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盛铎（1859—1937），字椒微，号木斋，江西德化（今江西九江）人，出身书香世家，光绪十五年（1889年）榜眼，清末官至山西提法使、山西布政使。他不仅是近现代史上颇负盛名的藏书家，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也很活跃。甲午后督办军务处成立，李任提调，为荣禄所倚重。戊戌年康、梁在北京开保国会，李盛铎曾参与策划，后因荣禄、徐桐告诫，在开会前“临阵脱逃”，不久又疏远康、梁，弹劾保国会以求自保，故后世多据此视李为“投机者”，或将其归之守旧营垒，视为后党。但近年已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1]其实，抛开他与权贵的关系不谈，甲午前后李盛铎为士人中比较趋新的人物，这种看法大体公允。

当时江西京官中李盛铎与文廷式（号芸阁）、陈炽（字次亮）气味相投，在京城士人中有“江西三子”之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北京设立强学会，陈炽、文廷式各有“正董”、“副董”之名，他们与康、梁相呼应，皆为变法活动之骨干人士。李盛铎因是年四月即告假南下，故未参加强学会活动，但就其思想倾向而言，仍属于维新一流无疑。在维新思潮蓬勃兴起的背景下，稍后他与陈炽、梁启超谋划开办《公论报》的活动便是有力的说明。

光绪二十二年底，上海《时务报》刚创办不久，主持者梁启超、汪康年便于士林中声名大震，各方人士争相结交，引为同道。李盛铎与梁启超商议合办《公论报》的计划正在此时。从种种迹象判断，此事当与陈炽从中介绍有关，因为迄今尚未找到此前梁、李已有交往的证据，而陈炽一直与康、梁往还密切，在这次办报合作中，一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比如有些书信是梁启超写给陈炽的，再由陈交给李氏的，详见下文）。

关于创办《公论报》的情况，上海图书馆所藏汪康年师友书札中有零星反映，以往研究中也曾有提及，但只言片语，仍不足厘清事情原委。[2]现据李盛铎存札中梁氏书信，参诸汪康年师友书札中的各家信函，可理出其大致脉络。

事情的起因应是汪康年一直希望创办一份日报。还在光绪二十二年夏开始筹办《时务报》之时，汪便主张办日报，立志与王韬的《循环日报》“争长短”。而黄遵宪、梁启超则主张办旬报，经反复讨论，《时务报》终以旬报面世，[3]但汪氏始终没有放弃办日报的念头。是年九月，正在广东的梁启超接到汪康年的来信，其中谈到办日报之事，梁在十月十一日（11月15日）的回信中称：

有人欲开日报，此事甚善。兄所论甚当，弟为总主笔，孺博、兰生为主笔，事属可行。探访商务，记载近事，如此正合吾辈之意。穰兄胸中无数古董、今董可以尽搬入此间，一大快事也。又，弟前有一议，谓日报宜分张别行。大率纪时务者为一张，纪新闻者为一张，纪商务者为一张，可以分购，可以合购。如是则可以尽夺申沪各报之利权，惟登告白，颇费商量耳。若渠有成议，亦可以此意告之。[4]

此函说明有人欲开日报，且强调“探访商务，记载近事”。汪康年设想日报由梁启超为总主笔，麦孟华（孺博）、项藻馨（兰生）为主笔。当时《时务报》以政论评议为主，故梁建议新办日报应为综合性报纸，且时务、新闻、商务三项宜“分张别行”。十月二十一日（11月25日）梁启超信中又问“沪之日报近如何？彼有成议否？极念”。[5]十一月初四日（12月8日）梁再次致函汪氏：

前书所言，望觅法文报馆欲开日报之事，顷复如何？甚念。顷弟准拟月半返沪，搭龙门火船，决不愆期矣。即与孺博偕行，祈即与该报馆定议可也。弟所拟日报分张零售之说，自谓极善可行，顷澳报亦拟第一日报即用此法，可与该报馆商言之。[6]

按，《梁启超年谱长编》最早引用此信时，将其标点为“前书所言欲觅法文，报馆欲开日报之事，顷复何如？”且“望觅”为“欲觅”，似有讹误。[7]梁氏十月十一、二十一日两信中提及“有人欲开日报”，询问“彼有成议否？”此信又言“可与该报馆商言之”，则信中“法文”与“报馆”不应点断，前后联系起来，大意是似有一家“法文报馆”欲与《时务报》馆合作办一份日报，且强调“探访商务，记载近事”。查当时上海的法文报馆，只有法文周刊《中国通信》（Le Messager de Chine）。种种迹象表明，这家以商务为重点的报纸曾一度与汪康年就创办日报有过合作意向。[8]

从时间上看，梁启超与陈炽、李盛铎商议合办日报之事，应是在汪康年与这家法文报馆商议未成之后。此时，梁已经回到上海。陈、李主动与梁商谈办报之事，也是有原因的。其实，家境殷实的李盛铎早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已经在上海创立了蜚英馆石印书局，该书局是当时上海颇具规模的一家现代印刷企业。[9]以蜚英馆的既有生产规模为依托，再借用梁启超的名声，创办一份新日报，这样的设想极具可行性。在此过程中，陈炽出谋划策，表现很是积极。[10]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赴广东之前，曾有一函致李盛铎云：

木斋编修兄：今日乃镇日有客，竟不得一息暇，复爽约，可愧甚也。弟行意又复迟疑，数日内将为杭州之行，明日往，拟归时再来奉教。皇赧交并，匆匆上数语，以当负荆耳。敬请秋安。弟启超顿首。[11]

函末有“敬请秋安”之语，则信当写于秋季梁去广东之前，“行意又复迟疑”应指他回广东的计划屡屡推迟，此信还说明回粤前梁启超曾有一次短暂的杭州之行。该信封套写明寄给“泥城桥李大人”，时李盛铎居住上海泥城桥的蜚英馆书局。此时还看不出他们有关报纸合作的计划。两个月之后，梁启超回到上海，合作办报的计划很快进入议程。

据有关文献，至迟是年十二月初七（1897年1月9日），梁已经回到上海，[12]十二月十五日（1月17日）又抵达武昌，拜谒张之洞，张欲留其入幕，梁辞不就。[13]回沪后他便与陈炽有信函提及办报之事：

次亮先生有道，昨言日报馆之事，归思其条理，略得数端，谨条上：

一报纸宜每日出三张：一专记新政兼译西报，篇首有论，其名曰新政报；一专录上谕奏折、江浙辕门抄、上海官场杂事、租界案牍，其名曰官报；一专登商务杂闻，杜撰小说，仿阅微草堂之体，随处指点变法自强、保全中国之意，并附货价行情，船轮出口日期等。可以全购，可以零买，全购之值不过与申沪各报等，零购则廉不及半。如此则人必从其廉者，又加以体例之善，议论之通，其畅行必突过各报，现上海诸报合计所销将及三万，此报一出必可夺其三分之一矣。

一报之式样宜稍精雅，月前此间所出之《时事日报》其式尚可采用。

一新政报中所译西报，如能自译最善，若力未逮，则制造局所译之西国近事及官书局汇报皆可暂行采用。

一日报以告白为立根之基。今宜定例，凡登告白者，仅登一张，皆值若干；三张全登，其值若干，则所得更不少。报若风行，则告白不招而自来矣。

一报必借西人招牌，以免生事。

一启超每月在报中所□文不过万言左右，其余撰述编排各事，约尚须用三四人。又超亦不能驻馆办理一切，仍须别觅一人为总理。

以上诸条略举一二，容俟谨订。敬请道安。超顿首。[14]

此信应系梁启超自武昌回沪，与陈见面讨论后，通过书面形式全面表达自己办报主张的一封信，反映出其灵活变通的办事风格，既“随处指点变法自强、保全中国之意”，同时“附货价行情，船轮出口日期等”，政论与商务兼顾。此札现存李盛铎存札之中，当系陈炽转交木斋的。信中的几条建议与十月梁致汪康年函所言完全一致。当报事取得共识后，便涉及人员安排的问题。为此，梁又有函云：

次亮先生有道：日报事既定，当速觅人分司文字之役。然后出报可以剋期。超当举三人：其一桂人龙君积之，其二粤人韩君树园、梁子肖岩。龙去年曾在此间强学会，韩现在澳门报馆，梁则超之弟子也，其人其文皆可信。惟韩、梁为粤人，言语不通耳，亦无害也。若事可必定，超当速函招致诸君，龙君前已电招来主《时务报》，以期迅速，如何？乞与木斋商定示知，至盼！敬请道安，启超顿首。即刻。[15]

此函未署时间，唯提到龙积之（泽厚），有“去年曾在此间强学会”，则此信当作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二月，不会迟于次年正月。此函写给陈炽，并“乞与木斋商定”，可见李盛铎才是有力的主事者。另有一函则致陈、李二人，函云：

次亮、木斋先生：顷因贱眷将来沪，须往粤接取。今夕即往，速则十日，缓则廿日，必当返沪。日报馆事已函招龙、韩两君，其到沪之期亦当与超近也。请先定房屋、机器等事。二月初度即可出报。龙象蹴踏，虽谓中国，□有日报可也。匆匆。奉告。祗请道安。启超顿首。

即刻大著两篇录副竟，先缴上。[16]

此信亦未署时间。不过，宋恕有《送梁卓如暂返岭南》一诗，原注标明该诗作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四，即1897年2月5日，[17]则梁启超系正月初四或稍后赴粤接眷属，此前他已与陈、李商议好，并“请先定房屋、机器等事”，预计“二月初度即可出报”。[18]又据《郑孝胥日记》，正月二十六日（2月27日）梁与汪康年公邀郑与吴铁樵、邹殿书、章太炎、余亦斋、何眉孙等夜宴，[19]则二十天后他果然按计划接眷属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