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和学术带头人，罗尔纲先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为世人所景仰，《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便堪称当代考证学的经典之作，但就李秀成“伪降”说而论，似乎并不足以令人信服。罗先生列举了李秀成供词中的12处疑窦，诸如“假造与天王不和”“遮掩天王对他的重任”等，将其中的乞降求抚之语一概解释成“伪饰的话”，坚持认为李秀成“是一个百折不挠的革命者”，“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与强烈的革命感情”。这种推断不免有以偏概全、曲意为尊者讳之嫌。

后期，以血缘和利益关系为纽带，李秀成等异姓诸王与王长次兄等洪氏宗室成员逐渐成为朝中分庭抗礼的两大派系。在经历天京事变这场噩梦之后，心有余悸的洪秀全对异姓大臣猜忌甚深，倾向于重用自己的兄弟子侄。在天历辛酉十一年四、五月天王颁发的几道诏旨中，在受诏人名次的排列顺序上，洪氏宗室成员均赫然排在英王、忠王等异姓诸王之前，其亲疏厚薄一目了然。然而，洪氏亲属尽管地位显赫，但并无一人掌握兵权和地盘，而这些正是李秀成等人与前者抗衡的资本。洪秀全一心想营建自己的家天下，始终对异姓诸王抱有戒心，但他同时却又不得不在军事上借重后者，这是他无法回避的一个矛盾。无奈之下，洪秀全只好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但是，洪秀全性情暴烈而又固执，本不擅长协调人际关系。这使得他在处理朝内纷争时往往过于偏执和意气用事。这种用人思路上的摇摆不定既引发了异姓大臣的离心倾向和抵触情绪，同时又激化了异姓大臣与洪氏宗亲之间的矛盾，加之洪秀全在后期一味沉溺于宗教，无心亲理朝政，遂使这一局面更加失控。忠王对洪氏宗亲很不服气。他在供词中直斥王长次兄是“佞臣”，列数其鬻官纳贿、搜刮民财、玩弄权术等种种劣迹。他还愤愤不平地说，天王第一重用幼西王，第二重用王长次兄，第三重用干王，第四重用其驸马，第五重用英王，第六才轮到他李秀成。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时，洪氏宗室与异姓诸王之间的明争暗斗闹得沸沸扬扬，就连清方也有所耳闻。在同治元年，九月廿三日的一份奏折中，左宗棠就此写道：“查贼中伪王可数者共三十余，惟伪忠王李秀成、伪章王林绍璋与李侍[世]贤尚称投合，余则彼此猜疑，势不相下；金陵逆首洪秀全之兄伪勇王洪仁达尤为各贼所恨。似从前杨、韦两逆互相吞噬之事，不久必将复见。”[10]李秀成在供词中检讨太平天国败亡的原因时，反复抱怨天王“不信外臣”“不问政事”“不用贤才”“立政无章”，认为“我主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故有今之败”，虽言语偏激，但确系有感而发。总之，忠王与天王不和是不争的事实，斑斑可考，并非出自前者的“假造”。

平心而论，李秀成也有自己的过失，诸如专注于经略苏杭，对天京上游的安危较为淡漠，缺乏全局意识；在朝内党争中多少有些意气用事；对怀有贰心的部将和亲友过于宽恕，甚至不惜牺牲大局来体现自己的所谓仁义，等等。但瑕不掩瑜，李秀成毕竟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支柱之一，战功卓著。他体恤民情，减租薄赋，保护工商业，在苏南民间口碑较好。当大局糜烂之际，李秀成更是疲于奔命，所部几乎成了救火队。然而，他却不时受到天王的猜忌和洪姓大臣的掣肘。为了获准回救苏杭，李秀成被迫将包括自己老母在内的家眷留在京城作为人质，并且捐助饷银十万两，便是一例。他所受的委屈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李秀成依旧对天王忠心耿耿，忍辱负重，苦撑残局，乃至在京城沦陷后舍身救护幼天王，用他自己的话说，“尽心而救天王这点骨血，是尽我愚忠而为”。因此，在国破家亡、身陷囹圄之后，李秀成痛定思痛，如骨鲠在喉，难免会在供词中倒苦水、发牢骚，其文字也难免会有些情绪化。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是李秀成真实心态的一种流露。认为李秀成始终忍辱负重，毫无怨言，即使兵败被俘之后，仍然使出假投降的计谋与清方进行周旋，以图恢复太平天国，这种假设明显带有个人的主观美好愿望在里面。认为忠王不会写出丧失革命气节的“自述”，进而断言这份文献是曾国藩伪造，也是出于类似的心理。

“伪降”说唯一的直接依据是曾家流传的“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这一口碑。然而，口碑倘若没有文献资料作为佐证，便成了孤证，其可信度也就大打折扣。现存的忠王供词原稿是一残本，结尾部分作“今我国末，亦是先天之定数，下民应劫难，如其此劫，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今已被拿在禁，非因天意使然，我亦不知我前世之来历，天下多少英雄才子，何不为此事而独我为，实我不知（原文衍一‘知’字，引者按）也。如知”，就此戛然而止，卷末显然已被曾国藩撕毁。[11]著名学者陈寅恪当年曾经推测，曾国藩不肯将原稿公布，必有不可告人之隐。那么，被撕毁的部分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这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破解的历史之谜了。不过，至少在残本忠王供词原稿中，丝毫看不到任何挑动曾国藩反清的痕迹，相反，“大清”“大清皇上”之类的称谓倒并不少见。退一步说，即使口碑属实，也只能说明李秀成有心投效曾国藩，而不能据此断言李秀成这么做仅是一种手段，伺机恢复太平天国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将干王洪仁玕被俘后的表现与忠王李秀成做一对比，对我们思考这一问题不无启发。在先后被俘的太平天国诸王中，洪仁玕是唯一一位从满汉仇雠角度为太平天国败亡浩叹不已的人。从被俘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抱定杀身成仁的信念，决意效法文天祥。在狱中所写的绝命诗中，洪仁玕强调“春秋大义别华夷”，为“志在攘夷愿未酬”而抱恨终天。相比之下，李秀成从被俘直至被杀，始终没有在任何场合流露过华夷（汉满）有别之类的思想，可见所谓忠王效仿姜维伪降、意在挑动曾国藩反清的说法值得重新认识。此外，洪仁玕在就义前曾从江西巡抚沈葆桢处读到《李秀成供》，并就其相关段落签附反驳意见，是太平天国内部唯一一位读过《李秀成供》并对之加以评述的人。他在签驳时反复数落李秀成“变更不一”“己多更张”“变迁不常”“变迁不一”，并提到苏州叛将向李鸿章献城一事，认为“即忠王亦几几不免”。[12]这实际上是洪仁玕对李秀成变节行为一种含蓄的谴责。

当然，李秀成之所以在供词中写下有辱其“忠王”封号的言辞，并非单纯出于对天王和洪氏宗亲的怨艾心理。李秀成在被俘后所产生的心理变化以及曾国藩对他的诱骗，都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些均是我们在研究时所不应忽视的细节。

在被俘之后，李秀成最大的心理变化是对太平天国的前景感到彻底绝望。在亲笔供词中，包括在与曾国藩机要幕僚赵烈文的对话中，李秀成都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宿命意识。在被俘当晚与赵烈文进行的长谈中，李秀成将1861年错失解救安庆的良机解释为“天意”，并根据天上的星象，预言洋人在十余年后必成大患。赵烈文询问星名度数，李秀成便搬出民间的星宿八卦之说做了一通解释。[13]在亲笔供词中，类似的文字更是屡见不鲜。例如，他将当初太平天国的兴起解释为“此是天机，升平日久，应出此人（指天王，引者按），集传许多乱星下降”，将战场上的失利归结为“于今气数已满，谋而不中”，将太平天国最终的败亡解释为“五百年之大数转限数难逃”，“数尽国崩”。在谈到幼天王的下落时，他推断后者出城后凶多吉少，“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奇（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追，定言（然）被杀矣”[14]。在再三批评天王“一味靠天”“言天说地”的同时，李秀成自己的宿命思想却急剧膨胀。这一矛盾现象恰好说明，此时的李秀成心如死灰，已对太平天国彻底感到绝望，断无伺机复国的念头。[15]

李秀成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断然不会怕死。但在被俘之后，他却多少显得有些贪生。这也不难理解，他曾经叱咤风云威震四方，如今却束手就擒，生死仅在旦夕之间。这使他感到心有不甘，求生的欲望也陡然变得强烈起来。在上报清廷的奏折中，曾国藩谈了自己对李秀成的印象，认为他“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之一命”[16]。曾国荃也以一种胜利者的口吻，说李秀成“阱虎乞怜，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17]。当然，这种言语明显带有夸张和泄恨的成分。赵烈文则在日记中记述了他在李秀成被俘当晚与其长谈的内容。据载，当被问到“汝今计安出”时，忠王答道：“死耳。顾至江右者皆旧部，得以尺书散遣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瞑目无憾。”既做好了死的准备，同时又主动提出招降旧部，隐约流露出求生的念头。赵烈文觉察出忠王“言次有乞活之意”，便答复说：“汝罪大，当听中旨，此亦非统帅所得主也。”忠王听后低头不语。[18]日记是个人心灵的独白，因为不公开，所以也就没有刻意伪饰或夸张的必要。赵烈文在日记中便描述了湘军在攻陷天京后烧杀抢掠的种种暴行，认为“其乱如此，可为发指”。因此，他认为李秀成“有乞活之意”的判断应是可信的。李秀成亲笔供词中的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点。

而老辣的曾国藩正是利用李秀成在被俘后产生的心理变化，抓住其性格中的弱点，使事态沿着自己的思路发展。

曾国藩将民人缚送李秀成吹嘘成湘军“生缚名王归夜半”，颇为洋洋自得。1864年7月26日，他在安庆上奏清廷说，“李秀成、洪仁达应否献俘，俟到金陵后察酌具奏”[19]。28日下午，曾国藩赶到南京，几小时后便亲自审讯李秀成。曾国藩毕竟老谋深算，他并没有像曾国荃那样对李秀成动刑，而是展开攻心战，但随即便萌生将李秀成就地处决的念头。在次日写给其子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相告：“伪忠王曾亲讯一次，拟即在此杀之。”[20]当然，他也清楚有一件事不可忽视，所以在同一天的日记里又特意写上“取伪忠王详供”这一条附记。

曾国藩的攻心策略果然奏效，李秀成自愿书写供词。李秀成是从7月30日开始动笔的。他在供词中写有这样一段话：“今自愿所呈此书，实见中堂之恩情厚义，中承[丞]（指曾国荃，引者按）恩容，佩服良谋，我深足愿。所作之书供，定由列位师爷手过，恐有违犯字样，是烦劳清心改除可也。”文中的“师爷”指奉命会鞫李秀成的曾国藩随从庞际云、李鸿裔等人。从李秀成说曾国藩“有仁爱”“有德化之心”等语判断，曾国藩肯定对李秀成表露过安抚之意。至于曾国藩究竟对李秀成有过什么暗示或许诺，令李秀成感到前者对他有“恩情厚义”，现已无从知晓。以李秀成的阅历，他绝不可能天真到对曾国藩深信不疑的地步，但他显然对后者抱有幻想。他在供词中自叹“一身[生]屈错，未遇明良”，这可能掺杂着他当时的一些真实心态。他虽然不是怕死之辈，但因为哀莫大于心死，对太平天国已彻底感到绝望，对曾国藩抱有幻想，所以难免会流露出一些反常、复杂的心态和意识，萌发一丝求生的念头。至于李秀成求生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这只有他本人清楚。更确切地说，或许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李秀成明知自己活下去的希望极为渺茫，同时，他并不知道曾国藩在看了他的供词后会做出何种反应。这种命运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对未来有什么具体打算。他之所以流露出求生的欲望，更多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带有浓厚的听天由命的色彩。

李秀成是在一种恍若隔世百感交集的状态下，被困在囚笼中，在死亡威胁下，冒着酷暑，以每天六七千字的进度写下这份供词的。这与在正常状态下的写作有着天壤之别。当写到三万七八千字时，李秀成用完了纸，写坏了笔，便提出再给一本纸簿和一支好笔，同时表示“烦各位师爷转禀老中堂及中承（丞）大人宽限，我亦赶写”。可见李秀成尽管心存侥幸，但已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忠王在供词中有“我今临终之候”一语；在写出“收齐章程”后，又自云“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既抱定必死的信念，同时又对曾国藩表示感戴，这真切地折射出忠王当时反常、复杂的心态。尽管他对昔日不共戴天之敌的谀颂之词多少有些言不由衷，所提的“收齐章程”多少带有保全旧部性命和避免生灵涂炭的意图，但就具体事实而论，这的确是李秀成晚节的一个污点。

可怜李秀成终究还是被曾国藩算计了。8月3日晚，曾国藩对赵烈文表示，打算不等朝廷降旨，便将李秀成从速“正法”。赵烈文回答说：“生擒已十余日，众目共睹，且经中堂录供，当无人复疑。而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两人不谋而合。

8月6日夜，曾国藩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李秀成照面。据赵烈文讲，李秀成“有乞恩之意”，曾国藩“答以听旨，连日正踟蹰此事，俟定见后再相复”。

第二天，即8月7日，仍在赶写供词的李秀成写下了“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昨夜深惠厚情”等语。结果墨迹未干，曾国藩就派李鸿裔向李秀成摊牌，表示“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并于当天傍晚将李秀成处死。[21]

清廷吩咐将李秀成押解来京的谕旨是8月1日发出的。而曾国藩却先斩后奏，捏称部将萧孚泗“生擒”李秀成后，乡民为了替他报仇，竟将亲兵王三清捉杀，投尸水中；又说李秀成被关进囚笼后，松王陈德凤被押到营中，一见李秀成便长跪请安。曾国藩表示：“臣闻此二端，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即决计就地正法。”他还辩解说，上谕被驿站误投到安庆，耽搁4日之久，等转到南京时，李秀成已被处死。[22]

曾国藩之所以擅杀李秀成，与他心存忧虑有很大关系。他早就认为李秀成“狡诈百端”，对他在供词中奉承自己的话并不当真。曾国藩心里清楚，一旦献俘到京城，他们兄弟二人欺瞒朝廷的一些事情，诸如李秀成被俘和曾国荃洗劫天京中饱私囊的真相，统统都会曝光，难免会落个欺君之罪。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他都不能留下李秀成这个活口。

于是，尽管早就动了杀气，但曾国藩仍然不露声色，抓住李秀成在绝望中的复杂心理，如愿以偿地获取了其供状。事后，他又玩起文字游戏，凡是吹捧自己的话一字不删，对自己不利的段落则加以删改甚至撕毁。在曾国藩看来，能让李秀成这样的敌手如此心悦诚服地归顺自己，这是足以夸耀于世的资本。曾国藩既欺骗了李秀成，又蒙骗了朝廷，更折腾苦了后世的历史学家。在这件事情上，曾国藩做得很不地道，却将自己粉饰成正人君子。不过，他也许没有料到，事情的真相在百年后依旧会大白于天下。这正应验了那句老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就在一手将李秀成送上黄泉路的时候，曾国藩仍然惺惺作态。他下令将李秀成斩首，其首级传示各省，尸身则用棺材装殓掩埋。但在次日写给清廷的奏折中，他却说已将李秀成就地“凌迟处死”。

同在8月8日，定下心来的曾国荃从城外大营入城，择定房屋，饮酒作乐。次日下午，清廷赏赐曾氏兄弟的消息已经传到南京。11日，谕旨正式颁到：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加太子太保，赏双眼花翎；曾国荃封一等威毅伯，加太子少保，赏双眼花翎。曾国藩顿时乐不可支。赵烈文打趣说：“此后当称中堂，抑称侯爷？”曾国藩笑曰：“君勿称猴子可矣。”[23]自从与太平军开战以来，曾国藩曾经屡遭惨败，先后在靖港投水自尽，在九江险被生擒，在祁门预写遗嘱以防不测。但他还是笑到了最后。