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攸欣（中南大学）

王富仁先生辞世两个多月了，学界纪念者甚众。有些我较为熟悉的前辈学者，以各种方式表达同道相知、惺惺相惜之情。他们在微信公众号上刊布的文章，总引起我对先生的忆念。我与先生直接深切的交往不算太多，却勾连起学术经历中的几个节点。先生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阅人，这让我觉得撰写怀念文字既是感情抒发，也是义务承担。

王富仁先生因为鲁迅研究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在学界已经声名鼎盛。我读研究生始于1989年，自然对他的成果有一些粗浅了解。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改变了当时鲁迅研究的视野，更新了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观念。不过，那时学术界西学思潮涌入，观念更迭很快，从生命意识、人类意识的角度研究鲁迅的著作，使得从中国思想革命论角度的论述似乎略显时过境迁。我当时也风闻富仁先生因为特殊历史事件的影响，经历了坎坷，有些落寞。我那几年参加过一次鲁迅会议和两次别的现代文学会议，都没有目睹到他的风采。从他后来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的某些部分大概可以较深地体会到他那时的生存状态。

初次见到富仁先生是1995年，我的导师陆耀东先生邀请他来武汉大学主持两位师兄的博士论文答辩。质朴是他给我的直观印象。他的主持让人信服，全局的眼光，宽厚的情怀，知识博洽，思辨敏捷。在答辩过程中，提问、评价甚有分寸。答辩之外，我记得一个小细节是，黄曼君先生在间隙中半开玩笑地说，更喜欢他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而不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他憨厚地一笑，说：“那本小书，是硕士论文，当时是下了一点儿功夫，您还记得？”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包括现代文学研究界，学术史研究的风气已经兴起，我也颇受影响，关注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对中国现代学术发生的影响，所以博士论文选题就写王国维、朱光潜对西方美学的接受。1996年，我的博士论文完成后，陆老师建议中文系邀请名校名师审阅，其中就有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富仁先生。富仁先生的评阅书对拙作甚加赞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也自然产生了对先生的感激之情和亲近之感。

三年以后，在海南的一次会议上，我才第一次和富仁先生有了较深入的当面交流。傍晚时分，我们在三亚的海滩上遇见，海风吹拂，两人一起散步闲谈。他告诉我前些日子收到了我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博士论文《选择·接受与疏离》。我谈到成书比原稿略有一些增补，不知他注意到没有。他说：“当时评阅的时候已经看得很仔细，印象很深，这次只是翻了一翻，没有来得及细读，但注意到了学界的评价。现在各种学位论文需要评审，太多，有点儿忙不过来。你的论文表现的思辨能力是很难得的，这是研究的最基础、最根本的能力。”他也谈到了自己对学术的一些思考，包括研究者应该有真正独立的见识，不应只是循规蹈矩，更不是学会一些基本的学术规范就行了。当然，独立见解也必须从扎实的功夫中来，不是乱弹琴。

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赵园先生约我为《中国文学年鉴》撰写1998—199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年鉴的述评，以往都是由文学所的学者承担的，这一年开始，赵老师尝试在全国范围约请青年学者撰写。因此，我仔细拜读了富仁先生那几年的一些成果，颇有感触和启发。富仁先生对于新文化运动作为启蒙运动的价值取向是坚守不移的，他认为这一点应值得充分肯定。新文化运动所显现的一些从西方引进的价值准则、社会观念和社会规则，确实是中华民族在一个世纪以来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有些人把当今社会的一些不良状态归根于这些价值观念的引入和提倡，是没有见识的。正像把中国历史的真实形态完全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观念，并不适当。这些从西方引进的观念、规则是理想性的，要在中国社会改革中得到很好的实施，是有赖于其他因素的，虽然已经产生一些正面的效果，却无法保证创建理想的社会。富仁先生对新文化运动与此前的思想运动做出截然的划界，特别着眼于新文学与旧体文学的性质差异。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晚清以来的思想潮流的延续，也是民国体制的产物。政治制度选择是民族生存策略的整体性调适。民国创立，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戊戌维新救亡图存，实行改制，被慈禧、荣禄等人镇压，辛丑以后，慈禧被迫恢复了部分新政，但因满洲权贵对既得利益的固执，导致民族、阶层矛盾激化，激发了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建立，颁布临时约法，确定了民主共和制度，以法律确立了基本人权，包括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晚清思想运动的主张。民国初年康有为、陈焕章、严复等人鉴于王纲解纽、礼崩乐坏而倡导孔教运动，袁世凯帝制复辟，构成了对于临时约法价值取向的反动。陈独秀异军突起，创办《青年杂志》，以临时约法为基本精神，宣扬“中华民国”建国理念，形势远非清末可比。不久，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更借助国家文化权威机构的话语权力，和胡适、蔡元培等人一起，使新文化运动风生水起，声势浩大。以往研究很少注意及此，并有意无意地误以为新文化运动是民国体制的对抗者。

王富仁先生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他在《天津社会科学》上用两期连载长文《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创造性地针对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提出特定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概念，我在述评中就这样评价：他对于现代文学性质的探索颇具价值——既有坚实的现代文学研究基础，又具有楔入历史与现实的创造性。他立足于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古典主义文学对举，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区别，提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概念，认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是在统一的文化价值观念丧失，即“圣人死了”（相应于西方的“上帝死了”）后的中国现代社会语境中产生的，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虽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性质相近但并不相同，因为它同时接受了西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而且有不同的文化和现实语境。这一概念的外延是指“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他分析了一系列作家作品，阐述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根本性质及其表现形态，特别举出鲁迅、闻一多、曹禺、路翎、张爱玲、穆旦为代表，说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那就是现实感受的强烈性、主观情感的饱满性、客观反映的真实性，使中国现代文学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面貌。他的论述充满着实质性的新见。他的成果相当多，涉及范围广，是我那篇述评文章中着墨最多的学者之一。

2002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八届年会在长沙召开，我以这一述评做了大会主题发言，并提出文学生存论以观照文学与学术。也正是在这届年会上，王富仁先生缺席当选为第三任会长。这是一批急公好义的学者鼎力推毂的结果，却也足见他在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声望。两年后，在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青年学者会议上，我和富仁先生又有短暂的接触，我聆听了他一个约40分钟的讲座，第一次领略了他演讲的风度。他全程脱稿，挥洒自如，说理相当深透。当时他正提倡新国学，力图把新文化、新文学研究的传统纳入国学的范畴。我也是通过这一次会议才知道他创办了《新国学》杂志，并开展了相关的研究。

2006年，我为研究生新开中国学术史论的课程，重读经典，有一些心得。2009年，我稍用力于《庄子》，有些新的想法，于是查阅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惊喜地发现富仁先生有好几篇关于《庄子》的论文。拜读以后，我觉得他达到了体道自由的境界，甚为敬佩，特意去信致贺。同时，我也发现他的大作有几处地方似乎尚有未安，不揣冒昧，向他指出。其中一处是《老子》第一章的文本和标点问题。富仁先生大概采用了陈鼓应先生的《老子今注今译》本，陈本据通行的王弼本文字，又采纳前人观点，把其中一句断句为：“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王弼原文本断句并不错，但马王堆帛书本更清楚：“故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噭（徼）。”（见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陈鼓应先生即使见到了帛书本，亦坚持承袭自宋人以来的不当断句，且此章还有另一处句读失误。其实，我后来反思，去信中谈及自己的心得时，过于意气风发，提出不同意见时，语气或有点儿唐突，不太具有我作为后学应有的谦逊态度，恐怕会让王老师有些不快。但不久我即收到富仁先生的复信，先生甚为谦虚豁达，同时信中也显示了他的学术追求，其中谈道：

很多人认为，发表文章，是为展示学问，岂不知切磋学问，相互启发以求得各自的丰富和完善，才是真正的学问之道。即使斗争，即使争辩，也是各自观点相左，非为抬高自身身价，贬低对方人格。我之粗读先秦诸子，实想将古今打通，在努力理解各家思想的基础上，使自己的思想更开阔通脱一些，不要把学问搞成知识分子竞争身价的工具，这次重读，至少对于自己，多想了很多问题，颇觉收益不少。但从做学问的角度，到底是外行，很难做到融通精严。……关于《老子》，诚如兄言，帛书本颇能畅其义，但因为我从年轻时就读原本［引者按：指王弼本］，至今颇喜原本的体味，读来有种枯寂浑厚如枯而不腐之树，坚挺而无枝叶的感觉，似又为帛书本所不及，不知兄以为如何。

兄有所作，望及时告之，以先睹为快，我计划今年将《庄子内篇研究》写出，现已发四篇：《从老子到庄子》（《山东社会科学》）、《庄子的自由观》（《河北学刊》）、《庄子的平等观》（《社会科学战线》）、《庄子的生命观》（《社会科学研究》），争取今年下半年写出其余几篇，望多收到兄的批评意见。

此信较具体地显示出，王富仁先生做学问，首先是为了完善自己，是真正的“为己之学”，这种为己之学，又是超越功利的“为人之学”。这种学术追求的目标是能够对世界、对社会、对人性有一种整体通透而又细致入微的领悟，这并不是容易达到的境界，也是《庄子·天下》篇所谓“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的境界。有些限于既有的某些学术规范、学科传统的学者，所致力的学术，其实就是孔子所谓的“为人之学”，这种为人之学，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又是为己之学——为一己利益狠下功夫的学问——这种学术或亦可以有一隅之得，可称专家之学，对于整体的学术积累也会有相当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固然值得肯定，但就个人而言，却每每是所谓“往而不返”“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的“得一察焉以自好”的学术，假若还以此傲视孔、荀所谓“为己之学”，则有点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其实，就学问的路径而言，二者也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为己、为人之学的说法，本出自《论语·宪问》之“子曰”，《荀子·劝学篇》解释得很清楚：“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当然，要纯粹致力于君子的为己之学，是非常难的，正因如此，才是一个理想的追求目标，我认为富仁先生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学者。

去年我听到富仁先生身罹重症，甚觉痛惜，也曾听同道之叹息，颇有太史公《伯夷列传》惑乎天道之感。其实，《伯夷列传》引述《老子》，而《老子》一方面有“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述，另一方面也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显然，老子本人对天地之道也是有所困惑的，难有定论，不同观念只是体现出文化本身的创化而已。我们实在难以从“万化而未始有极”的世界中，去寻找终极的价值根源，一切的价值都只是人类基因同异创化而形成的文化之产物，我近些年的著述，就此做了一些阐述，或许可以解惑。

因为我对富仁先生的了解，以及这20多年来与他的各种因缘际会，在他去世的第二天，敬作挽联，以寄哀思：

著述等身，高论迭出。探究鲁迅庄子，标举新国学，特开境界。赤心嘉惠学林，桃李满天下，盛名传扬四海；

人格卓世，深情普施。抗衡势利威权，奖掖后进者，惟秉良知。青眼垂顾晚生，印迹存书中，精神挺立千年。

愿先生安息……

2017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