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历史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抗战胜利前夕，八月十日，白崇禧聆悉延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所有解放区军队命令：限期解除当地日军武装。他立刻写信给蒋介石，分析当前形势，他指出形势有利于共军，而不利于国民党军，因为抗战后期，国民党军主力集中于西南、西北地区，而八路军则在敌后开辟了许多解放区。他们今日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兵，远较迅速便捷。为扭转此种不利形势，白崇禧建议：军事委员会应令各部队向沦陷区加紧进军，争先从日军手中收复所有敌占点线，俟接收工作完成后，再接受敌军投降。

蒋介石部分地采纳了白崇禧的建议，于八月十一日发布了三道命令：第一道命令给国民党部队：“加速进军”，“勿稍松懈”。第二道命令给沦陷区伪军：就地“维持治安”，“趁机赎罪”。第三道命令给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唯后者却受到朱德总司令的抵制。他复电称：十一日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民族利益，表示坚决拒绝。

白崇禧原向蒋介石提出“先接收后受降”的建议，但蒋氏并不真正理解白崇禧的深意，从而做出了一项错误的决定。九月三日，蒋介石即划分全国为十六个受降区，命令日军向指定的地区集中，向指定的受降官投降。此项受降工作，到十月上旬基本完成。

这样一项受降措施，给国民党带来了厄运。因为日军一接到受降命令，就分别向指定地区集中，而还在西南后方，空运、水运费时，往往在未到以前，日军即已撤退，以致全国的主要交通线，包括平汉、津浦两铁路，完全暴露于八路军攻击之前。

八路军乃充分利用这种时间和空间的真空状态，以游击部队广泛运动于沦陷区，争先控制日军前所占领的区域，从而取得了地理上的绝对优势。当抗战结束时，控制的解放区不过是五十七个县，而在一年以后竟扩展到三百一十个县，这都是蒋介石在受降问题上不考虑白崇禧建议所招致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