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朝局的平静，寇案在丙申年夏天似乎渐渐被人们淡忘了，但寇连材仍旧是京官心仪的偶像。《时务报》创刊之际，寇氏的故事仍旧是不少人期待的头号选题。七月二十四日汪大燮致康年函：“此报未到之先，京都传述第一次第一篇是《寇连才传》，第二次印王又霞（王鹏运，号幼霞）止圆明园工程折。切疑，诸君愚不至此，印此等无关交涉之事，而徒取怒于西方。”[40]汪大燮早先曾希望能在《申报》刊发寇折，宣扬寇的事迹，此时则因为害怕激怒“西方”（指西太后，即慈禧），影响报刊的生存，转而反对《时务报》刊发寇传和王折。戊戌年三月，孙宝瑄在《时务报》馆看到了寇连材奏疏的抄件，在日记中写道：“是日始见宦者寇连材所上之书，分十余款，末款有云：请国家选嗣不以亲族而以才德，先令天下府县各公举，然后择定一人，使为国君。”[41]孙看到的应该是吴氏父子的抄本，也是梁启超、汪康年见过的版本。

寇连材再次被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公开谈论已在戊戌政变后。逃亡海外的康、梁在对外宣传中，攻击慈禧、荣禄等人不遗余力，将戊戌政变与甲午后的党争政局联系起来，为康有为的变法改革与保皇活动寻求合法性依据。在康、梁的解释体系中，寇连材也被梁启超再次起用，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的《清议报》第二期《本馆论说》之《论皇上舍位忘身而变法》中，梁氏说：

皇上以变法被废，仁至义尽，其委曲苦衷罕有知之者。乙未年上欲变法，旋为后所忌，杖二妃，逐侍郎长麟、汪鸣銮及妃兄侍郎志锐，褫学士文廷式永不叙用，皆以诸臣请收揽大权之故。太监寇良材请归政则杀之。于是上几废，以养晦仅免。[42]

丙申年有关寇折的传闻中，至多有“太上不宜黜陟官员”一条，并没有“请归政”一说。这是梁启超根据此时保皇宣传的需要，新加上去的。他不仅将寇连材定位在变法运动的格局中，还把寇与帝后党争联系起来，所赞誉的已不止是烈宦的“忠直”品格了。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初一日出版的《清议报》第八期刊载了林旭传和刘光第传，二传后所附《烈宦寇连材传》，是梁启超精心准备的对寇连材政治事迹的完整表达：

寇君，直隶昌平州人也，敏颖硬直，年十五以阉入宫，事西后为梳头房太监，甚见亲爱。凡西后室内会计皆使掌之。少长，见西后所行，大不谓然，屡次几谏。西后以其少而贱，不能为意，惟呵斥之而已，亦不加罪。已而，为奏事处太监一年余，复为西后会计房太监。甲午战败后，君日愤懑忧伤，形于词色，时与诸内侍叹息国事，内侍皆笑之以鼻。乙未十月，西后复专政柄，杖二妃，蓄志废立，日逼皇上为蒲博之戏。又赏皇上以鸦片烟具，劝皇上吸食。而别令太监李莲英及内务府人员在外廷造谣言，称皇上之失德，以为废立地步。又将大兴土木，修圆明园以纵娱乐。君在内廷大忧之。日夕皱眉凝虑，如醉如痴，诸内侍以为病狂。丙申二月初十日早起，西后方垂帐卧，君则流涕长跪榻前。西后揭帐叱问何故。君哭曰：“国危至此，老佛爷（宫内人每称皇帝为佛爷，西后则加称老佛爷）即不为祖宗天下计，独不自为计乎？何忍更纵游乐生内变也？”西后以为狂，叱之去。君乃请假五日，归诀其父母兄弟，出所记宫中事一册授其弱弟。还宫则分所蓄与其小太监。至十五日，乃上一折，凡十条。一请太后勿揽政权，归政皇上。二请勿修圆明园以幽皇上。其余数条，言者不甚能详之，大率人人不敢开口之言。最奇者，末一条言：皇上今尚无子嗣，请择天下之贤者立为皇太子，效尧舜之事。其言虽不经，然皆自其心中忠诚所发，盖不顾死生利害而言之者也。书既上，西后震怒，召而责之曰：“汝之折汝所自为乎？抑受人指使乎？”君曰：“奴才所自为也。”后命背诵其词一遍。后曰：“本朝成例，内监有言事者斩，汝知之乎？”君曰：“知之。奴才若惧死，则不上折也！”于是命囚之于内务府慎刑司，十七日移交刑部，命处斩。临刑神色不变，整衣冠，正襟领，望阙九拜，乃就义。观者如堵，有感泣者。越日遂有驱逐文廷式出都之事。君不甚识字，所上折中之字体多错误讹舛云。同时有王四者，亦西后梳头房太监，以附皇上发往军台。又有闻古廷者，皇上之内侍，本为贡生，雅好文学，甚忠于上。西后忌之，发往宁古塔，旋杀之。丙申二月御史杨崇伊劾文廷式疏中谓廷式私通内侍，联为兄弟，即此人也。杨盖误以“闻”为“文”云。[43]

梁启超此传中多有讹误，唐益年先生已有详尽考订，此不赘言。这里要强调的是，这是寇连材的第一个完整传记，而且是梁启超在所有寇案传说基础上写出来的。所不同的是，很多情节被梁重新渲染加工，用以实现抨击慈禧的政治目的。丙申年传言中虽然也有“太上不宜黜陟官员”、“倭衅由颐和而来”这类责备慈禧、同情光绪的说法，但像“请太后勿揽政权，归政皇上”、“请勿修圆明园以幽皇上”完全是康、梁政变后的政治宣传。寇连材与被杀的太监王四（应指王得福）、闻古廷（应为闻得兴）也被一起说成是“皇上的人”。在梁启超的诠释和补充下，寇连材披挂整齐，被赋予了“改革派”太监的身份。如此塑造寇连材的形象，与他建构戊戌维新史的完整叙述体系是相关联的。仅此而言，康、梁在政变后夸大事实，骇人听闻地抛出翁同龢“举荐”康有为的说法，[44]与藻饰寇连材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稍后出版的九卷本《戊戌政变记》卷二《废立始末记》中，梁启超又写道：

同时有义烈宦官寇连材者，奏事处太监也。初为西后服役，西后深喜之，因派令侍皇上，盖欲其窥探皇上之密事也。寇连材深明大义，窃忧时局，一日忽涕泣长跪于西后之前，极言皇上英明，请太后勿掣其肘，又言国帑空虚，请太后勿纵流连之乐，停止园工，并参劾西后信用之大臣。西后大怒，即日交内务府慎刑司下狱，翌日，不待讯鞫，即行斩处。皇上闻之，为之掩泪。北京志士莫不太息，此为西后剪除皇上羽翼第六事。[45]

所谓“派令侍皇上，盖欲其窥探皇上之密事”与寇被杀后“皇上闻之，为之掩泪”的细节都是杜撰出来的，目的就是要将寇太监描画成皇上的“羽翼”。

大约同时，康有为也在《知新报》公布其致依田百川的信函，配合梁氏进行宣传。该函称：“当割台之后，仆开强学会于京师，切责枢臣翁同龢以变法，常熟方兼师傅，日与皇上擘画变政之宜。皇上锐意维新，侍郎长麟、汪鸣銮，学士文廷式，御史安维峻，皆劝皇上收揽大权。太监寇良材，亦请西后归政皇上。西后大怒，长、汪、文、安诸君遂皆贬谪，寇良材被杀，甚至二妃被杖。而上于是乎几几废矣，幸恭邸力谏乃止。”[46]两相比较，语句基本相同。显然，康、梁师弟二人在政变后将朝臣的贬谪与太监的被杀全部纳入了他们编织的叙述体系中，当然，在这个体系中，康有为是核心人物，寇连材（良材）只是一个小角色。在《烈宦寇连材传》结尾时，梁启超有一段总结性的概括，十分精辟：

论曰：陆象山曰：我虽不识一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其寇黄门之谓乎？京师之大，衿缨之众，儒林文苑之才，斗量车载，及其爱君国、明大义，乃独让一不识字之黄门？呜呼！可无愧死乎！八月政变以后，皇上之内侍及宫女，先后被戮者二十余人。闻有在衣襟中搜出兵器者，盖皆忠于皇上，欲设法有所救护也。身微职贱，无由知其名姓……呜呼！前者死，后者继，非我皇上盛德感人至深，安能若此乎？呜呼！如诸宦者亦可随六君子而千古矣。[47]

这段描述可谓神来之笔，一个人格完美、令人钦佩、可与六君子比肩的“烈宦”形象跃然纸上。不仅如此，还有不少忠于皇上的内侍和宫女，乃至有衣襟中藏有兵器者。这些生动描述，远离事实本相，即使与那些传闻比，相差又何止以道里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