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四年夏康有为北上京师，参加顺天府乡试。据康氏自编年谱，乡试落榜后，康因感于“国势日蹙”、“外患日逼”的形势，遂萌生了联络朝贵、上书朝廷请求变法的念头。“时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荫、常熟翁师傅同龢、徐桐有时名”，遂“以书陈大计而责之”，此事在京师颇有轰动。这年十月，盛京祖陵山崩千余丈，康氏又借此机会“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该书由国子监祭酒盛昱（伯羲）转交翁同龢，但因种种缘故，翁并未将其代呈御前。[2]这些情况是我们评价康氏早期政治活动所经常提到的。依康氏所述，他在京的所有活动（包括联络朝贵）均与变法图强的政治理想相关联，表现出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可贵精神。如果联系到十年后康有为成为戊戌维新运动中的领袖人物，对康氏的这些陈述可能很少有人会持有异议。也有学者认为，“此次康有为进京，与其说是应顺天府乡试，勿宁说是为了发动变法。所以他和其他应试士子绝然相反，不是关起门来搜索枯肠杜撰八股试帖，也不是到处钻营，寻找门路，托人情走后门，冀求金榜题名，而是广泛联络京官……目的是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企求得到他们的支持”[3]。这一结论似与康氏自述的影响有直接关系。不过，有关康氏1888年在京活动的情况，其他同时代人的说法非但与康说有异，甚至有相抵牾者。

近人梁鼎芬（字星海，号节庵）撰《康有为事实》中说：

康有为赴试京师，因不中举人，遂夤缘在朝大官，求得富贵。已故工部尚书潘文勤公祖荫、现任大学士徐公桐、前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前礼部尚书许公应骙、已故前出使英国大臣户部左侍郎曾惠敏公纪泽、礼部右侍郎志公锐、前国子监祭酒盛公昱，皆与康有为素无渊源，乃屡次求见，上书谀颂，诸公以康有为一年少监生，初到京师，遍谒朝贵，实属躁进无品，皆甚鄙之。潘公送银八两，并作函与康云，以后请勿再来，来亦不再送银。此函人多见之。曾公尝告人曰：康有为托名西学，希图利禄，不知西无此学，中国亦无此学也。徐公、志公见其言嚣张卑蹈，皆将原书掷还，都下士大夫无不鄙笑。[4]

这段叙述将康有为在京活动称之为“夤缘在朝大官，求得富贵”，与康氏自述之从事变法活动可谓大相径庭。《康有为事实》（共三十二条），撰写于戊戌年（1898年）十月，系梁鼎芬送至日本驻沪领事馆揭发康有为“罪行”的材料，意在劝说日本方面驱逐流亡彼国的康、梁，所以文中充斥着诋毁、攻击之辞。此前，在九月十三日（1898年10月27日）《申报》上，梁鼎芬已刊发了《驳逆犯康有为书》，对康流亡海外后在报端攻击、谩骂慈禧的行为大加挞伐，其中也提及康氏光绪十四年初上皇帝书一事。梁文云：

尝观其初上皇帝书矣，有云皇太后皇上聪听彝训，乐闻谠言。又云，皇太后皇上端拱在上，政体清明，内无权臣女谒之弄权，外无强藩大盗之发难，宫府一体，中外安肃，宋明时承平所无也。……查此书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作。其尊颂皇太后之词，联行累句，斑斑耀目，名为论事，意在乞恩。核以今日狂吠各端，逆犯当时不应有此篇文字。盖时求富贵，则但有颂扬；身在逋逃，则极意诬谤。[5]

他称当日康有为上书，“名为论事，意在乞恩”，目的与“夤缘”朝臣相同，都是“希图利禄”。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梁氏言辞尖刻，夸张渲染之势自然难免。与康有为本人的解释截然不同，梁鼎芬全然否认康氏具有政治理念与爱国情怀，强调其追名逐利的私人动机。应该承认，康、梁各自叙述中均存在强烈的感情色彩，或过分溢美，或极力贬斥，各持一端。只有努力将其中的主观因素剥离出来，并结合其他史料进行细致的考察，才能更加清晰地看到康有为当年在京活动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