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戊戌年春翁同龢的政治底色，总是与这年四月二十七日翁氏开缺事件相关联。翁氏开缺后，传言甚多，各方对翁的评价也不尽一致，彼此细节也互有参差。然而，这些头绪纷繁的传言，却为我们了解这一事件的原委提供了初始的历史场景。

戊戌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恭亲王奕??病逝不久、朝廷颁布“定国是诏”的数日后，一位有着帝师崇高地位的军机大臣突然遭到罢黜，这在当时朝野产生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由光绪帝亲笔书写的朱谕公布了翁氏的“失职”状况：“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见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以皇帝的口吻如此措辞，很难说理由不充分。谕旨又称“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所以仅令其开缺回籍，“以示保全”。[3]这样的表述，似乎在法理之外也兼顾了不同寻常的君臣情谊，显得合情合理。但是，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此事幕后尚有不便形诸笔墨的深层原因，纷纷猜测不已。

清廷政局动向与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及其对华政策密切相关，因此，一些在华外交官以及海关人员都对翁氏开缺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美国驻天津领事向华盛顿方面报告翁同龢开缺情形时说：“多年来，他一直身居要职，且深得皇帝宠信。据认为，他相当诚实，心地善良，但极端排外，是顽固派中的顽固派。……据预测，翁的罢退意味着一个更为孱弱的统治时代的开始。”[4]英国公使窦纳乐也注意到，亲笔谕旨突然出现，使得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们相当激动。四月三十日（6月18日），他在给英国首相兼外相沙侯（沙士勃雷）的信中说道：“我最初相信翁的命运与6月11日及12日上谕里预示的自由改革，不是不相连的……但北京流行的意见，是现在恭亲王死了，慈禧又在伸张着她自己的权力。”窦氏所说“北京流行的意见”无疑是指流行于京城士大夫中的看法，可见，当窦纳乐想从政见分歧的角度分析翁氏开缺的原因时，却发现中国人思考问题的角度与他并不相同，北京的士大夫似乎更强调高层权力斗争的因素。具体到翁同龢本人，窦纳乐认为，尽管翁头脑中那种“不变地来反抗革新及进步”的思想倾向比以前已有所改善，但总体上说，翁氏仍是“受人尊敬的，有学者风度的——一位守旧的中国政治家最优美的典型”。[5]“守旧的”又是“最优美的”，这种表述看似矛盾，恰好反映了西方人评判问题的平和心态。

同日，总税务司赫德致函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谈了他对清廷政局变化的看法。他说：“这个星期里发生的事件（指四月二十三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引者）是重要的和意味深长的。它意味着一种过于守旧的政策的放弃。”显然，赫德对光绪帝实行新政十分赞赏，与其一贯建议中国实行改革的立场并无二致。对于翁开缺，赫德称：“据说他利用了作为太傅的职权，过多地干预了这位皇帝关于实行民众参政的主张，可惜的是，这位皇帝没有把它实行的温和一些！”[6]同窦纳乐相比，赫德对北京官场的情况更熟悉一些，与翁同龢本人也有一定的私交，此时他也将翁视为妨害皇帝从事改革的守旧者，恐怕不全是偏听偏信。同一天，赫德又写信告诉远在伦敦的金登干说：“事情的真相仍不明朗……翁氏的忙乱、守旧或许助长了一场宫廷政变，使大权落到慈禧太后手中，于是皇帝对他颁下无情的谕旨。”这里也涉及帝后关系及高层斗争，并认定翁是守旧的，罢黜翁氏完全出于皇帝的决定。[7]当然，赫德本人的上述论断，也是以各种传言为基础做出的推断，到底出于什么原因，他也不能确定，所以用了“据说”、“或许”这样的字眼。五月初二日（6月20日），天津海关的洋员艾·爱·贺璧理致信莫理循说：“（6月）15日的诏书（即翁氏开缺朱谕——引者）构成了一次政变。它的重要性在于即使不是真正废黜，也是实际上废黜了皇帝，这样说不算夸大……慈禧太后胁迫这位可怜的年轻皇帝革去了他最忠诚的支持者翁同龢的官职。”[8]贺璧理得到的消息没有提到翁氏的政治倾向，只是强调太后逼迫皇帝赶走了他的师傅，这与赫德所闻截然相反。

可以看到，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窦纳乐、赫德、贺璧理等活跃在京津的外国人对事态极为关注，虽然他们得到的消息不尽确切，对事件的判断也不很清晰，并多少有按照西方人的标准来观察问题的特点，但大体上还是反映出当时北京官场中流行的几种基本说法：其一，翁氏开缺与慈禧扩张权力有关，是皇帝的权力受到限制的一种反映；其二，相对于对光绪帝实行的改革而言，翁是守旧的；其三，翁氏开缺是光绪帝自己的决定，不过也有人认为是慈禧胁迫皇帝做的。这些说法彼此或有抵牾，正说明了官场传闻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