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重新把视线拉回到当时的欧洲。

基辅罗斯被灭之后，偌大的欧洲东部就已经门户洞开了。

是不是继续兵锋向西，完全取决于当时蒙古人主观上的战略想象力是否足够宏大，而在政治军事现实上，长子们继续西征已经完全不存在客观障碍了。

从地缘性角度考虑，我们知道更加适合蒙古人进入欧洲的通道，是南部遍布干草原的多瑙河走廊。只不过，当时的多瑙河中下游，匈牙利王国的阿帕德王朝已经连续不间断经营了几百年。匈牙利王国树大根深，影响力西起亚得里亚海，东到喀尔巴阡山东部边缘。北面与日耳曼人、西斯拉夫人纵横捭阖，南面又压制着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诸小国。早期的匈牙利王国尚且有着游牧民族的尚武风俗，而到了后来在封建化的道路上，匈牙利的国王们也是三心二意，游走在集权与分权的艰难选项中摇摆。

直接冲进多瑙河走廊与匈牙利王国掰手腕，显然并不是蒙古人的最佳选项。

那么我们看北路。

北路波德平原遍布森林沼泽，气候阴冷潮湿，对于蒙古人来讲吸引力并不大。然而于政治来讲，波兰显然是一个软柿子。波兰这个名字在当时仅仅是一个政治联合体的统称，而并非实际王国架构。相对于政治向心力更强的神圣罗马帝国，波兰的诸公国更像是一盘散沙。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中，西斯拉夫人的西部边疆，也在一步步被德意志人所蚕食。

德意志诸邦国中的翘楚，曾经诞生捕鸟者亨利与奥托大帝的萨克森公国，于公元12世纪向东跨过易北河，占领易北河与奥德河之间的大片平原。这块新拓展的区域，被命名为“勃兰登堡”（Brandenburg）。而到了公元13世纪的时候，勃兰登堡从萨克森公国的母体上脱离，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并在此后成功跻身神圣罗马帝国的七大选帝侯之一。

勃兰登堡，至此就成了向东持续压制西斯拉夫人生存空间的日耳曼急先锋。

到了基辅罗斯覆灭之后，波兰的政治环境更加尴尬。东边是虎视眈眈的蒙古铁骑，西边是不怀好意的勃兰登堡藩国，以及若即若离的西斯拉夫“叛徒”波希米亚王国。

波兰的诸公国，就像三明治一样被夹在了中间。

经过这样一分析，蒙古人下一步的战略意图已经呼之欲出。

蒙古人要拿下的终极目标，当然只能是匈牙利王国，这既是战略选择，也是战略需要。之所以是战略选择，是因为匈牙利所在的多瑙河走廊正是蒙古人可以施展生平绝技的天然战场；之所以是战略需要，是因为只有拿下了匈牙利王国，才能一举**平东欧。反过来说，像波兰诸公国这些弱国即便拿下，也并不能帮助蒙古人在东欧站稳脚跟。当然更加重要的是，马扎尔人所占据的核心区正是欧洲的十字路口，只有当蒙古人站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们才有条件也有可能规划并实现更加绚烂夺目的军事征服之梦。

梦之所及，可以是地中海，可以是北海，甚至可以是大西洋。

要拿下匈牙利，不能够和整合能力相对较强的马扎尔人硬碰硬。

蒙古人能够拿得出手的，是在中国以及亚洲战场上沉淀多年的军事谋略精华，还有在不断的杀伐实战中所锻炼出来的百战之师。

此次欧洲战场的总方略——战略迂回，剪除羽翼，分进合击。

此次西征欧洲，是整个“长子西征”中的一个子计划，有临时起意的成分，当然也有统帅拔都和速不台审时度势综合分析的成分。来自东方的蒙古人熟悉吊民伐罪的惯用套路，因此西征匈牙利不能师出无名。蒙古人的借口是，在南俄草原战败的库曼人投靠了马扎尔人，追杀库曼人则必须剑指匈牙利。

当然，经过基辅罗斯几年的战争下来，所谓的“长子”西征已然名不副实了。

长期以来，成吉思汗嫡出的四个儿子形成了四大政治派系“术赤系”“察合台系”“窝阔台系”“拖雷系”。“幼子守灶”的“拖雷系”与“术赤系”过从甚密，而掌握了第二代中央领导权的“窝阔台系”则和“察合台系”形成政治攻守同盟。这样的政治背景，也造成了此次“长子西征”在军事上的分裂，术赤次子拔都与拖雷长子蒙哥结盟，共同对付窝阔台长子贵由与察合台长子拜答儿。在蒙古人的内讧即将爆发的千钧一发之际，公元1238年，窝阔台紧急召回了蒙哥与贵由，并重申了西征统帅拔都的绝对军事领导权。

蒙哥走后，拖雷系的代表人物就成了拖雷的老部下速不台。而贵由走后，顶替贵由的则成了窝阔台大汗的第五个儿子合丹。如此一来，拔都掌控整个军队，但细究起来，蒙古人却依然保持了传统的四大政治派系。

由此所映射到西征欧洲的方略中，拔都和速不台则兵分三路出击。

北路扫**波兰诸公国，由拜答儿领军；南路走多瑙河走廊的瓦拉几亚平原，经略特兰西瓦尼亚，对马扎尔人做试探性进攻，牵制匈牙利的东部侧翼；中路的拔都和速不台则合兵一处，正面翻越喀尔巴阡山，意图进入匈牙利腹地，直接对匈牙利王国首都布达佩斯进行攻击。

三路人马总兵力合计约十二万，在实现各自战略意图之后，约好在布达佩斯城下实现会师。

这样的安排，既有军事上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妥协。

拔都与速不台分别代表“术赤系”与“拖雷系”，两家合兵一处，可以夯实拔都的军事指挥权。同时，也分化了察合台系与窝阔台系，不管战场上的输赢如何，政治上的赢家只有拔都，这是从一开始就注定的。

公元1241年1月，蒙古前锋部队开始对波兰东部边境进行小规模挑衅行动，西征欧洲的子计划如期上演。

事实上，无论拔都还是速不台，显然都多虑了。

不管北路拜答儿，还是南路合丹的偏师，都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尤其是波兰境内的大小贵族，简直是一触即溃。拜答儿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体会下波德平原早春三月的寒冷，就已经在一片喧嚣之中杀进了波兰王国首都克拉科夫（Krak w，今天波兰南部）。非对称的战争形态，带来了欧洲人心理上的极大恐慌，在大部分情况下，波兰人尚未来得及攒足勇气组织有效抵抗，蒙古铁骑就已经呼啸而至。紧接着就是杀人略地，**。

尽管在波兰战场上势如破竹，单按照原计划，拜答儿不能恋战，他必须要尽快南下，同喀尔巴阡山以南的其他蒙古军队会合。几路大军合围布达佩斯，彻底摧毁马扎尔人的大本营。

南下匈牙利，必经之路就是夹在波希米亚高地与喀尔巴阡山之间的摩拉维亚。这是欧版三国演义中的天下之中，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地位如同荆州。突破了摩拉维亚，就是维也纳盆地，再往南就是多瑙河走廊的西端，欧洲的十字路口。蒙古人在波兰烧杀抢掠，扬长而去这事可以忍，但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再放任蒙古人往南，意大利教皇国也就危在旦夕了。

所以，对于整个欧洲来讲，迟滞住波兰的蒙古军队，就是对匈牙利王国负责；迟滞住匈牙利境内的蒙古军队，就是对基督教世界负责。况且，欧洲人并不十分了解蒙古铁骑的终极目标。一旦波兰沦陷，谁又能够担保，蒙古人不会趁势袭击西边的神圣罗马帝国呢？

不过，铁肩担道义这话说起来容易，但让往日养尊处优的欧洲贵族骑士们去参加一场毫无胜算的人血盛宴，确实并不容易。在波兰，让蒙古人稍微感到一点军事压力的贵族，是西里西亚大公亨利二世（Henry II the Pious）。

对蒙古人的反击，亨利二世主动请缨并非偶然。

从地缘上来讲，亨利二世的西里西亚，东南紧邻战略要冲摩拉维亚，向南隔苏台德山守望波希米亚。往西看，西里西亚还紧邻神圣罗马帝国的勃兰登堡藩国；从政治上来讲，亨利二世出身于根正苗红的波兰皮亚斯特王朝贵族，另外他还是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一世（Ottokar I）的东床快婿。而这个奥托卡一世，正是来自我们前文提到的大名鼎鼎的波希米亚普舍美斯王朝。

就外交战线来讲，亨利二世与野心勃勃的勃兰登堡藩国斗争起来不屈不挠，与摇摆不定的波希米亚王国周旋起来是又打又拉；就波兰内政来讲，亨利二世父子两代经营，同皮亚斯特其他王室成员斗智斗勇。最终在公元1238年，亨利二世一人拿下了西里西亚、克拉科夫以及大波兰的三个大公头衔(9)。

因此，此时此刻的亨利二世，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代表了波兰贵族最后的一点荣耀，代表了老丈人波希米亚王国的最高利益，他甚至还代表了勃兰登堡背后的德意志诸邦的殷切期盼。

抱着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感，亨利二世集合了他能够拿得出手的所有家当，准备发起向蒙古人的最后一击。

入地狱的说法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当时的欧洲人称呼蒙古人为“鞑靼人”（Tartar）。有意无意地，欧洲人都把Tartar这个单词，同希腊神话中的地狱深渊塔尔塔罗斯（Tartarus）联系到了一起。这为蒙古西来之祸增加了一层神秘感和宿命感。

那么亨利二世的所有家当，其实掰着手指数，也并没有剩下多少。有据可查的记载中，我们只看到了波兰步兵，波兰志愿军，巴伐利亚矿工，少量的雇佣兵和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成员。

这些人的总兵力，只有一万多人。

毫无疑问，在鞑靼人的地狱之名面前，这些临时拼凑起来的波兰德意志联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一群乌合之众，一群还算勇气可嘉的乌合之众。

在这群乌合之众中间，值得注意的一个编制，是圣殿骑士团。

所谓骑士团，是一种由基督教徒组成的职业军人组织。这帮职业军人一般都出身于骑士或者贵族家庭，拥有比较好的作战装备和战术素养，直接听命于罗马教廷。骑士团比那些拿着锄头镰刀就敢参与战争的欧洲农民，更加训练有素。随着时代的发展，骑士团俨然成了欧洲封建制下的国中之国，有的拥兵自重，有的倒买倒卖，有的还参与了所在国的房地产开发等活动。

在骑士团的发展史上，有几个名气比较大。比如诞生最早的以医治伤患为名出道的医院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ler），后来以法国人为主的圣殿骑士团，以德意志贵族为主的条顿骑士团（Knights Teutonic）、圣剑骑士团（Livonian Brothers of the Sword）。

很多的中国学者在著作中提到，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这三大骑士团组团加入了亨利二世组织的波兰德意志联军。然而，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史料来推断，医院骑士团参战很有可能就是个谣言，条顿骑士团的参战也存疑。即便巴伐利亚矿工和德意志贵族以个人名义参战，也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就代表条顿骑士团。那么有据可查的确实参与战争的一方，是圣殿骑士团，但参战人数并不多。

总而言之，亨利二世的这支队伍，战斗力与组织能力都不高。这样的队伍同蒙古铁骑相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

最终的决战爆发于公元1241年4月9日，地点在今天波兰西里西亚地区的小城里格尼茨（Legnica）郊外。里格尼茨之战于当天开始，又于当天结束。

对于蒙古人来讲，这是一场常规速胜。

对于波兰人来讲，这是一次莫大的耻辱。

战役结束打扫战场时，为了便于统计人数，蒙古人割下了波兰德意志联军阵亡士兵们的右耳。这些血淋淋的人体器官加在一起，足足装了九个麻袋。亨利二世曾经试图逃生，却被蒙古骑兵割下了首级。蒙古人将这位末日贵族的头颅插到长矛之上，并带到里格尼茨小城示众。

至此，波兰全境沦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