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氏年谱称戊戌年二月十九日《第六书》上达前翁同龢已向光绪帝举荐过康，而且皇帝屡欲“召见”康氏，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光绪帝对康氏及其政治主张的重视是看到《第六书》之后的事情，如果没有《第六书》先入为主，任何人的举荐恐怕都无法对皇帝产生有效的影响。光绪帝见到《第六书》，为康氏言辞深深打动，当即下旨令总署妥议具奏。此后，康有为越来越受到皇帝的赏识，并开始频繁进呈变法书籍。
根据清宫档案以及《杰士上书汇录》所收折片抄件，康氏《第六书》上达后，又陆续向总理衙门呈递新的变法条陈与书籍。二月二十日，也就是《第六书》呈递皇帝的第二天，康有为将早已抄缮好的《俄大彼得变政记》一书及《为译撰〈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致强之故，呈请代奏折》（又称《上清帝第七书》）送到总署请求代递。二月二十七日又将《俄胁割旅大，覆亡在即，乞密联英日，坚拒勿许折》递至总署。三月初三日总理衙门将上述二折一书同时进呈皇帝。三月二十日康氏复将《日本变政记》、《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三书及《译撰〈日本变政考〉成书，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请照经济科例推行生童岁试片》交到总署。三月二十三日翁同龢在枢臣见起时，将此三种变法书籍及康氏折片一并呈到御前。[76]
短短一个月之中，康有为连续三次向总署递条陈和书籍，其数量一次比一次多，总署代呈一次比一次及时，基本上没有拖延。如果说《第六书》由总署以复奏高燮曾附片的形式递上还算名正言顺的话，后来这些书折由总署代呈则无正当的名目，显然违背了定制。康氏年谱中自称这些条陈和变法书籍都是“奉旨”而上的，可是，根据《杰士上书汇录》所收总署代奏折，均为其自行递至总署、“恳请代为具奏”者。[77]既是自行呈递，又怎能顺利到达御前？这与张荫桓的秘密活动有关。
张荫桓在戊戌年春朝局中的地位十分特殊，他对光绪帝的影响力似乎超过翁同龢。时论称“南海张侍郎曾使外洋，晓然于欧美富强之机，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不时召见”。“启诱圣聪，多赖其力”。[78]政变后梁启超也说：“（张）久游西国，皇上屡问以西法新政。”[79]王照称，“张荫桓蒙眷最隆，虽不入枢府，而朝夕不时得参密沕，权在军机大臣以上”，“是时德宗亲信之臣，以张荫桓为第一”。[80]张氏对光绪帝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接待德国亲王访华的礼仪安排等问题上，皇帝完全听信于张荫桓，导致慈禧和军机大臣们的不满。[81]
据张荫桓日记，仅戊戌年正月至四月间，先后于正月初九、二十一、二十八日，二月初七日，三月初二、初十、十四、十七、十八、二十八日，闰三月初十、十二日，总计13次单独被光绪帝召见；仅三月就被单独召见6次，而康氏的变法书籍主要是在三月内进呈的。大学士徐桐在闰三月二十七日纠参张荫桓时，别有用心地指责张氏“屡蒙召对，于敷陈时事必有耸动圣听之处”，[82]暗示有“蛊惑”皇帝的嫌疑。抛开守旧的倾向不言，徐桐的这一判断并非无因，康有为越来越受到皇帝赏识即与张氏屡蒙“独对”直接相关。
近人郭则沄在《十朝诗乘》中写道：“时德宗惩甲午之败，谋自强，张樵野密进康所著书，上惊赏，戊戌改制由此。”[83]在《庚子诗鉴》亦云：“康有为初规变法，所著及封奏皆由张樵野侍郎代进。”[84]郭则沄之父郭曾炘（号春榆）戊戌年以礼部郎中充军机章京，故上述说法自属局内人之论。祁景颐《张樵野侍郎之与当时朝局》亦记云：“德宗立意维新……召见时（张）私有所陈，兼进新学书籍。如康南海之进身，外传翁文恭所保，其实由于侍郎密奏也。”[85]景颐为晚清名臣祁世长之孙、李鸿藻外孙，出身世家，久居京师，这番言论也不同于游谈无根的传闻野记。他明确肯定举荐康有为的不是翁同龢，而是张荫桓。苏继祖也提及南海张侍郎传递说帖之事。[86]时人魏元旷称：“康有为居京，日夜于侍郎张荫桓宅图之，张荫桓私以康有为进。”[87]一个“私”字可谓道尽玄机，也是后来张荫桓不见容于慈禧的根本原因。
查张荫桓戊戌日记，张氏在三月初二、初十、十四、十七、十八日，五次被单独召见，每次独对逾时。从张日记的简略记载看，君臣二人所谈主要是对俄、德交涉，以及德国亲王访华接待仪节诸事宜。不过，当时光绪帝正为康之主张所吸引，总署对《第六书》尚未复议，他们的话题不会不涉及康有为，否则就无法解释张氏屡蒙召见与康氏频频上书、总署违例代呈之间存在的有机联系。例如，三月初二日张荫桓被召见，第二天总署即将康氏早已交来的书籍、条陈呈上；三月十七、十八日张氏连续两次被召见后，康有为即于三月二十日异乎寻常地将三部变法书籍和一折一片同时递至总署，三月二十三日翁同龢在枢臣召对时将其呈送皇帝。如果不是张氏在召见时的介绍，以及光绪帝的特意过问，康有为递至总署的书籍恐怕很难及时上达。将光绪帝过问后的进呈视为“奉旨”，似乎也不无理由，但是，这与一般所说的“奉旨”不同。康氏反复强调“奉旨”之说，正是为了掩盖张荫桓独对时推介的内情。无论如何，这是无法公之于众的秘密。此外，康氏在三月中旬后通过总署大规模向皇帝进书，可能与总署大臣许应骙生病请假有关。许氏于三月十四日请假十日，二十四日又续假五日，到二十八日才销假。[88]因为没有阻挠，康氏的书折才得以通过总署顺利代达。
张荫桓向皇帝推荐康有为著作的情况，从《日本国志》一书进呈过程也能得到证明。戊戌年春被呈送光绪帝的第一部变法书籍并非康氏之著述，而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正月二十三日，翁同龢日记云：“上向臣索黄遵宪《日本国志》，臣对未洽，颇致诘难，并论外人入觐，将以舆马入禁门，上意谓可曲从，臣谓不待请而先予，恐亦非礼也。”二十四日又记：“是日以《日本国志》两部进呈。”[89]深居禁城的皇帝突然宣取《日本国志》，似与张的进言有关。查正月二十一日张氏日记云：“蒙召对，问德亲王来华事，跪对两刻余。”[90]黄氏书籍应是这天被介绍给皇帝的，[91]当然，允诺外使觐见时“以舆马入禁门”也是张的建议。在年轻皇帝趋新若渴的时候，张氏在召对时先后推荐黄、康的新学著作，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实现了对二人的“密荐”。
在进呈变法书籍时，张、康二人似有精细的计划。张氏与黄、康均主张仿效日本进行变法。康氏条陈、书籍及黄遵宪《日本国志》的进呈彼此相辅相成，十分强调学习日本的意义。康氏《第六书》明确提出，“愿皇上以俄大彼得之法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治谱”，主张仿效日本进行彻底变法。在此书未上达前，张荫桓便以详述明治维新史的《日本国志》奏上，与康氏主张相呼应，大有为皇帝接受康氏主张做铺垫之意味。康在《第六书》中又称：“职译纂累年，成《日本变政考》一书，专明日本改政之次第。又有《大彼得变政记》，顷方缮写，若承垂采当以进呈。若西人所著之《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于俄、日二主之事，颇有发明。皇上若俯采远人，法此二国，诚令译署并进此书……”[92]很明显，《第六书》还未递至御前，康有为已为进一步呈递书籍埋下了伏笔，并暗示令译署进呈。后来《日本变政考》等书也确由此途径实现上达。
在张荫桓暗中向皇帝积极推介康氏的过程中，翁同龢对张、康的密切合作完全知情，并非局外人。因为身兼枢、译，翁氏不可推卸地成为奉命宣取康氏书籍的传旨者与代呈者。开始，翁不仅代转了《日本国志》，也多次代转了康有为的条陈和书籍，这些活动均属办理公务，翁氏并未推辞。然而，到了四月初，朝局动**，翁同龢、张荫桓因内政外交危机受到中外官员的严厉参劾；特别是光绪帝受张荫桓、康有为影响表现出的改革倾向引起慈禧不满时，一生沉浮宦海的翁同龢开始退缩自保，主动疏远张、康，甚至更不惜冒犯皇帝，拒绝代呈康书。
四月初七、初八日，光绪帝在枢臣见起时，连续两次令翁向康有为索书（第二次进呈《日本变政考》），[93]但遭到翁的拒绝。翁氏日记云：
初七日：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
初八日：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上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知，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上仍不允，退乃传知张君，张正在园寓也。[94]
翁氏以“与康不往来”为由，两次拒绝向康索书，并提议“传总署令进”，试图与张、康划清界限。在皇帝坚持下，始允诺传知张荫桓，由张转告康有为。翁氏这里已经暗示出张与进呈康氏书籍之间的神秘关系了。[95]四月二十四日，光绪帝欲于宫中接见外国使臣，翁以为不可，遭到皇帝诘责。光绪帝又以张荫桓被劾，疑翁、张有隙，欲翁推重力保张氏，不料，翁同龢“据理力陈，不敢阿附”。[96]翁的态度令光绪帝大为失望。有论者以为几天后翁氏开缺出于光绪帝之意，与此多少也有关联。
翁氏开缺后，光绪帝又令军机大臣兼总署大臣廖寿恒专门负责向康传话并转呈书籍与条陈，京中讥其为“廖苏拉”。[97]康年谱记云，“甚至有谓康狗者。廖避之”[98]。其实，廖、翁均为奉旨办理公务，并不牵涉政见新旧及私人交谊。后来翁同龢删改日记时，对于屡次代呈康书的情况，未有丝毫改动，即为明证。然而，在不明就里的局外人看来，频繁转递康氏书籍，不啻是支持康氏的力证。
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康有为通过张荫桓，牢牢把握住了光绪帝的思想动态，不断进呈变法书籍和条陈，建言献策，逐步赢得了年轻皇帝的信任。同时，又联络其他官员上书言事，营造变法声势。四月十八日，在康有为策划下，御史杨深秀上疏请定国是而明赏罚，称“非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无以定趋向而革旧俗”。[99]四月二十日，康又代内阁学士徐致靖草折，再次请明定国是，大意与杨折同。二十三日经慈禧太后同意，光绪帝终于宣布明定国是，实行变法。二十五日，徐致靖再次上疏，奏请召见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等人。疏上，光绪帝谕令在京的康有为、张元济预备召见。至此，康有为与张荫桓煞费苦心的政治运作，在几个月内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
对于“徐学士荐备顾问”之事，康氏在年谱中表示出乎意外，[100]这是故作姿态。梁鼎芬在政变后揭露徐氏保荐是康幕后策划的产物，保折由康、梁二人所拟。[101]张荫桓也披露，杨深秀、宋伯鲁、徐致靖均受康氏重金馈赠而支持其政治活动。[102]这种非局内人无法洞悉的秘辛，恐怕不能说是张氏无端编造的，正说明张荫桓也是参与核心机密的“康党”主脑人物。金钱操纵下的政治活动在清季官场并不鲜见，不过，也不能因为牵涉变法就对其视而不见。
总之，在当时等级森严的专制体制下，康有为这位资历甚浅的额外六品主事，终于冲破种种阻隔，得到皇帝的格外赏识，这在清代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故时人感叹“以小臣而受殊知，实古今未有之奇遇也”。[103]康氏在短时间内迅速“发达”起来，完全是因为在张荫桓引领下，沿着“秘密”捷径，走入光绪帝的视线之内。对此，清史专家萧一山曾言：
有为受知于帝由于同龢，其向用变法则由于荫桓，所谓徐致靖、杨深秀、高燮曾、李端棻等推荐，皆系官样文章，其奏疏全出梁任公手，观《梁任公先生年谱稿》可以知之。惟诸当事人所亲记，如翁，如康，如梁，均只言其一面，实际暗中为之运用者，皆张荫桓，而荫桓之名竟不彰，殊可惜耳。[104]。
其实，“受知于帝”和“向用变法”是很难分开的，这是前贤面对疑案难得定见，不得不做的调和之论。近人叶公绰也称，“康长素之出，实由樵野荐之于翁叔平，翁荐之于光绪，故戊戌变政，樵野实其原动”。[105]或囿于成见，萧、叶均不能摆脱翁氏“荐康”说的影响，但他们对张荫桓在变法中“实际暗中为之运用”的“原动”作用予以了充分的估量，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