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寸板不许下海”，以及严禁民间使用番香番货的做法，因其收效甚微，困扰却大，后来明太祖也有了应该改弦更张的念头，因此在礼部奏闻“诸蕃缺贡已久，应予设法”一事时，他也就改变了他已行之多年的各项禁运办法，甚至还想遣使前往爪哇等处，设法打开局面。他说，“洪武初，诸蕃贡使不绝。迩者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爪哇、大琉球、三佛齐、渤泥、彭亨、百花、苏门答剌等西洋三十国，以胡惟庸作乱，三佛齐乃生间谍，绐我使臣至彼。爪哇闻知，遣人戒饬，礼送还朝。由是商旅阻遏，诸国之意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腊、暹罗、大琉球朝贡如故。大琉球且遣子弟入学。凡诸蕃国使臣来者，皆以礼待之，我视诸国不薄，未知诸国心若何，今欲遣使爪哇，恐三佛齐中途阻之。闻三佛齐本爪哇属国，可述朕意，移咨暹罗，俾转达爪哇。”礼部的移牒是这样写的：“自有天地以来，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中国四裔之防，我朝混一之初，海外诸蕃，莫不来享，岂意胡惟庸谋乱，三佛齐遂生异心，绐我信使，肆行巧诈。我圣天子一以仁义待诸蕃，何诸蕃敢背大恩，失君臣之礼。倘天子震怒，遣一偏将将十万之师，恭行天讨，易如覆手，尔诸蕃何不思之甚。我圣天子尝曰：‘安南、占城、真腊、暹罗、大琉球皆修臣职，惟三佛齐梗我声教。彼以蕞尔之国，敢倨强不服，自取灭亡。’尔暹罗恪守臣节，天朝眷礼有加，可转达爪哇，令以大义告谕三佛齐，诚能省愆从善，则将礼待之如初。”
从以上所引的明太祖的谈话，还有礼部致暹罗的牒文，可以看出，在洪武三十年（1397）之际，明廷已经有意要派出一个率有盛大军容的使臣，就像后来的郑和下西洋那样，一面出使西洋诸国，宣扬德意；一面又以武力扫除一切阻碍，使航路重又畅通，以增西洋诸国的朝贡之利。不过，明太祖的这个意旨并没有付诸实施，因为次年的闰五月，他便因病下世，明成祖之派出郑和，也可以说是继承他父亲的这一遗愿了。由于有此一说，所以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宣扬国威，或是认为其目的专在沟通海上贸易的二说，对此都很重视，都不断地加以引用。
明成祖朱棣对于开通海上航道，原也早就有心，还在派出郑和率众出海之前，于永乐三年（1405），便曾派出行人谭胜受前往西洋一带进行宣谕。他所以要派谭胜受去办理此事，乃是因为，谭胜受与占了三佛齐的梁道明都是广东南海人，彼此早就相识，又有乡谊之故。谭胜受作为使臣，率领着护送他的千户杨信等人，赉敕去到三佛齐，向梁道明加以招谕。梁道明受到了招谕，便和谭胜受一同入朝，还贡献了朝贡的方物，并领到了回赐。郑和的首次下西洋，在时间上要略后于谭胜受，那时对于三佛齐的情况虽已略有所知，但为了更进一步加以了解，他依然还负有前往三佛齐去察看的使命。郑和初次路经三佛齐时，倒还算得顺利。但是后来却又听说，三佛齐一带的海道又不畅通了，那里又接连发生了几起劫掠货船的事，特别是以陈祖义为首的那一帮人，干得最为凶狂，郑和听到了这个讯息，便于永乐五年（1407）从西洋回朝时，又顺路到那里察看。郑和派人找到了陈祖义，并向他宣谕，要他保证海上的平安。这陈祖义也是个广东人，他又是海上走私集团的诸首领中，最剽悍粗猛的一个。就在上一年，也就是永乐四年，他还派了他的儿子陈士良，让他和梁道明的侄儿梁观政一道回来朝贡过一次。但他虽说也是个朝贡者，却又不改他那海盗的行径，他对别处前来朝贡的贡船却又劫掠如故。对于郑和的严正宣谕，陈祖义因看到郑和的兵多势大，表面上倒装得很和顺，说是愿意一切照办，一切唯郑和之命是从。然而在暗地里，陈祖义却又别有阴谋，他暗自多方布置，想趁郑和不备，突出偷袭，连郑和的船队，一举尽数夺获。如果陈祖义的阴谋不被发觉，那实在是很危险，幸而那时有个叫施进卿的人，他是走私集团中另一帮的头目，在他获悉陈祖义的计谋后，悄悄通知了郑和，使郑和能够预有所备。郑和事先严阵以待，陈祖义来偷袭时，不但未能得手，反被打得大败，连他自己也被郑和所擒。
擒获了陈祖义，郑和把他带回朝来，向明成祖献俘。明成祖觉得陈祖义这个人反复太过，不宜留存，传旨把他杀了。这时，那个曾给郑和报信的施进卿，恰好正派了他的女婿丘彦诚前来朝贡，于是明成祖便以朝命在旧港设立了宣慰司，并将施进卿任为宣慰使。明成祖又赐给施进卿以诰命、印信和冠带等物，顺便都交由丘彦诚给他带了回去。这件事，是那些认为郑和下西洋，其主要目的就是宣扬国威的一派人，所最爱引用的故事。有的人甚至还说，三保太监下西洋就是想向海外扩张，实在极有对外侵略的色彩。这种向外扩张说者，首先要提出的，便是以在旧港设立宣慰司一事作为证例。已经在那里设官立职了，不是侵略又是什么呢。其实实际却并不然，进行侵略之设官立职，必要派去自己的人，还要派驻足够的军队才能加以控制。明廷在旧港虽然设了宣慰司，但任职的人却不是派自中朝的，只是给原来就在那里的施进卿加上这么一个名义而已。这不过是历来所惯用的，“给以荣名，使为我用”的办法而已，并无借此并其土地，夺其主权的意味，实在不能够算得上是侵略。中国历来惯以“天朝上国”自居，对于常相往来的邻近小国，常常都会视若属国，轻易就在那里设置宣慰司，也是出于这类的习惯。在往来贸易上，也竟有“朝贡”和“回赐”之称，也是因为中朝惯以上国自居之故。正因如此，所以四邻诸国若有新君即位而不来报，便会感到气恼，从此会交往疏淡；倘若前来报请一番，便会感到满足，交往也会更进一步；倘若竟来陈告并请加以赐封，那便最满意了，为此会派去专使，锡以金印，参加那新君的即位大典。三佛齐就曾有过这样的事。在洪武十年（1377），在三佛齐为王的麻那者巫里，由于父亲死了，新嗣王位，就曾遣使来报，并且贡上了犀牛、黑熊、火鸡、白猴、红、绿鹦鹉、龟筒、丁香和米脑等物，还说“嗣子不敢擅立，请命于朝”。这样，明太祖就派去了封贺的使臣，带去了金印，敕封麻那者巫里为“三佛齐国王”。中朝的皇帝连那些小国的国王都可以由他来封，任命一个像宣慰司这样的官，那就更是不在话下了。不过，在那时候的三佛齐，早就已被爪哇所灭，以所设的旧港而言，地方比先时的三佛齐也小着很多。因此，施进卿虽说受有朝命，却仍不敢自专，他仍服属于爪哇，听命于爪哇和中朝双方，在那里相机应付地干着。
从以上所述的一些事件来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实在非仅一端，所有那些“踪迹惠帝”“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扫清航道，以利朝交”等说法，可说都有一些。《明史》把这些都并列出来，倒确是综观全面之说，那些力主应以某一目的为主的说法，其实倒是过于偏狭了。但是这些偏狭的说法，倒却有个共同之点，那便是，他们都认为踪迹惠帝之说根本不能成立。首先，他们便认为，建文帝于宫中发生大火之际，趁乱巧扮僧人，从地道中逃出宫外，不过是齐东野人之语，没一点可信处。明成祖朱棣如何会轻信至此。其次是，纵然出逃是实，永乐也绝不会怕，试想，他在建文高踞帝位，踞有域内之时，还能一点也不在乎，竟敢兴兵造反，如何会在建文已经完全败溃，立身无地之后，反而倒把他怕到那样，惊慌得不可言状，只凭一些追风捕影之言，竟就派出偌大一支舰队去往海外查访？而且还要一之不足，至于再，再而不足，至于三，至于四，至于五，竟至七次之多。这不是太可怪了吗？他们为了加强自己的说法，更常引用明人朱国桢的说法，来作为自己的依据。朱国桢在他所著的《皇明大政记》里说：“建文仁弱，帝座一倾，窜入蛮夷中，其何能为，文皇岂不见及此？”为此说者之引此书，乃是要人知道，就是明人，他们便已很不看重建文，而认为郑和下西洋是踪迹建文帝，乃是极为无据的说法了。不错，朱国桢确是明人，但他和建文之世还是相距太远，不能与当时的人来同论了。朱国桢是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科的进士，在他著书之时，上距建文失位实已将近二百年左右，在那时人们的眼中，所谓建文，不过是一个被推翻了的，失去了帝位的倒霉皇帝而已，与生活在建文和永乐之际的人们的心情和想法是绝难相比的。其三，那些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开拓海上贸易的人们，他们最爱以宣德五年（1430）六月，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也就是最后一次出海为例，作为有力的说明。其理由之一是，以时间而论，那时明成祖去世已有七年，在位为帝的已经是他的孙子，明宣宗朱瞻基了。难道祖父为之担心，苦苦搜寻了几十年，到了他的孙子据有天下时，还会那么担心害怕，仍要派人到海外去搜寻吗？其二则更显然，这次出海是史有明文，说是明宣宗觉得，他已即位日久，而远道的西洋诸国犹未来朝贡，所以才又派出郑和、王景弘等出使忽鲁谟斯等国，宣谕他们前来朝贡的。他们以一例余，认为前面各次郑和之下西洋，一直便是以开通航路，招徕西洋诸国来中朝朝贡为主，不过以前的那几次，都没有像这一次那样说得明白而已。宣德五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确乎只是出海办理招徕诸国朝贡的事宜，并无踪迹惠帝的用意，倒确实是的，但如以为历次都是如此，却又不然，最少以前诸次总还负有踪迹惠帝的使命。郑和下西洋，是和胡(左氵右荧)奉命寻访张三丰，暗中所负的使命是相同的，胡(左氵右荧)的寻访也可作为郑和出海负有踪迹惠帝的旁证。胡(左氵右荧)的寻访，一直是奔波于路，略无停息的，他遭到了母丧都不能获准回家守孝。胡(左氵右荧)只在永乐十四年（1416）才得回京略微停息了一下，并被升为礼部左侍郎，待到永乐十七年，他就又开始了和以前一样的寻访。胡(左氵右荧)寻访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又赶到京中，那时恰巧永乐正在北征，驻跸于宣府。胡(左氵右荧)得知永乐的驻所，立即也便赶往觐见，当他赶到宣府时，永乐已经睡了，没有什么紧急大事，随侍的宦官们是不敢惊动他的，而永乐也决不会一叫便即起来。但胡(左氵右荧)确是不同，随侍宦官不但即刻去叫，而永乐也是一唤即起，马上命胡(左氵右荧)即行入奏。胡(左氵右荧)这次奏对历时很久，直到四更时候方才奏毕。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史无明文，《明史》只说：“先(左氵右荧)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这段话说得很模糊，很隐约，但也并非隐约难寻。提到了建文帝蹈海，也说到了郑和下西洋，可见奏对到那么久，谈的就只是这件事。最后说“至是疑始释”，可见胡(左氵右荧)所以求觐那么急，是因为得到了确实的消息，真相可以大白了，用不着再来担心，四处寻访了。这时正是郑和第六次下西洋，还没有回来，到他回来时，明成祖朱棣已经去世了。因为永乐生前既已得知确息，疑念已释，而且人又死了，踪迹惠帝的事已无须再提，所以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不久，便于洪熙元年（1425）二月，便谕令郑和，率领着他属下的下番诸军，去到南京，即在那里作为守备。
前六次的出海，每次之间相隔都较近，回来后多则隔上三年两载，少则只有一年左右，便又率众出海了。唯独这第七次都颇有不同，它和第六次回来相隔已及七年，相隔得实在太久了，而且随行人众已改为守备南京，再想重行出海，一切都要重新整理，明宣宗要郑和重行出海的朝命，原在上一年，即宣德四年便发出了，但由于修葺船只、安置人员等，很是费时，竟拖延了很久，直至次年六月才得成行。这第七次的出海，是历次出海中规模最小的一次。另外，这次出海回来后不久，郑和也就因年事已老而去世了。
在郑和去世以后，奉命出海的人还是不时都有，只是每次出海的船队规模和航程都要差得很多，无法与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际相比了。《明史》记载这一情况说：“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
大规模地下西洋始于郑和，也止于郑和，这一点，可以说也是郑和下西洋为人纷纷议论的原因之一。实则郑和初下西洋之时，正在三佛齐人阻绝了海上通道之际，没有一支颇具规模的舰队，是很难完成任务的。等到海路已通，诸国的往来已畅，率领着这样规模的舰队出海，就只有“宣扬国威，示中国富强”的作用了。每次这样大规模的出海，其费用实很不赀，而船只增补修葺，所费更多，所以在六下西洋后，明仁宗便想不再继行此事，后来明宣宗虽又举行了第七次出海，但在郑和去世之后，便没再举行这种规模的出海了。
(1) 这些地名都是旧时的音译，《明史》和那时的诸书所用的都是这样，与今略有小异。因地名过多，不一一注以今名。
(2) 见黄云眉所著《明史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