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桂林（南京师范大学）

2017年5月2日的晚上10点半，按照惯例，我已经上床休息，手机放在书房充电，没有关机。突然一阵铃声响起，在夜晚的静谧中显得格外急促、紧张，惊醒了处在朦朦胧胧睡前状态的我。我爬起床来到书房接电话，是山东师范大学的老同学魏建打来的。他劈头就问：“听说王富仁老师去世了，是真的吗？”我脑袋嗡的一下，有点儿懵了，回答说：“我不知道呀。”魏建说，网上已经有消息了，我想找你求证一下。电话挂断后，我立马上微信看“王门微聊”，果然上面已经是蜡烛成群，泪流一片了。几分钟后，电话铃声又一次惊乍地响起，这次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怡师弟打来的，他告知了相关情况，语调低沉、沙哑，听得出内心的悲痛。确实，虽然富仁老师患病已久，从去年9月以来数次北上住院治疗，对先生病情了解的弟子们可能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遽然听到这一消息，仍然像被刀锥一般地心痛。这天晚上，我彻夜难眠，先生的音容笑貌一直在脑海中呈现。多少往事，多少情景，多少追悔莫及的遗憾，一齐涌上心头。

最早见到先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我还刚进入山东师范大学师从冯光廉先生读研究生。那个年代就像五四时代一样，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一个充满理想与**的时代，学术界明星璀璨、偶像群集，像富仁老师，还有钱理群、吴福辉、赵园、刘纳等，都是我们这些在读研究生崇拜的偶像。他们才情横溢、思想激扬的文字，每每在我们的寝室中争相传阅。但比较而言，对于我们这些山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富仁老师似乎显得更加亲近些。因为先生是山东人，早年曾在聊城工作过很长时间，那些来自聊城的同学讲起先生的故事就像讲家人的故事一样有趣。冯光廉先生当时在中文系做主任，也给我们提到过先生研究生毕业时，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都有引进他的计划。据说先生乡情深厚，当时也确实有着回山东的打算。所以，提到先生，我们不由得感到亲切，感到自豪，当先生真的要来山东师范大学做讲座了，同学们的那种激动和兴奋之情简直难以形容。那次讲座简直就是一场学术的嘉年华，先生说他不会讲别的，只会讲鲁迅，而一个鲁迅被先生讲得如此震撼人心，至少在我是从来没有过的听课体验。我记得好像是先生来济南后就患了感冒，他带病连续做了好几场讲座，喉咙都嘶哑了。回北京的票是晚上的，当时就有老师建议他下午好好休息，但为了满足青年学子们的愿望，先生硬是嘶哑着喉咙，扎扎实实又讲了一下午。临走的时候，还像道具一样坐着，和学生分别合影留念。折腾完了，我们去送先生，感到他连说声再见好像都很困难了。那次见面，先生好像戴着一个呢子的鸭舌帽，身着一件磨得发亮的旧中山装，中山装的口袋上方端端正正地别着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徽。印象很深刻的是，先生的衣着，和我下放在农村时见过的许多大队干部比较，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不过从先生的炯炯发亮的眼神中，我得到了一种异样的、前所未有的强烈感觉。我觉得先生很特别，他似乎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当他沉浸在自己的言说中时，那种眼神似乎像刀一样锋利，撕开愚昧的假象，洞穿世俗的诡计，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但一旦从言说状态中退出，回到与学生们的日常交谈中，那眼神还是炯炯有神，但瞬间就柔和起来，温暖起来，随意起来，他就像一个有点儿溺爱孩子的家长，对学生们的要求开始有求必应，百般顺从。

1993年秋我考到北京师范大学读博，有幸和萧同庆一起成为先生招的第一届博士生。入门后，听先生讲话的机会就多了。先生的书房就是我们的课堂，差不多每个星期我和同庆都要去先生家聊一个晚上。说是聊，只是说形式上的随意，其实主要还是先生讲，我们听，偶尔插插嘴，提个问。聊学术，聊人生，也聊时事，什么话题都聊，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先生最崇敬的鲁迅。先生烟瘾很大，一支接着一支。同庆虽然年轻，满身的书卷气，但烟民的资历也颇为不浅。在这一点上，他们师徒俩对上了脾气，你一支来，我一支去，抽得欢畅极了。整个书房烟雾弥漫，我身在其中，居然毫不觉得不适。最近读同门师兄弟们写的怀念文章，多有深情地回忆起在老师的书房里“享受”烟熏的情景。对我而言，能够“享受”这样的烟熏，不仅是一种幸运，一种福气，而且还具有一种特殊的象征意味。因为20多年来一直活跃在我心中的鲁迅影像，就是在这种浓重的烟雾中形成的。读硕士时，导师冯先生也是鲁迅研究专家。他是一个相当理性的学者，讲究明晰、清楚，引领着我去辨析一个鲁迅的侧影，去解决鲁迅研究中的某个问题。而在富仁先生这里，烟雾弥漫之中，我感受到的则是情感的激越和心灵的震撼。在我的印象中，先生从来没有津津有味地讨论过鲁迅日常生活的细节，也从来没有专心致志地讲过鲁迅学术工作上的雅趣，他呈现给我们的鲁迅，从来就是精神上的先哲，思想上的智者，一个觉醒的受难者，一种孤独的大写人格。先生为我们展现的鲁迅影像，构架清晰，逻辑圆满，但是他的饱含张力的话语，他的滚雪球似的增值性思维，又似乎时时刻刻在诱引你走向一个朦胧的鲁迅，一个深不可测的鲁迅。那时，先生的研究领域正在拓宽，陆续发表了一些鲁迅之外的现代作家综论，在书房的聊天中，先生也常将这些作家与鲁迅并谈。我的感觉是，鲁迅在富仁老师那里，始终是一个原点，一个标杆，一种尺度。所以，那几年的烟熏，不仅让我从先生那里继承了一种浓浓的对鲁迅的敬仰，而且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也可以说是体会到了先生的一个经验。这就是，一个做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无论你研究的路数有多丰富，方式有多炫目，最终你还是要以鲁迅为基点；无论你开拓的疆域有多宽阔，走过的领地有多璀璨，最终你还是想回到鲁迅那里去。

随先生问学三年，学术上的亲炙不计其数，最不能忘怀的事情是我的博士论文选题的确定。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因一个很特殊的机缘，有两三年的时间，我相当认真地读了一些常见的佛经，而且一时兴起，也不揣浅陋地写过几篇现代作家与佛学的单篇论文。1993年去先生那里读博前，《文学评论》又发表了我的《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一文。这篇论文综合地梳理了现代作家与佛学之间的关系，也宏观地阐析了现代作家与佛学关系的一些共同特征，在现代文学学术界或许算得上是首例。我当时觉得，已经写过几个单篇，现在又做了一个综论，这个课题可以到此为止了。所以，入学后同先生商量开题时，我说想写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当时我确实也做了一番准备，于是对先生大谈自己的写作计划。先生还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透过袅袅的烟雾盯着我，听我的汇报。听完后，他把还未抽完的烟按熄在烟灰缸里，往烟灰缸里倒了一点茶水，静静地反问了我一句：“你的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就是一个好题，为什么不继续往下做呢？”接着他又说：“遇到一个好题目，不要轻易放弃，要做细，做深，做成一颗钉子，钉在学术史上，让后来者无法绕过你去。”先生说这番话，随意得就如叙家常，对我而言却不啻醍醐灌顶，如雷贯耳。回到宿舍，整个晚上我都兴奋得无法入眠。1995年的暑假，我写完了博士论文的初稿，一开学就交给先生去审阅。那本稿子是学先生的习惯，用蘸水钢笔写就的，还特地用了500字规格的稿纸，有较宽的空白处可供老师批阅。记得先生接过稿子，很高兴的样子，当时就和我谈到了这部论稿的取名。先生说：“一部书稿也好，一篇文章也好，看它是否有创见，就看它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它的内容，而这句话要是别人没有听过的话。”后来我把博士论文的题目由“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改成“佛学与人学的历史汇流”，就是听了先生这一言语的启示而得来的。在此后自己的教学经历中，我把先生的这些教诲归纳成“钉子”主义和“一句话”原则，不断地向我自己的学生传授。我的那些学生是否真正理解了富仁老师的这些教诲，我不知道，但我自己是获益多多，受用无穷。1996年1月，我提前半年举行了博士论文答辩，答辩主席是《文学评论》的王信先生，答辩委员有钱理群、宋益乔，还有本校的郭志刚和朱金顺四位先生，吴福辉和凌宇先生也为拙文写了通讯评语。答辩整整一个上午，但我过得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让我答辩的问题其实不多，大部分时间是老师们自己围绕这个话题兴奋地讨论。后来，拙文出版时，富仁老师效仿师祖李何林先生，将七位评审委员的评语串联起来，放在序中，立此存照。这些评委都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著名学者，他们的评语本身就是一篇精彩的学术短文。这些年来，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时不时会把他们的评议翻开来，不断地温习，从他们热情的鼓励中吸取力量，从他们细致的建议中启发灵感。我想，这也许就是先生如此这般写序言的初心吧。先生在序的结尾中也说：“谭桂林的这部论著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的开拓性，在于它做的是披荆斩棘的工作，是翻耕这块生地的工作。这也是一种‘收获’，但这‘收获’还不是最终意义上的，还只是为种庄稼做了必要的准备，真正意义上的收获还有待于后来更细致、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更多的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它是进行曲，而不是主题曲。”从那时到现在，一路走来，我虽然做鲁迅研究，做诗学研究，兴趣来时，也去当代文学评论领域中敲敲边鼓，凑凑热闹，但始终还是牢牢记着先生的教导，把主要精力坚持不懈地用在“翻耕这块生地”上。最初我是研究现代作家与佛学的关系，后来拓展到研究现代作家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最近又出版了《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能够有这些成绩，无疑都要感恩于20多年前那个晚上先生的当头棒喝。

毕业之后，我回到湖南工作，虽然有时到北京出差，抽空会去先生家里看望一下，有时开会见到先生，也尽量利用时间随侍左右，但见面的机会毕竟不多了，主要还是通过电话联系。谈话的内容也不再是学术，而是嘘寒问暖的寒暄、照顾身体的叮嘱之类。但我就像20世纪80年代读先生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一样，始终关注着先生自己的学术发展，为先生提出的每一个震撼现代文学学界的新见而击节叫好（如先生提出的现代文化发展的逆向性特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是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文学等），并把它们化入自己的教学与研究中；也随时跟进先生的学术步武，到先生所开辟的每一个新的学术天地中（如先生后来提出的“新国学”、先生曾经热衷过的语文教育改革等）去领略先生的思想与智慧，来开拓与提升自己的学术境界。所以，在先生身边也好，不在先生身边也好，一样可以沐浴浸润先生的精神熏陶、学术光耀，这对我们这些王门弟子而言，不啻为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当然，我也深知，就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影响而言，先生不仅属于我们王门弟子，也属于鲁迅研究界，属于现代文学研究界，属于当代中国的学术界。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者乃人类追求真理之楷模。先生也许并不在意自己的声名，也许并不着意追求自己的影响，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创造性的学术成就，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里的一个奇迹，一种标志，一种思想力量。

先生离开我们一个多月了，这些天来，一个令人伤感的问题始终在我的心里纠结缠绕。先生的离去已经成为今年中国学术界的一个不幸事件，这个事件对于未来的学术界将意味着什么？对我们这些弟子，乃至许多敬仰先生的青年学子而言，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亲可爱的导师。对先生同时代的各位尊长而言，他们送别了一位值得信赖和敬重的同伴。而对整个的鲁研界、现代文学界乃至当代中国学术界呢？这个损失恐怕也是无法估量和弥补的，因为先生的思想、学术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存在，也是一个可以追随但无法复现的存在。先生的学术之路深深刻印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每一个足迹的深度及其震撼力，除了来自本身具有的严密的逻辑推论与高屋建瓴的理论思维之外，无疑还来自先生对中国文化心理结构深邃的洞察，以及对自己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个人经验的富有意义的发现、升华与坚守。它们不仅记录了一个时期中国学界的思想风云，而且昭显着一位杰出学者的良知、**、智慧与真诚。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的分化日益明显，被五四新文学严厉批判过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方式在卷土重来，而重考据、做实证、爬梳整理、旁征博引的研究方式也大行其道。但真正熔铸着学者个人良知、**、智慧与真诚的学术成果则越来越珍稀，学术的纯化与规范化正在付出**萎缩与思想褪色的代价。先生去世的第二天上午，我正好给研究生上鲁迅专题课，内容是鲁迅文学中的革命叙事。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将课上完，临下课时，我向同学们宣告了先生离去的消息。看着学生们惊愕的神态，我实在情不自禁，眼含泪水，用战栗的声音又补了一句：“这位先生的离去，或许将预示着鲁迅研究一个时代的结束。”随即，我宣布下课。事后想来，这话说得有点儿情绪失控，但它确实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显示着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在我心中的地位与分量。

2017年6月9日写于秦淮河畔半空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