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一直处于崇高的地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说明人会死去,而文学是不朽的,是永远不会衰亡的。就是到了明清章回小说的时代,文学也被众多的普通读者所喜欢,从来没有人预言文学将消亡,将终结,所以中国从来就不存在“为诗辩护”的问题。

西方则不然。从柏拉图到现在先后有五次“为诗辩护”。就是说,他们一再预言文学将终结。

西方文论史上从古到今始终存在一个“为诗辩护”的论题。为什么像“诗”这样如此美好的东西,如此令人感动的东西,如此有魅力的东西,西方人非但不能像中国古人那样去珍爱它,反而认为它似乎是有罪的,还要替它辩护呢?问题究竟在哪里呢?总的说,在西方的古希腊理性传统和后来的科学传统中,文学往往被认为不具有价值,或不具有真理性,“诗”遭到责难,所以热爱文学的人们要一再起来为诗辩护。

一、西方文论史上第一次“为诗辩护”

第一次“为诗辩护”发生在世界古代文明开篇的所谓的“轴心”时期。当孔子(公元前552—前479年)在东方的泰山脚下那样热情地赞美西周时代古老诗篇,并精心地整理和挑选诗篇,终于整理出“诗三百”的时候,当孔子教导他的学生“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时候,当孔子语重心长地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时候,在西方,比孔子稍晚一些,在地中海边的希腊,西方的圣人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在他所设计的“理想国”里则控诉诗人的罪状,并准备把诗人从“理想国”里驱逐出去。柏拉图借苏格拉底的话,说诗人有罪,因为诗人把“模仿性的诗”带进“理想国”来。其理由是,诗歌违反真理。他举出了三种床为例:“第一种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无妨说是神制造的,因为没有旁人能制造它;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柏拉图认为唯有第一种床,即床之所以为床的“理式”才是真实体,才具有真理性,而画家笔下的床是模仿的模仿,“和真理隔着三层”。“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们有两点类似画家:第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价值;第二点是他逢迎人性的低劣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所以他决定“除掉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1]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西方文论最初的价值根据,是柏拉图所说的“理式”,是“神”,而不是素朴的人、人的情感与自然的契合。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不同意他的老师柏拉图对诗人的态度,起来为诗人辩护,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为诗辩护”。亚里士多德为诗辩护的理由是大家都知道的,认为诗人模仿现实,“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他认为诗歌能够“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诗人拥有真理。[2]但是,亚里士多德也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所模仿的现实还有“最后之因”或“最先的动因”。所以亚里士多德虽然为诗做了辩护,可诗的价值根据并未完全站立在确定的大地上面。“希腊人是靠‘理性’来追溯价值之源的,而人的理性并不能充分地完成这个任务。希伯来的宗教信仰恰好填补了此一空缺。西方文化之接受基督教,决不全出于历史的偶然。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正为西方人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存有的根据。”[3]西方文学和文论在中世纪沦为神权的“婢女”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西方文论史上第二次“为诗辩护”

第二次“为诗辩护”发生在文艺复兴之后。这是在神权的面前为诗辩护。“文艺复兴”这个译词很容易引起人的误解,以为是文艺得到了解放。实际上“文艺复兴”在西文中正确的解释是“古典学术的再生”。文艺复兴在精神方面的表现,主要是恢复古希腊时期开始的“自然科学”。[4]当时,中世纪残留下来的教会的力量还很大,神学仍然压制着文学艺术。针对着教会对文艺的摧残,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学者起来“为诗辩护”。在意大利,但丁(1265—1321年)最早起来为诗辩护。我们要知道,但丁生活的年代,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元代中期,当时的中国文学已经跨越了汉赋、六朝诗歌、骈体文、唐诗、宋词、唐宋古文、唐宋传奇、元曲等辉煌的金色时期,产生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商隐、杜牧、苏轼、李清照、柳永、陆游等一大批伟大不朽的诗人和作家,而古老的诗篇早于汉代就被尊称为《诗经》,但生活在西方的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最初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的但丁,在文艺复兴运动的鼓励下,才开始羞答答地为诗辩护。但丁提出文学的“寓言”说,“从宗教的观点为诗辩护”。其后,还有薄伽丘、帕屈拉克等在重复了但丁的“寓言”说的同时,提出文学的虚构不是说谎,“真理埋藏在虚构这幅帐面纱后面”“诗和神学可以说是一回事”“神学实在就是诗,关于上帝的诗。”[5]还是怕神权,不得不如此为诗辩护。比但丁稍晚200年左右的英国文学家菲利普·锡德尼(1554—1586年)针对当时仍然有人认为诗人、演员和剧作家欺骗公众、败坏道德,才写出了第一篇以《为诗辩护》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说:自然的“世界是铜的,而只有诗人才给予我们金的”[6],这才给出了一个像样的理由。

三、西方文论史上第三次“为诗辩护”

第三次为诗辩护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这是在科学的面前为诗辩护。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工厂遍地林立,烟囱冒着黑烟,童工超时打工,城市挤压乡村,田园逐渐丧失。科学技术成为统治世界的力量。科学主义甚嚣尘上。似乎只有科学才发现真理,文学艺术与真理根本不相匹配。科学不但发现真理,而且有用,有用的才是可以存在的,文学艺术受到科学的挤压而再次经历危机。很少人重视现代的工业给环境带来污染,并使人性变得残缺。这个时候产生了英国浪漫派,出现了湖畔诗人华兹华斯(1770—1850年)和柯勒律治(1772—1834年)等,他们出来为诗辩护。他们对工业革命非但不感兴趣,而且呼唤回归自然。“大自然啊!大自然!”这是华兹华斯的口号。他的著作《〈抒情歌谣集〉序言》以丰富而独特的思想反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许多的原因,从前是没有的,现在则联合在一起,把人们的分辨能力弄得迟钝起来,使人的头脑不能运用自如,蜕化到野蛮人的麻木状态。这些原因中间影响最大的,就是日常发生的国家事件,以及城市里人口的增加。”[7]所谓“国家事件”,所谓“人口的增加”,就是当时现代工业的崛起,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种种灾难。他呼唤失去的田园生活,他说:“我通常都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题材,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心中主要的热情找着了更好的土壤,能够达到成熟境地,少受一些拘束,……因为田园生活的各种习俗是从这些基本情感萌芽的,并且由于田园工作的必要性,这些习俗更容易为人了解,更能持久;最后,因为在这些生活里,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而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8]华兹华斯为了反驳那些只有科学才发现真理,诗歌不能发现真理的说法,他强调:“我记得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诗是一切文章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的确是这样。诗的目的是在真理,不是个别的和局部的真理,而是普遍的和有效的真理;这种真理不是以外在的证据作依靠,而是凭借热情深入人心;这种真理就是它自身的证据,给予它所呈诉的法庭以承认和信赖,而又从这个法庭得到承认和信赖。”[9]华兹华斯进一步把自然科学与文学艺术作对比,说:“科学家追求真理,仿佛是一个遥远的不知名的慈善家;他在孤独寂寞中珍惜真理,爱护真理。诗人唱的歌全人类都跟他合唱,他在真理面前感觉高兴,仿佛真理是我们看得见的朋友,是我们时刻不离的伴侣。诗是一切知识的菁华,它是整个科学面部上的强烈的表情。”[10]华兹华斯对于现代工业的批判,对于古老田园生活的神往,对于回归自然的呼喊,这都能给我们以启发,令我们感动,甚至到今天仍然有它的意义。但是他为什么要站到“科学家”的立场上为诗辩护呢?他辩护的逻辑是,诗歌不是不能发现真理,它的真理比之于科学所发现的真理更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全人类都跟着合唱。就是说,华兹华斯为诗辩护诚然让人佩服,但他对文学价值的理解,仍然脱离不开“科学”和“真理”。文学艺术为什么一定要和科学去比真理性呢?

比华兹华斯晚一点出生却早去世的雪莱(1792—1822年)在题为《为诗辩护》一文中,也许比华兹华斯说得更好。雪莱认为科学与诗是不同的。科学重在“推理”,而诗则重在“想象”。“诗可以解作‘想象的表现’。”[11]而且他提出了文学艺术的“美与真”的问题,不但把语言艺术的创造与人的天性联系起来,而且考虑到语言的本性,他说:

狭义的诗却表示语言的、尤其是具有韵律的语言的特殊配合,这些配合是无上威力所创造,这威力的宝座却深藏在不可见的人类天性之中。而这种力量是从语言的特性本身产生的,因为语言更能直接表现我们内心生活的活动和**,比颜色、形象、动作更能作多样而细致的配合,更宜于塑造形象,更能服从创造的威力的支配。[12]

雪莱同样也说诗人是“法律的制定者”,是“文明社会的创立者”,是“人生百艺的发明者”,但同时他不是一味说大话,而是从语言的特性出发,具体地论述了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对于阐发人的内心生活和人的情感的独特长处。这样的辩护比什么都有力量。后来,欧洲文学从18世纪的启蒙主义文学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大批伟大的诗人作家,他们的作品,无论是思想与艺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有力地证实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辩”。

四、西方文论史上第四次“为诗辩护”

随着19世纪德国哲学的繁荣,德国古典哲学成为人类的精神发展的表征。康德、费希特、席勒、谢林、黑格尔等都热爱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黑格尔与华兹华斯同生于1770年, 1831年死于当时德国流行的霍乱。大家知道,黑格尔前后讲过五遍美学课, 1817年、1819年在海德堡大学讲过两次, 1820—1821年、1823年、1826年在柏林大学讲了三次,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学讲演录》(朱光潜先生译名为《美学》)就是他的学生霍托根据1823年、1826年的听课人的课堂笔记对照黑格尔历次讲课的提纲整理而成的。但随着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的完成,“艺术终结论”也提出来了。

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最早版本是1815年,后来不断有修改。大体而言,黑格尔讲美学的时间比华兹华斯发表《序言》的时间稍晚一些。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和灵魂就是“绝对精神”。他认为世界的本原不是物质而是精神,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但他的“绝对精神”又不是属于人的主观的精神,而是独立于个人之外的,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并将永恒地存在下去的“客观的思想”。他把这个派生出整个世界的“客观的思想”又称为“绝对理念”。这个“绝对理念”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僵死地存在着,它包含一种永无止境的矛盾运动。那么,文学艺术是什么呢?它们如何运动呢?在黑格尔看来,“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理念在显现为各种艺术的时候,是按照象征型艺术开始—跨进了古典型的造型艺术—最后终止于浪漫型艺术。从诗的运动角度说,则从史诗—抒情诗—戏剧体诗的过程发展的,在戏剧体诗经过悲剧和喜剧之后,终于走完理念在艺术领域的全部行程,或者说得到了完全的实现,这样,理念就要越出艺术的感性形式向更高的阶段——宗教、哲学——发展。所以黑格尔说:“到了喜剧的发展成熟阶段,我们现在也就达到了美学这门科学研究的终点。”[13]又说:“到了这个顶峰,喜剧就马上导致一般艺术的解体。”[14]这时候,绝对精神将走向更高阶段的宗教和哲学。需要说明的是,黑格尔的思想是矛盾的,按照他的“绝对理念”的逻辑,艺术终结论是必然的。但按照他的历史发展的观点,艺术是无止境的。黑格尔有一个“扬弃”的观点,对于艺术来说“扬弃”就是既保留又抛弃。总有一些东西被保留,但不利于“理念”运动的东西不被保留,最终是要被抛弃的。

在当时,稍小黑格尔几岁的谢林,他是一位明确地用“先验唯心论”这个名称的哲学家。谢林的观点是,艺术是至高无上的,艺术紧紧把握住理念与现实的统一。哲学似乎是可以企及的最高事物,但仅能让少数人达到这一点,艺术则是按照人的本来面貌引导全部人达到这一目标。所以他的观点与黑格尔是不同的。100多年来,人们对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谈论的很多,但真正赞成他的人很少。根本原因在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不过是披着外衣的神性而已,因此他的哲学逻辑或者说神性如何能干预人类的现实文学艺术的终止呢?

五、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为诗辩护”

当前,我们又一次不得不为诗辩护,这是第五次“为诗辩护”,这是在电子技术面前为诗辩护,在高科技图像面前为诗辩护。这一次,是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挑起的。他认为文学和情书将随着电子图像的流行而走向终结。中国当代一些年轻的或不太年轻的学者也跟着喊。这次“为诗辩护”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回响。笔者也在此次争论中[15]。

“文学终结”近几年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从《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发表了美国知名学者希利斯·米勒的文章《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以后,这种讨论在中国就开始了。米勒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

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为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男人、女人和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而后者用一大堆既不是现在也不是非现在、既不是具体化的也不是抽象化的、既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不死不活的东西冲击着眼膜和耳鼓。这些幽灵一样的东西拥有巨大的力量,可以侵扰那些手持遥控器开启这些设备的人们的心理、感受和想象,并且还可以把他们的心理和情感打造成它们所喜欢的样子。因为许多这样的幽灵都是极端的暴力形象,它们出现在今天的电影和电视的屏幕上,就如同旧日里潜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恐惧现在被公开展示出来了,不管这样做是好是坏,我们可以跟它们面对面、看到、听到它们,而不仅是在书页上读到……我想,这正是德里达所谓的新的电信时代正在导致精神分析的终结。[16]

米勒相信:这是电信时代的电子传播媒介的“幽灵”“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并认为“正是这些变异将会造成全新的网络人类,他们远离甚至拒绝文学、精神分析、哲学的情书”,从而导致文学的终结。文学终结了,“那么,文学研究又会怎样呢?文学研究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政治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

中国的年轻或不太年轻的学者对于米勒的关于文学的终结论深信不疑,以至于产生一种恐慌,有人相信文学在电子图像时代必然终结,而文学研究的合法性也受到根本的威胁,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有的学者就提出,文艺学的边界如果不越界不扩容,文艺学岂不要自取灭亡吗?趁现在的“文学性”还在那里“蔓延”,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中蔓延,在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中蔓延,赶快抓住这些“文学性”的电信的海啸中的稻草,苟延残喘,实现所谓的“文化转向”,去研究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吧!文学已经在电信王国的海啸中濒临灭亡了。

米勒先生笃信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他的文学和文学研究终结论,并不是他自己的独创,也是从德里达那里贩买来的。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一书中说:在这个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17]。

我读了米勒先生的文章,他的文章给我的感觉是:也许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但过分夸大电子图像的影响,文学的终结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2001年8月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召开了题为“全球化语境中文化、文学与人”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议。米勒也应邀来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我做了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的发言。米勒就坐在我的面前静静地听了我的发言,他在答辩中并没有跟我辩论,且认为我的看法也许是有道理的。荷兰学者佛克马则完全赞同我的意见,认为“文学终结论”是一个奇怪的问题。米勒在这次会上做了《全球区域化的文学研究》的发言,他的主要论点是文学研究既包含全球性因素,也包含地域性因素。他认为来自一个地域文化的文学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处于另一个地域文化的人们所接受呢?这里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他不是在否定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存在,而是在探讨处于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文学如何实现相互理解的问题。他似乎把他发表在中国那篇文章的主要论点忘记了。顺便说一句, 2004年米勒又一次来中国,他在接受《文艺报》编审周玉宁的采访时说:文学是安全的。意思是文学不会终结。米勒改口了,可是他的“文学终结论”的中国支持者却拒绝改口。

我在那次国际会议上的文章发表后,被好几个刊物一再转载。在那篇文章里,一方面我承认电信媒体的迅猛发展必然会引起文学的变化。另一方面我说明人类情感只要还存在,作为人类情感表现形式的文学,就将继续存在。我说:“的确,旧的印刷技术和新的媒体都不完全是工具而已,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影响人类生活面貌的力量,旧的印刷术促进了文学哲学的发展,而新的媒体的发展则可能改变文学、哲学的存在方式。”[18]再一方面我认为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我提出“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的理由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是存在于媒体的变化,还是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如果我们把文学界定为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的话,那么我认为,文学现在存在和将来存在的理由在后者,而不在前者。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没有固定不变的文学。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的情感生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19]并认为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很难说服人。后来的发展是,我的文章遭到一些为米勒的“文学终结论”所倾倒的学者的嘲讽,说我提出的观点根本不在米勒的层次上,言外之意是我的层次低,米勒的层次高。反正你同意米勒的看法层次就高,你不同意米勒的看法层次就低。

现在让我们来检讨一下米勒先生提出的几个关于文学要终结的论点是否站得住脚。米勒先生发表在《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上面的文章并不好读,其中一些逻辑令人费解。但是大体地意思是可以读懂的。米勒先生自己也是研究文学并热爱文学的,因此当他读到德里达的作品《明信片》那段话后,他也觉得“骇人听闻”,也“激起了强烈的恐惧、焦虑、反感、疑惑”,但立刻就认为是德里达所言“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即认为传播媒介的表面的、机械的、偶然的变化,就导致了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情书的终结。那么,理由在哪里呢?他回答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他所谓的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以数码文化为代表的新的电信文化取代了印刷文化。他认为新的电信王国包括“照相机、电报、打印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放映机、无线电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电视机,还有现在的激光唱盘、VCD(影音光碟)、DVD(数字多功能光盘)、移动电话、电脑、通信卫星和国际互联网”,这些新的电信力量造成了“新的电信时代的三个后果”。这三个“后果”就是造成文学终结的原因。

第一点,米勒所说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全球化”,即所谓“民族独立国家自治权力的衰落或者说减弱”。当然,如果说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新的电子媒介的发展,造成了经济的、文化的、信息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边界逐渐被拆除,世界多少成为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某些审美的时尚在许多地区迅速流行起来,这或多或少是一个事实。但说“民族独立国家自治权力的衰落或者减弱”则不完全是事实。别的不说,美国的民族与国家的自治权利衰落了吗?减弱了吗?不但没有,而且更强了。布什在白宫里面激动、拍桌子、挥拳头,会对文学造成什么影响吗?全球化要说有什么影响,就是现在某些人所主张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他们看来“日常生活审美化”,抹平了文学与模特走步的“边界”,抹平了文学与街心花园的边界,抹平了文学与咖啡馆的边界。但是在我看来,且不说“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少数人的事情,就是有一天“日常生活审美化”真的普及了,文学的基本边界还是存在着。对“全球化”作简单的理解是无益的。“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于文学也是如此,一方面,它可能用某些文化垃圾充斥世界的市场,吸引观众,挤压文学的生存与发展;但另一方面,它又有利于各民族各国家文学的交流、沟通与理解。所以“全球化”不能成为“文学终结论”的一个理由。

第二点,米勒所说的第二个“后果”,就是“电子社区”的出现。“电子社区”就是各国各地区的互联网的形成。米勒没有说“电子社区”的出现和发展如何会让文学走向终结。但是他的中国“敬佩”者替他做出了解释。“敬佩”者说“文学即距离”,因为“文学更本质上关切距离,因为简单而毋庸置疑的是,距离创造美”[20]。现在的“电子社区”则使“距离”消失,甚至是什么“趋零距离”。这样一来,作为有“距离”才有的“文学”的消亡也就是必然的了。这位中国崇拜者在这里起码犯了三重错误。第一,大家知道,“距离”说是英国学者布洛的理论, 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一书将它介绍进中国,朱先生认为美的确与“距离”有关,但从未笼统肯定“距离创造美”。朱光潜先生认为“‘距离’含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方面”。对于美来说,“距离”既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合理的距离是“若即若离”。第二,“敬佩”者认为文学的模仿、比喻、修辞、想象都是“距离”的“另一种说法”,这种看法有何学理的根据?难道能够把布洛的“心理距离”等同于这些概念吗?第三,任何事物之间的“趋零距离”和“零距离”是否有可能?我们当然清楚由于通信技术的发达,相距甚远的人也可以在片刻之间取得联系,与过去的单纯的书信来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不可同日而语,但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趋零距离”或“零距离”吗?一个电话从美国的华盛顿打到北京,要经过铃响,接电话人走到电话机旁,也需要时间,这是“零距离”吗?更重要的是现今人们通过“网络社区”(另外还有“现场直播”“可视电话”之类)使时空距离大大缩短,可以使信息(包括审美信息)迅速流通。但这与布洛所阐明的审美活动需要与功利拉开一段适当的“心理距离”是一回事吗?此“距离”非彼“距离”。我们只要了解布洛所举的著名的“雾海航行”的例子就可以知道了。对于艺术创作与欣赏中的适当的心理距离,无论是对印刷的小说、散文、诗歌,还是对电视、网络上流行的审美文化的创作与欣赏,都是重要的,为什么单单说“距离”的消失就威胁到文学的生存与发展呢?所以“电子社区”的出现,并不是文学终结的理由。

第三点,米勒说的第三个“后果”就是新的电信力量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感知事物的方式。用他的话来说,电子媒介将“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正是这些变异,将会造就全新的网络人类,他们远离甚至拒绝文学、精神分析、哲学和情书)”。这里提出的问题才是电子媒介在时空距离拉近后对人的感知的某些影响。我们承认,电视上、网络上的现场直播,可视电话的两端相隔万里而可以顷刻沟通,电子游戏让部分孩子所迷恋等,对于部分人类感知方式的部分改变,当然影响是很大的,这是一个事实。电视播出的新闻,特别是现场新闻,由于时空距离小,确有现场之感,给人的感受冲击更感性、更直接、更巨大。报纸的新闻则经过时间上对人的心理的缓冲,所以同样的新闻感觉起来就有差别。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我们无须回避,也不能回避。但是对此影响的估计,则应该实事求是,要从实际的情况出发。应该承认的是,人类的感觉器官不单是对电子媒介敞开,更多的时间还是对周围的真实世界敞开,你在家里吃饭睡觉,你读报,你下地耕田,你到工厂做工,你欣赏春天的桃花和秋天的红叶,你出外旅游欣赏文化景观和自然景观,你不可能整体都在虚拟的电子图像世界里。你的感觉方式可能因为有了电子媒介而延伸,但基本的感觉方式并没有多大变化。因此,文学对大家来说并非陌生之物,大家仍旧读小说、散文、诗歌,只是因为时间关系,读得少一些而已。所谓因人的感觉的变异,人类将拒绝文学的说法,文学走向终结,最多只是一种假设和推论,没有充分的现实依据,不太切合现在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的实际。

可见,米勒和他的中国支持者的几点关于文学终结的立论,差不多都是似是而非的,经不起分析的,根本问题缺乏现实感,缺乏事实的支持。

六、“文学边沿化”不等于“文学终结”

米勒和他的支持者的意见长篇大论,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但他们的观念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认为现在的社会已经处于电子高科技时代,在文化领域图像的霸权已经势不可挡,视觉图像统治一切、覆盖一切、吸引一切,哪里还会有文学这种非图像文字的立足之地呢?文学该到消亡的时候了。(顺便说一句,这些人是由文学的乳汁喂养长大成人的,为何现在那么急切地希望文学消亡?这岂非怪事?)

更有的论者把目前文学的边沿化与“文学终结论”混为一谈。认为边沿化就是文学的终结或者是文学终结的预兆。其实,关于文学边沿化问题,多年前我就反复说过,文学的确已经边沿化,并认为这种“边沿化”与中国20世纪的50年代至80年代相比,恰好是一种常态,那种把文学看成“时代的风雨表”,把文学放到社会中心的时代是一种“异态”。把文学政治化,把文学放在社会的中心,究竟给文学带来什么呢?经历过“**”的人们,应该都还记得,那时候,几部“革命样板戏”统治一切,结果把其他的文学都说成“封资修黑货”, 8亿人只能看8个样板戏,这就是文学“中心化”的结果。1975年毛泽东对邓小平说现在大家“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21]。文学“中心化”的结果是没有文学,这难道是正常的吗?这难道不是文学“中心化”的悲剧吗?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创作动不动就引起“轰动效应”的盛况,也是一种“异态”。那是因为由于思想解放运动,人们的思想感情空前活跃,文学更多作为一种思想解放的产物而存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阴影并没有散去,这还是反常的,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果然,到了80年代中后期,文学就失去了“轰动效应”,也即逐渐“边沿化”,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常态,当时我就说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为什么要把作为文学常态的文学“边沿化”理解为文学的终结呢?其实文学“边沿化”是文学发展的常态。一个社会常态应该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只有经济目标和经济的实践真正成为中心的时候,才能满足人的吃喝住穿这第一位的物质需要,这个社会的运转才处于常态。当然,我并不是认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以经济文明为中心,同时也要配合文化的、政治的文明的发展才是可行的。不难看出,文学的边沿化与文学的终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为什么要把它们混淆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