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氏荐康一事中，把高氏愿意荐康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杨锐的关说，似仍未涉及问题的实质。前些年，孔祥吉先生经过研究后，从两个方面推断高氏疏荐可能与康用金钱贿赂有关。

首先，从高燮曾在戊戌维新前后的政治态度看，他对康有为发起的变法活动并不热心，1895年北京强学会和1898年保国会活动中均不见其踪迹。显然，他算不上是康、梁政治活动的追随者和支持者。相反，政变发生后，高燮曾紧紧附和顽固派，对康、梁落井下石。他建议慈禧“当机立断，将张荫桓、徐致靖、康广仁、谭嗣同、林旭五人速行惩办”，并主张由朝廷颁旨，“将康有为、梁启超务获拿京或就地正法”。[14]这种极端仇视维新党人的心态和见风使舵的投机行为，很难使人相信他当初奏荐康氏是出于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

其次，高燮曾确实有过贿卖封章的劣迹。沃丘仲子（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中谓，甲午年高燮曾被简为给事中后，屡上封事，但“所言特属弹劾，未尝及朝廷得失，时政是非”。戊戌年夏，高燮曾“附疏论权川督恭寿，谓其声名渐劣，请旨戒饬。德宗谓弹劾须有实迹，令明白覆奏。（高）乃托肆商为介，示意（恭）寿子荣勋，将以贿之多少，为覆奏之重轻，勋不应，遂具疏丑诋之”。[15]据孔祥吉先生引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高氏《密参恭寿片》以及《为署督臣贪劣显著，遵旨据实胪陈明白覆奏折》等材料看，沃丘仲子的记载完全属实。[16]其时正当变法进行之际，高燮曾不关心国事，却热衷于贿奏封章而谋取私利，足见此人人品之卑劣。

在上述两个方面分析的基础上，如果再将高氏荐康之事与康、梁曾有过收买言官的计划相联系，或许会使孔祥吉先生的推断更接近于事实。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底，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等人关于变更科举的两封信中，非常详尽地提到了“买都老爷上折子”推动改革的设想。他在致康氏信中云：

中国今日非变法不能为治，稍有识者莫不知之。然风气未开，人才未备，一切新政无自举行，故近日推广学校之议渐倡焉。虽然科举不变，朝廷所重不在于是，故奇才异能鲜有应者。殚心竭力求在京师、上海设一学堂，尚经年不能定。既使有成，而一院白人，所获有几？惟科举一变，海内洗心，三年之内，人才不教而自成，此实维新之第一义也。惟天听隔绝，廷臣守旧，难望丕变。若得言官十余人共倡斯义，连牍入陈，雷厉风行或见采纳。昔胡文忠（林翼）以四万金贿肃顺，求赏左文襄（宗棠）四品卿督师，于是中兴之基定焉。豪杰举事，但求有济。伊尹之志，子与所取。今拟联合同志，共集义款，以百金为一分，总集三千金，分馈台官，乞为入告。其封事则请同志中文笔优长者拟定，或主详尽，或主简明，各明一义，各举一法，要其宗旨不离科举一事。务使一月之内，十折上闻，天高听卑，必蒙垂鉴。则人才蔚兴、庶政可举，数百年之国脉，数百兆之生灵，将有赖焉。

与此同时，梁氏致康广仁、徐勤的一封信中亦言：

今日在此做得一大快意事，说人捐金三千，买都老爷上折子，专言科举，今将小引呈上，现已集有千余矣，想两日内可成也。请公等亦拟数篇，各出其议论。不然超独作十篇，恐才尽也。此事俟明春次亮入京办之。[17]

梁氏在这两封信中，十分详尽地将“共集义款”，“分馈台谏”，授意言官向朝廷建议变革科举的计划透露给康氏兄弟，并以胡林翼重金贿赂肃顺使左宗棠得以督师为例，强调了“豪杰举事，但求有济”的实用主义的政治原则。按照梁启超的计划，请变科举之事须到1897年春帝党官员军机章京陈炽（字次亮）入京后再办之。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朝廷并未有改科举之议，梁启超变革科举的计划暂时搁浅了。但是，从康、梁戊戌年的政治活动看，“买都老爷上折子”却成为他们非常重视的一项政治策略。康有为授意高燮曾疏荐一事，发生在康、梁确立这一特殊策略之后，将其纳入这一范围进行一番考察也是符合情理的。

戊戌年康氏多次代言官草疏，以此方式表达其改革主张，实现其政治意图，背后多有金钱的特殊推动作用。[18]缕述此类情形，对于探析高氏荐康的真实原因也是有所启示的。

据《康南海自编年谱》的记载，以及孔祥吉先生的考证，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至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间，除高燮曾外，王鹏运、杨深秀、陈其璋、宋伯鲁、李盛铎、张仲炘、徐致靖、王照、文悌等人都曾在康有为授意下上过封事，这些疏稿均由康氏所拟。他们中多数是言官，其中杨深秀、宋伯鲁代康上言最多。时人曾言：“台谏之中惟杨深秀、宋伯鲁最为康用。”[19]据考，康有为先后为宋代拟十折十片，为杨代拟七折五片。[20]诸如奏请明定国是、废除八股、效法泰西上下议院之制设立政务处等激进的变法章奏均由宋、杨二人递上。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1898年6月20日）杨、宋合疏纠参守旧大臣许应骙也“系康嘱宋劾之”。[21]宋伯鲁不遗余力地代康上疏，当时即有人怀疑是接受了康有为的贿赂。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就曾写道：“康有为初未进用，所拟变法章奏，未由上达，皆怂恿伯鲁言之，或传其受有为贿，莫能明也。”[22]

从康有为与御史文悌的关系中亦可窥见康氏结交言官的内情。文悌在戊戌年春与康关系十分密切。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六记云：“时文（悌）数访康先生，一切奏章，皆请先生代草之，甚密。”[23]据孔祥吉先生考证，文悌于戊戌年三月前后所递《参云贵总督崧藩折》、《请拒俄联英折》等即由康有为草拟[24]。但是，随着新旧斗争的尖锐，在守旧势力的压力下，他又反戈一击，背叛了康、梁。是年五月二十日（7月8日），文悌上折严参康氏“遍结言官，把持国是”，并纠参宋伯鲁、杨深秀有“党庇荧听情事。”在折中文悌揭露了康氏笼络言官的一些隐情。文悌云：

（戊戌）闰三月间，（康）拟有折底二件，属奴才具奏，一件欲参广东督抚，一件请厘正文体，更变制科。当时即经奴才晓以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官，遇事原不能向人访问，然必进言者，自有欲言之事，参询详细于人，若受人指使，而条陈弹劾，是乃大干列祖列宗严禁，断不敢为，且其欲参广东巡抚奏中，特为清查沙田一事而发，奴才拒之尤力。至今其拟来奏底，仍存奴才处，而其厘正文体一事，已有杨深秀言之矣。……又康有为于闰三月间，忽遣其门生广东崖州举人林缵统，持其信函，至奴才处求见。……次日备办礼物，至奴才处馈送，甚至奴才幼子童奴，皆有赠贻。奴才大骇，立即驱逐之去，告以如敢再来，定即奏交刑部。林缵统去，而康有为旋来，奴才以正言责之，康有为且言礼亦微物，系由康有为代备。[25]

从文悌披露的情形看，康氏确曾用馈赠手段来联络言官。时人怀疑宋伯鲁受康氏之贿并非毫无凭据。

除杨、宋二人外，另一位代康上折最多者乃内阁学士徐致靖。康氏先后草拟八折一片交由徐氏奏上，其中包括戊戌年四月二十日（6月8日）所递《请明定国是，明示从违折》和四月二十五日（6月13日）奏请召见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等人的《保荐人才折》[26]。据梁鼎芬《康有为事实》言，“康有为好求人保举，此次徐致靖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折，系康、梁师弟二人密谋合作，求徐上达”者[27]。若此，则其形迹与康氏自拟折片交高燮曾举荐如出一辙。

以往人们在论及徐致靖、宋伯鲁及杨深秀积极支持康有为政治活动时，大多从改革思想的共同性方面去认识，这不无道理。然而，政见契合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据康氏之幕后最大支持者、户部侍郎张荫桓在政变后披露，“侍读学士徐致靖折保酬四千金，宋伯鲁、杨深秀月资以三百金”[28]，这种非局内人无法洞悉的秘密，恐怕不能说是张荫桓无端编造的。这应是康有为用金钱推动其变法活动最有力的证据。

除贿赂言官外，康有为对金钱的运用还涉及其他有助于其政治活动顺利进行的各个方面。结交太监，潜通宫禁亦是其政治贿赂的内容之一。政变后康氏族兄康有仪便揭发康有为在京期间曾贿赂过太监[29]。梁鼎芬亦言康氏在戊戌年“交结权贵言路，串同内监，用钱无算”，并指出，康之进用完全是“张荫桓带同贿通内监”的结果。[30]将康见赏于皇帝归结于太监的作用，未免有失偏颇，但通过张的关系结识太监以通消息则不无根据。据近人曾毓隽《宦海沉浮录》言，张氏“与李莲英及诸奄多有联系，……光绪独宠珍妃，荫桓亦夤缘之。奄寺出入张宅，凡有谋谟，得因珍妃密达帝听”。[31]凭着张氏多年与内廷太监建立起的关系，为康引介“贿通太监”、暗通消息是毫不费力的事情。政变后，光绪帝身边的太监有被捕杀者[32]，这应与康有为贿通太监之事有关。

总之，在戊戌维新中康、梁政治活动的背后，金钱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康氏之进用及改革形势的发展，均与康、梁的政治贿赂策略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