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喜欢读诗，也喜欢画诗，但是我不会作诗。正因为不会作而又喜欢画，所以不论古代的或现代的我都爱读，读而偶有体会，就把它画将出来，作为一种锻炼自己的手段，要求并不很高的。

大约1950—1951年这两年我独自摸索过毛主席的名篇《长征》（七律）和《沁园春·雪》，特别是后者，不知画过多少次，可以说是一“纸”无成，自己也看不过意。就在这段时期，开始认识到我的思想水平实在太低，业务也很成问题，加上对生活体会不够深入，对原作的精神意境——主题的中心思想——只能有破碎的、肤浅的体会。而这样体会往往又是从形象、字眼兜圈子，不能和整个的中心思想取得有机的结合和发展。这样，即使画面上勉强成图，也无非是肤浅的形象描写。严格地说，对原作是容易造成曲解的。

自毛主席新作《蝶恋花》的游仙（赠李淑一）发表后，我自然很快就不自量力地跃跃欲试。实在，那时候我对“蝶恋花”的理解，还谈不上一知半解，只是自以为要是画得出来也算我创作生活中一件最大的幸事。但通过不断反复讽诵，思索和经营，这种热望又渐渐地冷下来了。这是去年春天的事。

去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郭老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读了这篇文章，使我不但对“蝶恋花”的伟大意义有了进一步的体会，还使我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典型的结合”这一重要意义重新来瞻对伟大领袖的诗词，特别是新作《蝶恋花》。郭老说：“这词的主题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在宣扬革命。”（《红旗》1958年第三期，第3页）

这一句话，启发并指导着我从单纯纪念忠魂的经营转移到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的高度，试着画面的设计。在这儿，主要的初步解决了“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尤其前一句形象。

原来我曾经考虑“忽报人间曾伏虎”的字面形象，画只死老虎，代表反动政权及一切反动派，也可以代表三大敌人——三座山。继而也考虑过就画三座大山代表死老虎，把它位置在画面的下部，上部是两位烈士（忠魂）在“月宫”里接受吴刚嫦娥的宴舞，然后，通幅下着“倾盆”的大“雨”。

这样画过几张，感觉到有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首先，两位烈士的忠魂一出场，不管“天空”也好，“川官”也好，“天地竹”（这两个字可能不很适切）是被限制“死”了。吴刚敬酒，嫦娥起舞，都和烈士呼应着，这已是一个完整的“天地竹”。那么“倾盆雨”也只可表明外边在下“雨”，并不能和“旧”发生联系。其次，“死老虎”和“三座山”的形象处理，它们本身并不能够说明是“反动政权和一切反动派”或是“三大敌人”，必须借助文字说明，倘若加上文字标签，又类似漫画了。

在中国民族绘画的主要构成形式上，一幅画的下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认为这是祖国绘画优秀的传统形式之一，非重视不可的。郭老上面的一句话，基本上我被导引着把雄伟起伏的山岳，红旗招展，气象万千地来体现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来说明反动政权及一切反动派的彻底崩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六亿人民翻了身，做了国家的主人翁。主席的“山下旌旗在望”（《西江月·井冈山》）：“风展红旗如画”（《如梦令·元旦》）；“旄头漫卷西风”（《清平乐·六盘山》），都是革命胜利的预言和卓见，也是一幅最新最美的画面。因此，当时我对画面下部的处理，是比较放心的。

然而上部——两位烈士（忠魂）和吴刚、嫦娥——和下部还存在很大的困难。如上面所说到的，它们已自成一“天地”，和下部的关系，不是怎样具有极其自然的呼应。尽管大“雨”可以把两者在形式上接上头，但究竟是形式的而不足思想内容的有机的联系。当然，在这个关键上，毫无疑问要涉及我的业务水平问题，即：我如何处理并刻画两位忠魂和吴刚、嫦娥的思想面貌和精神状态的问题。有把握画得好，可能和下部的关系会不同些，这点，我深深相信。可是我搞来搞去都感觉不行，既不行，就得另找出路了。

所谓不行，不是别的。不是人物的形象刻画，而是人物的思想活动和相互关系。诚然，两位忠魂和吴刚嫦娥是应该有呼应而且应该有较紧凑的关系的。假使突出了这一关键（实在不能不突出它）而又企图它们（它们已经在相互活动着）联系到下部，无论如何，我认为都可能造成牵强，很不自然。

这段时间，我非常苦闷。大概已是七月中旬了，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的创作将要交白卷，怎么办？古人说的“情急智生”这句话，也许有它的道理吧，我还是从主席的原作“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的词意里找到了初步解决问题的办法。把“柳叶”代表“忠魂”，（两位烈士不出场）在我讲，是突破了最后的这一道关。这样，通幅便可能比较有机而和谐地统一起来。对原作来说，好似“以管窥豹”才开始找到了极其肤浅极其表面的一斑。

我记得这一夜，简直高兴得不得了。接着用一张乾隆纸正式来进行创作。我当时比较清醒地注意到了两点。即是柳叶代表了忠魂，吴刚和嫦娥都要有崇敬、沉痛的表情，而最后又归之于快乐。换句话说，吴刚、嫦娥的人物刻画，要达到一定深度，这是第一点。第二，主席原作的主题，根底还是为纪念两位烈士。如此，画面的整个气氛，就应避免繁文缛节，特别是作为画面主要形象的嫦娥，我多次说，切莫画成“月里嫦娥牌擦面牙粉”的商标，也应该不同于有关嫦娥的一般作品。因为，我这画面的嫦娥，是具有特定意义并赋有特殊性格的。造型艺术的绘画，应有它的特征。国画似乎还要不同一些。

我正式完成的一幅是最近参加“江苏中国画展览会”在北京展出的一幅，这是第一幅。这幅在去年七月、八月间还参加了南京的两次稿本观摩。第一次观摩，尚未画完大雨只是小雨，在后一次观摩会上，省文联领导同志对这幅指出了一点极其重要的缺点。认为按照主席原词的经营，基本上是比较完整地实现了。他说：（大意）主席这首词虽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典范的结合，而全词的归宿仍在革命的胜利的现实，即归结到“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可是画面上看来“天上”（浪漫）的气氛太浓，“地上”（现实）的分量不足。

这句话，使我憬然。原来我的思想深处，就是追求“天上”（虽然也照顾到地面），并且还形式主义地有意识地缩小下部（山岳、红旗），使它不致影响嫦娥（和吴刚）。经这一提出，我完全接受。在比较忙乱中，争取完成了另一幅［即第二幅，参加“社展”的。见《中国画》1989年第一期（总四期）］。把下部的山势扩展了，红旗加多了，因而整个的气氛，就不再是“天上”（浪漫）为主而是“地上”（现实）为主了。我深深体会到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指导，对于每一件创作的决定意义。

自拙作《蝶恋花》公开以来，承各方面热情的关怀和鼓励，提出了不少宝贵的重要的意见。首先让我在此深致谢忱。在许多宝贵的意见中，主要的接触到下面的四个问题。

第一，是“泪飞顿作倾盆雨”的“下雨”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既是“泪”顿作“雨”，那么就不应该通幅下着“雨”，最好把“雨”下在人物的“眼部”（即嫦娥的眼睛）以下，“红旗”以上；最好下部还有阳光，表示革命胜利后的“天气朗清”而不是阴霾密布似的倾盆“大雨”。有的同志认为主席原词是浪漫主义的手法，现实中的“泪”是不可能化作“雨”的。还是不画“泪”的好。“忠魂”吴刚、嫦娥，都应该流着“泪”，“落泪如麻”，不就有“雨”的感觉嘛。

其次是烈士（忠魂）出场不出场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主席原作既是为纪念忠魂而写，那么两位烈士是作品的主人，画面上不能不画他们。并且不画烈士，吴刚敬酒、嫦娥起舞，都会没有对象而形成落空，整个画面就显得单调贫乏了。还有的同志认为拙作以“杨柳轻扬”象征忠魂的“直上重霄”，虽于原词有据，然而一般读者并不会作如此想，若画上杨、柳二位烈士的形象，就一望而知了。

再次是吴刚、嫦娥出场不出场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画主席的诗词不要死抠字眼，也不要陷在已经指出了的圈子里面（如主席的《送瘟神二首》主题是指的血吸虫病而又不仅指血吸虫病），画家应该深入、反复地去研究它的主题思想。因此，《蝶恋花》上的吴刚和嫦娥两个“人物”就不一定要出场了。

最后是画面整个的意境和气氛，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主席原词精神的问题，无疑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主席此作虽是为纪念忠魂，但洋溢着革命的雄伟气派和乐观情绪，如郭老所说的“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在宣扬革命”。从这一重要的角度出发，拙作画面整个的意境和气氛，就显得很不够，没有把原作伟大的气魄体现出来。

此外还有些别的意见。如最好画上个大月亮，可以增加气氛；或者，不画“月宫”（一角也好），怎知道女是嫦娥男是吴刚？乃至吴刚应该不应该有胡子，等等。

上面这些意见，我都将进一步好好地研究、考虑，并且一定结合到创作实践去。我深深认识到：就以《蝶恋花》而论，也仅仅是作为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诗词学习的第一步。今年是伟大的开国十周年，我已经把为主席全部（或大部分）诗词作插图作为今年的光荣任务，争取在有关领导的指导之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之下，突破过去的水平，向国庆献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