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并非自传，也非回忆录。我在作品中，以各种方式讲述了我这一生中发生的事情。有时候，一段经历可用作一个主题，我便虚构一系列故事来阐明它。更多情况下，我将一些点头之交或是熟络的亲友作为人物原型写进书里。我的作品中掺杂着真实事件与虚构的故事，如今回过头来看，我竟时常分不清那究竟是真实发生过的还是虚构的。即便我记住了这些事实，也并无兴趣记录下来，因为我已经将它们派上了更好的用场，况且，那些事实似乎本身相当乏味。我的生活丰富多彩，时常充满乐趣，但着实算不上是冒险的一生。我记性极差，即便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不听人叙述两遍也难以记住，但还没等我将其转述给别人就又忘得一干二净了。哪怕是我自己讲过的笑话也根本记不住，因此我不得不继续编造新的。我想，若非是这种缺陷，那些伙伴与我相处起来会更融洽吧。

我从未写过日记。但是现在想来，如若我在作为剧作家崭露头角的那一年开始写日记该多好，因为在那之后我结识了很多大人物，他们个个楚楚不凡，那样记录下来的文字一定很有趣。在那个时期，贵族和地主在南非制造各种事端造成局面混乱，人们对其大失所望，但是贵族和地主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保留了原有的那份自信。我时常出入一些政客的宅邸，他们频繁地谈论着大英帝国的政事，就好比谈论自己的生意一样。当一场大选悬而未决时，政客们就开始议论纷纷，商讨着汤姆是否应该当选掌管内政部，或是迪克是否对爱尔兰满意，每每听到这些言辞，我总是感觉不对劲。我想现在的人们应该不会读汉弗莱·沃德夫人（Mrs. Humphry Ward）的小说了，那些文字枯燥无味，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她的几本小说的确将当时的统治阶级描写得淋漓尽致。当时的小说家对此相当关注，甚至那些不识得贵族的作家也认为应该多在描写贵族生活的写作上下功夫。若是人们看一看当时的戏单上有多少人物是有贵族头衔的，必定会大吃一惊。剧院的经理认为观众会对这些人的剧目乐此不疲，而演员也热衷于出演。但是，随着贵族政治的影响力逐渐没落，人们对他们的兴趣也大不如从前。人们开始乐于观看表现自己同阶级生活的剧目，这些人要么是富商，要么是管理国家政事的专业人士。后来，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开始流行：作家不要轻易在故事中塑造有头衔的人物形象，除非剧情极度需要。当时，要想让公众对下层阶级的生活产生兴趣仍不可能。人们认为涉及这一阶级的小说和戏剧是肮脏不堪的。然而，假如这一阶级完全掌握了政治权力，公众是否会像对贵族和中产阶级产生兴趣那样，对下层阶级产生兴趣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在此期间，我结识了一些人，他们的阶层、名望或是地位注定会使他们名垂青史。但我发现他们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才华横溢。英国人热衷政治，我经常受邀去政客宅邸拜访，在那里大家最爱讨论的话题便是政治。我在那结识了一些著名政要，在他们身上，我并没有看到非凡的才能。因此我做出了一个或许有点轻率的结论：统治一个国家并不需要过人的智慧。从那以后，我在不同的国家结识了很多身居要职的政客。他们平庸的思想一直令我困惑不解。我发现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所知不多，也极少具有敏锐的才智和丰富的想象力。我曾一度认为他们取得显赫的地位要归功于演讲的天赋，因为在民主社会中，若要得势，就要抓住公众的耳朵。而众所周知，演讲的天赋未必与思想力共生。但是，当我看到那些在我看来不太聪明的政客在处理公共事务上取得了不错的成功时，我又不得不承认我先前的观点错了：治国理政当然需要某种才能，而这种特别的才能即便没有普通的才能也能很好地存在。同样，我也结识了一些干事创业的人，他们腰缠万贯，企业兴隆，但是他们似乎对自己工作以外的事物一无所知。

他们的谈话也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睿智，鲜有值得深思之处。谈话内容轻松、快乐、亲切且流于表面，当然也不总是如此。谈话内容不涉及严肃话题，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这些会令他们感到不自在，似乎出于对“专业性”的恐惧，人们也不得不避免谈论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据我所知，他们的对话不过是一种高雅的揶揄打趣罢了，你也不会经常听到值得重复转述的妙语。有人认为，文化教养的唯一用途就是让人们更加出色地说废话。总的来说，我认为我所知道的最有趣、最会让人不断捧腹的人，当数埃德蒙·戈斯（Edmund Gosse）。他博览群书，尽管读得不是很精，其谈吐却尤其富有智慧。他记忆力惊人，妙趣横生，嘴尖舌快。他曾与斯温伯恩（Swinburne）非常熟络，每每谈论起这位诗人都令他入神，但他也会把雪莱（Shelley）当至交来评论，事实上他根本就不可能认识雪莱。多年来，他一直结交知名人士。我想他自命不凡，满心欢喜地观察着这些人的荒诞言行。我敢肯定，经他之口，那些人变得比实际上有趣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