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庆二年，韩弘之弟韩充任镇宣武，亦以铲除“骄兵”为己任：

充既安堵，密籍部伍间，得尝构恶者千余人。一日下令，并父母妻子立出之，敢逡巡境内者斩！自是军政大理，汴人无不爱戴。[106]

其实从上述两段惩灭“骄兵”的记载中不难看出，当宣武军在刘玄佐死后，唐廷频繁换任节帅的同时，当镇的“骄兵”却是长期在镇的，故而有所谓“为乱魁党”、“尝构恶者”之说。

和宣武军一样，武宁军的变乱也主要始于王智兴担任节帅并努力扩充武宁军的规模之后，史称：

初，王智兴得徐州，召募凶豪之卒二千人，号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番宿衙城。自后浸骄，节度使姑息不暇。田牟镇徐日，每与骄卒杂坐，酒酣抚背，时把板为之唱歌。其徒日费万计。每有宾宴，必先厌食饫酒，祁寒暑雨，卮酒盈前，然犹喧噪邀求，动谋逐帅。[107]

其中，“有银刀都尤甚，屡逐主帅”[108]，其都“父子相承，每日三百人守卫，皆露刃坐于两廊夹幕下，稍不如意，相顾笑议于饮食间，一夫号呼，众卒相和。节度多懦怯，闻乱则后门逃去。如是且久”[109]。这支“银刀”骄兵从此便成为搅扰武宁军军政的祸首，历任武宁军节帅对“银刀兵”都很头疼。

武宁“银刀兵”与宣武牙军的性质颇为相似，并且作为当镇的军事核心，这些军队的主体都来自河南当地。而创建它们的刘玄佐和王智兴，其实也是长期任职本军的河南当地人。[110]所以我们认为，较之上述学者从士兵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利益出发讨论“骄兵”产生的原因，孟彦弘先生从军政体制角度入手对“骄兵”出现所作的解释或许更为合理，即军队地方化与地方军人集团的形成才是“骄兵”产生真正的根源。他认为：

军队的地方化，使当地人成为军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兵源；他们终身为兵，甚至“父子相袭”，不可避免地会在当地形成一种盘根错节的势力，这股势力就是所谓的“地方军人集团”；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所谓的“骄兵”问题。[111]

无论是贞元时代的宣武军，还是长庆以后的武宁军，真正掌控地方政治实权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军人集团。自这个集团确立之初，他们在地方上的政治、经济利益也随之一同产生了。而由此导致的变乱其实正是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所采取的一种非常手段。

而在节帅一边，宣武与武宁“骄兵”的始作俑者，大力发展当镇军事力量的刘玄佐与王智兴均是在特殊情况下出任汴、徐二镇节帅，并长期担任是职。他们当然都是有能力扩充并稳定军队的地方实力派军将，但在他们卒镇或被中央调任后，藩镇的军队却是不可能简单缩编或随之一起调任的。于是，这样一个不好收拾的“骄兵”摊子便摆在了其后的历任节帅面前。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新兴的河南藩镇，尤其是元和以后，节帅任命多出于中央。武将出身或者为政严猛的节帅或许还有能力对这些跋扈的士卒进行镇压[112]，但大多数文臣却只能姑息了事。[113]况且，这些节帅也大多自知他们的任期不会过长，所以因循守旧也未尝不是于己于人都有利的一种策略。

于是我们发现，一方面，河南藩帅的任命权现在大多掌握在中央手中，这样一来，这些节帅的利益所系当然取决于他们对中央以及中央对他们的态度；而另一方面，藩镇的军队，尤其是以牙军为主的藩镇亲卫军此时却由地方军人集团控制，他们的利益却完完全全在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在平卢系时代结束后，中央与藩帅的关系其实变得比之前更为紧密，但他们与地方军士的关系实际却是愈益疏远了。而在藩帅的调任变得相对容易和频繁时，藩镇的武力基础却是由地方军人长期把持着的。换言之，平卢系时代后河南变乱的根源用一句话来概括，或许可以称为“铁打的士卒，流水的帅”。

回过头来看一下平卢系藩镇的情况，首先，作为由河北南来的军事集团，其军队地方化进程在这些藩镇中进行得相对较慢。更重要的是，在平卢系藩镇中，尚未形成成熟的地方军人集团，这牵涉平卢系藩镇的军事构造问题，我将在第三章中详细讨论，这里暂不展开。同时，由于节帅本身就是藩镇集团中的一员，其政治利益系于藩镇，当然也就要努力争取镇内将卒的支持。所以说，他们可以与中央对抗，但与藩镇将卒的关系却要始终保持相对紧密。因为离开了藩镇，他们无法从中央处获得政治筹码。

地方军人集团从无到有，军政集团从一体化到军队的地方化与节帅的中央化，这种藩镇权力构造的改变，正是平卢系时代与其后时代的根本差别，也正是“骄兵”问题得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所以学者说：“即使国家付出的养兵费再高出许多，他们（指地方军人）仍然会尽可能地干预乃至控制地方政治。”[114]也正因为如此，从表面上看，在平卢系时代结束后，中央通过掌握河南藩镇节帅的任命权似乎有效控制了河南的藩镇，但实际上，对于作为藩镇真正基础的中下层士卒，尤其是藩镇亲卫军的控制根本不牢固。

这一趋势最终延续到了晚唐，并引起了晚唐河南的政治变局。当晚唐的王仙芝、黄巢起义从河南爆发后，中央官员尤其是文官担任河南藩帅的弱点，正如其时胡曾在《谢赐钱启》中所感叹的：

又以山东藩镇，江表节廉，悉用竖儒，皆除迂吏。胸襟龌龊，情志荒唐。入则粉黛绕身，出则歌钟盈耳。但自诛求白璧，安能分减黄金。虽设朱门，何殊亡国。徒开玉帐，无异荒墟。[115]

这样一批“竖儒”显然不足以为中央抵御起义的军队，但代之而起的却并非另一批朝命的官员，甚至不是朝命的武将，史称：

自（黄）巢、（尚）让之乱，关东方镇牙将，皆逐主帅，自号藩臣。时溥据徐州，朱瑄据郓州，朱瑾据兖州，王敬武据青州，周岌据许州，王重荣据河中，诸葛爽据河阳，皆自擅一藩，职贡不入，赏罚由己。[116]

实际上，走在晚唐河南政局前台的这批“牙将”正是出身河南地方军人集团的人物。时溥，彭城人，徐州牙将。中和元年（881）逐感化军（即原武宁军）节度使支详，称留后。[117]朱瑄，宋州人，为青州王敬武牙卒。后与牙将曹全晸袭杀郓将崔君裕，据有郓州。全晸死后，被朝廷授为天平节度。其弟朱瑾，逐将军齐克让于兖州，朝廷以泰宁军（即兖海）节钺授之，兄弟雄张山东。[118]王敬武，青州人，平卢牙将。中和中，盗发齐、棣间，节度使安师儒遣敬武击定，已还，即逐师儒，自为留后。死后其子师范袭平卢帅位。[119]而在忠武军一边，唐末争霸中原的忠武牙将秦宗权及其集团中人多来自蔡州；著名的忠武“八都”则多为许州人；而世为忠武牙将的陈州三兄弟赵犨、赵昶、赵珝则在忠武军历史的末期担任该镇节帅。[120]这就是平卢系时代结束后河南藩镇走向的一个大体趋势。

日本学者辻正博曾将代宗朝至宪宗朝河南政局的发展主线概括为河南的“顺地化”进程，其论述视角以唐朝的对藩镇政策为主，其实暗指朝藩矛盾乃是此一时期河南的主要矛盾。这篇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论文，是为数不多的能以一种全局性眼光来看待安史之乱后河南政局变迁的研究，至今看来，其立意仍有高屋建瓴的特点。同时，秉承日本学者擅长的从藩镇内部，尤其是军事构造入手研究藩镇的传统，辻正博将宣武“骄兵”的解体看作与淮西、淄青牙军的殄灭具有相似意味的重要事件。他认为，正是对于藩镇牙军（藩镇的中核部队）的肃清，藩镇反抗中央的基础被切断了，于是在这一基础上，宪宗实现了他的“元和中兴”，而河南也完成了它的“顺地化”进程。[121]

笔者也赞同“元和中兴”是以河南“顺地化”的完成为其主要标志的结论，但在我看来，河南的“顺地化”却并不是以宣武“骄兵”的解体为结点的，相反，后者正暗示着河南新一轮政治波动的开始。因此，我更愿意将“元和中兴”对河南的意义定为帝国“去平卢化”的成功，同时将其视为平卢系时代结束的标志。而帝国在去平卢化的同时，实际上也正在加速河南藩镇的地著化，尤其是军队地方化的进程。而以“骄兵”问题为表征的地方化运动，也正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帝国后期，即平卢系时代结束后河南藩镇问题的一条线索。

时至唐末，随着黄巢起义的爆发，中央控制河南的纽带终于被彻底切断了，而地方军人集团则受其激励，真正走上了历史前台。出身河南的地方军人率领着当地的军队投身到唐末军阀混战的时局中，成为这个动乱期中的主角。而暂时结束这一动乱局面的则是另一个出身河南的人物——宋州人朱温。他成功剿灭了以上这些河南牙校主导的割据势力，统一了宣武、宣义（即原义成）、忠武、奉国（即蔡州）、感化、天平、泰宁、平卢八个河南藩镇。当然，更为后人熟知的是，他迁移并颠覆了持续了三百年的唐祚。于是，河南这个曾经的帝国与叛军对峙开始的地方，现在也终于成为倾覆帝国命运的地方。不过，当唐帝国的时代在河南画上休止符的时候，未来的赵宋王朝却将在河南找到它的起点。

[1]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四年闰五月”条。

[2]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四年六月”条。

[3] 《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条。

[4] 《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三月”条。

[5] 《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五月”条。

[6] 《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条。刘晏或许是一个为关东诸侯器重的人物。滑亳节度令狐彰在临终之际，就曾有以刘晏自代的表请。而当刘晏遭杨炎构陷被德宗缢杀后，“李正己累表请晏罪，讥斥朝廷”（《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二月”条）。如果确是这样的话，这可能得因于刘晏在掌理漕运的事务中与河南诸侯结下了不错的关系。我们认为，刘晏之死与其说对李正己等两河藩帅产生了震慑，倒不如说激起了他们对唐廷的不满更为合适。

[7] 我们唯一看到的德宗直接针对两河藩镇的措施只有《旧唐书》卷144《阳惠元传》中所载的：“（代宗时）凡河朔诸道健步奏计者，必获赐赉。及德宗即位……奏计者空还，无所赏赐，归者多怨。”不过这显然还不是一项强硬的举措。又据《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二月”条载：“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节度使田悦事朝廷犹恭顺，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晓时务，闻悦军七万人，符下，罢其四万，令还农。悦阳顺命，如符罢之。既而集应罢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军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为黜陟使所罢，将何资以自衣食乎！’众大哭。悦乃出家财以赐之，使各还部伍。于是军士皆德悦而怨朝廷。”洪经纶的罢兵之举固然针对魏博，但德宗派遣的黜陟使并不止河北一地，而且史料也显示，针对魏博的罢兵是洪氏“不晓时务”的行为。

[8] 《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条。

[9] 《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正月”条。

[10] 《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二月”条作“万二千人”。《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则作“移京西防秋兵九万二千人以镇关东”。据《旧唐书》卷144《阳惠元传》“乃诏移京西戎兵万二千人以备关东”（《新唐书》卷156《阳惠元传》同）的记载来看，当以“万二千人”的记载为确。

[11] 《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12] 《旧唐书》卷144《阳惠元传》。

[13] 《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14]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四年五月”条：“戊子，以淮西留后李希烈为节度使。”

[15] 《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九月”条。

[16] 《旧唐书》卷145《李希烈传》。

[17]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九月”条。

[18]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九月”条。

[19] “四镇之乱”中的四镇指河北的成德、魏博，河南的淄青，以及山南东道，由于它们是德宗建中二年起兵讨伐的对象，故而旧史中“四镇”并提。“四镇”成为德宗讨伐的对象，乃在于它们均有“期以土地传之子孙”的政治意愿，并且“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二年十二月”条）。“四镇”对待唐廷的政治态度具有一致性，并且彼此相互依托、互为表里。不过《旧唐书》卷121《梁崇义传》已经指出，山南东道较之其他三镇“地最褊，兵最少，法令最理，礼貌最恭。其地跨东南之冲，数有王命之所宣洽，故其人知化”。除了在地理上远离其他三镇外，山南东道自创立伊始就与安史集团没有关系，这也是它有别于两河三镇的地方。因此，德宗对待梁崇义的态度与其他三镇其实有所不同。从《旧唐书·梁崇义传》和《新唐书·梁崇义传》及《资治通鉴》的记载来看，德宗对待梁崇义的基本态度是招其入朝，而且在前者准备用兵两河之际，还“加崇义同平章事，妻子悉加封赏，赐以铁券”。史称这是德宗“欲示恩信以安之”。以上这些显示出，尽管“四镇”对待唐廷的态度基本一致，但德宗对待“四镇”的策略则有所不同，其视山南东道仍旧是可以招抚的对象，而于两河三镇则没有回旋的余地。德宗对待梁崇义的这种态度，让人联想到不久前刚入朝的剑南西川节度使崔宁。与梁崇义一样，崔宁担任西川节度也有十余年之久，史称其“恃地险兵强，恣为**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九月”条）。崔宁在德宗即位后的大历十四年九月入朝，虽然史料没有透露出关于崔宁这次入朝的细节，但我们认为，它必然与德宗即位后的强硬态度有关。唐廷对于西川、襄邓态度的相似性或许表明，德宗对待藩镇的态度在南北两地是有所不同的，尽管南方的藩镇也存在与北方结托甚厚的情况。

[20] 关于任命李希烈的时间，《新唐书》卷7《德宗纪》的记载与《资治通鉴》相同，《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则略有不同：“（五月）己巳，以淮宁军节度使李希烈充汉南北诸道都知兵马招抚处置等使，封南平王。”

[21]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六月”条。

[22] 在招抚梁崇义的朝士中，史料提到李舟是一个重要的官员，身为金部员外郎的他曾经两次到襄州劝招梁崇义。不过李舟的另一重身份更值得我们注意，他是当时的宰相杨炎的亲信。《旧唐书》卷118《杨炎传》载：“初，炎之南来，途经襄、汉，固劝崇义入朝，崇义不能从，已怀反侧。寻又使其党李舟使驰说，崇义固而拒命，遂图叛逆，皆炎迫而成之。”杨炎的政治立场一直是劝招梁崇义入朝，这与德宗起初的招抚政策并不违背，因此李舟作为杨炎之党驰说梁崇义也就是一件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事实上，李舟最初因流人郭昔告梁崇义为变而入境安抚梁崇义的诏文就是由杨炎所作（见《全唐文》卷421《谕梁崇义诏》）。至于梁崇义对于李舟的厌恶，以及此后的叛命，《旧唐书·梁崇义传》和《新唐书·梁崇义传》及《资治通鉴》已有交代，与杨炎本无直接关系，《旧唐书·杨炎传》所谓“炎迫而成之”的说法显然源于一份诋毁杨炎的记录而成。关于这一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七月”条《考异》中也说：“旧传云‘梁崇义之反，炎迫而成之’，亦近诬也。”可能是《新唐书》的编撰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诬陷，所以在《新唐书·杨炎传》中，同样的内容被以“及其（指梁崇义）叛，议者归咎炎，以为趣成之”这种作者主观意愿相对晦涩的笔调加以处理。旧书本传又言“德宗欲假希烈兵势以讨崇义，然后别图希烈”（值得注意的是，相似的论述并未出现在《新唐书·杨炎传》中）。“德宗欲假希烈兵势以讨崇义”应该是真，不过这也当是在招抚政策不成之后。尽管我们认为德宗对李希烈的宠信部分是因为需要借其军事力量镇遏梁崇义，而应该是出于扩张势力的考虑，李希烈主张讨伐梁崇义的态度也一直很积极，不过我们也并不认为德宗在一开始就有必定要兵临襄阳的决心。至于所谓“然后别图希烈”的说法，则更是本传作者为了贬低杨炎而为德宗宠任李希烈之失误寻找的一个开脱之词。因为其他史料都没有反映出德宗在讨伐梁崇义之前就已经谋划好要在随后征讨李希烈了。我们可以想见杨炎对于德宗此次任命李希烈为汉南北招讨使的激烈态度，因为德宗不仅放弃了前者一贯主张并试图努力促成的令梁崇义入朝的目标，而且还将讨伐的重任寄予在在前者看来深具狼子野心的李希烈身上。

[23] 此事参见《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七月”条。至于杨炎被罢知政事的表面理由应该是《旧唐书·杨炎传》和《新唐书·杨炎传》所载的德宗“以炎论议疏阔”。

[24]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六月”条。

[25] 《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

[26] 据《旧唐书·梁崇义传》、《新唐书·梁崇义传》、《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八月”条等记载，梁崇义起兵之初，曾试图发兵攻江陵。两唐书本传称此举为“通黔、岭”，但更可能地则是为了阻断荆襄道这一帝国中部沟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不过据史载，崇义才至四望（指襄州境内的四望山）便大败而归，所以讨伐山南东道的战事其实并未出襄州一境。

[27] 《旧唐书》卷124《李正己传》。

[28] 《新唐书》卷158《张建封传》。

[29] 据《元和郡县图志》卷9《河南道五·宿州》载：“埇桥为舳舻之会，运漕所历，防虞是资。”[（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8页]因此李正己的屯兵埇桥就必然迫使汴河受阻。

[30] 《韩昌黎文集校注》文外集下卷《顺宗实录》卷4，第712页。

[31] 《韩昌黎文集校注》文外集下卷《顺宗实录》卷4，第712页。

[32] 《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

[33] 参见陈勇、李华锋：《关于淮西之役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05～106页。

[34]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十一月”条。

[35] 参见《全唐文》卷680白居易《襄州别驾府君事状》。

[36] 据《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载，由于徐州之战的胜利，杜佑提出的开辟秦汉故运路的方案最终没有实行。

[37]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二月”条。

[38]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七月”条。

[39]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十一月”条。

[40] 《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41]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十一月”条。《旧唐书》卷123《王绍传》亦称：“时李希烈阻兵，江淮租输，所在艰阻，特移运路自颍入汴。”

[42]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正月”条。

[43]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正月”条称李希烈在攻陷汝州后，“以判官周晃为汝州刺史，又遣别将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围郑州，官军数为所败。逻骑西至彭婆（东都馆），东都士民震骇，窜匿山谷。留守郑叔则入保西苑”。似乎李希烈在攻克汝州后，又对东都造成了骚扰。但据德宗作于建中四年三月的《讨李希烈诏》的记载“而乃负德弃身，去忠效逆，攻劫道路，擅固邓州，而又图陷汴州。攘夺尉氏，攻围郑圃，暴犯汝坟”（《全唐文》卷50，诏文时间据《册府元龟》卷122《帝王部·征讨第二》）来看，李希烈在三月前仅对汝、邓、汴、郑四州有过攻势，并未对东都采取行动。实际上，《资治通鉴》关于“逻骑西至彭婆，东都士民震骇，窜匿山谷。留守郑叔则入保西苑”的这段记载，我猜测应该是错将半年多后李希烈大败唐军后对东都造成的影响的记录倒置于建中四年初了。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唐）赵元一《奉天录》卷1的记载（《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又《新唐书》卷225中《逆臣中·李希烈传》称：“建中四年正月，诏诸节度以兵掎角攻讨，唐汉臣、高秉哲以兵万人屯汝州。未至，贼将乘雾进，王师还，贼取汝州，执李元平，兵西首，东都大震，士皆走河阳、崤、渑。留守郑叔则壁西苑，贼按兵不进。帝听卢杞计，诏太子太师颜真卿谕贼，已行，又遣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讨之。”这段记载的错误则更多，除了有关东都的错误外，据《讨李希烈诏》看，“诏诸节度以兵掎角攻讨”当为三月之事。而唐、高二人是后来援助襄城的将领，绝无此时屯驻汝州之理，将他们与正月李希烈取汝州、执李元平事系与一起，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44]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正月”条。

[45] 《唐会要》卷61《御史台中·馆驿》亦载：“建中四年正月十一日，馆驿置五等使料及人马数，其月，诏商州度上津路馆置舍。”

[46] 《全唐文》卷689符载《邓州刺史厅壁记》中记载：“（梁）崇义以受命之际，状不明白，蒙秽跋扈二十余年，晚节谋叛，无臣子道，天子命淮西节度李希烈诛之。希烈无妄生衅，复以怒取，使宿贼封有麟主张焉。”虽然不能肯定李希烈使封有麟“主张”邓州的时间，但从“希烈无妄生衅，复以怒取”以及以封有麟主张邓州等描述来看，也证明《资治通鉴》的记载似乎更为准确。

[47]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正月”条。

[48] 《新唐书》卷7《德宗纪》。

[49] 《资治通鉴》卷229“兴元元年正月”条。

[50] 据《册府元龟》卷398《将帅部·冥助》载：“李兼德宗贞元四年为江西都团练使，奏：‘建中四年臣任鄂州刺史，逆贼李希烈之将童侍召（董待名）率众袭鄂州，顺风纵火，邑屋将焚。臣乃祷于城隍神，仆忽风回，火烈贼溃，遂击破之，连拔黄、沔二州，请付史馆以答神意。’从之。”将董待名袭鄂州之事系于建中四年。而从有关董待名的一些记载，如《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正月”条，称李希烈在攻陷汝州后“又遣别将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同样的记载也见于《旧唐书·李希烈传》和《新唐书·李希烈传》中，可见董待名抄掠的时间应该就是在李希烈攻陷汝州后的建中四年春天。另据《新唐书》卷68《方镇表五·鄂岳沔》，将唐廷“复置鄂州都团练观察使”的时间系于建中四年，这应该就是《资治通鉴》所说的“上以兼为鄂、岳、沔都团练使”。同样在建中四年，《方镇表五·洪吉》亦载：“升江南西道都防御团练观察使为节度使。”这两项措施显然都是针对李希烈的此次遣兵南下。所以我认为《资治通鉴》所说的李希烈遣董待名南袭夏口，并败于李兼之手一事，应该就是《新唐书·德宗纪》记载的“三月辛卯，李希烈寇鄂州，刺史李兼败之”。该事发生的时间应该在建中四年三月。而李兼也凭借着这次胜利，被唐廷任命为鄂岳沔都团练使。

[51] 《旧唐书》卷155《穆宁传》。“夹淮为理”疑为“夹江为理”之误。《全唐文》卷455赵憬《鄂州新厅记》载：“戎狄乱华，宇县沸腾，屯兵阻险，斯称巨防，朝廷寻州陟列，将寄勋贤之重。广德二年（764），遂联岳沔事置三州都团练使。”而据《全唐文》卷440阎伯瑾作于永泰元年（765）的《黄鹤楼记》中的记载“刺史兼侍御史淮西租庸使鄂岳沔等州都团练使河南穆公名宁”，首任鄂岳沔都团练使应该就是穆宁。有关穆宁镇守夏口、防遏李忠臣事亦可参见《全唐文》卷784穆员《秘书监致仕穆元堂志》。

[52] 参见《全唐文》卷689符载《土洑镇保宁记》。

[53] 鄂州当时是江西的属郡，李兼也是曹王皋的下属，见《全唐文》卷455赵憬《鄂州新厅记》。此后李兼升任鄂岳沔都团练使后，当仍受曹王皋的领导。因为其时江汉地区的战事就是由曹王皋负责的，这由唐廷任命曹王皋为淮西应援招讨副使可以看出。从《册府元龟》卷398《将帅部·冥助》的记载来看，李兼此后协助曹王皋收复了黄、沔二州。而在兴元元年二月，鄂州的重镇土洑镇则是由曹王皋派兵收复的。

[54] 《新唐书》卷225中《逆臣中·李希烈传》。

[55] 据《全唐文》卷389独孤及《江州刺史厅壁记》载：“至德已来，戎马生而楚氛恶，犹以是邦咽喉秦吴、跨蹑荆徐，而提封万井，歧路五裂，每使臣计郡县之财入，调军府之储峙，玺节旁午，羽书络绎，走闽禺而驰于越，必出此路。”《旧唐书》卷151《王锷传》称：“及（李）皋改江西节度使，李希烈南侵，皋请（王）锷以劲兵三千镇寻（浔）阳（江州理所）。后皋自以全军临九江（即江州），既袭得蕲州，尽以众渡，乃表锷为江州刺史、兼中丞，充都虞候，因以锷从。”《韩昌黎文集校注》卷6《曹成王碑》亦云：“明年，李希烈反，迁御史大夫，授节帅江西以讨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无以家事关我。裒兵大选江州，群能著职。”（第427页）注云：“‘江’，方（崧卿）作‘洪’。‘州’或作‘南’。方云：考新旧史皆作‘洪’。今按：洪州即江西帅治所，若只大选洪州，乃是未曾出门一步，无足书者。选兵江州，盖为北向进讨之势，故其下文遂攻蕲州，道里亦便。史承集误，不足据。当从诸本作‘江’为是。不然，则以‘州’为‘南’，犹胜作‘洪州’也。”（第428页）此说确。

[56]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三月”条。《旧唐书·德宗纪》、《新唐书·德宗纪》、《旧唐书》卷145《李希烈传》略同。《新唐书》卷225中《逆臣中·李希烈传》亦载“（希烈）覆伯仪军”。新书本传将此事系于唐廷任命张伯仪为淮西应援招讨使之后。有关张伯仪全军覆没之事，《新唐书》卷136《李光弼附张伯仪传》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伯仪军溃之事当只发生过一次，因此新书本传的记载可能存在时间上的错置。

[57] 《旧唐书》卷145《李希烈传》。《旧唐书》记此处为四人，实际当为五人。

[58] 关于陈质，《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建中四年三月）辛卯，嗣曹王皋击李希烈将陈质之众，败之，收复黄州。”而翟晖则是在安州与张伯仪作战的将领，据《册府元龟》卷443《将帅部·败衄第三》载：“建中四年诏伯仪与贾耽、张献甫收安州。伯仪率其锐卒营于城下，令裨将史神福、邓国清御希烈将翟晖，才交锋贼众伪遁，神福等迫贼，伏兵发，官军大失利。”

[59]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四月”条。

[60]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五月”条。

[61] 《陆贽集》卷11《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第327～329页。《资治通鉴》卷228将陆贽的一系列奏议系于“建中四年八月”条，因此《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可能也上于此时。

[62]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九月”条。

[63] 《旧唐书》卷126《陈少游传》。《资治通鉴》卷229系此事于建中四年十二月，这一时间应该是可信的。但云陈少游送款之举是在李希烈乘汴州之捷往攻襄邑、宁陵时则可能有误，因为襄邑尤其是宁陵之战是汴州失陷三四个月后的事情。

[64] 《全唐文》卷514殷亮《颜鲁公行状》载：“（建中）四年，淮宁节度使李希烈以十四州叛。”据考，淮西所领当无十四州之多。淮西其时所领许、蔡、溵、唐、隋、申、光、安、黄、蕲十州当无疑问。其中溵州乃新置。据《旧唐书》卷12《德宗纪》、《资治通鉴》卷226“建中二年三月”条载，溵州置于建中二年三月。废溵州的时间则据《旧唐书·地理志》和《新唐书·地理志》有兴元元年、贞元元年（即兴元二年）、贞元二年三说，此处采贞元二年说，盖李希烈败于是年。另，《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载：“（大历十四年六月）罢宣歙池、鄂岳沔二都团练观察使，陕虢都防御使，以其地分隶诸道。”[《唐会要》卷78《诸使中·诸使杂录上》将此事系于“（贞元）十四年六月”，误]“（建中二年）夏四月己酉朔，省沔州。”又据此后鄂州刺史李兼收复黄、沔二州的记载看，沔州在建中二年四月后可能是省并入淮西的。

[65] 据《全唐文》卷612陈鸿《庐州同食馆记》称：“东南自会稽、朱方、宣城、扬州，西达蔡汝，陆行抵京师。江淮牧守，三台郎吏，出入多游郡道……开元中，江淮间人走崤函，合肥寿春为中路。大历末，蔡人为贼，是道中废。”此处之“大历末，蔡人为贼，是道中废”指的就是李希烈叛乱对中路的影响。不过推测其时的影响主要应该在此路北段，即寿州以北地区。

[66] 《资治通鉴》卷229“兴元元年正月”条。关于杜少诚南下后的情况，可参见时任曹王幕僚的符载于贞元元年七月所作的《保安镇阵图记》（《全唐文》卷689），符将此事系于兴元元年二月，当比《资治通鉴》的时间更为精确。另，符文所说的“保安镇”，疑即为《资治通鉴》《旧唐书·曹王皋传》《新唐书·曹王皋传》《伊慎传》等所说的“永安戍”，亦即《奉天录》卷2所说的“永安栅”。

[67] 《全唐文》卷689符载《土洑镇保宁记》。

[68] 《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七月”条。有关安州之役，亦可参见《权德舆诗文集》卷17《唐故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右卫上将军南充郡王赠太子太保伊公神道碑铭并序》（第271页）、《新唐书》卷7《德宗纪》，及两唐书的《曹王皋传》《伊慎传》《王锷传》等。

[69] 《资治通鉴》卷229系此事为建中四年十二月，而据《奉天录》卷3的撰述时序，估计此事当发生在兴元元年春季。

[70] 关于白塔之役，可参见《奉天录》卷3、《新唐书》卷225中《逆臣中·李希烈传》。

[71] 现今有关宁陵之战的记述以《奉天录》卷3最详细，其事围绕宁陵两城都知镇遏使高彦昭展开，因此史料来源当是与高氏相关的传记。《新唐书》卷225中《逆臣中·李希烈传》中宁陵之役的叙述即采自《奉天录》。此外，有关其时守城的另一将领刘昌的事迹则保存在两唐书的《刘昌传》中，当是参考了权德舆《大唐四镇北庭行军兼泾原等州节度支度营田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右仆射使持节泾州诸军事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南川郡王刘公纪功碑铭并序》一文（《权德舆诗文集》卷12，第190～191页），故所载较略。《资治通鉴》所采纳的也是两唐书的记述。此外，杜牧撰《宋州宁陵县记》亦载刘昌事，而不及高彦昭。关于宁陵之役的时间，杜牧《宋州宁陵县记》称历时“三月”（《樊川文集》卷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58页），《资治通鉴》系此役于建中四年十二月至兴元元年二月，但据《奉天录》卷3“孟夏之月，蔡人有白塔之捷，纵兵攻宁陵”的说法，则位于白塔之役后的宁陵之役当发生在兴元元年夏季左右。本文采用《奉天录》的说法，因为此役中，镇海军将领曾遣士卒夜游汴水入宁陵城，从夜游的行为看，夏季的气候更适合此举。

[72] 《旧唐书·刘昌传》、《新唐书·刘昌传》、《资治通鉴》卷230“兴元元年二月”条均载时李希烈引兵五万围宁陵，刘昌以三千人守之。杜牧《宋州宁陵县记》的兵力记载有所不同：“宁陵守将刘昌以兵二千拒之。希烈众且十倍。”（《樊川文集》卷10，第158页）

[73] 《樊川文集》卷10，第158页。

[74] 《新唐书》卷225中《逆臣中·李希烈传》。

[75] 《樊川文集》卷10，第159页。

[76] 《全唐文》卷638李翱《唐故特进左领军卫上将军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赠司空柏公神道碑》。尽管碑文有凸显当时援救宁陵的浙西大将柏良器功勋的目的，但宁陵之围的解除，浙西援兵确实在其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77] 《奉天录》卷1载泾师兵变后：“南方朝贡使，皆自宣、池、洪、饶、荆、襄，抵武关而入。”《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一月”条亦采此说。不过严耕望先生已经指出：“此时南阳武关道是否通畅甚可疑，笔记书事有疏，通鉴误取之耳。”（《唐代交通图考》第三卷《秦岭仇池区》篇二一《上津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04页）虽然《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一月”条亦载：“神策兵马使尚可孤讨李希烈，将三千人在襄阳，自武关入援，军于七盘，败（朱）泚将仇敬，遂取蓝田。”军队或许还可从武关通过，但普通的贡使当不敢再由武关道而上。况且不久后德宗南幸梁州，漕运更该取道上津，西经金、洋至行在。《旧唐书》卷123《王绍传》就言：“绍奉（包）佶表诣阙，属德宗西幸，绍乃督缘路轻货，趣金、商路，倍程出洋州以赴行在。”在时任均州刺史的陈皆墓志中亦载：“其后希烈以蔡人叛命，邓郊不开。公自均部抵商颜，开火炬山以通运路，梁深栈绝者七百里，帝用休之。”（《全唐文补遗》第一辑崔芃《唐故中散大夫使持节台州诸军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颍川陈公（皆）墓志铭并序》，第248页）故此处取“上津”之说。

[78] 《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一月”条。

[79] 关于襄州，《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二年”条称：“（正月）李希烈将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击擒之。”其实这次战役只是发生在襄州北界，《全唐文》卷51德宗《加恩被擒将士诏》称：“今月三日，遗伪署申随唐邓四州都知兵马使杜文朝率马步五千人入襄州北界。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勒兵马与战，大破其徒，斩级擒生，**除略尽。又于阵上生擒杜文朝及大将马坦然等。”据《册府元龟》卷165《帝王部·招怀第三》，此诏文作于贞元二年二月。《册府元龟》卷359《将帅部·立功第十二》亦称：“（樊泽）贞元二年于襄州东北界泌河口破李希烈贼众马步五千人。”关于邓州，《新唐书》卷7《德宗纪》载贞元元年三月“丁未，李希烈陷邓州，杀唐邓隋（随）招讨使黄金岳”。邓州在建中四年正月已为希烈将封有麟所据。据《全唐文》卷689符载《邓州刺史厅壁记》载：“建中四年，希烈僭逆于梁，诸侯之师荷戟四会，（封）有麟亦婴城自守，连攻不拔。景（丙）寅岁（即贞元二年），皇帝厌乱，淮西始定，连帅陈仙奇裨将李季汶来讨之。季汶雅有胆略，以机擒敌，以诚誓众，遂枭有麟以闻。”如此看来，则封有麟自建中四年至贞元二年一直占据着邓州，直到李希烈被大将陈仙奇所杀，后者被唐廷任命为淮西节度使，邓州才由后者收复。从唐廷以黄金岳为唐邓随招讨使的举措来看，唐廷曾有收复邓州的意愿，不过最终没有成功，邓州还是为希烈将封有麟保据。所以所谓“李希烈陷邓州”不当理解为李希烈攻陷了邓州，而应该理解为李希烈击退了唐军对邓州的争夺。

[80] 有关镇海军的始末，我将在第四章中详细考述。

[81] 李希烈叛乱后河南局势的重大改变就在于永平军都统下的军队不得不两线作战，由李勉统率的永平军本部在西线抵抗李希烈，宣武军则继续在东线与李纳对峙。但当李勉溃败汴州、永平军瓦解后，宣武军实际上就已不得不承担起两线作战的重任，这对后者来说其实是相当困难的。幸好在这个时候，逃难在外的德宗已经“使人说田悦、王武俊、李纳，赦其罪”（《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二月”条），并在汴州沦陷后又“以给事中孔巢父为淄青宣慰使”（《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二月”条）。到兴元元年正月，更是颁文大赦天下，而李纳等人确也顺势归降了唐廷。《全唐文》卷691符载《贺州刺史武府君墓志铭》中亦提及时任宣武军刘洽幕僚的武充诏谕淄青一事。正因为如此，宣武军现在得以一心西顾。实际上，投降唐廷的李纳等人随后也派兵帮助唐廷讨伐李希烈，虽然学者已经指出：“齐、魏两军参战时，淮蔡的颓势已成，败局早定，故二镇在军事上的贡献实在不多。朝廷的表扬之话，大概只是讨好淄青的谀辞，未可尽信；魏博的自诩之言，更不足论。”（伍伯常：《唐德宗的建藩政策——论中唐以来制御藩镇战略格局的形成》，《东吴历史学报》第六期，2000年，第9页注）

[82] 比如伍伯常《唐德宗的建藩政策——论中唐以来制御藩镇战略格局的形成》一文在论及讨平李希烈叛乱的军队组成时，就没有提及江东和江西的军队。

[83] 《全唐文》卷646李绛《论河北三镇及淮西事宜状》。

[84]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5《宪宗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86页。

[85] 参见曾代伟：《元和削平藩镇淮西述论》，《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陈勇、李华锋：《关于淮西之役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这可能就是裴度说淮西是“腹心之疾，不得不除”（《资治通鉴》卷239“元和十年六月”条）的原因。

[86] 《新唐书》卷214《藩镇彰义·吴少诚附吴元济传》。

[87] 《新唐书》卷214《藩镇彰义·吴少诚附吴元济传》。

[88] 参见伍伯常：《唐德宗的建藩政策——论中唐以来制御藩镇战略格局的形成》，《东吴历史学报》第六期，2000年，第1～32页。

[89] 《权德舆诗文集》卷47《淮西招讨事宜状》，第743页。

[90] 所以在李希烈叛乱结束后，安州刺史一职一直由原江西节度使曹王皋麾下的大将伊慎担任。贞元十五年彰义军节度使吴少诚侵扰邻州，唐廷遂以伊慎为安黄节度使，后又赐安黄节度为奉义军。直到宪宗即位之初，伊慎入朝，安、黄才隶属鄂岳。

[91] 寿州在吴氏节镇淮西时期经常成为其攻扰的对象。如贞元十四年九月，吴少诚“遣兵掠寿州霍山，杀镇遏使谢详，侵地二十余里，置兵镇守”（《资治通鉴》卷235“贞元十四年九月”条）。又吴少阳“时夺掠寿州茶山之利”（《旧唐书》卷145《吴少阳传》）。

[92] 据《新唐书》卷38《地理志二》许州条载，溵州的置废前后有过两次，“建中二年以郾城、临颍，陈州之溵水置溵州。贞元二年州废，县还故属。元和十二年复以郾城、上蔡、西平、遂平置溵州。长庆元年州废，县还隶蔡州，是年，以郾城来属”。

[93] 《资治通鉴》卷240“元和十三年正月”条。

[94] 《资治通鉴》卷241“元和十四年二月”条。

[95] 《资治通鉴》卷241“元和十四年三月”条。

[96] 参见[日]辻正博：《唐朝の对藩镇政策にっいて——河南“顺地”化のプロセス》，《东洋史研究》46：2，1987，第113～118页。

[97] 《新唐书》卷163《马总传》。

[98] 《旧唐书》卷162《曹华传》。诗人刘禹锡在宪宗平定淄青后曾作《平齐行》诗曰：“胡尘昔起蓟北门，河南地属平卢军。貂裘代马绕东岳，峄阳孤桐削为角。地形十二虏意骄，恩泽含容历四朝。鲁人皆科带弓箭，齐人不复闻箫韶。”[（唐）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卷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68页]当然，此诗也不免有夸大平卢军对齐鲁风俗影响的意味。

[99] 《资治通鉴》卷241“元和十四年二月”条。

[100] 参见（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20《方镇骄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31～432页。其中特别提到了河南的宣武、武宁两镇骄兵的情况。

[101] 胡如雷：《唐五代时期的“骄兵”与藩镇》，《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81页。

[102] 在役官健的家口粮问题，是大历十二年五月的诏令中就有的。对这条诏令，有学者赞同，也有学者否认。上引胡如雷先生的观点就是否认的。方积六先生也以为，诏令中有关发放兵士家属粮饷的规定其实只是未曾实行的一纸空文（见方积六：《关于唐代募兵制度的探讨》，《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13页）。王赛时、贾志刚等学者也以为军饷难以支撑本人及家庭生活的最低限额，或仅够维系军人自身生活（可见王赛时：《唐朝军队结构的变化与骄兵悍将的形成》，《齐鲁学刊》，1988年第5期；王赛时：《唐代中后期的军乱》，《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王赛时：《唐代职业军人的谋生途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贾志刚：《唐代中后期地方赋税与本道供军》，《唐代军费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28～236页）。但张国刚先生却以为官健既然成为雇佣兵，而不是义务兵，官健的雇佣待遇就不可能是身粮，而必须能养家糊口（张国刚：《唐代的健儿制》，《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07页）。但不管争论如何，有一点学者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即赏赐在当时已成为官健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103] 目前认为军士兵饷无以维持家庭温饱的学者多引用德宗时期陆贽《论缘边守备事宜状》中“衣粮所给，唯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陆贽集》卷19，第622页）一说。其实陆贽此说仅是针对边上诸镇。而且他还将边上诸镇的这种情况与关东防秋兵、神策行营进行了对比。他认为关东戍卒与边上诸军是“丰约相形，县绝斯甚”（第622页）。另外引用的史料则是上元元年元结就山南东道的情况向节度使来瑱所上的《请给将士父母粮状》“今军中有父母者，皆共分衣食，先其父母，寒馁日甚”[（唐）元结著，孙望校：《元次山集》卷7，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01页]，以及有关河朔藩镇的史料。

[104] 参见王赛时：《论唐朝藩镇军队的三级构成》，《人文杂志》，1986年第4期；《唐朝军队结构的变化与骄兵悍将的形成》，《齐鲁学刊》，1988年第5期；《唐代中后期的军乱》，《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诸文。

[105] 《旧唐书》卷156《韩弘传》。

[106] 《旧唐书》卷156《韩弘附韩充传》。

[107] 《旧唐书》卷19上《懿宗纪》。

[108] 《资治通鉴》卷248“大中三年五月”条。

[109] 《唐语林校证》卷2《政事下》，第103页。

[110] 刘玄佐是滑州匡城人，起家为永平军牙将，后来成为第一任宣武军节度使。王智兴是怀州温县人，少从徐州军为牙卒，在其被任命为武宁军节度使之前已经在徐州担任军将长达二十余年。

[111] 孟彦弘：《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85～286页。

[112] 比如上文所说的宣武军的韩氏兄弟。又如大中三年（849）五月，徐州军乱，逐节度使李廓。宣宗以义成节度使卢弘止为武宁节度使，“弘止至镇，都虞候胡庆方复谋作乱，弘止诛之，抚循其余，训以忠义，军府由是获安”（《资治通鉴》卷248“大中三年五月”条）。又如咸通三年（862）徐州军乱，逐节度使温璋，朝廷诏以此前已平定浙东裘甫起义的王式赴镇徐州。王式至镇，“既擐甲执兵，命围骄兵，尽杀之，银刀都将邵泽等数千人皆死”（《资治通鉴》卷250“咸通三年八月”条）。

[113] 比如上引史料所说的田牟镇徐州之事。又比如贞元年间董晋担任宣武军节度使，“谦恭简俭，每事因循多可，故乱兵粗安”（《旧唐书》卷145《董晋传》）。元和十四年张弘靖代韩弘为宣武节帅，“屡赏以悦军士”，以至“府库虚竭”（《资治通鉴》卷242“长庆二年六月”条）。咸通二年（861）杨汉公出任宣武军节度使，其墓志中亦称：“汴州频易主帅，府库空□。公至之日，苦志□壁，阜安军伍。”（《全唐文补遗》第六辑郑薰《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户部尚书使持节郓州诸军事守郓州刺史充天平军节度郓曹濮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御史大夫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弘农杨公[汉公]墓志铭并序》，第180页）

[114] 孟彦弘：《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2001年，第286页。

[115] 《全唐文》卷811。

[116] 《旧唐书》卷164《王播附王铎传》。

[117] 时溥逐支详的时间，《资治通鉴》卷254、《新唐书》卷9《僖宗纪》作中和元年八月，《旧唐书》卷19下《僖宗纪》作广明元年（880）九月，《旧唐书》卷182《时溥传》作中和二年（882），现从《资治通鉴》及新纪的记载。

[118] 《新唐书·朱瑄、朱瑾传》《新五代史·朱瑄、朱瑾传》。

[119] 《册府元龟》卷360《将帅部·立功第十三》、《新唐书》卷187《王敬武传》。

[120] 参见黄清连：《忠武军：唐代藩镇个案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64本第1分，第123～131页。

[121] 参见[日]辻正博：《唐朝の对藩镇政策にっいて——河南“顺地”化のプロセス》，《东洋史研究》46：2，1987，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