世。早殀，无子。时共惜之。
及王昶《明词综·五·施绍莘小传》引《青浦诗传》略云：
子野作别业于泖上，又营精舍于西佘。时陈眉公居东佘，管弦书画，兼以名童妙妓，来往嬉游。故自号浪仙。亦慕宋张三影所作乐府，著《花影集》行世。（可参《花影集》首顾彦容（乃大）《序》云：“冉冉月来云破，不负张郎中之后身。”及顾（石萍）胤光《序》云：“云破月来之句，不负自许张三影后身。”又同书一《泖上新居》，后附彦容《跋》云：“斋曰三影。”同书三《西佘山居记》云：“有斋两楹曰三影。予字子野，好为小词，故眉公先生以此名之。”）
则以施子野之为人及其所居之地言之，更似与河东君直接有关涉者。但东海黄公所辑《瑶台片玉·甲种·下》载子野《舟次赠云儿》《决绝词》《有怀》等套曲。其《决绝词》自跋云“庚申月夕秋水庵重题”，“庚申”为万历四十八年。又《花影集·五·〈菩萨蛮·代云答〉》词后第五首同调《雨中忆张冲如》词，序中有“天启改元正月五日得冲如靖州家报”之语，可知子野词中之“云”，时代太早，与河东君居佘山之年月不合，而舒章书中所言崇祯六年癸酉之“张三”其非施子野亦甚明矣。然据《陈眉公集》所载《年谱》“万历三十五年丁未”条略云：
府君五十岁，得新壤于东佘。二月开土筑寿域，随告成。四月章工部公觐先生，割童山四亩相赠，遂构高斋，广植松杉。屋右移古梅百株，皆名种。后若徐若董，园圃相续。向有施公祠，亦一时效灵，而郡邑之礼香祭赛，并士女之游冶者，不之诸峰，而之东佘矣。
并子野《花影集·一·乐府·山园自述》自跋云：
余别业在西余之阴，迩来倩女如云，绣弓窄窄。冶游儿乌帽黄衫，担花负酒，每至达旦酣歌，并日而醉。
及同书三《西佘山居记》云：
每值春时，为名姬闺秀斗草拾翠之地。
是佘山一隅乃文士名姝游赏之盛地。后来河东君又卜居其处，要非无因也。总之，舒章书中之“张三”，甚难确指为施子野。但以子野与佘山有关，即间接与河东君卜居其地亦有关。故略论及之，以备一重公案云尔。
又，舒章此书所言诸点，今难详知。然至少与卧子纳妾蔡氏一事，必有关系。因卧子于《自撰年谱》此年言：“文史之暇，流连声酒。”观其此年绮怀诸作，可以证其不虚。李舒章《蓼斋集·二五》有《卧子纳宠于家身自北上复阅女广陵而不遇也寓书于余道其事因作此嘲之（七律）》一首。此诗后又载《怀卧子》诗一首，有句云“可怜一别青霜后”，则知蔡氏非卧子满意之人，故“纳宠于家，身自北上，复阅女广陵”也。卧子既不满意蔡氏，则纳以为妾，必出其妻张孺人之意。盖所以欲借此杜绝其夫在外“流连声酒”之行动。用心虽苦，终不生效，虽甚可笑，亦颇可怜。舒章所谓“使人妇家勃溪”乃事理所必至，自无足怪。“阿云”乃指河东君，详见第二章所考证。由此言之，凡《陈李倡和集》之大半及《属玉堂集》之一部分，所有绮怀诸诗，皆可认为与河东君有关，虽不中，亦不远也。
《秋潭曲》结句“同心夜夜巢莲子”之语，盖出《古今乐录·杨叛儿》第五首云：
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眠卧抱莲子。
卧子取河东君之姓氏与此歌名相结合，盖“杨叛儿”本亦作“杨伴儿”，歌之词意亦更相关联，颇为适切。“同心”二字尤情见乎辞矣。（参《乐府诗集·四九·杨叛儿》题。）王胜时有《和董含拂水山庄吊河东君二绝句》（见董含《三冈识略·六》“拂水山庄”条），其二云：
河畔青青尚几枝，迎风弄影碧参差。叛儿一去啼乌散，赢得诗人绝妙辞。
亦用此歌第二首“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之句，而胜时诗意复与此歌第六首云：
杨叛西随曲，柳花经东阴。风流随远近，飘扬闷侬心。
相关，殊为轻薄刻毒，大异于其师也。
复次，《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四·乐府杨叛儿》云：
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
寅恪案：河东君后来易“杨”姓为“柳”，“影怜”名为“隐”。或即受太白诗之影响耶？据沈虬《河东君传》所云：“余于舟中见之（指杨爱）。听其音，禾中人也。”然则河东君之乡音，固是“疑”“泥”两母难辨者。其以音近之故，易“影怜”之“影”为隐遁之“隐”，亦无足怪矣。至若隐遁之义，则当日名媛，颇喜取以为别号。如黄皆令之“离隐”，张宛仙之“香隐”，皆是例证。盖其时社会风气所致。故治史者，即于名字别号一端，亦可窥见社会风习与时代地域人事之关系，不可以其琐屑而忽视之也。
详绎卧子《集杨姬馆中》诗题之意，似陈彭宋三人之集于河东君寓所，本欲置酒痛饮，以遣其愁恨。三人皆以微病不能饮酒，而河东君亦然。据此河东君平日之善饮可以推见也。程嘉燧《耦耕堂存稿诗·中·朝云诗（七律）八首》，此诗亦为河东君而作者。其第二首云：
拣得露芽纤手瀹，悬知爱酒不嫌茶。
则河东君之善饮足以为证。又，《有学集·九·红豆诗初集·采花酿酒歌示河东君》诗并序略云：
戊戌中秋日天酒告成，戏作采花酿酒歌一首，以诗代谱。其文烦，其辞错，将以贻世之有仙才，具天福者。非是人也，则莫与知而好，好而解焉。
长干盛生贻片纸，上请仙客枕膝传。（遵王《注》本“请”作“清”。）老夫捧持逾拱璧，快如渴羌得酒泉。归来夜发枕中秘，山妻按谱重注笺。却从古方出新意，溲和齐量频节宣。东风泛溢十指下，得其甘露非人间。（“得其甘露”遵王《注》本作“得甘露灭”。）
《有学集·八·长干塔光集·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继乙未（丙申？）春留题之作》，其第二十首云：
面似桃花盛茂开，隐囊画笥日徘徊。郎君会造逡巡酒，数笔云山酒一杯。（自注云：“盛叟字茂开，子丹亦善画。常酿百花仙酒以养叟。”）
同书二十《小山堂诗引》云：
比游钟山，遇异人，授百花仙酒方。采百花之精英以酿酒，不用曲蘗，自然盎溢。
陈伯雨（作霖）《金陵通传·一四·盛鸾传》附《宗人盛胤昌传》云：
宗人胤昌，字茂开，工画。持身高洁，年几九十，行步如少壮时。胤昌子丹，字伯含。山水法黄筌，尝作秋山萧寺图，与弟琳空山冒雨图称二妙。琳字玉林，每当春日，酿百花酒以养亲。胤昌顾而乐之。
《有学集·一九·归玄恭恒轩集序》略云：
丙申闰五月余与朱子长孺屏居田舍。余翻《般若经》，长孺笺杜诗，各有能事。归子玄恭俨然造焉。余好佛，玄恭不好佛。余不好酒，而玄恭好酒。两人若不相为谋者。玄恭作《普头陀传》，高自称许。把其本向长孺曰，杜二衰晚腐儒，流落剑外，每过武侯祠屋，叹卧龙无首，用耿邓自比。归玄恭身长七尺，面白如月，作《普头陀传》，胸中逼塞未吐一二，遂惊倒世上人耶？（寅恪案：同书五《绛云余烬集·下·冬夜假我堂文宴诗·和归玄恭（七律）》一首，后四句云：“何处青蛾俱乞食，几多红袖解怜才。后堂丝竹知无分，绛帐还应为尔开。”附自注云：“是日女郎欲至，戏以玄恭道学辞之。来诗以腐儒自解，故有斯答。”牧斋此诗作于顺治十一年甲午阳月二十八日，《恒轩集序》作于顺治十三年丙申闰五月，故序有“杜二腐儒”之语，乃指甲午冬假我堂文宴时事也。）
《牧斋外集·二五·题邓肯堂劝酒歌》（寅恪案：邓林梓，字肯堂，常熟人。事迹见王应奎《柳南随笔》一及六有关邓肯堂等条。）云：
东坡自言饮酒终日，不过五合，而谓天下之好饮，无在予上者。（可参《初学集·四·归田诗集·下·谢于润甫送酒》诗：“我饮不五合，颇知酒中味。”之句。）后人掇拾东坡全集，以王无功《醉乡记》羼入其中，岂非以东坡慨慕东皋，庶几友其人于千载，其妙于酒德有相似者欤？予酒户略似东坡，顷又以病耳戒酒，读肯堂诗，浩浩然，落落然，如与刘伶毕卓辈执杯持耳，拍浮酒池中也。他时有编余诗者，将此首编入集中，余方醉眼模糊，仰天一笑，安知其非余作也。
《牧斋尺牍·上·与侯月鹭（性）四通》之二（寅恪案：侯性事迹见《小腆纪传·三六》本传及《牧斋尺牍·上·与侯月鹭》诸札）云：
秋间欲得洞庭葡萄酿酒，苦不能得其熟候。彼时得多饷，以酬润笔。知不厌其贪也。内子辱深念，并此驰谢。
然则河东君不仅善饮，更复善酿。河东君之“有仙才”，自不待言。至于“具天福”，则殊难言。据上引《题邓肯堂劝酒歌》《恒轩集序》及复侯月鹭札，是牧斋不善饮，而河东君善饮。河东君之“具天福”，或可言具此善饮之“天福”耶？若牧斋者，虽不具此善饮之“天福”，但能与具此善饮之“天福”者，相对终老，殆亦可谓具艳福之人矣。
复次，全谢山（祖望）《鲒埼亭外集·三三·钱尚书牧斋手迹跋》略云：
尚书手迹共十幅，在冯研祥家，皆与冯氏群彦往还者。第十幅云：“春宵一刻，先令细君满引一杯，以助千金之兴。”细君指柳氏也。予闻之周鄮山谓牧斋年六十四，（寅恪案：当作“六十”。此误。）柳氏年二十四归之。客有访之者，柳氏出侑酒，依然旧日风流。观此笺并前索酒札，知柳氏固酒徒。黄忠烈公见诸弟子有与女校书诗者，辄戒之。牧斋跌**乃至于此，宜其有“浪子燕青”之诮。
寅恪案：冯研祥者，冯开之（梦祯）孙文昌之字。冯氏一家与牧斋交谊深厚，研祥又为牧斋弟子，故其关系尤为密切。（见《初学集·五一·南京国子监冯公墓志铭》，并可参《牧斋尺牍·一·与冯秋水札》云：“西浙俊髦，无如冯（文昌）、范（骧）。研祥落落竹箭，文白亭亭明玕。”又，葛万里《牧斋先生年谱》“顺治七年庚寅”条云：“同行有冯范研祥。”误以“冯范”为一人。殊不知“冯”固为文昌之姓，“范”则指浙江海宁范骧字文白号默庵之人而言也。文白事迹见光绪修《杭州府志·一四五·范骧传》、杜登春《社事始末》、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七》及震钧《国朝书人辑略·一》等。）《有学集·四六·跋酒经》云：
《酒经》一册，乃绛云楼未焚之书。五车四部书为六丁下取，独留此经，天殆纵余终老醉乡，故以此转授遵王，令勿远求罗浮铁桥下耶？余已得修罗采花法，酿仙家烛夜酒，将以法传之遵王。此经又似余杭老媪家油囊俗谱矣。
《有学集·十·红豆二集·酒逢知己歌赠冯生研祥》云：
老夫老大嗟龙钟。（遵王《注》本“大”作“夫”。）绿章促数笺天公。天公怜我扶我老，《酒经》一卷搜取修罗宫。山妻按谱自溲和，瓶盎泛溢回东风。世人酺糟歠醨百不解，南邻酒伴谁与同。昔年尝酒别劲正，南熏独数松圆翁。（“熏”误。注本作“董”，是。）此翁骑鲸捉月去我久，懵瞢四顾折简呼小冯。（下略。）
此跋作于顺治七年庚寅十月初二夜以后，此诗作于顺治十六年己亥，可与上引前一年，即顺治十五年戊戌所赋之《采花酿酒歌示河东君》诗相参证。据此，颇疑冯研祥家牧斋手迹《索酒》札即此第十幅，乃顺治十六年己亥所作也。周鄮山即周容，事迹见《鲒埼亭外集·六·周征君墓幢铭》。其人与牧斋往来颇密，可参《有学集·四四·叹誉赠俞次寅》（寅恪案：牧斋此文作“周茂山”），及鄮山所著《春酒堂诗话》关涉牧斋诸条。夫河东君之善饮，不独其天性使然，其环境实有以致之。盖歌筵绮席，酬酢周旋，若不善饮，岂能成欢？此乃事非得已，情尤可伤，而谢山转执闺门礼法之条，以相绳责，殆未免失之过泥矣。黄忠烈公即黄道周。“忠烈”者，明唐王所予谥也。（见《黄漳浦集》卷首洪思撰《黄子传》及《文明夫人行状》。清乾隆四十一年追谥道周为“忠端”，陈子龙则追谥“忠裕”，皆是专谥。若李待问则谥为通谥之“忠节”。谢山卒于乾隆二十年，自不及知“忠端”之谥。然揆以明代殉国诸人之心理，岂能甘受清廷之谥号？谢山称之为忠烈，甚合漳浦平生志业。至王兰泉编《卧子全集》，其取今名者，盖所以避忌讳，免嫌疑，亦有不得已也。）卧子会试中式，实出石斋之门。（见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丁丑”条。）卧子平生之诗为女校书如河东君而作者，亦甚不少，安能不为其师所戒乎？由此言之，卧子应与牧斋同科，谢山举此以讥牧斋，又未免失之过偏矣。
今日吾人幸得窥见河东君《戊寅草》，因取他种材料参证，遂得约略推定其中篇什作成之年月，并相与有关之人。复更取《陈忠裕全集》中《几社稿》《陈李倡和集》《属玉堂集》《平露堂集》《白云草》《湘真阁稿》及《诗余》等，综合推计之，则论陈、杨两人之关系，其同在苏州及松江者，最早约自崇祯五年壬申起，最迟至崇祯八年乙亥秋深止，约可分为三时期。第一期自崇祯五年至崇祯七年冬。此期卧子与河东君情感虽甚挚，似尚未达到成熟程度。第二期为崇祯八年春季并首夏一部分之时，此期两人实已同居。第三期自崇祯八年首夏，河东君不与卧子同居后，仍寓松江之时，至是年秋深离去松江，移居盛泽止。盖陈、杨两人在此时期内，虽不同居，关系依旧密切。凡卧子在崇祯八年首夏后，秋深前，所作诸篇，皆是与河东君同在松江往还酬和之作。若在此年秋深以后所作，可别视为一时期。虽皆眷恋旧情，丝连藕断，但今不复计入此三期之内也。兹选录陈、杨两人此三时期中最有关之作品原文，互相证发。其他最有关诸作，则仅录其题，以供参考。至《秋潭曲》、《集杨姬馆中二首》、《霜月行》第三首及《癸酉长安除夕》等篇，前已载其全文，不复移录焉。
复次，王氏编辑《陈忠裕全集·凡例》第二则略云：
诗文次序先后关乎生平梗概。如《采山堂》《几社稿》之作于庚午、辛未、壬申，《陈李倡和集》之作于癸酉甲戌，《平露堂集》之作于乙亥丙子，《白云草》《湘真阁稿》之作于丑寅卯辰，《焚余草》即《丙戌遗草》之作于乙酉丁亥。按之《年谱》，了如指掌。至各集原本古今体诗，或分或不分。今汇为全集，概行分体，而仍标各集之名，以存其旧。虽其中次序，间有淆乱，然亦不甚悬隔也。
及第四则云：
公词有《湘真阁》《江蓠槛》两种。国朝王阮亭（士祯）、邹程村（祗谟）诸先生极为推许。又曾选入《棣萼香词》《幽兰草》《四家词》。俱未之见。今录公高弟王胜时（沄）所辑《焚余草》，益以散见别本者数阕，汇成一卷，并略采前人评语附之。俾读者知公乐府亦为填词家正宗，如宋广平赋梅花，不碍铁石心肠也。
寅恪案：王氏虽明知“诗文次序先后，关乎平生梗概”，但其“汇为全集，概行分体”则不免“其中次序，间有淆乱”，故今据每篇题目及篇中词旨，以推计时日，则王氏所云某集作于某年者，虽“不甚悬隔”，然今日欲考河东君与大樽之关系，于此区区时日之间隔，实为重要。兹录下列诸诗，大体固依王氏原编次序。若发现题目或词旨有未安者，亦以鄙意改定，不尽同于王氏原编次序也。详绎王氏所编《全集》中诗文，其次序先后，实如其所言“不甚悬隔”。独“诗余”一类，则兰泉因未见原本，仅从王沄所辑《焚余草》，略附散见别本之数阕，编成一卷。《焚余草》中之词，虽是乙酉至丁亥（即顺治二年乙酉至四年丁亥。）三年中所作，其间当无与河东君有关者。但散见他本之词，则必应有涉及河东君之作。盖大樽《诗余》，摹拟《花间集》《淮海词》，缘情托意，绮丽缠绵。观兰泉辑本，其中故国故君之思见于语句者不计外，尚有不少艳情绮怀之作。然则此类诗余似不止兰泉所言“散见别本者数阕”而已。岂胜时所辑之《焚余草》，其中亦羼入其师乙酉以前之旧作，而稍稍窜改，使人不觉其为河东君而作者耶？今日大樽词原本不得窥见。若仅就兰泉裒集残余之本，以考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实为不易也。又绎兰泉所编卧子《诗余》，其先后次序之排列，悉依字数多少而定，与作成时代绝无关系。如《二郎神》《唐多令》为卧子绝笔（据王沄《续卧子年谱》“顺治四年丁亥”条云：“三月会葬夏考功，赋诗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词，先生绝笔也。”），今王氏辑本《二郎神》其次序为倒数第二首，至《唐多令》则为倒数第二十四首。即是例证。职此之故，兹所选录卧子《诗余》，其编列先后，乃依据河东君《戊寅草》所载诸篇什作成时间，参以鄙意考定。不若所录卧子之诗，其排列时代之先后，尚是约略依据王氏辑本也。
周铭《林下词选·柳隐小传》云：
柳隐，字如是。归虞山钱宗伯牧斋。所著有《戊寅草》，云间陈大樽为之序。
徐树敏、钱岳《众香词·书集·云队·柳是小传》略云：
初为云间陈大樽赏识，序其词问世。虞山（钱牧斋）百计纳为小星，称河东夫人。遗有《我闻堂（室）鸳鸯楼词》。
寅恪案：周氏谓陈大樽为河东君《戊寅草》作序。徐钱两氏谓大樽序河东君词，当即指《鸳鸯楼词》。今日得见河东君《戊寅草》钞本，其中有诗、词、赋三类，首载陈子龙序。序中所言者为诗，而不及词。不知是否别有《鸳鸯楼词》刊本，而大樽为之序，未敢断定，尚待详考。然取《林下词选》与《众香词》对勘，则徐钱两氏所选六首，较周《选》多《垂杨碧》一阕，其排列次序亦有不同，而文字更有差异。今取河东君《戊寅草》参校，则周《选》排列次第及文字皆与《戊寅草》符合，而《戊寅草》亦无《垂杨碧》一阕。可证周氏实选自《戊寅草》。徐钱两氏之选本不同于《戊寅草》及周《选》者，其所依据，或即鸳鸯楼之单刊本耶？至《垂杨碧》一阕，其出处尚待考索，未能确言。其词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