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红（北京师范大学）

2017年5月2日晚20点左右，我接到刘勇教授的电话，惊悉王富仁教授骤然去世的噩耗，内心震惊，久久不能平静。因为就在此前十天，我和海明听朋友说他最近一次治疗效果很不好，就一起去301医院病房看望。我们看到他比前一次见面时更消瘦，却没有躺着休息，而是坐在病**专心地看书。见到我们来了他很高兴，也谈兴甚高，神采奕奕，我们准备好的许多劝慰话，反倒没机会说出来。一直聊了近三小时，他竟然毫无倦色，他的精神头很难让人相信他是身患重病的人。最后我们实在是怕累着他，匆忙告辞，并相约等他好一点儿出院去吃烤鸭。上一次一起吃饭是他第二次化疗出院，罗钢教授请客一起吃烤肉。后来细想起来，他当时只点头，没说定具体时间。哪里知道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能够想起来的最初与富仁老师见面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82年的初冬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宿舍楼三层。当时研究生宿舍楼主要居住的是硕士研究生，富仁老师与金宏达老师两位中文系的博士生与中文系的硕士生毗邻而居，我因为常去找正在读硕士的海明，所以认识了两位在当时实在是凤毛麟角的博士生。那时我因为年轻学历浅，还没有想到请教学术上的问题，反而是富仁老师每天晚饭时在楼道煤油炉子上煮的玉米面粥（当时学校是允许在楼道使用煤油炉子的）引得周围的人去蹭吃蹭喝，有的时候甚至刚煮好一小锅，立刻被大家瓜分干净，富仁老师也从不恼火，无奈地嘿嘿一笑而已。

富仁老师的博士论文答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直到现在我还常与我的博士生、硕士生说起。那是1984年10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二楼一层的一间教室。因为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第一个博士答辩（一说是中国第一个自己培养的博士答辩），教室里坐满了旁听的人。这也是我第一次旁听博士答辩。我记得唐弢先生是答辩主席，答辩委员有王士菁先生、严家炎先生、钟敬文先生和郭预衡先生，富仁的导师李何林先生，副导师杨占升先生、郭志刚先生也都出席了答辩会。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有30多万字，答辩时根据相关规定，只选取了其中部分章节。他的论文得到委员会很高的评价，当时委员们具体问的什么问题，我已记不清，但是至今不忘的是，答辩会上他充满**侃侃而谈的潇洒，面对质疑回答问题时的睿智、自信与机智。整个答辩持续了一个下午，富仁老师以其思维的敏锐、见解的深刻和逻辑的缜密折服了答辩委员会和全体旁听人员。

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我第一次给本科生上《中国现代文学史》课，虽然此前已经给本科生上过《中国现代戏剧史》和《戏剧研究》等选修课，但开设这门基础课对我来说还是有相当的难度。面对着现代文学浩瀚的史料和众多的作家作品，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安排得当，如何取舍，如何突出重点，都是经常困扰我的。遇到难解之处我经常跑到富仁老师家去请教。每次都急匆匆地去，然后兴冲冲地回，他从大的章节、作家等方面的处理，到细致的具体分析都给了我许多的帮助。他告诉我：不要指望一次就能把现代文学史讲得多么好，应该有计划地每学期讲好一到两个作家。所谓“讲好”是指不同于一般文学史教材的、人云亦云的评价，要与众不同，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之处。这样用五年甚至更多时间，就会讲好这门课。细想起来，关于现代文学方面的研究，我从富仁老师那里得到了很多帮助和启发。20世纪90年代有一段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王信先生常来北京师范大学看望杨占升先生和富仁老师，凡我知道信息，就去富仁老师家“蹭听”，听他们三位谈现代文学的许多掌故、史料、作家与活动，受益远胜于听几次现代文学史课程。“蹭听”多了，富仁老师就开玩笑说：“你老听我们聊天，还让我们回答问题，应该付费。”我就说：“好啊，求之不得，请各位老师移步寒舍品尝‘课酬’。”因为嫂夫人赵老师是回族，所以富仁老师家中饮食皆无“大肉”。我家先生海明有一“绝活儿”——红烧猪肘，色香味美，在小范围内颇有名气。所以有时就到我家午餐，一只红烧猪肘，一锅白菜炖豆腐，多次不变。那时我的房子很窄小，一室一厅，全部面积仅有27平方米，除却四周的书柜，仅有两把折叠椅，一个布艺的，只有靠背没有扶手的单座“沙发”。沙发是德高望重的杨先生的专座，我坐在地面一个布垫上，听几位先生谈做人、做学问，纵横捭阖，真挚率性。二十多年过去了，那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富仁老师常说，他是从鲁迅研究开始自己的学术研究的，如果鲁迅之外再选择一个方向，那就是曹禺的戏剧。他很喜欢曹禺的几个剧本，曾分别在《文学评论丛刊》1985年第2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之声》1989年第7辑，发表了《曹禺的典型意义和人物塑造》《日出的结构和人物》两篇重量级的长篇论文。这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对曹禺戏剧中的周朴园、繁漪、周萍、鲁侍萍、鲁大海、陈白露、金八、潘月亭、方达生等众多人物形象做出了与当时其他学者不同的评判，尤其是对《日出》一直引起学界争论的“第三幕”结构方式，提出了自己直率的批评。他认为《日出》的思想意识结构具有三个层次：金八（隐藏在幕后的一个冥冥的黑暗势力），台前的演出（现象世界或现实社会的缩影），打夯歌（想象中被唤起的一个理想世界）。这三个层次不是并列的，而是互相渗透和投射着的。他尖锐地指出，“真正懂得了金八，我们才会真正懂得陈白露”，“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从方达生的立场上来理解陈白露，而方达生恰恰不理解她”。他认为《日出》最显著的缺点是结构问题上的不统一，这又反映出曹禺当时人生观念上的不统一。这两篇文章对我的曹禺研究也颇多启迪。富仁老师自己对这两篇文章是非常喜欢甚至得意的，在他的《王富仁自选集》《现代作家新论》等书中都选了这两篇论文。2010年我编选了《曹禺研究1979—2009》，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从改革开放30年以来研究曹禺的2400余篇学术论文中选出69篇（103万字）结集成书，富仁先生的这两篇大作就在其中，为之增色不少。

富仁老师多次对我表示，他很喜欢曹禺的戏剧，想过做曹禺研究，吓得我连忙说：“千万不要，请给我留个吃饭的地方。”他是喜欢戏剧的。我们曾经一起看过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在的国家话剧院）王晓鹰导演的有序幕和尾声，没有“鲁大海”的小剧场话剧《雷雨》；曾经一起看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由王延松导演，郑天玮根据鲁迅作品改编的小剧场话剧《无常·女吊》；曾经一起看过国家话剧院的田沁鑫根据萧红小说改编并导演的话剧《生死场》；曾经一起看过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林荫宇导演的美国剧作家玛莎·诺曼的作品《晚安，妈妈》，这部作品曾被搬上百老汇舞台，并在1983年获得普利策戏剧奖和托尼奖提名，是世界戏剧界颇有影响力的一部杰作。这是一部心理剧，作家对母女两个角色的心理把握得极其准确细腻。出场仅有两个角色，母亲塞尔玛和女儿杰西。女儿杰西因为离婚、独生子不成器且疾病缠身，希望通过自杀获得解脱。母亲极力劝说女儿，但最终没有成功。演出开始，杰西平静地告诉母亲，自己要自杀，她准备与母亲度过生命中最后的两小时。母亲想尽各种办法企图让女儿放弃自杀的念头，千方百计地唤起女儿生存的信念。母亲深情地回忆从前，鼓励女儿不要灰心，甚至鼓励女儿养一条狗，竭尽全力试图说服女儿，但是她没有成功。全剧由杰西的一声枪响（暗场处理），母亲伤心绝望地倒在地上结束。我不能忘记走出剧场，富仁老师对饰演杰西的女演员杨青的大力称赞，说她表演细腻，分寸感极好，还说如果戏剧也有奥斯卡奖，杨青应该获最佳女演员奖。我不能忘记，每每走出剧场我们或称赞、或批评、或争执的各种兴奋，虽然时过境迁，已然记不住具体的日期，但观赏戏剧带给我的思考、审美、愉悦的心情却是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富仁老师的文章永存，富仁老师的音容笑貌永在，他永远活着，活在我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