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琦（西北大学）

这个题目是套用鲁迅先生纪念章太炎先生时用过的旧题目，也不纯粹是为了方便。富仁兄年长我两三岁，我向来以兄事之。在研究生同学中，富仁兄后来的学问成就最大，在国内影响也最大，加之他侠义的品行、豪迈的性格，我既以兄事之，也宜以先生事之。

1978年那一届研究生，西北大学中文系（今文学院）三个专业——古代文学、鲁迅研究、文艺理论共招了14名研究生，古代文学又分三个方向，我报考的是傅庚生先生的魏晋—隋唐方向。当时的校长郭琦定下来魏晋—隋唐文学研究与鲁迅研究是西北大学文科的重点，这是因为唐代文学的导师傅庚生是国内知名学者，而鲁迅当年在西北大学讲过学，所以这两个方向的研究生各招收4名，其他专业只招收2名。这应该是郭琦校长对西北大学学术发展的远景规划。那一届研究生也有特殊之处：除了档案、户口粮油关系转来学校，工资及医疗关系仍旧在原单位。我是从陕南一个中学考进来的，工资每月由原学校寄过来，若看病，则须把收据寄回去报销。14名研究生与系里的教师一起学习开会，在教工食堂用餐，唯一与本科生相同的是佩戴白底蓝字的学生校徽。我们这14人中，多数大学毕业已在十数年以上，所以都不愿意佩戴校徽，往往被“77级”“78级”本科生取笑。

三年的硕士时光，过得很紧张，因为大家都老大不小了，专业荒废很久，要看的书很多，而外语逼得最紧，每日钻图书馆或资料室。我与富仁兄不住一个宿舍，所以与他“交集”的机会并不多。中午饭或晚饭，若饭厅的桌子不够坐，我们七八个同学常常在饭厅外选一块地方围起来吃饭，边吃边说，如今回想起来，倒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时光。

有几件小事，渐渐地让我对富仁兄“刮目相看”。头一件是学外语。我们这14人中，除罗钢（文艺理论专业）和曹林娣，大家都不约而同选了日语（罗钢本科学的是英语，曹林娣是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出身，日语已经过关）。富仁是山东大学俄语系五年本科出身，我原以为他可以不必再在外语上耽误工夫，但是他仍旧与我们一起选学了日语。我知道鲁迅与日本及日本文学关系深远，富仁选学日语有其道理。令我惊讶的是，富仁课余，又随罗钢自学英语。这样，三年硕士阶段，俄语不用说，富仁的英语、日语都有了相当的基础。这使他为以后做学问预留了足够的资源，其深远的目光是很值得钦佩的。

第二件事是学术研讨会。我们刚入学不久，郭琦校长给文、史两系的研究生打招呼，说明年（1979年）5月给你们开学术研讨会，大家都要写文章。我的天！荒废了十年的我，连“学术”二字的含义尚不明白，写学术论文从何谈起呢？好在我当时正在读《李义山集》，对李商隐的“择婚王氏，就幕泾原”有一点儿体会，便硬着头皮凑了一篇文章。研讨会在礼堂一侧的小教室举行，由系里负责科研的老师主持。两个下午，五六小时，宣讲论文的多是鲁迅研究专业的四位同学和文艺理论专业的两位同学，古代文学有两三位同学发了言，我做旁听，一直拖到了最后。宣讲结束，我才把论文交到老师手中“交差”。富仁兄自然是第一个宣读论文的，题目好像是《论鲁迅与俄罗斯作家》，滔滔不绝讲了半个钟头。不久这篇论文在学报上刊出，他是我们同届研究生中第一个在学报上发表论文的。研讨会后不久，蒙万夫先生（当时的中年讲师，系里指定他为鲁迅研究专业研究生的辅导教师）应邀到宝鸡师院（今宝鸡文理学院）去做学术报告，蒙先生带富仁同行。回来后，蒙先生对我说：“王富仁不简单！两小时的学术报告，没有讲稿，滔滔不绝能讲下来……”他连说了好几个“不简单”。蒙万夫与我很熟络，他研究现当代文学颇有成就，不轻易许人，能这样夸奖富仁，自然因为富仁有过人之处。富仁兄原是俄语系出身，在专业方面我起初没有太看好他。但是，自此以后，我对富仁兄就渐渐生了佩服之心了。

第三件事似乎牵涉研究生同学之间的“内斗”。说是“内斗”并不恰当，不过是有一点小龃龉而已。研究生14人当中有4名党员，富仁的资格是比较老的，起初系总支有意让富仁做支部书记，但富仁坚辞，后来就由H君担任了。有这4名党员中，L君是预备党员，预备期一满就应该转正。但L君与H君因生活琐事发生过小摩擦，H君坚持不肯召开支部会议，L君的转正就久拖不决。情急之下，就只有富仁出面了。富仁先是与H君有较为激烈地争执，又找到系总支强烈反映，支部会终于召开，L君转正问题也就顺利解决。这件事最能看出富仁兄为人的正义和遇事敢出头的性格。我不是党员，党内的事不参与，也不理解，但我在系办公楼走廊里能听到总支办公室传出的激烈争辩声。此类琐事还有许多。李白有一首《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的诗，其中有句说“山东豪吏有俊气”；“中都”汉唐时属兖州，去富仁家乡山东聊城（富仁兄是从聊城中学考入的，我一直以为他就是聊城人）不远，所以我每用“豪俊”二字形容富仁的为人，以为如此是最恰当不过的。

研究生毕业后，富仁留校，我也留校。富仁的妻子（在家乡教小学）及儿子均在山东聊城，于是他打报告给学校人事处，希望能尽快解决家属调动。人事处的答复可能有些敷衍，富仁于是不再找人事处，开始埋头读书，准备考博。后来，他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离西安赴京时，我们几个留校的同学曾设“家宴”（上菜市场自己采购，宿舍里煤油炉自己动手炒）欢送他。富仁博士毕业，留在了北京师范大学，他的在了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在《文学评论》分两次刊出。这个辉煌，不但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也是少见的。那是富仁在学术上，尤其在鲁迅研究方面登上的第一个巅峰之时。新疆同学薛天纬有诗悼富仁，有句“曾有文章惊海内”，就是指他的博士论文。此后，富仁有新书总要寄给我，我发现他研究的范围渐次超出了鲁迅研究，也超出了现当代文学，而且一部分文章，以民初思想家研究为主。宏论滔滔，如江河东决而下，不可阻挡，仍旧是他一贯的风格。

其间富仁兄曾回过西北大学两次：一次是学校校庆，另一次是富仁的硕士导师单演义先生去世。凡富仁回来，昔日的研究生同学，照例要设“家宴”款待他。席间，啤酒敞开喝，国际、国内敞开谈，酒酣耳热，仍以富仁兄“放言无忌”为主。1991年，我与新疆同学薛天纬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相约聚会于北京师范大学，我先到，于是在富仁北京师范大学的家宿了一晚。我说：“富仁啊，你现在差不多是半个思想家了。”富仁说：“半个？我已经是整个一个思想家了！”我打趣说：“我可是以严复、梁启超、胡适为思想家标杆的呀。”富仁笑说：“如是，则假以时日、假以时日。”两人相视而笑。

所以我总以为，富仁的去世，是学术界的损失，也是思想界的损失，虽然时下的大环境，难以再产生如严复、梁启超及胡适那样的思想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