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彖》的解释是:蛊这个卦,刚在上,柔在下,谦逊而安宁,是谓蛊卦。蛊卦很不错,天下大治之象。“利涉大川”,是说要出门办事。“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是说周而复始,这正是天道的特性。
所谓“刚在上,柔在下”,应该是说外卦的艮卦(象征山,象征小弟弟)是刚性的,内卦的巽卦(象征风,象征大姐姐)是柔性的。巽有谦逊的意思,艮有静止的意思,联系起来就是谦逊而安宁。
《象》的解释是:山下有风,这就是蛊卦。君子教化人民,培养他们的品德。
所谓“山下有风”,也是在说象征山的艮卦在上,象征风的巽卦在下。联系起来看,风在山下吹,这比喻着贵族在教化人民。
孔孟倒是都作过类似的比喻,说贵族君子就像风,人民群众就像草,风往哪边吹,草往哪边倒。不过,要是较真的话,人家卦象又不是风在上,草在下,而是山在上,风在下。《象》的解释怎么看怎么都觉得牵强。
看到了吧,《易经》和《易传》的关系就像教材和教辅,问题是教材和教辅既不是一个班子编的,又隔了好几百年,我们想想,如果是明朝的教材配合“文革”的教辅,我们能怎么学呢?而且,《易传》这套教辅还很有可能另藏玄机,这一点我们后文再讲。
接着说说秦穆公和晋惠公的事。秦穆公得了一个好卦——不管真好还是假好,反正卜徒父说好就是好,这好比请人修电脑,维修人员检查了一遍,下结论说:“你这是TCP/IP协议没设置好,SCSI接口和IEEE1394的HIU搭在了一个HGYKJ的HABOR上,需要一个YDHGT来做一遍SFDER……明天来取,先交五百块钱。”——就最后两句话能听明白。
有最后两句话也就够了。秦穆公知道反正一定会打胜仗,会活捉晋国领导人,当下信心倍增,于是秦国大军迅速开拔。
如果卜徒父所谓的“三去”就是“三驱”的意思的话,那还真让这小子说对了,秦国侵略军甫入晋国,便接连打了三个胜仗,把晋军步步逼退,这就到了韩原——这个地名有点儿眼熟吧?不错,春秋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韩原之战”即将在这里爆发。
再说说晋国这边。面对秦国的大军压境,晋惠公有点儿着慌,问身边的大夫庆郑:“敌人已经深入国境了,我们可怎么办啊?”
——先别管庆郑怎么回答,先想想,如果是你,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都看了这么多求签算卦的内容了,这个问题还难回答吗?很简单呀,他晋惠公不会也算一卦嘛!如果卦上说打仗能赢,那就跟秦军决战;如果卦上说必败无疑,那就不要作无谓的抵抗了,更不要白白让群众送死,赶紧讲和才是上策。春秋时期和后来的大一统时期不同,讲和并不让人觉得那么难以接受——好像一提讲和就成了汉奸投降派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春秋时期的人们表现得更加理性,知道权衡利弊,打仗划算就打仗,讲和划算就讲和,割让领土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多看看那段历史就知道,领土经常被割来割去的,就像家常便饭一样。
所以,晋惠公要想妥善解决眼下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像秦穆公一样,也算一卦。
晋惠公这一卦会算出什么来,我们很容易猜到——秦穆公得到的卦象既然是“秋风扫落叶”,那晋惠公算出来的卦必然会是“落叶被秋风所扫”。是呀,如果晋惠公也算了一个“大吉大利,此战必胜”,《周易》不就自相矛盾了吗?
这个道理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意义的启发:如果推广《周易》,让这一伟大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不就可以避免很多战争了吗?
不要觉得这个问题很荒谬哦,对类似的问题,国外的经济学家还真有过认真研究呢,这可是一个专门的课题。
这问题的大前提是:人是理性的经济人。中国有句老话叫“无利不早起”,很形象地说明了什么叫“理性的经济人”。所以呢,人对打仗是要作理性判断的,觉得有好处才打,得不偿失的仗打它做什么!比如说,我和三五个朋友准备好了擀面杖和菜刀,准备跨海攻打日本,计划三个月拿下日本全境。当然,这件事情后来没有发生,原因有两个:一是第一个行军步骤是乘坐公共汽车赶到机场,可是,在车站我们为了公交车票钱的分摊问题起了争执,吵得面红耳赤、擀面杖拔菜刀张,最后不欢而散;二是后来酒劲儿一过,大家就想清楚了,这一仗毫无胜算,还是不打为妙。
我们再来看看专家意见,人家是拿数据说话的。布利托统计了某一个时间段的世界战争,发现在全部58场战争中,战争的发起方打赢了42场,算一下比例,是72%。这个数字说明了战争是理件,是预计有好处可捞这才开打的。
但让布利托很困惑的是:发动战争的人是理性的人,可被迫还手的一方也不是失心疯啊,他如果预计到打不过人家,那就尽量避免战争呗。
怎么避免呢?比如张三要和李四开打,张三很强,李四很弱。张三预计打赢了能得到的好处是100,李四预计打输了要损失150,所以,李四如果是理性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出100的好处来给张三。这样的话,张三得到了预期的收益,李四虽然受了损失,可这个损失比起真正打起来的损失要少50,这也算两害相权取其轻了。如果世上的事情都是这么简单的话,如果人类都是这么理性的话,看来战争确实打不起来。
我们把话再绕回来,这个道理如果仅仅放在秦穆公和晋惠公的这场战争当中,倒是很能够应用得上的。秦穆公已经通过算卦知道自己这一战必定会如“秋风扫落叶”,晋惠公如果也算一卦的话,得到的结果必然是“落叶被秋风所扫”,还会知道自己必然要做俘虏,这不是又伤国力又丢人嘛!于是,理性的晋惠公在一番权衡之下只可能作出讲和的决定。这笔账很容易算:
应战=损兵折将+自己被俘虏+至少会丢掉河西五城+损失一批粮食
讲和=送给秦国河西五城+送给秦国一批粮食
晋惠公肯定也知道,老朋友秦穆公是个大好人,不是穷凶极恶、贪得无厌的家伙。况且,河西五城本来就是答应送给秦国的,是自己一直赖着不给,给秦国粮食也是理所当然的,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儿良知的人都会这么做。所以账算下来,讲和比打仗节省的是“损兵折将+自己被俘虏”——前者会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情绪,后者实在丢人现眼,堂堂一个大国君主被人抓了俘虏,以后还怎么见人啊!
结论是清楚的,除非晋惠公脑子发昏,或者也像我和那几个拿擀面杖加菜刀的兄弟一样喝高了,否则的话,一定会和秦穆公讲和。
但是,事实总是让人大跌眼镜,晋惠公居然应战了!
你一定会问:“晋惠公的卦到底是怎么说的呀,难道他的卦上也说这仗能打赢吗?”
这个问题没答案,因为从《左传》的记载上看,晋惠公根本就没算这一卦。
这是不是很奇怪呢?打仗这么重要的事,哪有可能不算卦呢,难道晋惠公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成?
这倒不是,晋惠公在这种紧要关头也得问问老天爷。咱们切换回刚才的韩原镜头,接着往下看:
晋惠公有点儿着慌,问身边的大夫庆郑:“敌人已经深入国境了,我们可怎么办啊?”
庆郑很不给老板面子,回答说:“事都是你惹起来的,你说怎么办吧!”
也难怪庆郑有不满情绪,任何一位有基本良知的人都知道是晋惠公不占理。晋惠公也不想想,马上就打仗了,可连国内的自己人都理不直、气不壮,这仗可怎么打啊!
可晋惠公别看不占理,架子还不小,听不得批评意见,当下呵斥庆郑说:“你你你,太放肆了!”——在道理上没法反驳人家,只好在人家的态度上挑理。
晋惠公已经决定应战了,而且还要御驾亲征,于是,马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赶紧确定车右的人选。
什么叫“车右”呢?
春秋时期的战争以兵车作战为主,一辆战车上定员是三个人,司机在中间,左边是弓箭手,叫做“车左”,负责远射,右边是长矛手,叫做“车右”,负责近战。对了,说“长矛手”只是个形象的说法,反正你知道车右使的是长兵器就好了。
现在考你一个问题:晋惠公既然要选一个车右,这就说明他自己肯定不是车右,那么,晋惠公应该在车上的哪一个位置呢?
开会的时候都是领导坐中间,所以,晋惠公一定是在战车的中间。可问题是,中间是司机的座位,难道国君要亲自开车不成?一些小领导都有专职司机,何况一国之君呢!
让晋惠公当车左吗?绝对不行,领导可不能靠边站,说什么也得霸着中间的位置。所以,最后折中的方案是:车左下去,司机换到左边,领导居中,右边再上一个车右。凡是国君上车,基本就是这个模式。现在的情况只是稍有不同:司机还是在左边,领导秘书代替了车右,坐在司机的右边,也就是副驾驶的位子,领导坐在后座的右侧。
在国君的车上,左边的那位司机是要双手驾车的,也就是说,司机是没有战斗力的,于是,保护国君的重担就完全落在了车右的肩上。车右既然如此重要,所以得请老天爷来给安排人选——占卜或者算卦。
晋国是中原大国,文化底蕴深厚,所以不像秦国那样排排卦就完了,那太业余了,晋国是通过甲骨占卜的方式来决定车右人选的,要知道,乌龟才是人和天之间的最佳灵媒。
终于,占卜的结果出来了,老天爷给晋惠公安排的车右是:庆郑。
晋惠公鼻子都气歪了,心想:“老天爷可真不长眼啊,要是真让庆郑当我的车右,车开不出二里地我就得被这小子的风凉话给噎死,这仗就别打了!”
那,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