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恺撒最应该感谢的那个人,或许是苏拉。
在政治上,马略和秦纳二位离世之后,正是苏拉,把年纪轻轻的恺撒,假想成了民众派的领袖,并顺势推到了贵族派的对立面上。而苏拉当时更是毫无掩饰地对罗马民众讲,从恺撒身上,看到了年轻时候的马略。更何况,还有那桩著名的公案——苏拉逼恺撒休掉秦纳的女儿科涅莉亚。要知道,这样的炒作,对于初出茅庐、毫无名气的恺撒来说,绝对是一笔稳赚不赔的好买卖。
政治上如此,军事上更加是如此。
当时罗马城中的贵族孩子,要想出人头地无非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走宗教路线,从祭司开始做起;第二种是走军事路线,从小投身革命的洪流。按照恺撒家庭对恺撒的职业规划,原本恺撒是走宗教路线的。
当时的罗马正统宗教,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已经固定信仰三个神。一个是朱庇特(即宙斯),二是玛尔斯(即战神阿瑞斯),三是奎里努斯(即罗马创城的罗慕路斯的化身),三者之中,朱庇特是至高无上的那个神。因此,这套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朱庇特信仰”。
朱庇特信仰体系的规定非常严苛,比如我们前文提到的维斯塔贞女对于女祭司的生育约束。不仅是女祭司,朱庇特信仰对男祭司的规定同样非常严格。按照这套信仰的规定,年少时获得祭司身份的恺撒,以后不允许骑马,也不允许离开自己的床超过三天,或者是离开罗马城超过一天。
苏拉第二次反攻罗马,把恺撒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但恺撒外祖父家树大根深的社会关系,保住了恺撒的一条命。庞杂的社会关系中,有苏拉阵营的故人,也有来自宗教界的维斯塔贞女。这些人合力,力保恺撒不死。
死罪得脱,活罪难逃。
恺撒最终被剥夺了家族继承权,还有朱庇特祭司的身份。
然而,一个未死的恺撒,反而因祸得福。在政治上声名鹊起,摆脱了祭司身份的窠臼之后,又可以自由自在地投身军界。在远离权力中心的东方战线上,恺撒这条游龙潜入大海,等待着属于他的时代的到来。
晚年的苏拉,俨然才是恺撒真正的授业恩师。
其实,这也只是从结果反推而已。
当时真正继承苏拉衣钵的人,叫作庞培。
与恺撒的家庭背景相比,格涅乌斯·庞培(Gnaeus Pompeius)才是真正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那个人。庞培家族在共和国历史上能人辈出,庞培这个姓氏长期以来都霸占着罗马城中各种政治新闻的头条。
庞培的老爹,叫作斯特拉波(Gnaeus Pompeius Strabo)。
斯特拉波比苏拉小一岁,两个人是同龄人,而且发迹的时间线也大致相同。苏拉是在同盟者战争中一战成名,而斯特拉波也是头顶着同盟者战争的光环,在公元前89年,成为共和国的执政官。
老庞培用了半生时间,累积了数不清的财富,还带出了一支忠于庞培家族的私人武装——庞家军。然而,就在老庞培准备励精图治、大干一番的时候,却在一次暴风雨中,被雷劈死了。
公元前87年,老庞培意外离世。十九岁的小庞培,继承了老爹的大部分财产,还有那支在同盟者战争中叱咤风云的庞家军。
庞培的起手牌,金光闪闪,令人艳羡。
这还不算完。
就在苏拉第二次反攻罗马,在苏拉派和马略派大打出手的当口,庞培坚定地站队贵族派,亲自带领庞家军为苏拉出生入死,冲锋陷阵。
公元前82年,苏拉派攻入罗马,苏拉出任独裁者,并重新掌握了共和国的权力中枢。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同庞培之间的盟友关系,苏拉劝说庞培抛弃自己的结发妻子,并同苏拉结成政治联姻。政治上已经一边倒押宝苏拉的庞培,当然别无选择,甚至是感恩戴德。最终庞培抛弃了自己的糟糠之妻安地斯迪娅(Antistia),迎娶了苏拉的干女儿阿梅利亚(Aemilia Scaura)。
如此一来,庞培就成了苏拉的东床快婿,外加铁杆盟友。
我们前文已经提到,同样是在公元前82年这一年,恺撒违抗了苏拉的口谕,拒不与秦纳的女儿离婚。这样,恺撒和庞培两个年轻人,在同结发妻子离不离婚这件事情上,选择截然不同,并且从此各自相悖而行。
恺撒与庞培,注定一生为敌。
然而,庞培显然并非池中之物,即便他顺从苏拉的意思,娶了苏拉的干女儿。
庞培的庞家军,一直是共和国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赢得了独裁者苏拉的信任之后,政治上也确认庞培是贵族派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庞培也就带着自己的庞家军开始了南征北战。说是南征北战其实略微有点浮夸,说成是“打怪升级”反而更加恰当一些。因为,庞培的那些对手中,马略派已经日落西山,而罗马的外部敌人,不管是地中海以东还是以西,都未免上不了台面。
公元前81年,南征非洲,得胜归来的庞培,十分不客气地强制要求苏拉为自己举行了凯旋式,并且从苏拉那里为自己要到了尊号“伟大”(Magnus)。正因为如此,在后世史家的笔下,庞培的名字也经常被写作Gnaeus Pompeius Magnus。而在公元前78年,苏拉去世之后,庞培更是摇身一变,成了元老院最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庞家军也成了贵族派中最强的一股军事力量。
说白了,自马略改革之后,共和国境内所谓的罗马内战,一直就是军阀混战的路数,概莫能外。所谓的贵族派或者民众派,有时候也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军阀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地体会无上权力带来的片刻欢愉。而这种欢愉,又在刺激着后来人不断地探寻权力的巅峰,一直到权力的天花板。
在庞培打怪练级,呼风唤雨的时候,恺撒的日子并不好过。
苏拉去世,恺撒终于如释重负,同年就回到了故乡罗马。二十二岁的恺撒,本以为自己政治上的春天到了,谁知道,政治上的春天尚且看不到任何希望,经济上的冬天倒是不请自来。
恺撒不是个善于理财的人,尽管他这辈子没少担任跟财务有关的职务。恺撒风流倜傥的性格,跟一个抠门的守财奴形象,也十分不匹配。况且恺撒在罗马贵族圈子里面,拥有大量的情妇,恺撒对于自己的女人们,也从来都是充满了“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
当年苏拉二次反攻罗马,剥夺了恺撒的遗产继承权,让恺撒成了一个穷光蛋。这次返回故乡,恺撒的日子过得拮据有余,精彩不足。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恺撒再一次踏上了去东方的取经之路。
上一次的取经,是取用兵之道。
这一次的取经,是取文化之道。
这一次,精通希腊语的恺撒,来到了爱琴海上的罗德岛(Rhodes),投身到当时希腊语修辞学家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 Molon)门下为徒。
由宗教而军事,由军事而文化,那个时代的恺撒并不像庞培那样少年得志,大器早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蛰伏。有朝一日,他必将名扬天下。
恺撒东游的同时,民众派的势力与影响,渐渐在元老院占据了上风。
公元前74年,恺撒再次返回罗马。
公元前72年,恺撒被选为罗马城的军事保民官(military tribune)。
这一年的恺撒,二十八岁。对于古代欧洲人来讲,这并不是个小岁数。
所谓军事保民官,是相对于平民保民官而言的,当时的一个军团中,会存在六个军事保民官的名额。这个职务并非一个特别高的官阶,但对于恺撒来讲,这是迈入政坛的第一步。
公元前69年,恺撒被选为财务官(quaestor)。
这个财务官的职位授予了不擅理财的恺撒,看上去更是一件十分黑色幽默的事情。比如就在几年之后,恺撒还曾经尝试过做罗马城的市政官(curule aedile),任期结束,恺撒的市政班子欠了一屁股的债。然而,恺撒做财务官这件事情的真正意义在于,恺撒已经开始接近共和国政坛最为核心的那个圈子。而就在这一年,恺撒的姑妈尤利娅去世。刚过而立之年的恺撒主持了姑妈的葬礼,并且在葬礼上,出人意料地摆出了姑父马略的画像。
恺撒知道,此时贵族派与民众派的寒冰渐融,就连当年铁杆的贵族派庞培,也开始有意无意宣示自己同民众派的亲密关系。所以,恺撒能够攀上政坛巅峰的捷径,就是更加坚定地聚拢民众派。多年之前,苏拉曾经不无恶意地告诉罗马人民,恺撒的身上有马略的影子。而现在,恺撒则可以肯定地对公众大声宣布——当年苏拉曾说我是民众派,他说我是,那我就是吧。
棋高一着的地方在于,恺撒并没有自绝于苏拉派。
几年之后,丧偶(科涅莉亚)的恺撒,迎娶了苏拉的外孙女庞培亚(Pompeia)。庞培亚不仅是苏拉的直系亲属,而且父系还出身于庞培家族,是庞培的远房亲属之一。即便是谈不上一举两得,这也算是典型的“一星管二”。
事实上,恺撒当时的判断,是极其精准的。
苏拉死后,元老院中的贵族派和民众派,在分野上已经没有马略与苏拉双雄争霸时那样对立。反而是大军阀们越来越多,重实利的对内镇压、对外战争,都是奔着为自己建立私人武装服务的。马略改革带来的持续红利,让各路诸侯纷纷借着战争跑马圈地。前文提到的庞培是一个,而在镇压斯巴达克奴隶起义中崭露头角的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则又是一个。
军阀当道,罗马城中的文人精英反而自成一派了。
比如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西塞罗出身骑士家庭,是当时罗马城中的大学者,雄辩家。他比恺撒大六岁,同时也是恺撒在阿波罗尼奥斯门下的同门师兄。西塞罗早期追随民众派,后来又反水投了贵族派。说到底他哪一派也不是,他算是自由派。当时的几个大军阀,他一个也看不上,当然人家也个个看不上他。
公元前63年,学术上小有所成的西塞罗被选为执政官。然而,文人眼高手低的毛病,在西塞罗身上如数反映出来。无论大事小情,说出来都头头是道,然而理论联系到实际,却往往被现实残酷打脸。
师兄政坛受挫,作为实干家的师弟恺撒声名日隆。
就在同一年,恺撒被选举为朱庇特信仰中的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此后,他又再接再厉,接任了大法官(praetor)。
三十八岁的恺撒,人生将翻开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