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庆利（北京师范大学）

2017年5月2日，是一个需要铭记的日子。当晚7点多，我接到同事李怡和刘勇老师的电话，得知王富仁先生遽然离世的消息，真可谓山河呜咽、天地失色。我急忙赶到王老师的住处，并与王老师在北京的几位弟子一起见证了王老师遗体被收殓和送入中日友好医院冰柜冷藏的过程。看到王老师静静地躺在担架上，我多么希望他只是暂时的小憩！我不敢相信那样刚强坚定、谈笑风生和镇定自若的王富仁先生，真的已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与王老师相识、相交和相知二十余年，算起来此生此世最应感激的人，除父母之外便应是吾师富仁先生了。如果不是当年有幸考入王老师门下，并在他的鼎力支持下留校任教，我的人生历程绝对是另一番模样。而在王老师生前，我竟连短短的“感谢”两字都未向他提起过。一连几天，我耳畔总回响着王老师生前那些铿锵有力的话语。既有他在公开演讲中的大声疾呼：“中国需要鲁迅！”“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绝不是依靠施舍和等待而能建立起来的！”也有王师在私下闲谈中不时发出的连珠妙语和振聋发聩之声：“学问是压不住的”“思想是写出来的”……可惜我早生华发，体弱多病，在学术上难有长进，愧对王老师的厚望和期待。如今我把自己关于王老师的点滴印象记录下来，以供有心之士更全面而完整地了解王老师其人其事。所忆所记或许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王老师在学术上的成就和思想领域的影响，自有学者们的讨论和评判。作为一名与王老师相交、相知多年的学生，我只想还原一个自己眼中“原生”状态的王富仁形象，还原他作为一名普通人的生命形态，以及作为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独特生命个性和家国情怀——他平凡中的不凡，世俗中的超俗，他的宽容大度和内在的傲骨，他那坚挺的腰板和背后的无限沧桑与荒凉！

一、他是诲人不倦的“宽师”

第一次见到王老师是在1996年的春天，当时是为了报考王老师的博士。那时的王老师全家住在北京师范大学丽泽8楼的一套面积六七十平方米的三居室内。尽管那只是与王老师的匆匆一见，但没想到他竟如此和蔼可亲，温文尔雅，平易近人，使人一见如故，全然没有传说中的“大学者”派头。更没想到的是像我这样素无学术背景，也无社会背景的人，也能顺利考中王老师的博士。那一年的五一长假期间，我给王老师打电话，当得到已被录取的消息时，似乎整个世界都开满了花。经过多年的观察，我发现王老师真的可以说是“有教无类”，不拘一格地提携和培养人才。他招收研究生从来不看重所谓的背景，尤其不看重在今天已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大学资历、论文发表等“铁门槛”，他甚至不在意学生是否认同于自己的学术观点，是否与他的学术旨趣相通。相反，他更看重学生自己的独立个性和独立见解，以及对文学的感受和热爱程度。他甚至招收了一些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张狂之士”和“边缘人物”，如有的没有读过正规大学，没有正式的职业；有的在性格上还颇为“顽劣”，甚至给他带来了这样那样的“麻烦”。但王老师恰恰是在处理这些“麻烦”的过程中，享受到了一种教书育人的快乐。

他的众多弟子中，既有后来成为学界领军人物的佼佼者，也有屡无建树、成就寥寥者，但王老师一视同仁，绝无二致。他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不以贵贱看人生。他是典型的“宽师”而非严师。他有时候拍案而起，怒目相向，但大多是面向强权和霸道者们的据理力争；对于自己的学生他有时却颇为“护短”。记得多年前我旁听一名同门的博士论文答辩会，有一位评委老师提出了一个颇为“刁钻”的问题，答辩人还没来得及回答，作为导师的王老师却先做了自我检讨，认为这是因为导师没有及时提醒学生，才造成了学生在写作时的“疏忽”。有评委老师顺便插了一句：“干脆你替学生答辩得了！”于是引起满堂的会心一笑。更多的时候王老师总是在给学生以鼓励，他总是想方设法地唤起你内心深处的信心和希望。即使偶尔有批评，他也说得婉转、含蓄。

博士论文的写作，对不少学生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挑战，有人还因为过度焦虑而产生一些心理问题，王老师总是耐心地加以开导和化解。在指导论文写作方面他简直是循循善诱的典范：他告诫学生在未下笔之前，绝不要给自己提过高的要求，不要自己设下“创新”“优秀”一类的门槛，使得自己在写作中“望而却步”。他常常言简意赅地指出：“写论文就是没话找话。”虽然不无偏激却对刚入道的年轻学子甚是有用。他还一再强调文本细读的极端重要性：“你借用的理论永远是别人的，对文本的解读才真正是你自己的。”

他的厚爱绝不限于自己的学生。只要能够做到，王老师总是不遗余力地助人，帮人，尤其在奖掖学界后进方面，他早已有口皆碑。他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更愿意做他们的良师诤友。即使无法帮到你，他也愿意默默地站到你背后，给你以尽可能的支撑和扶持。对于任何人的请求，王老师几乎“有求必应”；无论在任何时候，他都努力想做一名子女心中的好父亲，学生心中的好老师。即使已经重病缠身，不得不在北京接受化疗，他仍然惦记着汕头大学的教学工作。身体稍稍恢复后，他便立刻赶回去坚持上课。不过如此刚强和一丝不苟的个性，再加上他那深刻厚重的忧患意识，或许也形成了他生命中的某些不可承受之重。他的人生历程和人际交往，或许难免夹有因憨厚质朴而“轻信”于人的纷扰和遗憾。但他洞达人性也理解人性，更宽容人性。他最珍惜人与人之间“惺惺相惜”的感情和相知相助的友谊。

人无完人，孰能无过？记得有一年我们聊起单位里的某些“陈年往事”，他颇为感慨地说：“能够与共事多年且利益交关的同事，建立起知根知底的深厚友情，可能比较困难，却也最为宝贵。”即使是对个别意见不合、利益冲突的人，他也愿意默默地付出并无怨无悔；不管别人待己如何，但我们都应一如既往地善待他人。这一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儒家风范，在我看来几乎就是王老师身践力行的座右铭。王老师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既向这个充满堕落和黑暗的尘世发出了深邃有力的批判，又充分体现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襟，确实是令人“高山仰止”！

二、他是感时忧国的“鲁粉”

王老师曾被誉为“当代中国的鲁迅”。作为他的学生我不敢有这样的赞誉。但身为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界的一位代表性学者，王老师身上处处闪现着鲁迅的影子。鲁迅的硬骨头精神，鲁迅的风度和气度，鲁迅那刚直不阿的性格，鲁迅式的感时忧国和深邃尖锐的独立批判精神，以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怀，甚至鲁迅式“专和黑暗捣乱”的坚韧和悲壮，都在王老师这里有着鲜明生动的体现。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我更愿意把他称为不折不扣的“鲁粉”：他对鲁迅的崇敬和敬爱深入骨髓，甚至他那刚毅而沧桑的脸庞，有时也会流露出儿童式的“顽皮”神情。单纯朴实的“赤子”之心与温文尔雅的长者情怀，在他那里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了。更多的时候，他则充分展现出类似于鲁迅当年对待后辈的那种兼具“慈父”与“仁兄”的人格面向。听其“谈文论道”的情景记忆犹新。一间小小的房间，一张不算明亮的茶几，几只矮矮的坐凳——房间小得已摆不下像样的桌椅；然后是一杯清茶，一包香烟。在“云山雾罩”之间，主客相对而坐，或答疑解惑，或随意交流；时而纵论古今，时而笑傲人生。每至说到投入动情处，王老师更是神采飞扬，神思万里，不时发出醍醐灌顶之语。不知不觉半日已过，到了不得不离开王老师家的时候，仿佛从“世外”又重新回到了物欲横流的尘世一般。王老师家那间小小的“茶室”，一度是我的精神圣殿。

不过在他的内心深处，想必也有鲁迅那样“先知先觉者”的特殊孤独和无可言说的生命悲哀。这种孤独和悲哀，即使在他最亲近的人、最信赖的人面前，他也不愿意有所表现。

他与其关注“学术”，不如说关注的是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和权利。而他的言谈话语间常常流露出对“学院派”的批评和批判。他对中国文化未来命运的关切和忧思，促使他在晚年大力倡导“新国学”。虽然他一再自嘲：“年龄大了，看书比较困难了。”但王老师对书的痴迷几乎无法自抑。据我所知殷海光先生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是王老师晚年翻看最多的书籍之一。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笔者与其他师友几次与王老师见面，无论是在饭桌还是病榻，他都谈笑风生，所谈所论几乎全是我们这个民族曾经走过的道路和未来的发展方向等“国家大事”。令我惊讶的是，除鲁迅之外，王老师谈论最多的就是毛泽东。他对毛泽东的崇敬和理解，与对鲁迅的敬爱几近相似。由此我也更能理解王老师一再强调自己既非“左派”也非“右派”的真正意义。

我还记起十余年前曾听一位外国留学生说起，尽管她不是中文专业，却仍选修了王老师的“鲁迅研究”课，而且很喜欢听。但她的汉语听力很弱，听不懂王老师那夹杂着山东方言的话语。我很是诧异，就问她：“听不懂怎么还喜欢听呢？”她的回答是：“我只是想听一听他的声音，这让我感觉很踏实很振奋。”这句话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耳边也时时回响起王老师那略显沙哑的苍凉嗓音。在当今这样一个魅音、媚音及靡靡之音不时缭绕的时代，王老师生前奋力发出的鲁迅式的“呐喊”或“彷徨”之声，虽然微弱却更显弥足珍贵。

三、他是看淡生死的勇者

王老师常常烟不离手，他的亲人朋友曾不止一次劝他为了身体健康而戒掉吸烟这一“恶习”，他的回答颇为幽默：“我已经习惯了边思考边吸烟。不吸烟的生活虽然健康，却无法思考。不思考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到王老师这里已转化成一种“不思考，毋宁死”“不工作，毋宁死”的人生态度。他将思考与写作几乎当成了自己人生的终极目的。

在得知自己罹患癌症的病情后，王老师表现得非常淡定从容。既不回避，也不刻意渲染人生的悲情。偶尔出于礼貌回答友人的关心，他则乐呵呵地说：“我是研究鲁迅的，鲁迅才活到五十五岁，我已经活了七十多岁。跟他相比，我赚大发了！这辈子还奢求什么呢？”说这话时，我注意到他脸上挂着一种孩童般的满足和安详。事实上他早已神定气闲地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他最后死得安详从容，也死得坚定顽强。他看淡生死也超越了生死。在蓦然离去、溘然长逝的同时，他也把最深厚的爱和最美好的祝福留给了这个世界，留给了他的亲人、爱人，以及所有认识他、不认识他的人。

纵观王老师的一生，可以说既刚正不阿、铁骨金梁，又洒脱超然、不计荣辱；既不循规蹈矩，厌恶繁文缛节，又敢爱敢恨、敢作敢为、勇于担当；他捍卫着人的生之尊严，也尽力维护着人的死亡尊严；他尊重人生的独立个性和自由，也珍惜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他爱自己也爱别人，爱家庭也爱国家。他曾奏响人生最华美的华章，此生此世绝对可以无怨无悔。

我们这个社会向来就不乏世事洞明、看穿人生却无所作为，甚至“浑水摸鱼”、玩弄人生和人性的各类“智者”，也有着太多只能发出无可奈何之悲叹的“忠义之士”，但像王师富仁先生这样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地践行着自己的信念，不折不挠地追求着自己理想的知识分子，却实在是少之又少的。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名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王师富仁先生毫无疑问便是这样一位“真的猛士”。我还想起鲁迅先生所说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怀持一种确信而非自欺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进步而进行了前仆后继的奋斗。这样的人足可称为我们民族的真正脊梁！王富仁先生也当之无愧地属于“民族脊梁”中的一位。

王老师生前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只有死亡是绝对的。”事实的确如此，人生天地间，原本已过客，能生就生，当死则死，绝不消极厌世，也不畏死惧死，更不贪生怕死，苟且偷生，此乃“大丈夫”也！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尤其是从宗教文化的立场而言，其实这个世界也没有绝对意义的死亡。佛教称死亡为“往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则强调灵魂的“永生”。——如果我们相信茫茫宇宙中的“能量守恒”和能量不死，当然也有理由相信肉体这一“臭皮囊”去除之后的灵魂不死，精神永存。我深信王富仁先生绝不会离我们远去，正如他的精神将长存于世一样。

愿王老师一路走好，在天堂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