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画记(1 / 1)

记得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重庆金刚坡下,一个雪花漫天的日子,我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名篇《沁园春·雪》,心情无限激动。那气魄的雄浑,格调的豪迈,意境的高超,想象力的丰富,强烈地感染着我。我喜欢画画山水,平时又喜欢欣赏诗词名画,可是,几十年来,不知画过多少次,却没有一幅满意的。

今年八月初,我从毛主席的故乡韶山作画归来,就接受了为首都人民大会堂创作巨画的任务,这幅画要求能体现出毛主席《沁园春·雪》中“江山如此多娇”的词意,画幅的面积高五米半,宽九米,这样的大挂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可说是空前的。而画的完成时间又很紧迫,要在国庆节前完成,这实在是一件十分光荣而又相当艰巨的任务。

当我第一次看到一张五十平方米的画纸,心中勾起了很多往事的回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书画用纸是一种叫“丈二匹”的,实际上它不过高约四市尺一二寸,宽十一市尺左右。这种纸,清代乾隆、嘉庆时代最盛,到了光绪,就越出越粗了。

过去的书画家能够使用这种纸的,就说明有相当经验的了。明朝沈石田,自谓在四十岁以后,才敢画“大幅”。可是沈石田的“大幅”,据我所过目的遗迹,就没有大过“丈二匹”的。我在抗日战争前弄到了三张,宝贝似的带到重庆,日寇投降后,又带到南京,总是舍不得画,也不敢轻易画,实在是没有必要画。我曾和朋友笑谈过:我倒像沈石田,一九五二年我是四十八岁才第一次画了一张。过去,这种大幅画纸很少有人问津,如今却供不应求,因为很多画家都在不断地创作大画。当然,问题的实质不在纸上。可是这么一张纸,却也侧面地反映了祖国民族绘画的升沉。

这样大的画幅,从哪里落墨呢?我和我的合作者关山月在酝酿构图时,虽然都认为应该着重描写“江山如此多娇”,然而只是在这首词本身的写景部分兜圈子,打算着重表现“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意境。陈毅副总理、郭沫若、吴晗等许多领导同志非常关心我们作画,提了许多宝贵意见,使我们受到很大启发。毛主席的这首词,虽然题的是“咏雪”,但它并不仅限于雪的描写,而是通过咏雪来描写祖国江山的辽阔广大,美姿多娇,即景生情,想到英雄人物为它献身,极其完美地表现了中国人民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迈气概。主席写这首词的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词里有“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可是,今天情况不同了,“太阳”已经出来了,“东方红”了,它的光芒已经普照着祖国的大地,画面上一定要画出一轮红日。我们祖国是这样辽阔广大,当江南沃土在和煦的阳光下,盛开着万紫千红的百花,而喜马拉雅山上还是白雪皑皑,因此,在一个画面上同时出现太阳和白雪,同时出现春夏秋冬的不同季节,同时出现东西南北的地域,并不会使人感到矛盾或不调和。我们优秀的绘画传统,不是有过把四季山水或四季花鸟集为一图的吗?

在绘制过程中,我们一直担心着画的效果,每一次下笔,都研究再三。我们力求在画面上,把关山月的细致、柔和的岭南风格,和我的奔放、深厚混为一体,而又各具特色,必须画得笔墨淋漓,气势磅礴,绝不能有一点纤弱无力的表现。

我们的整个创作过程都是一个新的尝试,表现技法上,固然需要不断摸索,就是所用的工具也得重新设计。例如,有些大笔和排笔的杆子,就有一米多长,像扫帚一样,调色用大号搪瓷面盆,一摆就五六个。在色彩调子上,如何取得统一调和,也要细加推敲。我们把近景的高山苍松,采取青绿山水的重色,长城、大河和平原则用淡绿,然后慢慢虚过去。远处则是云海茫茫,雪山蜿蜒。右上角的太阳,红霞耀目,光辉一片,冲破了灰暗的天空,使人感到“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开始,我们只着重地考虑到画面太大,不易处理,希望尽量小一些,可是没有考虑到画的实际效果与建筑物的结合。初稿画好以后,拿到现场,请负责同志审查,发现了一系列原来想象不到的问题。周总理和各位领导同志来一看,就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指示和精辟的意见:太阳画得太小了,特别是从八公尺宽的楼梯下面看上去,简直像个鸭蛋黄。画面太小了,天空灰调子太大,与雄伟的建筑物显得不相称……我们又曾经设想过:从画面左上角伸出一枝古松,以增加画的分量和掩盖大片灰色的天空,但这还是不能弥补缺陷。中央负责同志提出:应该把画面加高加宽,把太阳画大,不妨夸张一些,使人一眼看到就感觉“东方红,太阳升”的伟大气魄。我们回来便马上动手,把画面加大,把雪山加高,把太阳画得又大又圆,让朝霞的红光普照大地。

这次作画,从探索主题,经营位置……直到挥毫落墨,几乎无时无刻不受到党的关怀和鼓励。我们的一笔一墨,一点一画,都浸透了集体的智慧。中央负责同志的指导,给我们的鼓舞最大,我们挥起一米长的笔杆来,显得格外有劲。天地相接,山川相连,而终于一气呵成。使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九月二十七日毛主席为我们这幅画题了“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字。我深深认识到这是毛主席对民族传统绘画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是对全国国画工作者热情的鼓励,也是全国国画工作者的无上光荣。

毛主席常常教导我们说,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都是前人从未有过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正像工业、农业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一样,美术界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自四世纪初的顾恺之到二十世纪初的吴昌硕,不管他们画什么,不管从什么角度看,遥遥千六百年间,有谁能够和今天的我们——全国的画家相比呢?我们这次创作的大画,目前它在中国绘画史上虽说是空前的,可是不久便会成为“家常便饭”,人民公社的文化俱乐部或公共场所不是同样可以来上几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