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首先讲“导言”,叫“延伸与超越”。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近10年来一直致力于提倡“文化诗学”这种方法论。我在1994年出版的《文体与文体的创造》这本书里,就把文体和历史文化的互动关系揭示得很清楚,就是说把它们联系起来做考虑。1998年我在厦门开会期间给《东南学术》杂志提供了一篇论文,叫《文化诗学是可能的》。紧接着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的六位教授共同给当时的硕士研究生开设了“文化诗学专题”课程,其中有我,有程正民老师、李壮鹰老师、王一川老师、罗钢老师和李春青老师,每个人讲两三讲,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应该走“文化诗学”这条路。随后2001年11月7日我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做了“走向文化诗学”的讲演。我的讲演非常不幸的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英文系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的一次讲演重名了。他是1986年9月在澳大利亚西部大学做的演讲,而我是在北京中央电视台,就是现在于丹讲课的那个电视台讲这个题目。我本以为他的理论叫作“新历史主义”,我不知道他后来把他的理论改名为“文化诗学”。所以有人觉得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文化诗学”是不是搬用了格林布拉特的一些观点,实际上真的不是。我在以后讲课的适当地方,都会讲清楚北京师范大学“文化诗学”的研究思想和美国学者提倡的“文化诗学”的思想和方法有哪些联系,又有哪些根本的区别。

随后我们又承担了北京市的教改项目“文艺学教学与研究的双向拓展”。什么是“双向拓展”呢?就是说文艺学过去的研究太狭窄了,我们要向双方面拓展:一方面是宏观的历史文化的视野;另一方面是微观的文本、语言的视野,把文学作为一个包含这几个基本维度的整体来加以把握。这个项目过了不久就完成了,并且获得了北京市的教学成果奖。2001年到2002年,我们出版了10卷本的“文化与诗学丛书”,这10本书的内容涉及古今中外,研究对象是不一样的,但在方法上互相靠拢,都用“文化诗学”这样一种基本方法。“文化诗学”的方法论在我们博士论文的写作实践中也获得了成功,产生了一些优秀的博士论文。例如,郭宝亮教授的《王蒙小说问题研究》,用文体学的方法研究王蒙。还有一些博士研究汪曾祺、铁凝,也有研究古典的、理论的,只要这个方法用得好的,都取得了成功。

“文化诗学”的要点是什么。总体来说,“文化诗学”是新时期文艺学30年以来的延伸与超越。它受到文化研究的启发,也与美国格兰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后又叫“文化诗学”)有关联。但它的确是从中国的文学理论的实际出发,具有中国的内容和形式。它包含以下六个要点。

第一点,“文化诗学”是在对新时期文艺学30年反思的基础上,实现的一次延伸与超越。

第二点,实现了文学观念的更新。过去对文学观念有多种多样的理解,但它们都是单维的,而“文化诗学”把文学看成有三个基本维度,它们是语言、审美和历史文化,认为文学是这三个维度的互动、互构的产物。

第三点,实现了文学研究对象的位移。文学研究的对象在“文化诗学”的视野下,主要是在语言、审美和文化的结合、穿越、往来中。

第四点,认为文学的基本价值在历史、人文与审美的张力上面。对于文学价值的判断是植根于现实,又回应现实的。

第五点,在“文化诗学”的视野中,文学批评的途径是一个中心,双向拓展。“一个中心”是以审美为中心,这是我30年来一直坚持的东西,“双向拓展”前面已经说过了,不再重复。

第六点,“文化诗学”将形成自己的一套概念和范畴。

上面就是我对“文化诗学专题”这个课题的简单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