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接触和理解的王富仁老师及其时代

高远东（北京大学）

得知王富仁老师病重是在今年3月初北京师范大学的某次博士生课堂上，那天下午我在讲《历史研究中的因果叙事——以周作人出任伪职问题为例》。课后，我向李怡兄了解王老师的近况，他说前天王老师和学生于慈江、谢葆杰谈得太尽兴了，情况有所反复，可以等状况好一点儿再去探望。然而数月后就传来了噩耗，我真切地感到了生命的脆弱。

我最早听到王富仁这个名字，是读研以后在严家炎老师家里的一次讨论课上。那次大家似在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权问题，我记得王友琴、孟悦、伍晓明等都在座。会后，严老师问我们读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发表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没有，我们说还没读，严老师说，一定要认真读一下，王富仁是个极有思想才华的年轻学者。阅读之后，我觉得严老师推崇得对，论文给我的震撼和欣慰感，我至今难忘。之后，大概是1983年9月吧，刚留校不久的钱理群老师等受命组织北京大学中文系“新学科、新思维”的系列学术报告活动，现在经常为人所乐道的是吴组缃、王瑶、林庚、樊骏等一众大拿的讲座，其实当时也邀请了还是博士生的王富仁，他的报告题目是《现代意识与现代文学》。那是我第一次见他本人：一个乡干部模样的憨厚汉子。他走上讲台，大家惊愕着还未笑出声来，便已经被他滔滔不绝的气概，开阔的视野，雄辩的理论力量所震撼。

1986年基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那篇论文而发展和充实丰富起来的博士论文概要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王富仁老师的学术影响扩散到全国，他也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之一。1987年初，我到《鲁迅研究动态》（《鲁迅研究月刊》的前身）当编辑，随后和富仁老师有了第一次接触。大家都知道1986年有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6年底，《鲁迅研究动态》编辑部便召开在京作者座谈会。会上，陈涌、林志浩等先生对王富仁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鲁迅研究进行了批评。王老师感到了极大压力，奋笔写了两万多字的一篇长文，来表明自己的研究立场，验证自己的观点，为自己辩护。我那时刚入职不久，见王老师的雄文连载发表后无人应答，受研究室主任陈漱渝先生指点，连连向陈涌等先生约稿。陈涌先生特地约我到他万寿路的家里，拿出王富仁送他的著作，上面写有富仁老师对陈涌先生表示敬意和请益的话语。陈涌先生说他不便答复王富仁的长文，还是请漱渝同志写更好。后来陈主任建议我约请山东大学的解洪祥等撰文参与讨论，再后来虽有陈安湖、袁良骏陆续参与进来，但可惜王老师文中反批评的那几个人都没回应，而引发事件的那场座谈会也没有整理发表纪要，所以今天再翻看那几篇文章，读者大概会觉得有点儿莫名其妙。等讨论进行得差不多了，我从编辑部王世家老师处拿到了富仁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住址，便打算请他对所有批评来一个总的回复，以就此结束讨论。我去了他住的筒子楼，敲开门。屋里很暗，富仁老师午觉刚醒，头发有些凌乱。听我说明来意后，他一挥手说：“对我的批评，我只重视汪晖在《文评》上发表的那篇《历史“中间物”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

厕身“学界”以后很快就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见到王富仁老师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了。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时，我和他的第一个研究生查子安兄做了同事，从他那里听闻了很多和富仁老师有关的趣闻逸事，如杨占升先生对富仁老师的无私、忘我、仗义的提拔和帮助，我听了真是感动泪目。那时的现代文学界群星闪耀，风气清正。王富仁、钱理群、赵园、刘纳、蓝棣之、杨义、吴福辉等，各有个性和贡献，不管什么会议都能吸引一众年轻人与会者围谈。以钱理群老师为中心的围谈，话题一般都围绕着社会国家大事，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几乎所有内容，他们全都关心，一个不落。以刘纳老师为中心的围谈，话题多偏于社会和人性。以蓝棣之老师为中心的围谈，所谈多是诗歌和风月。以杨义老师为中心的围谈，则多围绕杨老师个人的学术成就……王富仁老师的粉圈，话题近于钱老师的而又更接地气，同于刘纳老师的而又内容更为阔大，似是钱、刘两个粉圈话题再加上其深广的社会经历、独特的个人体验和敏锐的思考的集合。而粉丝则以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为主，还有山东的，西北的，后来再加上广东的，以研究鲁迅、郭沫若和小说诗歌的……为骨干，男女老少都有。1995年，我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会，每年要在万寿寺的大院里开四次编委会，这才算是和王老师有了工作联系。那时樊骏老师和舒乙是主编，钱老师和吴福辉老师是副主编，四期责任编委分别是钱理群、刘纳、王富仁和吴福辉。每次编委会都在欢声快语中开始和结束，学术共同体所具有的志同道合感和学术纯粹性，至今想起来都令人神往。那时学术刊物虽经济上举步维艰，但对人精神的砥砺和激发却别具特效。王富仁老师编刊总有长篇大论的长稿，责己严责人宽，遇有作者要提职称或其他急迫需求，他就会露出宽容、慈悲和体谅、理解的神情来。会议间歇王老师会出去抽烟。他烟瘾极大，又能喝酒，常戏称在这方面他才是北京大学王瑶的学生，而那些不抽烟不喝酒的王瑶弟子，则另接北京师范大学李河林先生一向禁烟绝酒的“道统”。据说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有一场会议李何林先生做主席，他当场宣布会场内禁烟，以至于在主席台就座的王瑶先生为抽烟斗，每隔一段时间就得离场一会儿。

1997年我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做客员教授，有半年多时间和也在高丽大学任教的王富仁老师有交会。我们或一起参加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学术活动，或一起受邀于韩国学界共同认识的朋友，有时则互相交流异国生活的经验。那时当地有中国教授会，我经常参加它在中国驻韩使馆举办的活动。由于身处异域，语言不通，人地两生，在本国生活习得的一些经验好像都归了零。王老师那时五十出头，虽是大学者，此时也得买菜做饭。而韩国男子是绝不会出现在菜市场的。王老师有一次考我：“韩语‘葱’怎么说？”我说：“pa。”他说：“对了，洋葱叫yang pa……”他一边说一边露出了天真狡黠的笑容。此时，我脑中则浮现出身为山东人的王老师拎着菜篮子在菜市场买葱和身为山西人的我在首尔超市找醋的情境。有一次，韩国外大朴宰雨教授在首尔江南地区宽敞的住宅里宴请王老师夫妇和我，席间聊到韩国换着酒杯喝酒的习俗，朴宰雨教授认为这和中国不同。我说：“中国古代就有用‘觥筹交错，推杯换盏’来写酒宴热闹，换盏就是换着杯喝酒啊。”王老师马上比画了一下“推换”的动作。酒至半酣，朋友间换着酒杯喝酒确有不分你我彼此的意思。

1997年6月，王富仁老师和我一起参加了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在光州朝鲜大学举办的年会。我是随同首尔大学教授、台静农先生的学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连续三任会长的金时俊先生等人一道乘高铁去的，准备到光州以后再和其他人会合。抵达后，我们见到了前来迎接的金河林教授和在朝鲜大学任教的黎湘萍兄。会上，王富仁老师发表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主义的演讲，我则发表了关于鲁迅与墨子思想联系的演讲。韩国朋友对中国客人的论题反应热烈，提出了很多有趣的问题，我也因此对时为江陵大学教授的洪昔杓兄有了深刻印象。会后，我和王老师、黎湘萍以及韩国朋友们一起参观了纪念光州起义和韩国民主化运动的公园。公园入口就是名为“民主之卵”的巨型雕塑：一双巨手小心托举着一只椭圆形的蛋，那只蛋极其不稳定，像是随时都会滚落下来摔碎。这个雕塑寄寓着人们对来之不易的民主化成果的珍惜和保护之意。我一边想着鲁迅《药》中写华老栓手捧人血馒头“像捧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一边揣想“民主之卵”作者的用意。在艺术表现上，鲁迅和雕塑的作者可谓想到一起了，但所涉两国近代历史和为民主自由的抗争和牺牲之作，竟然牵引着两种既相同又不同的巨大而复杂的历史走向：在光州的民主公园，韩国人民的民主之功业已告成；而在鲁迅文学事业的起始，国民的麻木和对烈士的牺牲却曾为愚昧和迷信所包裹。王富仁老师和我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进入对鲁迅的小说《药》的思考中，之后，我们的谈话就一直围绕中韩两国对于抗争、牺牲和烈士的异同来进行。我们还随首尔大学的博士生李政勋和延世大学的博士生成谨济、白池云、权基永等一起祭奠了延世大学的学长李汉烈（？）烈士。

2003年，我从日本回国后，王富仁老师已从北京师范大学去了汕头大学，我们来往虽然比较少，但精神纽带却因我和王得后老师的友谊来得似乎更密切了。富仁老师回京和老友相聚，得后老师总要叫上我。聚会地点常常选在孔乙己酒店，什刹海边的店和亚运村的店都去过。樊骏、王信、赵园、钱理群、孙郁、王培元、彭小燕等人也都聚过。我感动的是，富仁老师几乎每次聚会都会带礼物——烟是专门带给王信老师的，酒是专门带给我的，好几次都是这样！想起1999年在邮电宾馆的鲁迅学会年会聚餐，我端着酒杯过去给王老师敬酒，他笑嘻嘻地谢绝说：“现在是只抽烟不喝酒了，因为医生让我烟酒都戒！”其实我自己也并无酒瘾，只是觉得偶尔喝酒有助于聚谈助兴而已——不过话说回来，王瑶先生断掉的饮酒脉络似乎经由王富仁老师又被王风和我接续上了。“痛饮酒而诵离骚”，今也宜之乎？2006年初，王富仁老师在汕头大学主持召开了“中国左翼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是一次盛会。丸山昇先生亲率日本三十年代研究会的几名学者与会，国内学者老中青三代阵容整齐，会议论题深入，既考虑到历史又顾及现实，重新考察了左翼文学以及鲁迅的价值和意义。在那次会上，王得后老师提出了“鲁迅左翼”的概念，并对鲁迅和左翼革命及左翼文学的关系做出了有价值和有说服力的梳理和辨析，把鲁迅和左翼革命及左翼文学关系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他的有些观点，后来更被钱理群老师等人进一步发挥和发展，成为具有现实批判性的鲁迅思想库中的重要资源。

王富仁老师是新时期以来近四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始终引领风气、开创局面的标志性人物，这点大家当然能看到。不过，他之能响应时代并得到时代成全是一个方面，他之能够独立思考和独力坚持的方法，对我们理解与时代如何相与，则是更重要的另一个方面；他既有时代弄潮儿的奋勇进击的一面，又有被潮弄时防守抵抗的另一面，这都归因于他独立而强大的自我意志和独立而深刻的学术思考。他具备着“一代宗师”的气象，绝不会人云亦云而被思想潮流、学术风尚、群己权力、人我利益等所裹挟控制。他的精神境界之高，精神意趣之醇厚朴正，精神自由之充沛饱满，追求真理之赤诚坦**，坚持自我之正直无私，尤其值得我辈追慕和学习。当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被学界广泛接受时，富仁老师坚持“现代文学”的观念。当严家炎老师把现代文学的起点提前至1896年甲午战后时，富仁老师仍坚持新文化运动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当当代思想质疑和批判新文化运动的负面影响时，富仁老师坚持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观，甚至不惜用“新国学”这样一个有争议的旗号来挖空和置换当代的旧学复兴，以张皇五四新文化。富仁老师在当代中国学界，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鲁迅研究中，俨然置身于鲁迅《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之类精神激**的世界，呈现着热烈、**、深思、诚恳、搏斗、深情等种种姿态和样相。我愿意遭遇这样纯粹、高尚、刚正、质朴、丰富、有己而无私的人物，我愿意奉之以为师，处之以为友，玩之以为伴……无奈，一切美好的都在流逝，一切高贵的都在消失，一切诚恳的都在变化，一切优异的都在涣散……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奈何奈何！

2017年11月6日于磨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